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雨水特别多。
很奇怪,我明明没在北京生活很久,竟然也能用上“今年”这种时间词。过去这一年,我从城东搬到城西,从干燥、不会下雪的冬天,过渡到第二年潮湿、天天下雨的仲夏——
我换了一份工作,改了三次办公地,搬了四次家。时间的流速变得难以感知。
由于我学不会断舍离,始终也没怎么扔东西。无论走到哪里,一直是四個纸箱、一个背包和一只装电脑的行李箱,家当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到第四次搬家才觉得,有点挤。
朋友帮我打扫卫生,问:“收拾完以后,想做什么?”
我坐在那儿想了半天,说:“想睡一觉。”
她又问:“别的呢?”
我思前想后:“想晒被子。”
我的上一个“家”在西二环,拥有带阳台的朝南卧室,出门骑车十五分钟就能抵达什刹海。但阳光只有半年时间愿意入户,过完冬天翻了年,就迎来北京无穷无尽的大雨与晨雾。一直到我跟平台签订的租房协议到期,被子放在阳台上,都没能再邂逅令人心满意足的大晴天。
我忧愁:“这很不合理。”
友:“天要下雨而已。”
我:“但传闻不是说,没有一场雨可以覆盖整个北京城?”
友:“是呀。”
我:“就算要下雨,云总也要动一动。现在这样,好像一直在我头顶下雨一样。”
我已经不是第一天有这种感觉了。
并不是倾盆大雨,下得人走不了路,相反这雨很缠绵,优柔寡断,但没完没了,浑身发潮。按理说北方不该出现这种天气,朋友无可奈何,称自己也没见过。
在这种绵长的阴雨情绪里,我反复地过敏。北京很难挂号,又碍于疫情,我不想去医院,只能一个人吃药,一个发呆。一旦冷静下来,脑子里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无解的问题:为什么脱敏完全没有用,为什么等待看病的人这么多,为什么过敏体质的人偏偏是我。
——为什么,我现在,会出现在这里。
刚毕业时,朋友们各奔东西。我站在人生小小的岔路口,问我爸:“你想让我留下来,还是北上?”他说:“离开这里,去你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吧。”
然后我回到这里,开始漫长的“失重”。明明手上每一项工作都在照常进行,明明生活也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住在二环,认真完成每一条绩效目标,每天在拥挤的中关村安静等车,周五早早溜走跟陌生同事碰头玩剧本杀,周六骑车从恭王府旁穿过去后海的旮旯胡同里打卡隐秘的网红店。
但只要一停下来,我就会立刻被巨大的茫然吞没。好像在没有参照物的宇宙里飘浮着,看不到自己的坐标。
可能人本来就很难找到生活的意义。
进入秋天,我仍然没有平静下来,但北京天晴了。我量好尺寸买了小号的金属支架,将卧室窗台打扫干净,小心地将被子放上去晒。
日落时,我接到发小的电话。
这人很客气,第一句话就问:“最近如何?”
我:“请直说。”
当初站在同样的小岔路口,我的朋友们大多数出国,或是继续读书去了,他也不例外。
我在北京因为挂不到号而苦恼,他在德国因智齿痛苦不已。果然只有在牙疼时,人类的悲欢才相通。
他说:“牙疼,就回国了,想找你爸看病。但我也确实想问问,最近一年怎么样?”
我很难想象我们已经这么久都没见过面,这一年来,我的时间流速果然很快。
我说:“挺好的。”
他问:“怎么个好法?”
怎么个好法?我想起最近一次跟他见面,差不多就是去年此时。秋高气爽,一样的季节,清晨天空很蓝,坐在国贸餐厅,能看到中国尊底下流动的车流以及央视招摇醒目的大楼。
这一年我没再走进过国贸三期,不写书的时间里,见了很多人,妄图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坐标。然后发现,我这年纪,同龄朋友有人还在考研,有人正在支教,有人刚刚靠数字货币得到人生的第一个一千万。但事实上,其实谁的生活,都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告诉他:“天晴了,我晒到被子了。”
尽管渴望得到答案的事情仍然没有答案,但这的确是今年整个夏天,最让我高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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