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金莲的相识有一些错落。那时我刚到鲁院正式报到，入职上班没几天，马金莲就读的鲁二十二届高研班就要结业。在毕业联欢会上，我们匆匆望见对方几眼。她没想到我对她有印象。我更没想到她也记得起我来。所以在后来的第一次电话中，我们凭着这几眼的缘分，显得像已联系过五百次那样自然。前世回眸，今世擦肩，好像有些浪漫。今世擦肩，今生结缘，便是再好不过。
马金莲绝不是一个健谈或者会来事儿的人。电话、短信、QQ，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对于好多事情，她通常只会简单地“哦”一句。她不会群发节日祝福，当然也不会在春节专注于抢红包。她会回到老家，帮忙干活。
约马金莲做访谈已临近2015年春节。本来也想电话访谈，我便可利用春节假期慢慢整理录音。访谈前夕，马金莲在QQ上问我：“赵老师，我们采用文字问答方式可以吗？你拟好问题，发给我，我做书面回答。”我说：“这样你会比较辛苦”。她却回我：这样从容，也能回答出深度。于是便有了这篇通过电子邮件三来二去形成的问答。考虑到马金莲内敛的性格，我在邮件里还专门嘱咐她“敞开来详细谈”。
拟访谈目录之前，我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系统地读了马金莲的主要作品。坦率地说，对于一个生长在城市，出游在城市的89后，马金莲的作品与我有一层天然的隔膜，这不单是在题材和语言上，更在一种整体的风貌上。我或许最初并不是马金莲的理想读者，但我却在阅读中慢慢成为，或者说是成长：我为之感动，并从中感悟。我甚至可以通过她笔下的苦难来翻检自己的生活，尤为我宝贝的是，我能从中获得安慰和宁静，乃至一种解脱。
马金莲的写作是一条长河，她写作的对象也流淌出一条河，这条河与顿河一样静，同时也一样难以平静。
赵依：访谈孙频的时候，她说80后这个代际的划分意义不是太大，因为80后写作风格的形成明显地承接了50后、60后、70后，80后和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断开的。能不能请你也先谈一谈80后写作？
马金莲：说实话，我很少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因为自己在出生时间上属于了八零后这样一个范畴，近来看到不少刊物开设的专门涉及八零后的栏目，我才开始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我比较赞同孙频的这一观点，确实刻意去划分的话，好像没什么特别实际的意义。不管是八零后，九零后，还是零零后，当然还有之前的七零后、六零后、五零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每一代人的发展，我觉得都具备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和作用，文学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我们每一个代际的写作者是这条河流中的某一个河段，似乎不可或缺，但肯定又不是全部，只是部分，呈现出属于这一代际的长度和宽度。
赵依：说说你自己吧。你的小说属于80后中的乡土派，我想你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对这种生活再熟悉不过，可否请你勾勒一下你生长的环境？父母亲戚是怎样的人？你和你周围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生长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你是否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下过苦、挨过饿、受过穷？
马金莲：说起八零后的写作，我首先想到了我自己。也许这样的下意识其实带着一种一厢情愿和自我迷恋。在当下的纯文学写作的八零后群体中，我觉得自己的位置有点和别人不太一样。一来是我少数民族的身份，作为一个回族，我的作品里自然会带有一个民族的特殊印记。二来，我生长于西海固并且书写的对象一直是西海固。至于西海固的特殊性，相信不用我多说，不少人是知道的。
至于我是否属于乡土派，我没有想过。我们这里总体来说是宁夏南部山区，地域偏僻，气候干旱，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而且基本都是靠天吃饭的那种农业生产。在我成长记忆里，可以说十年九旱，三年一大旱，两年一小旱，干旱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干旱倒是不正常了。
我出生在西海固群山包围的一个山村里，这个村庄就是我后来不断书写的扇子湾。二十二岁之前，我一直在扇子湾生活，除了去学校上学，暑假都是帮父母务农，寒假在村庄里陪伴家人过着寂静的日子。村庄交通不便，我小时候我们要去集市上，十多里山路靠步行和毛驴驮载，后来才有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没有自来水，人畜用水靠的是村庄中间水沟里的一眼清泉。夏季用水量大，大家需要一大早排队去担水，冬季泉口结冰，厚厚一层，蹲着是舀不到水的，我们就给水瓢装上巨长的木柄，这样才能伸进泉眼去。我们的童年是在很散漫的环境里长大的，那时候这里极度不重视教育，女童教育更是薄弱，所以村庄里的女孩子基本上都不念书。我们夏天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拔柴、割草、除草、放羊……小脸蛋被风吹日晒得粗糙而褐红。冬天大家就在一起学习做针线。清真寺里遇到圣纪节的话，我们会成群结伙去寺里跟圣纪。总之，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们是一种很自由很散漫的童年，没有学习任务，就在大自然里接受着磨练。
我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正是因为这个有利条件，才为我童年时候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条件。母亲等人都是农民，亲戚也都是农民。我们把农民叫做泥腿子，想想其实挺形象，常年在土里劳作，两腿自然是粘着泥土的，这泥腿子很形象地表达了生活在底层的一个群体的艰难和苦难。
每一个在西海固山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都要经历一个被生计磨砺的过程。尤其像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父母一口气生了四个女儿，在家里劳力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女孩子自然得像男孩子一样去挑起劳作的担子。我很早就学会了女孩子必须会的活儿，后来还像男孩一样承担了一些繁重的苦活儿，比如赶着牲口犁地，在陡峭的山路上拉架子车，往车上抬粮食口袋，赶着毛驴去磨坊磨面，等等，都是需要比较大的气力的。家里孩子多，土地少，那时候没有挨饿，但是吃得不好，尤其九十年代初西吉连着几年大旱，庄稼基本颗粒无收，我们姐妹都在县城上学，家里开支很大，在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和别的八零后相比，我们西海固山区的孩子，真的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偏僻落后，还有苦难对生命个体的考验和磨砺。后来我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是中专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在家待业好几年，期间嫁到了另一个山沟里给人家做媳妇，那时候开始承担更繁重的农活，因为我是一个大人了，要像每一个成年男女一样从事劳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相比之下，亲生父母还是比较娇惯我的，有些很繁重的活儿舍不得叫我们干，但是到了婆家，不存在这一说，我割麦子，跟着丈夫、小叔子、弟媳妇，一趟一趟，常常苦得站不起来。跟着婆婆做席面招待客人，守在寒冷的小厨房里一忙碌就是一整天，晚上洗完锅灶解下围裙，一双脚早就冻麻木了。西海固的生活，对我的考验，从一个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小媳妇，一路延续了下来。
赵依：能谈谈你那些年的个人心态吗？
马金莲：先说说小时候吧。那时候傻里傻气的，不知道生活的酸甜苦辣，大家都那么活着，我也就那么活着，有时候也觉得太苦了，尤其西海固山区的回族时兴早婚，女孩子不念书，十七八岁就说婆家了，二十来岁的人已经是好几个娃的妈妈了。看着这些姐妹的生活经历，我觉得不甘心，不愿意自己也走这样的路，所以当我有幸走进学校上学，我很努力，很小就懂事了，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所以一路念书，大人从不用操心我的学习成绩。
做了人家的小媳妇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具备着中等师范文化知识的女性，我经历过学校的生活，我通过读书知道外面是一个和西海固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像我们这样地生活，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女人不仅仅是跟着丈夫过柴米油盐的日子，生孩子，操持家务，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比如看书，学习，写作。事实上我一直坚持着写作，就是苦得直不起腰的六月天，割完麦子的夜晚，我还是会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悄悄爬起来，坐在炕头上拿着笔在纸上划拉一些文字，表达内心对生活的理解。当然，这样的坚持，没有明确的宏大的目标，只是觉得文字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一个手段，通过阅读和书写，日常的辛苦变得可以忍受，苦涩的生活里好像有了一抹淡淡的甜味。我当然不知道我以后会一直坚持写作，并且写出了这么多作品，那时候我只是单纯地爱着文字，坚守着这种可以丰富内心、安慰内心的表达方式。
赵依：你曾在一次访谈里自白：“其实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在西海固还有很多。我们身上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文学是痴迷的、沉醉的，我们用宗教般虔敬的心态来看待文学、敬重文学。”地区的偏远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阻碍你获得文学，那么你是以何种方式接触到文学又是怎样爱上文学的？
马金莲：我那段话，在外界的人看来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可笑。其实，在我们西海固，这真的不是无稽之谈。西吉县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县坚持业余写作的农民作者有好几个，他们就像早年的我，没有工作，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奢求通过文学来改变什么，坚持文学的初衷很单纯，就是喜欢，爱好。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不忘在炕头趴着看一会书，写一写文字，有几个人写出了长篇小说。这样的坚持，只能说明内心对文学的痴迷，沉醉其中，不觉其苦。
而我自己，生长在西海固这样的环境，能走上文学道路是十分十分幸运的。这得益于我父亲的影响，他在文化站的那一份工作，让他常年和书籍打交道，他本身又很喜欢阅读。从小，我有机会接触书籍，并且后来的阅读来源也不是十分困难。基于这样的机缘，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书，只要父亲借回家的我都读，读完了央求他还回去再借新的来。童年时代的丰富阅读，为我以后爱好文学并且拿起笔写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种子，早在童年时候就埋进了心里。后来在师范学校，有几个热爱文学的老师，成立文学社，举办征文活动，我一年级时得了征文一等奖，很是惊喜，在老师们的鼓励之下，一直坚持练笔，直到开始在正式刊物发表作品，算是很固执地爱上了文学，再也难以割舍。
赵依：你的教育经历并不复杂，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请谈谈你的学生时代。
马金莲：我小学是在本行政村的村小读到三年级，当然这个村小不在我们扇子湾，而是远隔一座大山的另一个村庄。每天背着干粮去念书，中午不回家，饿了啃干粮，渴了忍着，或者跑到附近的水沟里去喝泉水。而老师用水也是让学生到沟里去抬。四年级我开始在十多里外的完小住校，条件很艰苦，没有开水，学生灶有时开设，有时候关闭，我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就只自己从家里背干粮，就着自来水吃。尤其夏天炎热时候，干粮三天时间就开始发霉长毛，但是家远，我只能坚持啃长毛的干粮，等待周六到来赶紧回家。初中三年在县城住校，离家更远了，我基本上一学期只回去一次，五一或者十一的长假。家太远了，除了坐车一个小时，还有步行十里山路，所以我宁愿周末留在学校。初中三年正是身体发育的年龄，学习量大，集体灶上的洋芋菜和蒸馒头常常满足不了一个饥肠辘辘的胃。所以那时候最渴望的不是穿好衣服，不是打扮得有多引人注目，而是渴望吃一顿饱饭，一顿好吃的。这样的经历，不要说西海固之外的八零后，就是我们西海固我的同龄人，很多也是没有遭遇过的，只有我这样家在深山又孩子众多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才会遭遇吧。初中毕业后，我面临了一个抉择难题，我想上高中，继而考大学，在一个乡村孩子的眼里，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好奇，而我们能走出去看一看的机会，只有考大学，到外面去求学。可是我后面还有弟弟妹妹，他们也在念书，为此爸爸希望我能上中等师范，早一天毕业，早一天工作，从而分担家庭重担。所以他做主给我填了师范志愿，从而终结了我对大学持有的一点稀薄的梦想。我的学生时代就这么简单，清汤寡水的，实在没什么值得别特回忆的。
赵依：那时最喜欢读哪类书？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观和后来写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书？
马金莲：那时候接触的书可以分作这样几类：民间故事、儿童文学、纯文学、武侠小说和宗教读本。可以说读得比较杂，各方面都浅尝辄止地涉猎过。但是，我最喜欢最读得轻松的还是民间故事。民间故事讲述的都是乡野间流传的故事，里面夹杂大量未加雕琢的方言土语、村言俚语，在这些朴素的文字里，从语言到故事模式，都很本真，没有扭曲，没有粉饰，自然，淳朴，带着乡间百姓的小聪明和大智慧，小算计和大良善，虽然我现在的写作是纯文学，但是我构思文本的时候，常常会想起某一个民间故事里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小情节，某一句大智若愚的话语，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标尺，那就是，我的文字的根是从最基本的生活，最底层的人群出发，我要紧紧贴着地面写，不管什么时候，内心都要铭记底层这样一个概念。
赵依：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夙愿》，那时你18岁，还在师范学校读书。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写小说、发表小说？家里人对此怎么看？说说你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情形。
马金莲：《夙愿》是小小说，那时候我18岁。师范一年级，星星文学社举办征文活动，我拿起笔写了这篇文字，投出去竟然获得了一等奖，很受鼓舞。接着我用稿纸把这篇文字认真誊录了，寄给当地的杂志《六盘山》，两个月后刊登出来了，标签是小小说。这算是正式发表了。还有二十块钱的稿酬，看着稿费单子，觉得无比激动，这可是我用自己的笔挣来的第一笔钱啊。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在学校学着写作了，当我放学后把样刊带回家，父亲看了，弟妹们看了，都没说什么，在我们那个村子里，生存、为生存进行的劳作始终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是其次，而这个时候的父亲，已经被艰苦的生活压得失却了年轻时候对文字的那份喜爱，他显得漠然，所以我在一家杂志发一篇文字，有什么意义？好像没什么意义。更多的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吧，之后的坚持也是偷偷摸摸的，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更愿意一个人坚持和摸索。
赵依：你的小说总是围绕土地和乡里，书写苦难，你写作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还是出于一种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悲悯？或者是需要一笔稿费来帮助家里度日？
马金莲：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写道：我的文字都是关于村庄的。我的灵感的源头，就是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今后的写作还是围绕村庄。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写作写什么？这个可能会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困扰过我，因为我一开始呈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人物，故事……都是熟悉的，就在我们扇子湾，就在我们西海固，就是我童年时代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而这些，都是在我熟悉的乡村发生，所以，我的文字注定绕不开土地和乡里，而西海固乡村生活，总是和苦难难以分割，所以，不管我是自觉还是无意，都不可避免地要书写苦难，因为苦难和生活是紧紧依附、交融在一起，是水和乳，是血和肉，绕不开，逃不掉，只能面对。我是一个八零后，我也会写今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西海固偏僻农村的八零后。那个叫扇子湾的养育了我的地方，它至今还保持着落后和淳朴。到了扇子湾，你会感觉生活倒退了，一切停滞了，1997年才通电，如今没有移动和联通信号，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东西较少，人们挑着扁担去沟里担水饮用，农历六月在地里干活的人们坚持封斋，过圣纪的日子里大家头戴白帽涌往清真寺里。而我小时候经历的生活还要更纯粹更封闭。我的生命最初的塑造就是在那里完成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自然和那个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我笔下的世界与外面的社会保持了相对的距离。
18岁，开始文学经历，这时候的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成熟到去考虑自己拿起笔写点文字的初衷，和需要承载的意义，我更对文学没有产生过什么宏大的梦想。我只是觉得扇子湾的人都活得太苦了，大家的故事活生生的就在眼前，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把他们在生计里的挣扎和苦难表达出来，如果可以算作初衷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初衷了。那时候稿酬低，而且我一年也就发表两三篇，挣那点稿酬，好像改善不了我的处境。之所以一直坚持，还是因为喜爱吧，没有什么太强的功利目的，就是喜欢，而且这样的坚持，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还能带给我内心的丰富和安宁，所以就没有放弃。
对于写作，我始终怀着一颗真挚纯朴的心，喜也罢，忧也罢，用文字点染出内心的真实部分，也就完成了最初的心愿。对于小说，对于这个世界，我都没有别的奢求，就这样一直一直地写着，用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内心朴素的想法，以朴素的方式面对世界。近来总是禁不住思索自己的写作。十年一梦，惊醒之后，蓦然看清，过去的时光里，我就像一个跌入深谷的盲人，凭着本能摸索着寻找出路。我踏遍了深谷的底部，磨穿了鞋子，脚底结上了厚痂。可是我还是没有摸到出路。有一天，忽感眼前一片光亮，我的视力恢复了。可以看清世上的万物了。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过去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原地踏步。从来就没有走出过谷底。地面上满布着我留下的脚印。写作，究竟该如何进行。很多人说，摆脱苦难，不要再重复苦难，因为西海固作者的作品，给人一眼就有西海固贫穷的影子，有千篇一律的印痕。尤其我们这样的末流作者，更难以摆脱石舒清郭文斌等人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宁夏作家都是一个路子，鲜有新路。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徘徊中，我始终舍不得丢开手中的笔，舍不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淳朴和善良，舍不得生我养我的西海固。我一直沿着苦难的路前行。何去，何从？一段时间之后，我释然了。不是写苦难有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我的笔触不够深入，远远没有挖掘出苦难背后的东西，仅仅浮于讲故事的层面，情节深处那些人性中闪光的鳞片，或者需要批判反思的病垢，都是需要往更深处开拓挖掘的。《绿化树》也写苦难，《心灵史》同样在写苦难。今天，我们距离大师还有多远？跟在大师后面赶路，不是战战兢兢地去防备，避免踩上前面的脚印，刻意回避重复，而是大着胆子，迈开步子走路，说不定，就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会不经意间超越了简单的重复，深化了自己。
赵依：你后来离开农村，进入民盟固原市委员会工作。这种离开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如何？
马金莲：2007年至2010年，我在乡镇干了三年，眼界大大开阔，对社会有了一点比较复杂的认识。2010年秋进入固原市民盟，离开了乡村，在真正的城里工作生活了。离开了乡村，再回头看，眼界和从前有了差异，也许身在其中的时候，有些事物是看不清楚的，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一旦拉开距离，就能更冷静地思考，更成熟的表达，所以这几年我的文字比之前有了成熟和深度。当然，离开乡村，感觉与生活远了一步，幸好我的亲人们都还在农村生活，我一有空就往老家跑，婆家、娘家、亲戚，我需要关注农村的变化和人们内心的变迁，需要紧紧抓着生活的脉搏，不能与生活有隔膜。现在，生活是老样子，上班、带孩子，周末回老家。感觉生活稍微比过去自由了一些，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和写作了，这是很奢侈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从前想都不敢奢想的。所以我很感激，生活、命运、身边的人、遇上的每一个好人，我不敢懈怠，想乘着年轻再写几年，多写点比较好的文字出来。
赵依：你和圈子里的作家、学者等来往和交流得多吗？
马金莲：说实话，不多。西海固本身偏僻，加之我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但是，疏于交流，不等于大家遗忘了我。相反，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我的写作，有很多事我一直铭记在心，感念不已。2011年，我女儿高烧住院，我一个人带着她连续三天守在医院，这时候县文联打来电话，说白烨来西吉了，想要见我。当我带着一脸疲倦赶过去，才知道白老师的儿子马上要结婚了，而白老师为了见我特意在西吉多留了两天。很快白老师给我写的评论在文艺报出来了。2013年，《长河》，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小说选刊》的副主编王干老师，给我写了大篇幅的推荐语，并且在年终的评论里大篇幅论及这篇作品，而直到我去鲁院上学之前，我没有见过王老师并且连电话都没有通过。还有《民族文学》前主编叶梅老师，我在鲁院期间，第九届少数民族作家班的朋友发来图片，说叶梅老师正在说你呢。我一头雾水，看了发在《民族文学》2期的卷首语，才知道叶梅老师写了一篇《等待马金莲》的文字。当我读完文字的时候，心里一股暖流涌过，我只见过叶老师两面，也只是打个招呼，可是在这些文字里，好像叶老师去过我家，见过我最初写作时候的生活场景和那种艰难。《长河》进入2013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好几个老师辗转送来了祝福，而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面。所以，这份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关注和帮助，让我无比感动，让我一再感受到了文学的温暖。
赵依：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都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和城市色彩，这些年，包括你、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在内的一批来自乡村、来自生活底层的青年写作者也逐渐成为80后作家的代表，可以说一些作品也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经典，你有参与创造这种不一样的80后写作史的感觉吗？
马金莲：呵呵，没有这野心。
赵依：你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吗？
马金莲：有。我们回族作家石舒清就是我很敬重的人，不管是他做人的沉稳品格，还是为文的境界，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另外，喜欢迟子建的作品，喜欢作品里那种一以贯之的美好和纯粹。在作品思想深度上，我推崇张承志。
赵依：很多人说你延续了萧红文脉，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马金莲：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做《蹲在洋车上》的小文，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如果要在我们之间寻找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我觉得肯定是我们都天然地具备了一种凭着本能抒发和表达的愿望，并且将这一本能表现在作品里了。我们的写作，都完全地出于一片赤诚吧。
赵依：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的过程中，你最鲜明的感受是什么？请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勾勒一下当时发表小说、出版选集的大环境以及作品收到读者、编辑、评论家等各方反馈的情况。
马金莲：我目前出版了三本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是第一本，收录的是从最初写作到2008年期间的近三十万中短篇小说。最初的这些文字比较稚嫩，但是很淳朴，能显示一个作者最初时期对文学怀抱的一份朴素单纯的热爱与执着。
第二本《碎媳妇》，主要收了2009年到2012这几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创作上一个很重要的进步阶段，常常感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悟，构思快，写起来顺手，短篇《蝴蝶瓦片》在艺术上有了突破，中篇《柳叶哨》《山歌儿》都曾被不同的选刊选载过。尤其《柳叶哨》是我们《朔方》首发的，今年得了首届朔方文学奖，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一篇作品的奖励，也是对那段时间文学创作的一个整体的肯定。其中短篇《碎媳妇》被收入好几个不同的年度选本，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作外文。
第三本《长河》，作家出版社出版，二十万字，收集的是我近三年的作品，属于比较成熟的一些作品，包括《长河》《念书》《老人与窑》等中短篇。
坚持写作的过程，就是沿着一条路爬一座山的过程。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精力，耐心，恒心，和一以贯之的热情。就拿《长河》来说吧，它最初由五个部分组成，《民族文学》编辑哈闻看了后建议我删除最后一个，同时给我分析了原因，另外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认真地思索了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对比初稿，我真是很感激哈闻老师，没有这样精心的修改，《长河》能否获得后面的多家选载和获奖，真的就不好说了。现在也有些作者的QQ、微信群拉我进去，我没有时间聊天，只能偶尔抽空留意一下大家的想法，我发现很多初学写作的人，都很浮躁，恨不能一下子就拿出一个轰动文坛的东西来，拿不出来，就更浮躁，心浮气躁地在那里骂人，一副十分急于被外界认可的样子，这让我警醒，保持低调，保持沉默，把时间和心血默默地倾注在写作本身之上，这是我需要一直坚守的。而这些年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关注，必须自己做得更好，更努力，写出扎扎实实的好作品来。只有拿出好作品，你才能无愧于作家这个名号，才能无愧于更多读者的期待。
赵依：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你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和创作小高峰，几乎提到马金莲的人都会提到这部小说。请谈谈它的酝酿过程、最初构想和创作过程。
马金莲：这篇作品和我的很多作品一样，是手写的，初稿写在一个旧教案本的背面。我喜欢用废旧的纸页写作，面对这样的纸张，我觉得不是浪费，而是再度利用，所以心理很放松，写不好就写不好吧，只要没糟蹋纸张就是。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上面划拉着，开始的时候连题目都没有，只是被村庄里新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触动了心弦，想表达点什么，表达什么呢，还不明晰，就那么忙忙碌碌划拉着。第一个故事，伊哈的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是我小时候送过埋体的一个人，他死后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女人自然是再嫁，而孩子活得很受罪，念书的时候他们和我一个学校，常常见到他们赤裸的脚板和一脸的泥土。伊哈的故事写完后，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想说什么呢？没说清楚。想祭奠呢，还是怀念呢，还是警觉呢，或者是反思呢？感觉都不能简单概括。犹豫中又写了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是个男孩，从小心脏病，十二岁时候按照医生预料的那样去世了。这样一个生命，匆匆地离去，我们除了惋惜，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一边纠结，一边写。到了第三个故事，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明朗了，我就是要写死亡，我们西海固的山村里的回族的死亡，朴素的清洁的简单的悲伤的死亡。这个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最后的关头，我忽然觉得这死亡就是一条河，长长的河，所以题目有了。
赵依：《长河》书写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信仰和一股力量，柔中带刚，平淡闲远。这既勾连着你的民族和宗教，又显示出你在更大范围内对人类命运所做的思考，那么这种旨趣具体是如何生发的？
马金莲：这一点我得感激我的民族身份，作为一个回民，我很小就成长在一个信仰气氛很浓厚的环境里，可以说信仰已经成为一个不自觉的习惯和一股潜在的力量，深深地潜入到我生命的深处。所以说信仰对我的作品来说就是一种本身存在的品质。宗教信仰影响了我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气质，我在作品里不用刻意去体现这种影响，但是会在作品中有反映，那是不自禁流露的，因为信仰以及信仰对心灵产生的影响，早就存在，信仰是生活里的盐，从来都没有缺失过，我只要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和生活就行了，这种影响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写作中的审美取向自然而然摆在那里。这种民族心理的影响流露在作品中，就呈现出《长河》这样一个风貌。而世界上所有的活着，最终都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所有的生命，最终都会死亡，死亡是所有生命不可避免的结局和悲剧。这么一延伸，自然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命运。而我最初写《长河》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很多东西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我喜欢将作品写得比较实在，属于很土的那种，没有花里胡哨的成分，当然这有时会给人沉闷、单调的阅读感觉，所以现在我追求的目标是将文字写得醇厚、纯净而流利，希望让人读起来有回味无穷的效果。
赵依：你非常关注那些以柔弱顺从的姿态去抗拒1日观念或者强大命运以及严酷自然环境的女性，在《碎媳妇》《风痕》《搬迁点上的女人》《绣鸳鸯》《离娘水》等作品中你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自我生命关照。那么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中的这种女性关怀意识？
马金莲：西海固作家基本上都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作为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一份子，自然也会具备这样的写作情怀。这是那片土地和那土地上的生活赋予的一种生命的底色。这种底色会渗透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有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西海固作家群有一个相对优良的传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文学很尊重，是以接近于痴迷的态度去对待的，相对落后的封闭的环境，造成了我们相对奇特的文学状态，我们集体呈现出一种内敛、安静的状态，远没有外界的浮躁和喧哗。而我作为一名女性，不自觉地就会更加关注身边的广大女性，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把她们写进文字，定格在纸上。就在这书写过程中也许就不自觉地流露了一种女性关怀意识。
赵依：方言化的语言风格是无心插柳还是刻意为之？
马金莲：刚开始写那些年，是无心插柳。到了如今，也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呢，也有人已经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我能更多地融入西海固方言。我会试着做相应的尝试，但是，也要把握好一个度。方言适当用一点，能为文字增色，使语言活泼、生动，有趣味；但是，采用多了，会给读者，尤其西海固之外的读者，带来阅读障碍，损害文字的流畅感和整体美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需要不断摸索实验的过程。
赵依：你的小说里总会出现很多娃娃，这些娃娃大多忧伤而平静，被伤害而不怨恨，例如《糜子》中法图麦在冰雹击落的糜子地里痛快淋漓地狂奔，你也常以儿童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
马金莲：的确，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虽然后来为了避免单调和重复，也尝试拓展叙述角度，但纵观我目前一百多万的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儿童视角占据了一半之多。
我文字里书写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关于从前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另一类是关于80年代之后的。
之前的时光，我是通过老人的口述加上自己的想象去体悟的。最庆幸的是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老人都健在。老人们本身就是一段故事，一段从岁月深处跋涉而出的经历，每一个老人的身上都带着个人的传奇和岁月的沉淀，而那些过往的岁月，含着我所向往的馨香和迷恋的味道。太爷爷当年跟着他的父亲拉着讨饭棍子从遥远的陕西到甘肃的张家川，再到西海固落下脚来，到后来经历了海原大地震。自然的灾难在上演，生存的课题在逼迫，这些目不识丁的人，依靠着什么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了那么纯真纯粹朴素简单的品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上世纪80年代初外奶奶常来我家做客，来了就和我们姊妹睡一个炕，她的故事真是装满了肚子，一讲就是半个晚上。还有奶奶呢，这位饱尝了人间冷暖的妇女，肚子里更是塞满了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经历过的，说起来滔滔不绝，真是叫人佩服她那朴素本真却很迷人的口才。我喜欢听故事，听后就记住了，有时候喜欢在干活的间隙回想、琢磨那些故事里的事情，反复回味打动自己的部分，和一些含着深长意味的人生道理。等我拿起笔写小说的时候，这些故事自然冒出头来，我不得不打量它们，然后尝试着写了下来。《坚硬的月光》《老人与窑》《尕师兄》《柳叶哨》《山歌儿》等都是。这些文字里，自然都是已经逝去的岁月里的事情，但是西海固的落后和淳朴，导致这里的生存环境变化很慢，当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扇子湾人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用具还是很早时候继承下来的。包括居住的地方，大半是黑乌乌的窑洞，里面盘着土炕，炕上有土墙，铺着竹篾席子。装清油的坛子、换水的粗磁水罐、母亲的雪花膏和银粉……我喜欢这些东西，常常抚摸着它们，我觉得一个瓦罐上闪烁的光泽里浸润着岁月的汗渍和呼吸。我借助着这些古旧的器物，让自己一遍遍回到过去的岁月当中。书写那些过往时光故事的时候，我怀着虔敬敬仰的心态，怕自己写不好。而要书写这些故事，切入点自然是儿童视角，童年的那个听故事的我。
另一类，是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的故事，书写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选择自己童年时候的角度，更好表达一些。
赵依：你的小说也擅长讲述死亡，在对死亡的情态进行刻画的同时，你对死亡的概念与意义也有所叩问和表达。你似乎对“死亡”这一题材有着特别的执着？
马金莲：我小学三年级时二奶奶肝硬化去世，五年级时三奶奶肝炎辞世，初一时太爷爷口唤，2001年我唯一的弟弟病故，两年后爷爷无常。这都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大家也在死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还有邻近的村庄。我们回族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了，鼓励大家去送葬，送葬是行善的好事。所以从小到大，我参加过的葬礼其实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不同的哭相，听到了不一样的哭声，感受着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叹，还有领悟。总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生命苦短，人生不易。当我面对写作的时候，那些去世的面孔，有时候猝不及防地就会冒出来，在眼前赫然呈现，那么新鲜。不写写这样的死亡，这样的题材，我心里不安。写出来，其实是帮助自己克服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吧，毕竟这一命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赵依：你非常注重风物的描写和画面感的营造，不少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片段，例如《醉春烟》《手心里的阳光》，你的诸多作品中也不乏以画面来结尾的小说，例如《少年》《细瓷》《墨斗》。这种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是如何在你的创作中形成的？
马金莲：我喜欢沉默和观察。长时间静静地观察一些人和事，而眼睛看到的自然是画面，这些画面内化为文字，就会呈现出一种画面感较强的状态。语感、行文风格，都是在长期的坚持书写中磨练出来的，是一种感觉，一种习惯，但是要准确描述出这样一个感觉或者习惯，我觉得是困难的。
赵依：你已经来到城镇，是否正考虑逐渐将写作题材拓宽到城镇？小说《一个人的地老天荒》算不算对此做出的一种尝试？直言不讳地表达一下我的个人看法，相较于乡土题材的小说，你的城镇书写在语言和情节架构等方面稍显生疏和刻意了，似乎是独立于你以往小说的另一种美学风格，并不那么流畅自然和平静内敛。能不能请你谈谈今后的创作方向？
马金莲：首先，谢谢你注意到《一个人的地老天荒》这个中篇，它是一个尝试，是我第一次把故事从乡下搬到了城里，但是它无疑只是一个尝试，延续了乡土叙述的风格，在城市题材这方面没有探索更谈不上新的发现，所以它是有欠缺的，不成熟的。但是，随着对生活的了解、认识和感悟，我想，以后的写作不会狭隘地界定在乡村这样的一个范畴，而是会试着突破、融合，毕竟在当今普遍城乡一体化的社会里，就连我们这偏僻的西海固，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个作家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就要不断尝试和突破，我也一样，需要努力，再努力。
赵依：你的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了中宣部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它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这部作品你自己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马金莲：这部作品，2013年获得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宁夏宣传部重点作品扶持。作品很长，四十万字，前后写了四年时间。分一主一副两条线索进行叙事。故事自然还是发生在我们那里，只是这个村庄不再叫扇子湾，而是一个叫卧牛川的地方。因为在我所有的中短篇里写的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妇女，或者已经远去的日子里的故事，这一回我决定写一个当代回族女性，她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对生活、人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但是，这样一个女性在我们那里，命运还是可能会对她进行一系列严酷的考验，比如失学了，比如嫁人了，在一个大家庭里开始女人的人生历程。这个历程在男人看来很自然，很平淡，常见到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程度。但是，对于女人来说这就是生活，就是生命历程，嫁人怀孕生养拉扯孩子，柴米油盐，婆媳妯娌关系，磕磕碰碰，小小的欢喜和悲伤，小小的哀怨和渴望，哪怕最普通的女人她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她也可能会体验这样的滋味。这就是生活，西海固当下妇女的生活。我写了李万山一家人的生活状态，出现了马兰、李子梁、穆子、尔萨、李万山、婆婆、大嫂子、二嫂子等主要人物。同时以副线形式描写了李家的邻居马柏云一家的生活，塑造了老奶奶、马柏云夫妻、哈儿、哈儿媳妇、梅花等次要人物。通过一环扣一环的诸如“左撇子嗜赌”“马兰失学”“马兰出嫁”“马柏云盘小炕”“李子梁进监牢”““李万山病故”“哈儿的婚变”“马家打官司”“三妯娌感叹命运”“穆子的婚变”“舍目的闹剧”“舍目的亲事”“婆婆归真”“李尔萨留守”“马兰担当重任”等诸多情节和生动活泼的细节，讲述回族人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而细微的变迁和发展。同时我试图展现大量独具特色的回族生活画面和风俗、宗教生活等。我渴望让作品读来充满暖意，让人感觉生活是如此不易，又是如此美好。但是，限于年龄和人生阅历都有限，对生活和很多事情的认识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这部作品还是不够成熟的，只能说是一个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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