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石钟山出人意料地写了一部农民军人的故事。写军队大院生活是石钟山的特长，而《五湖四海》写的却是农村兵的成长经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写农村兵也写得荡气回肠。

　　《五湖四海》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军人理想成长模式：当兵，遇到心爱的人，经历磨难，转到地方，再次经历磨难，最后成功。虽然小说情节复杂曲折，但是，最终获得的成功是关键。这符合中国人对“大团圆”结局的欣赏要求。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五湖四海》即将成为中国影视舞台上的又一部催泪大戏，因其情感情结浓重，更是因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军人情结、老兵情怀、文艺兵的神秘内容将受到极大欢迎。如果导演不那么背离小说的原意，如果演员多多少少不偏离作者的本心，那么，它也会成为中国影视剧史上的难得佳作。

　　刘天右和刘天左这两个双胞胎兄弟从小跟着吹唢呐的父亲学习唢呐，父亲是左村右庄最受人尊敬和推崇的民间乐人。父亲带着自己的乐队给乡亲们办红白喜事，名声在外，两兄弟的最佳未来就是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可是父亲因病去世了，母亲跟剩下的两个孩子勉强维持生计。部队招兵来了，恰巧文工团要招一位音乐人才，而兄弟两个在山坡树林里吹奏的音乐吸引了郭队长，他喜欢这两个孩子，要全招去。可是，招兵是有名额限制的，兄弟两个只能有一个参军。哥俩抓阄，哥哥刘天右做了手脚，成功跟着招兵的人走了。从此，兄弟两个走向不同的人生之路：弟弟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哥哥却成为部队文工团的演奏员。

　　但是，刘天右的成长旅程并不平坦，他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由情感而引起的一系列人生的遭遇让刘天右逐渐成熟。因为舞台上的精湛表演受到秦参谋长的关注，这位参谋长原来就是战斗部队里的一位司号手。此后，秦参谋长的养女付瑶闯入他的生活，付瑶成为他的学生，每天，两个男女军人就在树林里吹萨克斯，一个认真地教，一个投入地学。日久生情，付瑶开始喜欢刘天右舞台上的表演，而后逐渐喜欢上他这个人。可是，付瑶的母亲王香梅却坚决反对，因为刘天右是个农村兵，而付瑶是个部队高级领导的女儿，这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母亲的反对也是因为秦友谊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他还有一位战争年代失散的原配老婆。虽然已经改嫁，可是，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在。多年之后，那位叫秦三斤的儿子在母亲病重的时候找到父亲秦友谊，但碍于太太王香梅的关系，秦参谋哪里敢去看望处于垂死状态的原配？他最多只能认下秦三斤这个纯粹的农民儿子。而这个儿子不断地探望秦参谋长，使得王香梅忍无可忍。因此，当自己的女儿要和农民出身的刘天右恋爱时，王香梅是坚决不同意的。不仅如此，王香梅还想尽办法拆散两个年轻人，甚至还把刘天右弄到了部队最偏远最艰苦的边境去当兵，让刘天右受尽了苦难。要不是刘天右有一技之长，他可能会永无出头之日。他被军区文工团的侯队长调到了团里，才得以重生。而后，与省商业厅厅长之女葛笑笑恋爱，随后由于军改，刘天右主动转业到进出口公司。没想到这里却是充满陷阱的江湖，他决定辞职，自己单干。虽然他独立创业的想法遇到了障碍，但最终还是下海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第一笔卖给外商的饲料生意就遇到了禽流感，他东借西凑，甚至把刚刚买的新房也押在这笔买卖上，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战友们帮他摆脱了困境。虽然经历了大风浪，但最终还是赚到了一笔钱，同时他找到了适合自己创业的项目，组织了一个乐队，把昔日文工团的那些战友们聚集起来，开始了新的旅途。

　　石钟山用音乐构筑了一部军人史，整部小说都充盈在唢呐悲壮忧伤的音响中，音乐有如一炷深厚幽静的沉香，浸透在叙事的每个角落里，久久不散。

　　讀石钟山的小说总有那么股子饱满的气场，是一种情义一种贯穿始终的情感之气。 “五湖四海”其暗示的“战友”情怀不言而喻，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们结成为一个独特的军人群体，从此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战友”。无论走到哪里，这种战友情怀都能够在人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让他逢凶化吉。

　　这部小说在热闹的故事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石钟山是在情节的推动中表现出了相当深刻的主题。

　　《五湖四海》不仅把战友情怀倾注在了作品中，而且，从战友情怀更进一步推及了人性中更为普遍的身份焦虑问题。农民身份，军人身份，城市人身份，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西方世界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甚至台湾的“族群”争端，其实都是身份问题。因此，石钟山的小说在曲折、坎坷的叙述中表现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共性问题。

　　刘天右是在身份的焦虑中完成了军人生涯的。他因为自己士兵的身份，焦虑未来能不能和付瑶走到一起。而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刘天右始终处于被动自卑地位，想爱而不敢爱，想得到又怕失去，患得患失，犹犹豫豫。但是当他一走上舞台，自信马上回到了身上，因为他的技艺确认了他音乐天才的身份。因此他站在舞台上，身份是明确的，他就是一个优秀而难得的唢呐高手。

　　自信来自对空间的控制，舞台是刘天右最自信的空间。在那里他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音乐家，这个身份是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的，他因此而能控制舞台。但是，一旦走下舞台，放下乐器，他就恢复了农村兵的身份，他就自然回到了自卑、自我否定中来。特别是当他来到付瑶的家时，他的身份就还原为一个纯粹的贫穷的农村兵状态。这是最低级的身份，面对一个有着天然优越感的城市家庭，面对一个有着天然权威的军官阶层，刘天右又如何能够在这个家庭里自由呼吸呢？他因身份的低贱而失去了自信，回归到了出身阶层。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认为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身份“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事实上，身份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指个人的自然地位，另一个是个人在他者眼里的价值。

　　就刘天右来说，当兵之后，他的自然地位已经由农民转换为士兵。显然，士兵身份要远比农民身份高，他因此在村民眼里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与期待。但是，这样的改变对于庞大的社会体系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仅就军队来说，士兵只是最底层的一员而已。刘天右因此既自豪（在村人面前），又自卑（在其他军人面前），这是矛盾而又无奈的。

　　同时，刘天右身份的轻重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他人的态度。付瑶对刘天右的爱慕，使刘天右获得了自信。因为在付瑶眼里，刘天右只是一个帅气的音乐家，特别是刘天右在舞台上轻松而自信的表现，他的地位得到了付瑶的肯定与赏识。但是，在付瑶母亲王香梅的眼里，刘天右只是一个毫无前途也毫无优点的农村兵而已。在她眼里，刘天右的才华几乎一文不值。我们可以说王香梅是有偏见的，她的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是，现实社会就是这样确定一个人的，个人无法改变。人的身份不是由自己确定，而是由“他者”，而刘天右的周围就是一个充满了偏见和成见的世界，这就是刘天右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我以为，《五湖四海》在写人的身份焦虑与天然的阶级分层方面写透了。只要有人就有人的身份焦虑，只要有人，就有阶级。身份的改变在前，可是一个人身份的确认却是严重滞后的，甚至有的人一生都被成见所包围，你的改变根本就是无用的。一个出身农村的人，有时被他人认定为一辈子都是农民，你如何有钱有文化有水平都没用。在一些人眼里，你一生都是农民，是落后而土腥的。因此，有些人一生几乎都在努力让他者相信自己的改变，证明自己已然不是原来的自己。可是，让他者认可自己的身份，比改变身份更难。

　　所以，“做自己”，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显得如此必要和可贵。但丁《神曲》里的那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之所以得到认可，其本质是普遍的身份焦虑。只有放弃社会的认可，你才能获得自我。

　　试想一下，如果刘天右不顾他人的反对，就和付瑶谈恋爱，我就是一个傻大兵，我就是来自农村，你们认可不认可不重要，重要的是，付瑶认可就可以。我可以不管那些质疑的眼光，跟着付瑶去爱，去恨，去疯，那么，这个人物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刘天右的问题恰恰是对身份的“自我贬低”，他瞻前顾后，顾虑太多。因此，他即使得到了付瑶，正如他得到葛笑笑那样，他也不可能是个快乐幸福的人。他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对周边人目光的躲避其本质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贬低和自损，他因此失去了自我。

　　也可以说，刘天右的一生其实就是改变身份的一生，他所有的奋斗与努力都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兵是为了改变农民身份；努力当个好兵是想改变士兵身份成为干部；母亲让他隐瞒农民身份说自己是“孤儿”，他本能地接受，是为了获得一种无牵无挂的身份而进入城市人的世界；娶一位当地姑娘是想未来脱掉军装时，获得城市居民身份；拼命挣钱是为了改变穷人身份，等等。一切皆为改变身份，一切皆为获得高贵身份。

　　人类很早就有阶级观念，酋长自然比酋员地位要高，城市自然要与农村有差异，长在皇城根下，自然要比住在乡野田园的人们有天然的优越感。划分阶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似乎是人的本能，这是世俗社会给我们的划定。《五湖四海》写的恰是农民军人与城市社会融合与适应的故事，或者说是两个不同出身阶级之间的对话。

　　《五湖四海》还写到了情：亲情、爱情、友情。这也是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在石钟山的几乎所有作品里突出的都是一个“情”字，他走的是情感路线。他写的是军人、军队，但却少有写战场、战斗、军事行动的。他的笔基本上都放在了写军人的情感，这是石钟山小说的魅力所在。

　　刘天右和刘天左两个人和父母的关系，写得很真切，父母皆是老老实实的农民，父亲在种地之余教两个儿子吹唢呐。刘天右对家乡最美好的记忆就是跟着父亲在田野的大树下学唢呐。从三岁开始，一步步走到父亲的死亡，对父亲有着深厚的情感。对母亲和弟弟也一样，在父亲死后，他对母亲和弟弟充满了歉疚，他想在城里混个人样，把母亲接过来享福，帮助弟弟改变人生。这段亲情写得很感人。

　　写得更好的是爱情和战友情，要爱不敢爱，要得又怕失，那种农村兵的犹豫和困惑都表现得相当精彩。刘天右在最关键的时刻，都是深入骨髓的战友情谊让他化险为夷。

　　当我们再深入地研究会发现，从亲情、爱情、友情的描写，小说已经不知不觉地探究到了人性。如果，我们抛开刘天右、付瑶等人的军人身份，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与和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善与恶，公正与背叛的关系，这就是人性。小说不仅写一场青春男女之间的悲喜剧，他们的酸甜苦辣，生生息息，他们的犹豫困惑，而且还写到了表层之外的东西，它让我们思考。

　　在文学创作技术方面，《五湖四海》为我们探索了一种结构的缠绕和伸展的方式。

　　一把唢呐构成了整体结构。事实上，叙事是被两个坚实的线索勾连在一起的：一个是刘天右当兵的故事（故事线），另一个就是一把唢呐（物品线）。可以说，《五湖四海》是一部幽怨的农民军人成长的牧歌，更可以说，这是一部“唢呐”命运的悲喜剧。讲人是通过讲物达到的，讲人的命运其实也是在讲“物”的命运。

　　从始至终父亲传给刘天右的那把唢呐的旋律都回响在作品中。从家乡山坡上的小树林到文工团的那片小树林，石钟山几乎在同样的背景下，画出了一幅清晰的人物关系图。刘天右与家乡的关系是由于唢呐，而刘天右与所有女人的关系都与他的唢呐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有关系的女人付瑶、吴小红、葛笑笑都是因为喜欢刘天右演奏。这把唢呐把所有的人物都联系在一起，织起了一张密实的网。

　　不仅是女人，与刘天右有关联的男人也都与这把唢呐关系密切。师文工团的郭队长发现了技艺超好的刘天右和刘天左两个人，把刘天右招到团里；秦参谋长是因为听了刘天右的精彩演奏而大加贊赏，从而把自己的养女付瑶介绍给刘天右当学生，引起付瑶之母王香梅反对；付瑶最喜欢听舞台上洒脱帅气的刘天右吹奏。刘天右的命运因唢呐技艺而起起伏伏，悲欢离合。刘天右被贬到偏远边地，是因为军区文工团侯团长想起了刘天右优秀的唢呐技术而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商业厅厅长的女儿葛笑笑也是因为喜欢听刘天右的唢呐而嫁给了他。唢呐是黏合剂，它粘连起了人物，有序地排列出人物的关系。

　　物品是属于空间的，通常一件物品必须是在特定的空间出现，而空间使物件具有了独特的隐喻性。《五湖四海》中的唢呐恰恰是具有隐含意义的特殊物品，这个物品在不同的空间有迥异的暗示性。还是三岁的孩子时，天右和天左就能吹调调，七岁就能学会各种鸟鸣。父亲正是靠着这个手艺，在乡村受到他人的尊重，不仅可以为家人挣来吃食，还得到十里八村的尊敬仰慕。唢呐在乡村是身份、权威、财富的象征。一把唢呐使普通的农民有了某种天然的话语权。刘天右因为唢呐被征召到部队成为一名艺人之后，他的唢呐成了他的武器，也成为他敲响上层人士家门的借口。两个不同空间——农村、城市，它们的暗示性是明确的，农村给予人物的是一种满足感，而部队和城市给予刘天右的是发展与成长的空间。

　　如果作品把唢呐的标志意义再深化一下，这个物品几乎就成了神一样的存在。我的意思是，如果再强调一下唢呐的隐喻性，让唢呐所隐含的父亲，唢呐所附着的乡村与城市的沟壑感，以及唢呐在城乡间的嫁接作用都突显出来，小说会表现得更为结实有力。

　　唢呐是土的，也是洋的。说它是土的，是因为这是一种在农村常见的乐器，但是，在农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吹奏。唢呐是乐器，是文艺的，是可以登台表演的，它因此而是洋的。唢呐在小说中成了消弭城乡隔膜，让刘天右融合上层群体的一种特殊工具。失去了唢呐，刘天右就是个农民；失去了舞台，刘天右连农民都不是。

　　这就是唢呐的叙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