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曾获得冰心散文奖单篇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三毛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匈奴秘史》《冒顿之书》及中短篇小说多部,散文集《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自然村列记》《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历史的乡愁》,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
初冬时候攀登海龙屯,气候峭冷,极容易令人想起这座雄关最后的主人杨应龙及其命运。上到铁柱关,眼见方正巨石,层列而起的残缺关墙,加以周边荆棘荒草,其状貌之萧索寂寞,不由想起李白“吴宫荒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之诗句。人在时间之中的任何遗留,看起来坚固异常,实质上脆弱无比。建造者以为坚不可摧甚至流芳百世,殊不知,眨眼之间,梦醒惺忪之时,一切便都转瞬皆非。这个杨应龙的明确先祖,乃是原籍山西太原人杨端,于公元873年自告奋勇,与其舅舅谢氏,经当时的正宗皇帝或者统治者唐僖宗允许,自行招募数千兵众,伙同成、赵、犹、娄、梁、韦、令狐等七姓氏人家及其所有人馬,构成了攻取播州的主要力量。这个播州,便是现在的贵州遵义。斯时,唐朝已经日暮西山,早已无力统摄全国分立和割据的大小藩镇势力。对于播州乃至其他边远地区,也早就失去了实际控制权。而杨端自告奋勇收复播州之决策,当然也是冒险的。
但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更不会有他们杨氏家族在播州持续725年的基业。但这个杨端似乎正史没有记载,今也有学者质疑其为播州杨氏家族后人杜撰,以“端”为先祖的名讳,取“开端”之意,以示其家族永镇播州之天意。还有人说,杨端等攻取播州前,镇守播州的将军乃是隋代监门将军罗荣的后人。这个罗荣,即小说《隋唐演义》中罗艺的父亲。然而,《新唐书》内明确说明,罗荣父子归唐,因早年与李世民有过过节,惧怕被当朝皇帝随便找个借口杀掉,继而谋反,被长孙无忌等人击败,在投奔突厥途中,被左右随行所杀。这说明,无论是杨端,还是罗荣、罗艺,还有僰人等等,对于斯时的播州和他们入驻,都是难以厘清的一段历史。关于播州之名的来历,《新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十三年,复置郎州,更名曰播州,为播川郡,并复置恭水六县。”
早期的播州,历来民族杂居,也曾为夜郎国所属。但一个可以说清的事实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和部落,其先祖都源自华夏民族,是我们东方大地上的原生民众。尽管在历史的时空中,人们总是为了生存资源和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攻伐和兼并,进而形成了推进历史进程的“发动机”,各个不同的部落组合在一起,然后以暴易暴,争强斗胜,相互婚配之后,便又会生出一些具有新鲜面孔的人来,如此发展壮大,再加入到各部落的斗争,不断地融合和衍传,构成了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最为灿烂而又剧烈的景观。
西南地区的早期民族亦大致如此。然而,杨端以汉族人的身份,趁唐帝国国力衰败的难逢时机,名义上替皇帝夺回失地,事实上,他下的是一个巨大的赌注。那便是,只要能够胜利,播州之地,便可以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而随同他的八大姓氏,也会因此受益。
杨端也算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博弈思维与封疆为侯思想的人,这极其符合唐朝末年天下混乱,诸侯林立,藩镇割据的大气候,是助长个人欲望与梦想的绝佳土壤。《明史·李化龙传》中说,“(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南诏寇陷太原,杨端应募决策,驰白锦,出奇兵定之,授武略将军。值唐乱,留据长子孙。历宋附属称臣。大观(公元1109年,宋徽宗三年)中,杨文贵纳土,置遵义军。(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子汉英名赛因不花,封播国公。国初,杨鉴内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隶四川。”
清人莫友芝、郑珍编修的《遵义府志》,也肯定了杨端这个人的存在,“乾符初,陷于南诏,杨端恢复之,自长者五十余年。宋太祖(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平蜀,俾杨氏世长其地,而改播州为遵义军。”相对于今人,莫友芝、郑珍乃是遵义之大儒,他们所言,当比今人所知更为确凿。杨端家族,堪称朝代更换的直接受益者,唐帝国亡后,杨端子孙也效仿其他边疆地方势力与羁縻州府,子孙承袭父职,继续统辖一方。五代期间,杨端后人可能又成为后蜀等地方小国的附庸。及至宋代,杨氏后人依旧遵照祖训,采取这一策略,并且超越了整个元朝,延宕到了至明代末期。他的这一方法,比起五代时期那些地方藩镇豪强,速兴速亡,激烈甚至惨烈的家族史,向权势最大者“示弱”“臣服”,愿被驱使,也是保全和发展自己的“要诀”所在。倘若播州杨氏家族后人,也效仿他者,势必也会速兴速亡。由此可见,播州杨氏家族在统治的方法和策略上,从始至终,都是有自己的主见和实际作为的。同时,他们也都具备战略眼光,知道审时度势,正确决策。播州杨氏的这一做法,及其家族在播州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另一个王朝的偏安与保全,他们只是舍掉了名号,更注重实际与家族的平安延续而已。
爬山途中,眼见关隘城墙,高山之上,人文建筑,这种做法,在冷兵器年代,当然是自保的一个万全之策。倘若在当下,这样的关隘是完全不足为虑的。攻守双方,早就不再以工事和关隘为胜负的屏障、天险了。杨氏家族应当为之庆幸。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也都有一些与时代相匹配的人事。类杨端及其后嗣,要想长时间地统治,首先要做的,便是把握好与“当朝”的关系。但在南宋与元军的对垒中,播州杨氏也参与到了修筑工事和抵御元军的实际行动中,最典型的,便是其派出属下冉氏兄弟,帮助宋军构筑了钓鱼城等著名工事,确保了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蒙哥大帝在钓鱼城折戟沉沙,一代天骄,就此陨落。先前奔赴各个地区,开展征服活动的诸多汗王、亲王不得不暂时停下马蹄,纷纷赶回来谋取汗位。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整个欧洲都长出一口气,有了喘息的机会,并且可以重整人马,用来备战。同时也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赵宋这个帝国,是文人的天堂,可也是武将的地域。在读《宋史》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其实两宋有很多韬略过人的战将,除了耳熟能详的,还有余玠和孟珙等人。但南宋的将领,一个个的名字,都很普通,没有唐帝国时期李靖、苏宏晖、郭子仪等人那般的具有文气和响亮。
其次,遵义先为夜郎国范畴,其周边又有牂柯、巴、蜀、鳖、鳛等早期于此繁衍生息的民族和部落,随后,还有僰人加入,多民族和部落之地,其社情民意等等,想必是极其复杂的。杨氏为外来势力,如何安抚和稳定当地具有实力的诸多土著,显然比应对外来的威胁更为迫切,倘若没有过人的才略,怎么可能在此拥有七百多年的家族基业?当然,杨端至杨应龙在西南地区的家族式统治不是唯一的,湘西的老司城中,也有类似的江西彭氏家族式统治约八百年的个例。在南方崎岖与纵深之地,中央政权乐得“以夷制夷”,这也是减轻王朝压力方式之一种,分散的地方军事势力,只要效忠、服从征调、遵照王朝制订的律法和规矩办事,按时缴纳一定的财税,便可永享富贵。这个做法,肇始于唐帝国的羁縻州府制度,至宋元延续,到杨应龙时期,明朝也即将覆灭,内外交困,类杨应龙这样地方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
如这深冬之海龙屯,草木虽繁茂,落叶亦恓惶。人在世上,法令和规则来自于更大的事物,天地人和万物,莫不如此。王朝一旦如冬日西山,转过头来,就连大地深处的种苗也会改名换姓。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也是不二真理。关于杨应龙,《明史·李化龙传》说,“应龙性猜狠,嗜杀,数从征调,恃功骄蹇,知川兵脆弱,阴有据蜀志间,出剽州县。化龙至成都,征兵未至,亦谬为好语縻之。帝闻綦江破,大怒。赐化龙剑,假便宜讨贼。”但正史所言,未必都是确凿的,正确的。为尊者讳,当然也是利于后来统治者的。
铁柱关再向上数百米,便是飞虎关。关前,横亘有三十六级台阶,皆用巨石垒砌,高有两尺,攀爬之时,需要上身前倾,奋力登之。若身材矮小和体弱者,则要扶着一边的墙壁缝隙。如此之关,果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杨氏家族费心经营此地,当是有着战略构想的重要举措,这样的关隘,进可攻,退可守。山上既可屯兵,也可屯田,自给自足,据说还分设有养鸡鸭、牛羊之处。遥想冷兵器年代,弓箭和土炮在这样的陡峭山坡上,确乎难以施展威力。一身虚汗之后,站在铜柱关前,抬眼就看到了对面的高山,几乎与海龙屯并驾齐驱,只不过,那山是横挡着的,与海龙屯的纵向似乎不太匹配。
倘若当年的李化龙之明军置大炮于对面山顶,攻打海龙屯,但射程似乎差强人意。关于海龙屯之名,郑珍、莫友芝的《遵义府志》中说:“龙岩山在城北四十里,《通志》冈峦盘曲,《方舆纪要》怪石蝇岩。《明统志》按:龙岩,今无此名。考海龍囤有杨应龙‘示谕龙岩固严禁碑,所言‘龙岩,即海龙囤也。其言‘龙岩称‘先侯设险,而自署‘海龙囤骠骑将军。则龙岩,旧名海龙,应龙改称耳。”还有人说,李化龙所率领明军剿灭杨应龙所部之后,将此地改名为海龙屯,意为“龙困于海,不得飞天”的意思。据说,当年的明军还一把火烧掉了海龙屯上新旧王宫及其他建筑。
为这样而那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是历史由来已久的二元选择,也是人在某个时空中的自以为是。也可能,在当时的李化龙看来,烧掉海龙屯上所有的建筑,一则可以向当朝皇帝表忠心,二则可以杜绝再有其他类似杨应龙的地方势力,再效仿用之,必为大患。为王朝安稳,杜绝此类事情再发生,也是当臣子要做的。李化龙的这一做法,若我是他,大致也不过如此。从当时的诸多资料看,导致杨应龙反叛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再向上,是朝天关,并且,关名手书出自杨应龙。站在下面,我仰望许久,反而觉得杨应龙字体规定,法度严谨,单从字面看,当不是一个胡作非为之徒。穿过关隘时候,只见拱门巨石陈列而齐整,建筑工艺之精巧与雄壮,令人惊叹。朝天关后,便是飞凤关。其中的“凤”字,便是杨应龙取其小妾田雌凤之“凤”而名之。《明史记事本末》说:“(杨应龙)乃以嬖小妻田雌凤,屠妻张氏之家。而何恩、宋世臣连章告变,黄牛、白泥诸司久为仇雠。于凡七姓诸豪,咸喜龙之得罪,不欲其就征对簿。而五司遗种,九股顽苗,及轻剽好作乱之徒,又鼓动其间,同恶相济。”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杨应龙听信小妾田雌凤之言,不仅远离了自己的正妻张氏,还在酒醉之后,屠杀了张氏及其全家。当年,随其祖杨端一同来到播州的“七姓”人家,也对杨应龙有了意见,伙同先前被其取代的“五司后人”和“九股生苗”,持续不断地弹劾杨应龙,甚至请求当朝对杨应龙进行制裁。
内部的纷乱和不统一,使得杨应龙在播州很快陷入了孤立。更糟糕的是,杨应龙居然纵兵寇掠附近郡县,甚至抢掠官方物资,依仗自己属下兵马,与明王朝叫板。明王朝尽管日暮西山,外困内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惹怒了他,这刚刚经历了宁夏之役、朝鲜之役的没落王朝,依旧是“正统的”,对当世的“天下”有着实际节制权的。杨应龙在播州的统治,其实也和万历皇帝一样,内外都是敌人。有的敌人不会用刀枪弩箭,只会在背后下手。当时的名臣叶梦熊也多次上疏弹劾杨应龙。
公元1596年,李化龙到成都之后,征调的兵马尚未到位,对杨应龙采取了阴奉阳违的策略,一旦兵马聚齐,便开始了对杨应龙的征伐。殊不知,在娄山关,明军遭遇惨败。杨应龙得手之后,以为明军再多,到他根深蒂固的播州,也会劳而无功,大败而归。战事持续到第四年,杨应龙属下有人暗通明军。当杨应龙败退至海龙屯后,负隅顽抗。公元1600年的某日深夜,有人趁机打开了后山的关隘,明军一拥而入。杨应龙见兵败无疑,逃生无望,仰天长叹之后,携两个小妾,在新王宫内自缢身亡。
杨应龙与朱明王朝的对抗,放在历史长河里,只不过是朱家和杨家的一次军事斗争而已。不可否认,杨应龙也算一代枭雄,当世俊杰。我知道他的名字,还是早些年查家谱时候,在《明史》上看到这个名字。杨应龙祖籍山西太原,我们的祖先也是由山西迁徙至河北的。只不过,他们是唐末由太原而播州,我们是明中期由榆次等地来邢州等地。这样一来,即使杨应龙与我们同为一脉,但也血缘清淡了。但天下杨姓是一家,与天下中国共一宗之本质相同。但杨应龙的失败,乃至其在世时候的妄为与愚蠢,使得很多杨姓后人不予认可。但从时空和人事更替的角度看,这人世间,无论东西南北,谁家的先祖都是光荣的呢?又有谁人没有做过愚蠢甚至卑劣的事情呢?
海龙屯山顶,地域极广,可种植,也可练兵。这关隘和军事要地,从唐末到两宋,再元明时期,七百多年的时间里,杨氏家族不断加以修筑和加固,并且,这关隘的布防设计也出自修筑钓鱼城的冉氏兄弟之手。倘若不是“从内部攻破”,明军再多,估计也难以如此顺利地拿下海龙屯。“计出师至灭贼,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兆龙等百余人,播贼平。”(《明史纪事本末》)这参战的队伍中,也有距离播州不远的秦良玉及其所属军马。这个女强人,与杨应龙相比,显然是境界高,政治头脑也相当高明的地方领导人。她知道如何处理与当朝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同时又具备强烈的大一统的爱国之心,积极参与对外作战,维护当朝利益。而杨应龙则自恃过重,以为深居西南,屏障天险就可以对抗举全国之力来攻伐的明军,虽在作战中多次取胜,但他一孤家寡人,如何能和全国相抗衡。正如《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说,“若应龙者,倔强偏陲,不知汉大,宗嗣荡灭,取世戮笑,尤足为凭险负固之戒。悲夫!”
这个评价,大抵是精当的。西南之地,多崇山峻岭,峡谷深涧,人囿于其中,所见不可广博。西汉时期的“夜郎自大”便是一例。杨应龙之狂傲与自恃,专横与独断,妄图以雄关天险自保,但终究因为失去人心,又听从小妾私言,再加上内奸紧要时候的出卖,致使播州杨氏725年的基业一朝崩塌。既令人觉得可惜,又觉得理所应当。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成败,荣耀还是耻辱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校正。就像我们,数百年后再来海龙屯,为的是一睹这一陈迹的今日之貌,也为的是来寻访播州杨氏家族之历史,渴望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教益,这才是寻古访幽的真正意义所在。
站在杨氏家族新王宫旧址上,只见此地乃一个平坝,背靠山头,脚蹬万山,左右流水并茂林修竹,荆棘茅草葳蕤无际,日光尤其充足。当年残毁的王宫只剩下一些基墻和梁柱。当地人说,海龙屯考古曾出土不少古物,有些还非常珍贵,此遗址还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当年人修建,为的是自我政权的安稳与身心的安乐,当世的富贵,人人皆喜欢,后世的褒贬,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了。而人对失败者的屠戮,乃至对他们生前建筑的破坏,也是不应当的,这一行为,暴露了貌似有效但却终究无济于事的个人历史愿望,圣贤谓之曰:有心之为,终究无为。时间的浩荡不仅包含了对万物的培植、茁壮与广大,也一定秉持了众生如一、生命偕同的根本命运法则。趁着正在西偏的温暖日光,再到后山,修建于宋代的残墙上荒草萋萋,头道关和二道关也已损毁严重。当年的内奸,(好像是杨应龙的干儿子)便是他打开了后山的关门,才使得连续奋战多日,死伤惨重的明军才得以攻破海龙屯。
坐在还算温热的日光下,眺望四周,日暮之中,真的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诗人毛泽东在娄山关之艺术提升,端的是境界博大。海龙屯一带,也是如此。群山莽苍,次第相连,飞龙走脊,烟岚雾霭,不绝如缕,又泱泱荡荡,永不消歇。杨氏家族于此统治,从传统的角度说,也是一种福分;尽管,历史上很多的个人荣耀与俗世富贵,都是建立在更多人的苦难之上的。
杨应龙最终的失败,源于其对形势的误判,更源于他个人在播州时候偏听偏信,与其说在小妾田雌凤的怂恿下杀掉张氏一门,不如说他自己因为一时的冲动,从根本上打散了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内外交困,亲手结束了他们家族在播州七百多年的为王为侯的历史。返回时候,走到一平坦处,坐下来歇息。斜阳以轮回的方式照耀大地,草木之上,泛着幽静的光辉。夜间悬挂在背阴处、悬崖上的冰凌成批衰落,哗啦啦地震动山谷,使得整个海龙屯也有了一种喧闹的感觉。
我们乘车出山,再入遵义老城,只见高楼大厦,车流繁忙。昔日的西南边地,竟然也跟随当代的脚步,滋生得百般妖娆了。想起在海龙屯的情境,顿觉人间多变,万古一瞬。杨氏家族在播州的鼎盛时期,大多数时间是住在这遵义城中的,海龙屯不过是其避暑之所。他们祖孙之所以不断地修整和加固海龙屯,为的是以备不时之需,用以保命,却没想到,海龙屯竟然是他们的终结之地。
历史之间的人事都是这般奇诡,命运在每个人身上投射的轨迹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而使得众生灿烂,也使得人间有滋有味。充满了各种令人遐想和沉思的契机和借口。正如我们于深冬上下海龙屯,表面看起来是到此一游,事实上,游览途中和之后,这偏居于中国西南群山之间的陈迹故址,带给我们的生命和精神体验却是丰富而驳杂的,可是,当历史横冲直撞跨越古今,人们的诸多感慨与联想,都只是一种情绪和认知判断而已,并不会对自己的人生乃至这个世界的既定方向有任何助益,也不会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
本栏目责任编校:周家琴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