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视野下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区域特征_新文学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 罗维斯

　　民国视野下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区域特征

　　◆ 罗维斯

　　1940年前后，发生于国统区的“民族形式”论争一直被视为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政治理论构建所引发的讨论。现有研究成果往往将国统区的民族形式论争描述为“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指出绝大部分参与者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指示精神来进行阐述的，且他们“广泛学习和宣传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并由此推导出广大参与者“不仅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领导，而且已开始自觉地积极地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了”。而国统区的文艺界人士也通过这次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进行了一次相当深刻而广泛的学习和宣传”。

　　这些业已成为常识的描述，也唤起了我们对另一些常识的记忆。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矛盾对立最尖锐的时间段内。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之后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地区民族形式论争最热烈的阶段与两次反共高潮在时间上相重合。《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中就指出，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国统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各种民主活动，拘捕正义之士，陷害革命同志”。中共南方局还为此疏散撤退了大批进步文艺人士。但是，相关研究大多并未将这一历史背景与“民族形式”论争加以联系。

　　结合一些基本的史料来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立斗争局面。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一直严厉打压，为此国民党还建立了严格的文艺审查制度。1932年，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宣传品查禁标准，认下列各事为反动的宣传：“(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吹阶级斗争者。(二)挑拨离间分化本党危害统一者；(三)挑拨分化国族间各部分者。”按照这一标准，在抗战之前就有大量的进步刊物和图书，如宣传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作家的作品遭到大量禁毁。

　　抗战时期，国民党继续沿袭使用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并且在审查标准和审查办法上做出了一些修订。在出版物送审方面，国民政府行政院适应战时需要，组织了中央图书杂志委员会，采取原稿审查办法，处理一切关于图书杂志的审查工作。此外，各省市政府也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开展工作。在战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国民党出版审查制度在规章制定和实际操作层面都有所加强。

　　除了执政当局的政策法规之外，出版行业的战时生存状态也是我们在研究抗战文艺思潮时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由于时局动荡，出版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私营报业之困难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材料之供给，财源之开辟，人材之来源，及稿件之供给等问题。就材料而论，海口被封锁，白纸价格激增二三十倍，非政府设法早筹大规模之造纸厂，则纸荒问题无法解决；油墨机器之供给，亦需要政府设法。就财源而论，报纸收入只有发行与广告二项。自抗战以来交通不便，发行困难，销路不畅。内地商业不发达，广告之来源甚窄。”可以说如果没有官方的扶持和帮助，私营出版业几乎难以为继。

　　就创作者的情况来看，学校在抗战期间无法维持正常的招生教学工作，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院校教师的待遇急转直下。“因为一般人工物价的飞涨，作家每个字的收入甚至赶不上排字工人，而困于社会地位之特殊与出版业商人的剥削，作家待遇非常菲薄，生活不易维持”，“大部分文艺作家依然还有改业或饿死的危险”。抗战之前，在大城市出现的出版文化事业的繁荣局面不复存在，卖文为生的生活也变得异常艰辛。

　　从客观实际上看，在战争状态下，商业出版机构难以为继，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与日俱增，而各界文艺界人士和文化机构又云集于国民政府战时统治中心，应该说国民党战时当局对于文化事业的管控较之从前更为可行。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使共产党能够在国统区进行一些公开的文艺活动，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是对共产党的文艺活动有所戒备。国民党认为：“宣传阶级斗争，乃是为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之目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显然与民权主义所谓全民政治不同。所以阶级斗争的报纸，本党政府始终不许其存在的，过去共产党报纸之被禁，因他宣传阶级斗争，现在《新华日报》等之取得合法存在，因为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之宣传。”

　　

　　从这些原始史料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虽然能够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但是要在国统区顺利展开工作，就不得不遵守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至少在表面上放弃阶级斗争的立场。解放区内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方面的言论要在国统区公开传播也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上述文学史常识与基本史实加以比对分析，就不免会对文学史上关于国统区“民族形式”论争的叙述产生诸多疑问。起源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政治报告的文艺口号，何以能在国统区引起热烈的公开讨论，并且引发了国统区文艺界对毛泽东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这显然与国民党当局对文艺强制管控局面的描述相矛盾。从这样的疑问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重新思考国统区，尤其是国民政府战时统治中心——重庆地区的“民族形式”论争在传播和讨论方面的具体特征及其与解放区相关讨论的差异，以便对这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文艺风潮的实质做进一步探究。

　　事实上，通过对一些通行材料的细致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国统区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民族形式”论争与解放区的相关讨论有着微妙而显著的本质性差异。

　　

　　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地区，针对“民族形式”展开争论基本上是1940年以后的事，较之解放区晚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方针在国统区的传播并不像现有文学史叙述的那样迅速，也可想见要在国民政府的战时统治中心掀起对在野党文艺政策的讨论和学习并非畅通无阻。

　　不仅仅是时效性这种一望而知的差异。在具体讨论中，论及“民族形式”口号本身时，解放区与国统区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直接宣讲，是国民党当局明令禁止传播的内容。将毛泽东作为抗战领袖的宣传，也明显与国民党所主张的将蒋介石奉为抗战建国中唯一领袖的方针相悖。

　　

　　在解放区，陈伯达、艾思奇等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是“民族形式”问题在文艺上的倡导者和建构者，解放区参与讨论的文艺界人士也都对这一口号的来源有一定了解，因而对于“民族形式”的概念有着确切的来源和较为统一的理解。但是在国统区，情况却大相径庭。

　　

　　可以说，向、葛二人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之争，促成了重庆地区一带许多文艺界人士对“民族形式”的基本了解，而讨论者们对民族形式争论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不仅是对于民族形式这一口号本身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在涉及旧形式利用——这一“民族形式”论争的核心话题时，国统区与解放区的论调也是相去甚远。

　　

　　解放区的讨论是在肯定利用旧形式本身的前提下，来探讨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的。讨论中充斥着对当地底层民众审美品位的迁就和对“五四”文艺的否定，而这种对于文艺创作形式的论调，也同样体现在了对创作者自身的要求上。

　　

　　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也是国统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的激烈论争，过分拔高旧形式地位的观点受到了新文学同人的激烈反对。1941年后解放区出现对利用旧形式问题的批评也对国统区的讨论有所呼应，但与解放区相关讨论的最终 “被统一”不同，在国统区的大多数文艺界人士眼中，旧形式的利用只是战时的宣传教育问题，并不能作为文艺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解放区的讨论相比，国统区的民族形式论争充斥着对旧形式利用问题的反思和质疑，对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激烈争论也正源于此。

　　

　　国统区的“民族形式”论争并没有公开表现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过多关联，更没有解放区那种统摄全局的观念和有组织的实践。国统区的论争，既显现出了与解放区相关讨论的某种呼应关系，如具体语词上的引用；又表现出了与解放区相关讨论的隔膜，如对同一核心概念的多种个人化阐释。解放区的“民族形式”讨论中，也有个人表现出了对国统区论证观点的回应。但这种个人化的回应观念，却遭到了政治力量的强制干预。两大区域的民族形式论争，呈现出了国统区对于解放区的若即若离和解放区对国统区的强制隔离这样的基本格局。

　　

　　不过，无论是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还是国民党的文艺理念都只是在国统区论争中极为浅表的层面有些微体现，而无法真正进入到核心问题的讨论。就文艺而讨论文艺是国统区民族形式论争的实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场论争中呈现出的对中共政治、文艺理念有意无意的疏离以及抗战这一特殊背景，才使其能够在国统区展开大规模的公开讨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认为国统区和解放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呢？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可见，对“民族形式”这一口号的阐释应该存在“阶级”与消解“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而以上几则材料也正暗示了隐藏于“民族形式”背后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从解放区“民族形式”讨论的具体言论与国统区的论争情况的对比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文艺“民族形式”论争隐含的 “阶级”逻辑。如果大后方的“民族形式”问题仅是向林冰借用延安意识形态，与左翼文艺界人士之间的争论，则必不致引发右翼文人的高度警惕和激烈批判。

　　“民族”是国共对立局面形成以来，国民党及其所属右翼文人用来对抗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艺的核心观念。与此相对，“阶级”则是中共和部分左翼文艺人士一贯坚持的抗争立场。上文已经谈到，抗战期间中共取得了暂时的合法地位，但是要在执政当局的统治区域内宣传自身的政治理念，肯定存在诸多阻碍。而“民族形式”这一冠以民族之名的口号，不仅能在民族战争背景下，赢得文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也能与国民党官方的文艺理念形成表面上的契合。这也是“民族形式”论争能够在国统区蓬勃开展，国民党官方和半官方刊物也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

　　

　　段从学先生关于“民族形式”论争的全新认识尽管不尽准确，但是这种建立在扎实史料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却是十分有益的。它抛开了既有观念的干扰和外来理论的套用，以第一手的材料重建了文学现象发生的历史场景。然而，面对“民族形式”论争这样一个略显陈旧的话题，为什么现有研究成果还是会在一些基本的事实叙述上出现那么大的偏差和缺失呢？就连建立在艰苦史料工作基础上的研究也难于避免这样的疏漏呢？

　　相关研究长期以来都对“民族形式”论争发生的历史情境做了人为的限定，这种限定将这场文艺风潮从“民国”这个场域中剥离出来，忽视了论争发生时的外在社会文化因素，这就必然会遮蔽民国时期执政当局及其所属右翼文人对重大文艺运动的态度。要走出这种思维定势带来的干扰，我们就必须回到民国框架下，重新梳理和认识发生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思潮。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准确和客观的认知。

　　注释：①唐正芒：《论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中共中央党校1998年博士论文。

　　②苏光文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③刘泰隆：《试谈“民族形式”论争的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1期。

　　④详见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2～1333页。

　　⑤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⑥马星野：《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⑦详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96～594页。

　　⑧马星野：《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⑨重庆诸家：《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原载1941年2月1日《戏剧春秋》第1卷第3期，详见徐廼翔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448页。

　　⑩马星野：《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