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跃辉

一

2020 年春天，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各地的日子里，我再次来到了传说中父亲祖先的出发地——南京！它，也许就是我人生迁徙之路上的最后一站了。

　　说再次，是因为之前曾多次到过南京，或旅游、或学习。以前来，心里只是把南京当作了一个过往之地，不曾有过一丝定居南京的念头。南京是个好地方：崇文重教，人杰地灵，不愧为六朝古都。南京又是很多云南人心目中的故乡。特别是滇西北地方，无论在街头巷尾或是田边地角，随便问一个老人，尽管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都会回答其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说得详细一些的，后面还会加上“高石坎柳树湾村”或“大坝柳树湾”之类的地名。我出生之地是云南一个以藏族为多数，多民族聚居之地——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我父亲是汉族，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我的祖先就来自南京。他说“文革”之前家里曾有一本家谱，家谱序文提到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可惜家谱在“文革”期间遗失，祖先们迁徙的线路父亲也逐渐淡忘，他只记得我们这一脉是从大理州的鹤庆县迁来，落脚在唐时曾建有“吐蕃铁桥”的塔城镇其宗村，到祖父这一代又迁到了我的出生地——启别村。因此，从记事起，南京这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就这样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参加工作以后，我开始留意“云南人南京说”的真伪和源流。据翻阅资料和民间探访，发现很多云南人的祖先迁居云南大多是在明朝时期。明朝之前各朝代虽有汉族移民来到云南，但大规模的移民始自明朝。大致原因有二：首先，明王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对云南采取了充军流放、军籍迁移、内地移民、流官治理等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云南的民族结构，促进了内地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进一步增强了云南人的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清《滇系--典故系六》记载：“自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既奏迁富以实滇。于是土著皆日：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其次，据南京有关方面考证，南京确有“柳树湾”“石门坎”等地名存在。但其中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时“南京应天府”为皇城，而云南史称蛮夷之地，故为显示其身份尊贵，称其祖上为“南京应天府”者大有人在。这方面很难辨别真伪。无论怎样，云南人的祖籍情怀承袭了一代又一代，也许还将继续留传下去。

二

谈到我父亲的祖先有“南京应天府”之说，或真或假，此中是非曲直却有遗失的家谱为证，而我母亲的祖先为吐蕃皇室之说，却似乎有些荒诞离奇，但母亲却为此深信不疑。塔城镇是一个藏族占比例大，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共居的地方。母亲是藏族，听母亲讲，母亲祖先是王子的故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母亲的老家是金沙江边的其宗村，其宗村距我们启别村有十余公里。母亲祖先的“皇室说”虽无文字可考，但吐蕃王朝在其宗设立神川都督府，曾派遣王室成员驻守其宗的事实却也有据可查。据史料记载，公元677 年前后，日渐强大的吐蕃以西藏昌都为中心，以金沙江和澜沧江流域为通道，开始了与唐朝争夺南诏（今西洱河一带）的拉锯战，长达百年。约在公元680 年，吐蕃为扩张其领地，实现经济及军事战略“双赢”，在其宗以悬崖和江水为天堑，设立了神川都督府，下辖铁桥十六城（今迪庆、丽江、大理一带），并在江石上“穴石锢铁”，架设了史称“万里长江第一桥”的吐蕃铁桥。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南诏经历了降蕃后复又向唐称臣的一段历史。直到唐贞元十年（公元784 年），南诏联合唐朝大破吐蕃于神川，吐蕃铁桥被毁，结束了吐蕃在南诏地区的统治历史。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初，吐蕃与回鹘战，杀伤甚众，调南诏万人。牟寻欲袭吐蕃，阳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许之。即自将数万，踵后昼夜行。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溺死以万计，俘其五王。”从吐蕃南下征战滇、川，也为后来日渐兴盛的茶马古道开辟了道路。在我心中，这条古道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南方的“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艰险之路，把内地的茶叶、布匹及日用品等运到西藏及其周边的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又从西藏等地运来骡马、毛皮、药材等到内地交易。年复一年，滇、川、藏三省（区）各民族之间走出了一条互信互惠之路。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人马铸材先生就是从一名马锅头做起，多年来往返于茶马古道，最后成为一名富甲一方的爱国侨领。抗战时期，他曾与人合伙购买了一架飞机，捐献给了国民党政府。

　　从以上历史可以推断，母亲为吐蕃王室后裔之说并非空穴来风。况且，其宗又名“结布顶”，“结布”在藏语中意为王子，“顶”为驻扎之地。于是乎，阿Q 曾经也姓赵一样，母亲似乎也找到了慰藉她心灵的“血脉”，只不过无论“南京说”或是“王室说”，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仿佛也只是遥望星空的美丽，而他们一辈子驻守的，依然是滇西北崇山峻岭中的一片微薄的天地。

三

对于我们家的人来说，最早接触“外面世界”的，却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出生于热巴家族，是名副其实的热巴传人。相传热巴舞为藏传佛教噶举派上师米拉日巴所创。热巴舞分流浪热巴和古典热巴两种，塔城是古典热巴之乡。古典热巴主要为祭祀之舞，部分舞段庄重典雅，部分舞段又奔放热烈，特别是高潮部分，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过人的天赋，是不可能跳出热巴舞应有之神韵的。母亲是我们地方有名的“百灵鸟”，除了热巴舞，我们地方藏族的弦子舞、锅庄舞，她也是一唱就会，一学就熟，边唱边跳一天一夜也不会累。特别是热巴舞，母亲跳起热巴舞来，黑褶裙翻飞，就像孔雀开屏，“带鼓平转”“猫跳翻身”之类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让人惊叹连连。幸运的是，母亲的少女时代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她的舞台也从乡间谷场走向了遥远的昆明和北京。1956 年，也就是母亲16 岁那年，她被选拔到热巴代表队，代表丽江专区（当时迪庆还被丽江专区代管）参加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艺汇演，在丽江、大理、昆明等地演出。第二年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尽管她第一次走出山外，第一次接触汽车、电灯，甚至以为电灯也是要吹息的，但在众多的表演团队里，母亲无疑成了最耀眼的一个：有人给她照相，有人为她画画，也有很多人劝她留下来，在当地读书识字，作为少数民族艺术人才重点培养，但都被同为热巴队成员的舅舅拒绝了。

　　母亲虽然未能留在昆明甚至北京，但两次外出演出的经历也让我母亲的见识比村里一般人的见识要更高更远——那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过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这，也为我们家的人渐渐走向迁徙之路埋下了伏笔。

四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家乡在我童年时的模样。在我心中，那是一个边远得不能再边远的、十万大山挟裹的小山村。所谓的山高谷深应该就是用来形容我故乡的，不然吐蕃王朝也不会把其宗当作通关和扼守的关键据点，在此修建铁桥。如果没有铁桥，飞鸟都似乎难得飞进来。因为闭塞，也因为偏远，我们求学的路是一步步、一天天走出来的。到县城要走三天，到州府要走五天。直到我10 岁那年，我们地方才通上公路，也是10 岁那年，我才真正知道汽车究竟长什么模样。每有车来，小孩子们都会跟在车屁股后面追逐半天。我至今深深记得，小学课文《南京长江大桥》曾给予我的无限震撼和惊奇。读过那篇课文后我才知道，金沙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流经我的家乡，流经四川、湖北、江西等地，流到南京长江大桥，最后才在上海汇入了大海。

　　母亲一共生了我们五个儿子。除了二儿子因为生产队强行让他去放羊而无法继续读书以外，其他四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了故乡。由于自身的限制和时代的制约，除了大儿子走得最远，走到省城昆明外，其他的只是走到了州府。而我的迁徙之路是这样的：因为家里无力让我再读高中，于是让我报考了州里的师范学校，希望我早日领到国家工资，支持还在读高中（将来有可能要像老大一样读大学）的老三和开始读初中的老五。但我还是违背了父母的初衷和意愿，也让我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师范毕业前夕，学校又推荐我参加高考，让我的迁徙之路又多了一个对我的一生都有着非凡意义的一站——大理。

　　从大理师专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的县城，然后因工作需要迁徙到州府，从州府退休后又来到昆明定居。

五

本来以为昆明是我迁徙之路的最后一站，没想到我们五兄弟的孩子们一个个比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也许生儿子的名额已经被我母亲用完，我们五兄弟一共养育了八个女儿。生到第五个孙女的时候，父母对儿媳们还抱有生儿子的希望。等到第八个孙女“呱呱”坠地之时，他们还是无奈地落下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对于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来说，生儿生女其实是一样的。既然籍贯、出身和性别的问题早已注定，那我们所要做的，就像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所做的一样，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通过读书来明理和自食其力。至于她们飞多高、走多远，那应该是她们自己的事。

　　都说很多云南人的孩子是“家乡宝”，不愿离家乡走得更远。但我们的孩子仿佛都继承了故乡那些大江大河的基因，都不愿意偏安一隅。长大以后都离开家乡，走向天南地北。本来二哥和二嫂也可以跟随女儿选择去城市生活，但因为我们的父母不愿意离开故土而选择留在了故乡，让我们四兄弟在不断地迁徙之余，还能像一只只候鸟一样，回到这个共同的生养之地。我父亲曾经说，父母在哪里，家就在那里。只要他们在世的一天，塔城的家就是共同的家。

　　我的女儿在她的几个姐姐之后，也选择了远走高飞。在南京读书的那几年，她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选择留在了南京，留在了祖先出发的地方。她留在南京以后，把酥油、炒面以及茶桶也搬到了南京。每逢周末，她都要打上一桶酥油茶，揉上一团糌粑。为了照顾退休的我们，也为了表示她的孝心，她让我们同样迁到了南京。

　　落脚南京后，爬紫金山几乎成了我和爱人每天的必修课。因为呆惯了山多人少的地方，紫金山仿佛成为了我们家的后花园。

　　没办法，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居多。过去，父母居住的地方是家，现在，为了相互照应，似乎孩子居住的地方才成了“家”。

六

在我家乡一个叫“戈登”的地方，有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叫“戈登遗址”。据专家考证，早在公元前4000 年～5000 年前，家乡境内就有人类活动。那些新石器时代的人具体从什么地方迁徙而来，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说他们是氐羌人的后裔，从甘青一带迁徙而来，也有人说他们从西藏古象雄部落迁徙而来。无论怎样，“戈登人”在人类的迁徙之路上像一缕轻烟，已经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因为有了无数的“戈登”人，中华大地才显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有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迁徙与交流，我认为这话放到任何时代，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坐井观天、固步自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交往交流交融才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必经之路。

　　“五·一”期间，我们坐高铁去上海的大哥家。大哥和大嫂也是退休以后随女儿迁徙到上海的。在侄女的家里，大哥对我说：“还是老家好啊，空气、水、蔬菜、水果都是干净而又免费的。”

　　我不由笑了起来。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心中的乡愁了。

　　河的记忆

　　在我固有的意识里，没有鱼的河流是寂寞的，没有鱼的土地和村庄是寂寞的。

　　我出生的地方有一条河，叫腊普河。腊普河并不出名，出名的是它的源头。它的源头来自白茫雪山，来自白茫雪山的皑皑白雪，来自皑皑白雪下的崇山峻岭。被誉为“世界花园之母”的白茫雪山如果还不出名，那与大熊猫齐名的白茫雪山滇金丝猴应该算是出名的了。

　　白茫雪山下的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腊普河。腊普河流经的地方，是一个以藏民族占比例大，纳西族、傈僳族、汉族共居之地，而我们是其中吃米的藏族了。

　　腊普河的上游，有一个叫戈登的村子。戈登村旁河崖下的石洞里有一个并不十分出名的遗址，叫戈登遗址。戈登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000 年～5000 年。有一天，我望着博物馆里戈登遗址的图片，想：在农业还处于萌芽时期的地方和时代，一定是腊普河捕不完的鱼和白茫雪山山谷里采不尽的野果，喂养了我们的这些祖先。

　　腊普河的鱼是细鳞鱼，也叫河鱼。因为有了鱼，有了河水滋养的稻田，我们居住的地方，叫“鱼米之乡”。

　　母亲去逝前的那年夏天，蝉声震天，烈日烘烤着大地，连树叶都似乎有一股被蒸熟的味道。一天午后，我对母亲说：“阿妈，我想去游泳！”母亲抹着一脸的汗，说：“游什么泳啊，你不知道那条河不能游泳了吗？”我以为是怕小孩游泳危险，县里或是乡里做出的规定，就回母亲说：“我们小时候天天去游泳，不是也没有什么危险吗？再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母亲看着我，笑了笑说：“你这个吃米不见糠的傻孩子啊，不知道河水已经脏得不能游泳了吗？”

　　“看着不是很干净的吗？”

　　“你长年在外，自己家乡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河水看着干净，其实已经很脏了，整条河两边的宾馆、饭店、村庄、小工厂都往河里排污水、倒垃圾，能不脏吗？”

　　“那河里的鱼呢？鱼也脏了吗？”我又问。

　　“河里的鱼都要死绝了。”她顿了顿，说：“你不怕身子发痒的话你就去游吧！村头的此登去游了，回来后就全身发痒，吃了好几天药才好，再说你们小时候游泳的地方，水底下都是玻璃碎碴，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记得小时候的河水又干净又清凉，一个村子的人都挑河里的水喝。夏天的太阳又辣又毒，村尾的河边就是最好的去处了。大人在树阴下，有的洗衣服，有的做手工活，有的只是为了纳凉而聚在一起，聊收成，话农桑，不时还向河里的孩子们吆喝几声。小孩子们则三五成群，有的在河里戏水打闹，有的用河沙把自己掩埋起来，有的把帽子浸水吹鼓后在河里浮着随水漂流……河边，总是一幅热热闹闹的场景。

　　傍晚，热气总算是消退了一些。我一个人在河边的小路上慢慢地走，一直走到村里过丰收节时集体野炊的柳树林里。眼前的一切，让我既熟悉，又陌生。原来河对岸高耸的山从山脚到山腰只有一些稀疏的松树和栎树，现在树更多、更密了，有的山间小路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踪影。只是与童年记忆不同的是：原来的小河弯弯不见了，原来的沙滩河洲不见了！河道已经被拉直，河堤也变成了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墙，冷冷地横在靠田的岸边。绿树掩映的河岸不时出现一堆堆垃圾，很多是建筑垃圾、废旧物品和玻璃瓶，有的甚至倾倒到河里。我心里正在气恼的时候，遇上了刚从地里回来的此登。此登和我是从小一起捉鱼掏雀窝长大的，一见面就开始无拘无束地交谈了起来。

　　“对面的山真是越来越绿了，以前可没有那么多的树。”我说。

　　“以前我们在山上放牛，牛跑到什么地方都看得见。现在树子长高长密了，牛都可能找不到了。”他感慨地说。

　　“村里没有人砍柴火了吗？我们小时候一年四季都要去砍！”

　　“很少了。有了电器以后除了烤火，基本上不用烧柴了。”

　　“这河堤是什么时候修的，像个三面光工程，挺煞风景的。”我心里似有水泥墙堵着。

　　“你知道的，以前这河三年两头发洪水，把田地都淹了，我们小时候还到田里去抓河鱼呢。只是这河堤修得难看了一点，对老百姓来说，却是好事。你记得吗？过去正月十五一过，村里年年都要组织去修防洪堤，把山上的树都要砍光了，还要泡在水里搭木马，做支架，压树枝，填石头，一干就要一个多月。”

　　“那河里的那些大石头呢？用树木搭的防洪堤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也不见了，鱼藏那儿了？”我又问。

　　“石头早炸没了，用在了修防洪堤上。沙子也快没了，用在了修二级公路上，用在了修建房屋上。现在一网下去，鱼都没地儿可躲，也只剩下几只小鱼了。”他望了望那些秧田，又接着说：“现在河里找不到鱼，都人工养在稻田里了。不过话说回来，稻田里养的是鲫鱼，还真没有河鱼好吃！”。

　　说话的间隙，我们在河堤上坐下来，一起回忆起了童年的时光。

　　还记得小时候河里的鱼一年四季多得吃不完。冬天，大石下、树木搭的防洪堤下，都是天然的鱼窝。拿一根细细的竹竿，从防洪堤的枝叶间插下去，如果有鱼窝，我们能够从竹竿的抖动中清晰地感应出来。然后把鱼的出口堵死，把树枝弄开，伏在堤上就可以抓鱼。当然，破坏防洪堤，是要被大人打骂的，那就抓石头下面的鱼，身子快被冻僵了也不管不顾。夏天，捕鱼的方法就更多了，最常见的就是钓鱼。鱼杆上拴的鱼线是尼龙线，结实又不惊动鱼。鱼线沉底用的铅坨是用铅做的牙膏皮炼化出来的。炼化之前，先在干硬的地皮上掏一小圆洞，再在圆洞中间插一根细竹签，然后把牙膏皮放在铁勺里，搭在火上烤一会儿，等牙膏皮融化后倒进小圆洞，鱼线上的铅坨就做成了。鱼虫就在那些河里的小石头下面，用细沙石结成窝，鱼虫就藏在里面。虫窝还没有成形时的鱼虫更好，鱼最喜欢。有时，有几个鱼钩，就会钓上来几条鱼，有的一个鱼钩上同时会咬着两条鱼。而我的父亲，则更喜欢甩白钓。甩白钓不需要鱼虫，但鱼线要更粗，铅坨要更多，鱼钩要更大。鱼杆上还要装上收线的转轮。把鱼线甩进河里，用杆在河岸上慢慢地拖鱼线，水底的鱼钩钩上的基本上是大鱼了。

　　后来河边还出现了跑网。跑网就是把网拴在竹竿上，顺河边走边拖鱼网，不一会儿，鱼就缠在网上动不了。当然，要吃大一点的鱼，就要用大网格的鱼网，小网格的鱼网大鱼一搬都缠不住，但要收获的多一些，就要用小网格的鱼网了。

　　春天是鱼儿产卵摆子的季节，大人都不让我们去抓河鱼。说“不打三月鸟，莫抓四月鱼”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不能违背，违了是要遭报应的。鱼摆子的时候，白肚皮在清澈的水下一翻一翻的，整条河都能看见白影闪闪。杨柳抽牙时节，我们就要去清理水渠。河水引到沟渠后，就会有一些鱼会游到沟渠里，我们都不敢去抓它，怕挨大人骂。清明节一过，就要栽秧了，河水灌溉过的秧田白晃晃的，倒映着蓝天白云。阿妈说，假如河水不泛滥，我们地方的人就不会饿死。因为有腊普河，秧田就不会缺水，无论干旱或是多雨，秧苗总会茁壮成长。

　　夏天，秧苗开始长高长壮。秧田油绿一片的时候，也是蛙声一片的时候。那么多的蛙不知从哪里蹦出来，总是要把夜晚闹腾个够才肯罢休。夜色笼罩田野的时候，我们会跑到河岸沟旁捉青蛙。我们只捉蛙背上有黑斑的那种。青蛙的叫声很容易模仿，我们学青蛙叫，青蛙辩识不出是人的声音，也会跟着叫起来，我们就会看到青蛙蹲藏在哪里。蹑手蹑脚走过去，伸手猛地一抓，青蛙就抓在手里了。刚捉到手的青蛙会散发出一股恶臭，要赶紧用石头把青蛙的头部剁下来。剥皮后的青蛙白嫩嫩的，抓个四五只，用柳枝串成一串，拿回家做夜宵，那是夏天最快乐的事了。

　　到了秋天的夜晚，我们就要去河里砍河鱼了。每到深夜，大鱼会游到浅滩或河边的小沟里觅食。我们点着松明火把，瞄准鱼的头部砍下去，鱼基本上就会从中间一砍两段。而在小河沟里，我们在河沟与河水连接的地方放一个鱼篓，把鱼篓周围的水流用树枝堵住，然后淌着水逆流往鱼篓赶鱼，成群的鱼就会赶进鱼篓里了。

　　河水煮河鱼，味道是最鲜美的。用腊肥肉炼成油，把鱼放进锅里炸一下，然后倒上河里挑来的水，放些姜、葱、蒜焖一会儿，一道美食就这样端上了桌面。

　　我父亲有一位远在异地的老庚朋友，我童年时总会来我们家住上那么一两天。有一年我特意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兴奋地讲起了他第一次去我家时的情景：“你们那地方真是太神奇了，我到你家的那天晚上，你阿爸做饭，把腊油放进炒锅后，才跟我说：‘老庚，你自己稍稍坐一会儿，我去河里拿条鱼，我们晚上煮鱼吃。’说完他拿了鱼竿就出去了。锅里的油还没有热透，他就回来了，手里拿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我不相信他这么快就能搞到鱼，第二天去看他甩白钓，才真的相信了。”

　　在故乡，田沟里、秧田里也到处是鱼。田沟里的鱼大多是鲫鱼，捉鲫鱼大多只是一种童趣，大人是不准我们煮吃的，一是去鱼鳞麻烦，二是腥味大，耗油。连喂鸡都不行，说是鸡吃了鲫鱼会屙白屎。现在，田沟里已经没有了一条鲫鱼，据说是田里使用了化肥农药后消失的。日子过去这么多年，如今能喝上一碗鲫鱼汤，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了。

　　我还记得，河两岸的每一个村庄旁，都会有一座座独木桥，连接着村与村、村与山。从小，我们进山砍柴、扒松毛、放牛都要过桥。架桥其实很简单：从山里砍来两三棵大松树，把人行走的一面削平整，再在河中间架一个三角形的支架，然后把木头搭上去，一座简易的桥便横在了河两岸。发洪水的时候，会把独木桥冲走，但是很快，村边又会架起一座座新的独木桥。

　　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在河边长大的孩子，过独木桥是十分危险的。河水在桥下流淌，过桥的人觉得桥和河水是反方向运动的，一脚踩空，人就会一头栽到河水里。有一年夏天，我带爱人和女儿过独木桥，还没有踩上去，从小怕河水的爱人就在桥的一头簌簌发抖，而女儿却继承了我的基因，轻盈地走到了河对岸。

　　如今，独木桥几乎已经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车马可过却失去灵性的钢桥了。

　　我和此登坐在河堤上，河风吹拂着我们，带来了一丝丝的凉爽。我突然想到此登的儿子读初中了，就问此登：“你儿子汪堆游泳游得好吗？”

　　汪堆从小在河边长大，在我的心中，会游泳，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听到这话，此登无奈地说：“哪会游啊，现在的孩子，没有上山砍过柴，没有下河摸过鱼，连地里的草都没有拔过一棵，整天只会按手机！再说，这河真不能去游泳了。”我想到母亲说的此登游泳的事，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坐在河堤上，想：有了电器，山上的树木更多了；有了水泥做的防洪堤，洪水就侵袭不到稻田了；有了农药化肥，秧苗就更加茁壮了。但是，我的小河弯弯呢？我的水美鱼肥呢？他们又都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古老景致与现代文明才能心手相牵？

　　我和此登在河堤上坐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才走回各自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