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林

　　在当下，对于一个陌生地，在一年之后再度重游的时候并不多。

　　就像我每天生活当中要路过的白河一样，在夏季尤其是下雨天，从上游带来不少的杂物，又带去和淘空了许多时光中的内容。

　　一进夺补河是在去年的五月上旬，那是当地和省上一家杂志共同要举办一个笔会，我作为与会者参加。都是集体行动，也没有对夺补河有过太多的关注。况且，差不多大半生是生活在大山里，对于大山及大山里的村庄几乎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

　　二进夺补河时，或许是有了对于摩天岭及周边地带的漫游与行走，主要是冲着白马人的种属问题。随着行走的时日越长，几乎是快一年左右的时间，并在行走的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越丰富，渐渐地我开始留意关于白马人的相关信息。

　　长期以来，差不多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白马人的种属问题一直就是学界没有定论的话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

　　大致梳理了一下，主要是围绕着白马人究竟是藏族，还是氐族，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

　　白马人是现今生活在摩天岭周围的一个人口仅2万多的族群。

　　从行政管辖来看，既有生活在甘肃省文县境内铁楼、石鸡坝等地的白马人及白马村寨，又有生活在四川平武县境内的木皮、木座、白马等地的白马人及白马村寨，还有生活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的草地、勿角、马家、安乐、白河等地的白马人及白马村寨。（随着收集的资料显示，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四川北川境内也有白马人）。

　　然而，对于历史学、人类学及民族学一直也不是我的专业与强项，随着收集的资料越多，我越加的惶恐不安。

　　原来是依照文学创作的套路，对于白马人的风俗、宗教、建筑、神话故事、山歌等进行体验式的采风，然后，根据这些所采集到的感受、审美创作一些诗歌、散文、小说即可。

　　现在，我却有点迷惘。

　　五月二十四日，我受作家阿贝尔的邀请，深入到了平武县白马乡，也就是著名的大熊猫保护区——王朗。这次我们商定，就是沿着在该乡境内的夺补河两岸，进驻白马人的村寨，按照事先预想的计划，采访一些村寨里的白马人。

　　二十五日清晨，从平武县城出发，沿着涪江而上，路过涪江发源地所在的峡谷口，又沿着火溪河继续而上，抵达了一个叫木座的白马人山寨。二十四日夜下了雨，睡了个好觉。雨后的木座山寨，青山翠绿。进了村，鲜见村民，跟我想像中的情形差不多。许多大山里的村寨，在这个月份，学生孩子都去了寄宿制的学校，青壮年也大都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下老、弱、病、残。

　　木座的这个白马人山寨是建在半山怀抱中的。

　　坎坡临公路隔着火溪河的群山村寨里的人叫做前山。而在原村小篮球场对面的山峰及正对着前山的峰峦叫后山。清早没出太阳，云雾便在前山和后山的山顶、山腰间缭绕徘徊，似梦如幻，给人恍惚如同仙境的感觉。

　　村寨里的建筑，大都像汉地的小青瓦平房，穿斗结构。

　　第一个遇见的是一位身穿白马人民族服装的老妪，肥胖的身体，穿着百折裙子，戴着一顶白色的毡帽子，帽沿插着的鸡翎在山风中猎猎飘舞。见到我们一行人——阿贝尔、司机、还有正拎着一台摄像机的诗人小蒋，像大山里所有村寨里的人一样，老妪立即堆起笑脸，热情、质朴而大方，我们站在青石板台阶下，问起她家那幢老屋的年生，想不到老妪不仅听得懂汉语，而且，还非常爽快地用平武话回答着：“两百年了”。

　　我望着这幢老建筑，心里判断，或许只有支撑木柱的石座基也许上百年，尽管从门窗可以看出，她说的两百年也不是一尘不变，一定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维修加固，才有今天我所能够看到的样子。四开门，不像大山西边的村寨，一般都是八开门。看得出，不算是殷实富庶之家。但令我感动的是整个村寨都是结构差不多的小青瓦、斜屋面、穿斗结构的平房建筑，极个别是二层或者三层，与整个座落在这个小山坳及周边的大山、村寨背后的小溪沟所形成的环境非常协调。而不是拆迁后的模样。

　　不一会儿，一个抱着孩子的村妇，旁若无人边唱着流行歌曲，我们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白马人似乎天生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也不管是否有人无人，放开喉咙想唱就唱。来自成都的诗人小蒋边摄像，边感慨：不像汉族人，心里有太多的羁绊。随着歌声临近，我们看见从老妪所在的这幢房子对面曲曲折折的小石板小径，在一所房子的背后现出一个白马少妇，她没穿白马人的服装，问她，她也同样带着略为羞涩回答道：太麻烦了，穿民族服装干活不方便。

　　她显然汉语比老妪流利，看见我们架起摄像机，立即聪明地反应过来，“你们是那个电视台的”。她不像有些村寨的人，见到镜头就躲开，而是渐渐地更加大方自然起来，接着唱因为看见我们而中断的流行歌曲。

　　小蒋继续着他的工作。我跟着阿贝尔进入村寨的深处，沿着上山的青石板村道，在曲曲折折的建筑之间穿行。

　　上了一处小台地，发现在一户人家的室外空院子内，坐着几个男人，一人手中都拎着一只啤酒瓶子，嘴对着瓶子喝着闲酒。为首的一位年过半百，但精神矍铄的汉子，一看就长得像是村干部。几句话下来，果然此人是该村老支书。阿贝尔提起当地的熟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如数家珍般说着他们彼此熟人的旧闻轶事。

　　在大山里的生活就是这样，枯燥而单调。而一旦提及过去的往事，却又是充满着人性的温情。

　　小蒋的采访也告一段落，我们跟木座这个白马村寨的村支书闲扯了一阵，就告辞下山，去今天主要的目的地，一个叫阿波珠的家。

　　阿波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班文玉大爷。

　　矮个，结实的体魄，说话尖声细气，走路带风，行事麻利。阿波珠是白马乡的一名小学教师，学校就位于进山谷口河边的一个叫王坝楚的地方。由于现在实行了集中寄宿制教育，阿波珠现在成了该小学的一名留守人员。按照木座那个村老书记的话说，“阿波珠现在安逸死了，不上班还拿工资”。

　　今天早上，阿贝尔特意带着小蒋上平武县城的农贸市场买了菜、猪肉、牛肉，说是让他的这个小学同学给我们煮饭吃。不料，通过手机电话，阿波珠在电话中说他今天正在陪一个大领导，让我们直接到他家，在小厨房他一大早就生了火。

　　阿波珠的家在进山谷大约十来分钟的一处台地坡内，整个村寨并不大，大约有一二十来户的人家。临公路，是阿波珠的弟弟修建的像一把曲尺形状的高楼。沿着高楼背后的小坡上去，曲曲折折的小路直通阿波珠家的后院，推开一扇敞开的小门就来到了他家的院子，整个院子并不大，但非常干净整洁。阿波珠家的房子也像一把曲尺的形状，短的部分是平房，那里是他的大厨房，推门进去，是一个大灶台，灶台右手边有一小木门，里边连接一间像客厅的大房间，房间里安着从外地购买的新式大铁炉。

　　显然，那里不是小厨房。

　　放下从县城带来的蔬菜，我们开始寻找着他家的小厨房，由于在木座的耽搁，差不多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看了一看手机上的时间，现在已是中午十二点过五分了。

　　从大厨房出来，我环视着阿波珠家的院子，对面是一道灰砖砌的院墙，在这面墙的中间开着一扇小门，推开门下了一道懒坡，我看见平房内有个老人的身影，急忙推开懒坡下又一间平房的门，没留神脑袋被门框给碰撞了一下，我看到一个老妪，穿着白马人的服装正挣扎着从火炉旁边铺着一张黑色的牦牛皮似床又似沙发的位置站起来，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白马语。

　　找到了小厨房，作家阿贝尔亲自为我们煮饭、炒菜。

　　阿贝尔是平武人，是被称为新世纪新锐散文家之一，长着一张柠檬状的脸，那脸说长不长，说圆不圆，由于昨夜和一个挤在他家沙发里睡觉的年轻诗人谈心，弄到大半夜，诗人入睡了，他却不知是兴奋，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而睡不着了。因此，精神一直显得疲倦不堪。

　　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调侃道：“阿贝尔，你文章写得那么好（冰心散文奖得主），真是上得厅房、书房，又下得厨房。你叫我辈情以何堪哪！”

　　而阿波珠的妈妈语言又不通，一直咳嗽，年纪大了，不可能下厨房弄饭。

　　途中，阿波珠还是抽空溜回家跟我们匆忙地见了一面，就又去接待什么人去了。

　　我坐在阿波珠略带着凉意的院子，读着那本《龙安土司》的厚书。

　　平武县，历史上又叫龙安府，龙州。

　　这么说肯定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平武历来就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龙安府在当年管辖四县，即平武县、江油县、漳明县、石泉县。平武是龙安府衙所在地。

　　我正读着书，突然从阿波珠家正门溜进来了一个老者，长得太有个性、太让人过目不忘了。

　　他也是小个子，穿着平素难以见到的白马人那种老服装，五官长着黑色的毛，就像是没进化好似的，眼睛里却闪烁着犀利的光芒。一看就不像农村里的老农，而是浑身上下居然散发着乡村老知识分子的味道，我觉得他像一个人，一时想不起的什么国家的作家。

　　是的，他就是白马乡远近闻名的外号叫红矮子的男人。

　　他是阿波珠的幺爸。年轻时太聪明，太用功，弄得脑子都出了点毛病。他并没说话，好像平时他对谁都不想说话一样。但是一个人的气质，即使是不说话，也丝毫掩饰不了他的才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就是“红矮子”，是阿波珠的幺爸。

　　红矮子，一个多么富有喜剧色彩的名字。

　　红矮子，一个让人第一次听到注定就会终身不会忘记的名字。

　　说阿波珠像年轻的班文玉大爷。

　　那么，班文玉又是何许人呢？

　　班文玉大爷是我认识差不多快十年的老人。他现在居住在一个叫英各村的白马山寨。年轻时，小个子的班文玉唱歌、跳舞样样都来，受祖辈和父辈的影响，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民间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就有着不少像班文玉大爷这样的人。

　　我一直认为：文化的源头在民间，文化的活力在民间，文化的活水也在民间。

　　跳曹盖是白马人一个非常重要传统仪式。

　　曹盖，是木头雕刻的面具，翻译成汉语就是大鬼的意思。

　　跳曹盖意思是指在特定的日子，驱鬼降魔，祈求保佑平安。之所以要戴上面具，就因为在白马人的习俗中，跳曹盖的人的脸是不能让人或者是鬼看见的，而且在禁忌中，不许说出跳曹盖人的名字，以免鬼知道要来报复。而且，在跳曹盖前和跳曹盖后，都专门辟有一间密室，让跳曹盖的人换面具，不许任何人进来的黑房间。

　　吃过阿贝尔亲自下厨房弄的饭菜。

　　我们又去了一个叫下壳子的村寨。村寨是位于九环线公路羊同河对岸的半山，随着政府移民搬迁，整个村寨已经空无一人，天色也渐渐变阴了起来，灰白色的天空下，遥望着这个叫下壳子的村寨，我觉得就像一个隐喻。

　　沿着生长着低矮的杂灌和高原柳的丛中小路，过河上山，背着摄影和摄像器材，爬上一道坡坎，就看见昔日的浪架，一副快要倒塌的样子耸立在长满青草的台地之上，几幢座北朝南或者座东朝西的木房子，立在一处山坳内。到处都是遗弃后的残迹，包括一户已经拆了房子的人家堆放在墙下面的木桶、陶罐，昔日村民们就是背着木水桶沿着羊肠小路下山，去羊同河谷背水，烈日之下，背水的白马妇女或者白马少女，汗流满面，她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把每天的日子过得既劳累而又充裕。坡里是两头犏牛，用自己磨破皮的背脊顶起木铧翻耕着不平坦、也不规则的坡地，坡地里辛苦一年，也未必能够有个好的收成。

　　白马人世代就是生活在这样偏僻的地方。

　　水牛加、扒西加、祥树加。进入了夺补河流域，一个个鲜活的村寨渐渐呈现在眼帘。加，是白马语，就是村寨的意思。过去，在这条河两岸，一共有十八个白马自然村寨。最早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家森工企业进驻了夺补河，为正在修建的宝成铁路砍枕木。到了本世纪初，又因为丰厚的税收，当地又与一家著名的国有大型水电企业合作，修建了水电站，像水牛加、稿史脑等村寨便被淹没在水库底下。

　　在移民搬迁后的新稿史脑村里，我们终于与姗姗来迟的白马著名女歌手嘎尼早见面了。

　　嘎尼早的意思是海子里闪亮的波光。

　　嘎尼早三十多岁，人生得非常漂亮，上帝赐予了她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她知道我们的来意，穿着漂亮的白马服装，大方地畅谈着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在说到自己的婚姻时，她含蓄而幽默、带点凄婉地说道；距离产生美，也产生小三。她常年在外参加各类演出，有时，刚到家又接到演出任务，时间长了，婚姻出了问题。她说：白马女子对于婚姻大都是从一而终的。然而，面对着她们夫妻之间出现的危机，她委屈，甚至落下了伤心的眼泪。她承认，由于追求演艺事业，不能顾全婚姻家庭，她最近才离了婚。

　　过去，白马人只在族群之间通婚。现在，白马女孩嫁其他民族，或者其它民族的女孩嫁白马男子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谈到对于未来婚姻的期许时，嘎尼早脸上溢出那种充满希望的表情，她说：本族里像她这样年纪的男子早就结了婚，今后要找，一定是要找一个有学问的男人。

　　告别了嘎尼早，我们继续往夺补河深处进发。

　　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最想见到的人是尼苏。

　　提起尼苏，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人物。

　　在抵达祥树加时，阿贝尔指着一个在公路边正牵着一个小男孩的老妪说：“快，停车。她就是尼苏！”

　　早些年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见过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跟白马美女尼苏握手的照片，记录片《光辉的节日》中也专门有尼苏在那一时刻的两个镜头。那是在1964年的国庆，尼苏作为四川省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一员，来到了北京，这年她才二十七岁。

　　寻访尼苏的过程，每一次对于她都是自揭伤疤的过程。

　　许多寻访她的人，或许差不多是对她1964年国庆节那段人生的“辉煌”感兴趣。而我却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叫尼苏的女人，这个依然风韵尤存的女人这一生多舛的命运。

　　头天下午，祥树加是个阴天。

　　祥树加现在正被一家外来的大公司进行所谓的文化旅游包装，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在同一种风格式样里展现着“今天”祥树加的面貌。

　　只有尼苏家的院子却仍然是过去的旧院。

　　尼苏个子不高，她不像到了她现在这个岁数的白马女人，身体自然会肥胖，她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脸色依然透着坚强的红润，耳朵上坠着两枚银制的耳坠，既传统而又时尚，这充分说明这个七十八岁的女人依然是顽强的，就像一株生长在夺补河畔的野草。

　　是的。她就是一株野草——自然而顽强地生存着。

　　这是尼苏生命中的特质，不管岁月如何变幻，也不管她是在人生的顺境，还是在人生的逆境当中。

　　这就是尼苏。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如约来到了尼苏家的小院。尼苏早早地起了床，她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准确地说，是她还没有给自己煮早饭。沿着木梯上楼，我们跟随着尼苏走进了她的家。

　　那是我所熟悉的白马人在二、三十年前的家，幽暗的厅房内正生着柴火，整个房间内弥漫着柴火烟熏的气息。我满以为，尼苏现在的生活条件即使不太好，但也不该是这样；她有五个孩子，有的还是国家干部，即使条件再不济，也应该像祥树加其它人家，至少比他们也差不了多少才是。

　　夺补河深处的白马山寨是1951年才解放的。

　　一个比尼苏大九岁的叫尼苏的父亲舅舅的男孩子，因为是孤儿，就寄养在他家。尼苏固执的父亲，就作主将尼苏许配给了这个孩子。不过，为了这个孩子的安全成长，尼苏的父亲将这个孩子寄放在甘肃文县白马寨的一个头人的家里。1949年文县解放，头人便将这个男孩子又送回了夺补河。

　　他没读过书。

　　在尼苏的口述中，我们知道，这个被尼苏称为“杨老汉”的人，已经于2014年去逝了。他俩之间这一辈子的恩恩怨怨总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尼苏说，她一直就不喜欢杨老汉。无奈，却犟不过父亲的意志，包括尼苏的母亲也曾反对这门婚事。在尼苏少女时代，她只是把“杨老汉”看成是亲戚，是自己的一位大哥，而没有男女间的情感。

　　在尼苏的时代，白马人的婚姻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尼苏的父亲却连做媒的环节都省了，亲上加亲。

　　解放后，漂亮的尼苏参加了工作，成了“公家”的人，她在白马乡食堂担任了管理员，每天负责卖饭票的工作。而杨老汉呢，原本就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农民。喜欢喝酒，每次喝了酒，就开始打自己的老婆，尤其是在受人挑唆之后，他越加喝酒喝得厉害。经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杨老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便罢了，但，命运却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男人。

　　尼苏父母也相继过逝。

　　每次尼苏到县上、或地区开会，挑唆的人便会对杨老汉说：老婆年轻，长得那么漂亮，一定又是去找野男人了。

　　每次尼苏回来，等待她的就是杨老汉的一顿暴揍。不仅如此，杨老汉还把尼苏所有获得的荣誉证书、奖状等证据顺带给毁掉了。

　　尼苏只得把深深的伤痛压在心底，越加努力地工作，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县里、地区的先进个人。命运对于尼苏这样单纯而美丽的女人似乎在开着玩笑一样。到了1982年，孩子们也渐渐长大了。已经在县妇联工作，才四十出头的尼苏作出了人生的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了提前退休，另一个是选择了跟杨老汉的离婚。

　　离了婚，杨老汉就再也不敢殴打尼苏了。

　　转过一个小山坳，就是扒西加。

　　扒西加像祥树加一样，都是在进山谷夺补河的左岸，阿贝尔叹惜地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修水库前，夺补河沿岸的风光自然而美丽。

　　在扒西加一直有个比尼苏小几岁的白马男人暗恋着她。

　　离了婚的尼苏，主动找到了这个男人，他现在也是一个鳏夫了。这就是尼苏，让人肃然起敬的尼苏，她是主动找到了这个一直不敢对自己表白的男人。尼苏说，她知道有不少人喜欢着自己，但她也一直对这个男人印象不错。第二次的婚姻是尼苏主动把自己嫁到扒西加。尼苏再三声明，是扯了结婚证的。尼苏的主动退休，会不会与她主动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有关，她虽然没有明说，然而，从尼苏的性格来看，我以为，她就是为了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惜提前退了休。

　　都说，好日子不长。

　　一两年之后，这个扒西加的男人前妻生下的儿子因为一场意外而死亡。这个男人却把愤怒记到了尼苏的头上，认为跟尼苏的婚姻是不吉利的。

　　尼苏成了不吉利的女人。

　　似乎所有的过错都落在了尼苏弱小的躯体上，那个男人甚至还动员当地的巫师，按照尼苏的话讲，都到了用迷信的手段收拾尼苏的地步。

　　得不到的，人们似乎就一直要想方设法地诋毁与摧残。而得到的，却又因为意外的状况，把罪过记到了无辜者的头上。这种生活中的丑陋与暗伤，不仅仅是在白马人当中，其他民族当中也不缺乏类似的案例。在白马人的族群中，我觉得既有人类普遍存在的人性当中的共性，必然也有着属于白马人当中的“个性”。

　　而我对白马人“研究”，如果落入“猎奇”的俗套，那肯定是我自己的悲哀与浅薄了。然而，生活中这种浅薄几乎无所不在。

　　就像前面写到的嘎尼早。

　　喜欢她美丽的人也有不少，有的甚至主动上门来提亲。至少嘎尼早比尼苏要幸运得多，嘎尼早的父亲开明，为培养自己的女儿花费了不少的钱。一种来提亲的嘎尼早的父亲便婉言谢绝，另一种就是嘎尼早没看上。其结果自然就是“得罪”了不少的人，都是四邻乡亲的，得罪了他们，有形无形当中，就自然会有少不了的“麻烦”。

　　而对于尼苏来说，麻烦就大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出现了危机，并且，有始无终。尼苏只好又回到了父母原来的房子居住，过着几十年孤独的生活。

　　敢爱敢恨一直就是白马人的性格特质。

　　尼苏也不例外。因为她是毛主席握过手的白马人，即使到了她的晚年，也有不少专程来看望她的媒体、领导。大领导要来之前，就有小领导前来向尼苏“打招呼”，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叫尼苏自己掂量。

　　而尼苏呢，她的性格就是“一根筋”，即不会通融圆滑，也不会见风使舵，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性格或许就是尼苏这一生的“悲剧”所在。然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说真话，不管是书面语当中，还是人们的口头当中，对说真话一直是没否定的。说真话，既是尼苏一生的坚持，也是她人性中最美丽的亮点。

　　然而，现实生活当中，说真话的又有几许人呢？

　　尼苏敢说真话，是真正活出了自己的女人！

　　就是到了她的晚年，基层搞选举，尼苏居然敢不投自己家的亲戚那神圣的一票。尼苏即使到了晚年也没有“懂事”。当我带着世俗的疑问，问她亲戚当中作官的也不少，如何就不来帮衬帮衬呢？

　　老年的尼苏却面带一些不好意思说：“都得罪完了”。意思是尼苏说真话，弄得亲戚们都“不敢”与她来往了！

　　到底是谁错了？

　　坐在火炉前的尼苏，流露着一副我就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人的神情。令我肃然起敬，同时，我的眼眶内一直泪水在转动。

　　通过这次采访，我肯定是不会再去打扰尼苏了，听她的讲述，仿佛是在看一个老人在一层层揭开自己伤痕累累的伤疤。那么的残酷而又现实，当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用自己的一生顽强地生活时，我在心底泛起了对于夺补河阵阵的酸楚。

　　最后，需要修正的是，通过对尼苏的访问，至少所谓历史资料上有几点需要更正。

　　1964年9月下旬，尼苏接到了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通知，先是来到了成都，四川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到齐之后，乘坐火车随同四川省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来到了北京。10月1号这天早上，尼苏与代表们早早地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由于毛主席是站在城楼上，代表们没有看清楚。于是，他们通过观礼团向国家民委反映想见一见毛主席，很快就得到了同意。

　　资料上说是10月6日，这不对。是10月5日下午的三点，在人民大会堂。四川省的负责人特意让尼苏站在第一排，尼苏那时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丢在家里。她这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因为害怕，她临时又将自己在前排的位置让给了负责人，自己就站在第二排的位置。

　　毛主席来了，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非常兴奋和激动，当毛主席走到四川代表团跟前时，他一眼就看见了漂亮的尼苏，主动伸出手，并且主动问尼苏是什么民族？尼苏声音小，但她还是回答了是四川绵阳地区平武的藏族，由于声音小，旁边四川民委的领导大声替她向主席报告。毛主席听后，笑着对身边的周恩来等人说：从面目上看，不像是藏族人，应该是另一种民族。资料上却说，尼苏由于激动而说不出话，旁边的人替她回答主席。这也不对。

　　尼苏是说了话的。

　　尼苏是跟毛主席说过话的白马人。

　　回忆中的尼苏，对于发生在1964年国庆节期间的故事，眼睛里、脸上泛着幸福的光芒。这或许是她这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了。

　　二进夺补河，我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看“风景”，而是去看人。

　　是的。是去看生活在这片叫岷山山脉中段深处的白马人。

　　我忘记不了阿波珠，他的不会讲汉语的老妈妈，还有他的绰号叫“红矮子”的幺爸，美丽而热情的白马歌手嘎尼早，一生命运坎坷的尼苏大娘。

　　临别时，尼苏比划着自己的胸口说，这里边就像是长满了一大堆的杂草。

　　我轻轻地拥抱了尼苏，泪水有些不争气地从她瘦小的肩膀上滑落、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