周晓燕

　　初识王迎春先生，是在2015年秋盐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一次聚会上，王先生的发言起初“格正正”得很，感谢了一群人，至于他为什么要感谢，又具体感谢了谁，不甚了了；然而，在谈及个人创作感怀的时候，他则越说越有激情，听者也越听越觉得有意思，颇受其感染。

　　王先生说因受父亲的影响，在二十多年前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散文创作，参加工作后，也不曾懈怠过；只是写得多了，自然就希望有人来评点几句，一来可以提高写作技巧，二来希望在“碰撞”中提升理论思维能力，获得更多人生的美感和智慧。后来，有位颇有才华的同事答应帮他看看，也点评点评，于是，王先生殷勤地给他擦桌子、端茶倒水数月，却不想，这位同事公务缠身，“批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事隔多年，王先生已经释然，轻松地把这段往事讲出来，然而，于我倒是感触良多，甚至心怀歉意。作为专门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博士，面对家乡这么多勤奋多才的作家，以及被他们照亮的那一个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家乡灵境，我竟从未驻足过。怀着愧疚的心情，我与王先生的文字交流也多了起来，对他和他的文字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印象——“乡村乌托邦”的叙述者。

　　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批评，都不必局限在大叙事或者我们耳熟能详的题材方面，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叙事方面的一个新的转折，所幸，王作家刚好就是这样一位乐此不疲的“小叙事”者；当然，这种“小”是故作的，是已然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一个虚拟的“村庄镜像”，其最终目的是以“小镜像”映射“和谐社会”这一“大主题”，把读者的视野整体拉大，把过去和现在，把家、国和天下都勾连起来，带有颇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与他自身而言，则是他抵抗乡村记忆被遗忘的重要的人生仪式。

　　王作家对“小村庄”意象的表述主要聚集在三个维度上，一是对于庄户人家朴实和韧性的生命力的表现；二是普通的庄户人家对急遽的“现代化变革”从容应对态度的表现；三是对于伦理情感生存思维的表现。

　　首先，王先生的“村庄”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是城市视角中的“村庄”，是与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梦魇”对立的一种叙事；更具体地说，是当“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平静和安宁的叙述主体受到工业文明威胁的文本体现，这种“威胁感”弥漫在王先生几乎所有的村庄叙述中，或化为“儿时偷父亲车子去换糖受拒”叙事中对乡间小贩“朴实相”的追忆，或化为“小时候辗转腾挪给老上海的旧皮鞋找铁掌子”的焦虑记忆，或化为“已经成为城里人的王先生对城里人养宠物污染了电梯”的嫌弃经历，或还有对于“村里李姓厨子快活混饭吃”的艳羡，当然，最绝的是对会讲古戏文的“杰坤”二爷的一段叙述，饶有兴味地展现了旧时村庄的人际交往秩序——“在意物质又不唯物质”：

　　杰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会讲《水浒》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家串门，家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古戏。记得第一次讲的是《武松打虎》，他讲到扣人心弦处，就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好了。糖家里是有些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想要把古戏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放两下子，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二爷又讲停顿下来了，这次又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帮二爷点上。就这样，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都下二爷的肚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把故事也听饱了。甚至有时奶奶留在锅头上，晚上用来煮粥的半碗饭，都被二爷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换下肚了。

　　这种介于“在意”与“不在意”之间的旧时村户人家的物质交往秩序，一如乡村里独有的炊烟，朴实而韧性——炊烟是朴实的，炊烟起，最大的功用是可以填饱肚皮；炊烟是韧性的，炊烟起，袅袅婷婷，开心的不开心的，过得去的，过不去的都得放下，奔着炊烟赶回家，坐在一起吃饭，先前发了狠说过的断舍离的话都随炊烟散去。岁岁年年，旧庄户人家就是这样早早晚晚在小碰小磕中过活。王先生依恋这份热闹，用文字记录下这份朴实，表现出家乡人韧性的生命力，也替已经变成城里人的“新人”开辟了一片关于家乡的“新境”，有机会体验到更多人生意味和价值。

　　其次，王先生的文字展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庄人面对急遽的社会变革“从容如归”的应对态度，这种展现多从创作个体自身角度展开，这是一个已经离开村庄的城里人回头看村庄的视角。作者在有一定的历史和空间距离的“视阈”中，“回望”明朝万姓清官墓、变卖的老宅、老国民党军官、旧地主遗孀、老风俗、老戏文故事等等，这些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遗产，构成了那些依旧还生活在村里的，和已经离开村里的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并成为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大家串在一起，归拢在一处，提醒人们，即便世界变化再快，即使离开村庄再久远，也当认得村里的人和回村的路——这是王先生建构的“乡土乌托邦”想要去表现的，也该是王先生常谈及的“做个有根底的人”的人生理念的体现。

　　最后，关于王先生的“乡土乌托邦”还要絮叨几句的是他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带有世俗性生活气息的人生智慧，这或体现在孩子们隔街嬉闹、或在青年人谈情说爱、老年人说书听戏中、或在街坊邻居的磕磕盼盼甚至大动干戈中。比如“给旧皮鞋寻新铁掌子”的那段叙事：

　　饥饿的人寻找食物的能力一定是最强的。终于有一天我对着天花板寻思发呆时，有了，天赐鞋掌啊，我取下几粒图钉，每双鞋狠狠地前后各钉了8颗图钉。哇塞，那种铁踏大地铿锵有力的感觉，心情爽爆了，我油然冒出一句：旧鞋，虽已不锃亮，但依然响亮。可是让人要命的是，乡村里尽是些松软泥泞的小道，破皮鞋哪能踩出响亮的旋律呢。

　　要面子的人随时都在追寻着挣面子的机会。穿皮鞋尽量往硬地上踩，穿皮鞋一定不能像做贼一样蹑手蹑脚，要尽管嘚瑟起来。这双鞋穿了好几年，这中间图钉掉了钉，钉了掉，不记得钉了多少颗，直到脚实在套不下去才甘休作罢。穿鞋子合脚舒适只有自己体会，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不听到我“叮咚”优雅的皮鞋声。我的脚也是在那段最需要自由生长的日子因为这双小鞋几乎被挤畸形了。

　　以上，既生动地展现了特殊岁月里农村人想办法过上“洋气”的城里人生活的一种努力的心态，又在情节的推进中展现了作者在乡村经验/城市体验方面的扎挣，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村庄人的情感和存在意识的改变。

　　综上，王先生文字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准确描述、再现和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普通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普遍感受”，这大约就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情感结构”，而且，其整体的叙事策略也与威廉斯提出的“文本—情感结构——整体生活方式——社会”大致相同，最后都落脚于观照整个“社会”。最后，期待王先生的视野再朝前推进一步，超越乡村/城市视角，综合民族性/全球性、本土性/现代性等视角，展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村庄和村庄人的文化记忆、文明样式和文化生态，从传统的乌托邦叙事走向批判乌托邦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对“和谐乡土”的追寻，而更多聚焦展现乡民、市民世界“求同存异”和“选择和在选择”的发展历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我的这种期待的本质是对“想像性的中国乡土文本”丰富性的追求，这种“丰富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而是希冀有更多种路径供读者去构筑具有“情感共同体”意味的“乡村”——因为，那将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