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中国船，从南湖启航》，是诗人朱增泉代表性作品的一个精选本，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长短诗作112首，风格整一，语言华美，哲思隽永，是诗人几十年诗歌成就的一个“回顾展”，其中的一些政治抒情诗，像《中国船》和《前夜》等，差不多都创作于30年以前，今天看仍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或者说现实意义，说明诗人保有相当稳定的艺术思想和一以贯之的政治素养。考察一个诗人艺术成就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重读，当作品问世已经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当阅读者也已经因生活洗礼而更新了其内在世界，甚至，当社会政治语境、文化风俗乃至语言习惯都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之后，那些似乎应该已被“尘封”了的诗歌样式和抒情内容，是否还能够随时被激活，进入人们的心灵世界，引起思想与情感的共鸣？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重读即是检验，唐诗宋词如此，诗经乐府如此，远古先民们的哼唱咏叹，也是如此。2021年是中国共产黨建党一百周年，重读《中国船，从南湖启航》这本题旨鲜明的诗歌作品集，我们正可以领略诗人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魅力，亦可借此感悟百年风雨中“中国船”掌舵者的非凡业绩。

　　政治抒情诗的品格

　　《中国船，从南湖启航》共分为“中国的底色”“中国船，从南湖启航”“保卫南疆 享受和平”“中国在崛起”“地球是一只泪眼”六个部分，虽然各有题材上的侧重，但整体上都可以看作是与“中国”相关联的一系列政治抒情诗。与其说是其特殊的身份原因，倒不如说是内在的精神世界使然，朱增泉似乎在涉入诗歌创作之初，就是专注于公共领域的，就在抒写公共感情、驾驭重大社会历史题材，也由此奠定了其诗歌美学的宏大格局。讨论当代诗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诗，人们可能会忐忑于“政治”二字，或者是敬畏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忌惮诗歌被“工具化”，所以往往有对文学“载道”与否的正反两方面诉求。然而，古往今来的诗歌艺术实践早已证明，文学从来都不避讳“道”，也就是特定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诉求，从屈原、杜甫、辛弃疾、陆游到文天祥，家国之情、山河之痛和“吾国吾民”之忧，从来都是诗人们歌咏的重要主题，也是渗入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骨髓的中华文化审美的重要元素。

　　当代汉语新诗的时尚，我们听到最多的，是“个体”和“私人”，是“语言本身”还有“文本内部”什么的。但有趣的地方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所谓精英圈层中被推举为“经典”的最主要作品，像北岛的《回答》之类，其实也是政治抒情诗，而且是在抒发狭义的、只针对特定历史创伤的愤懑之情，是在以咒语宣泄不满，也是在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相反，朱增泉接续的，是现代汉语新诗中从个人世界、私人写作中超脱出来的宏大叙事传统，与土地、家园、人民、英雄和革命事业相关，与和平思想、人道精神和国际主义立场相关，我们更容易想到艾青、郭沫若、何其芳、贺敬之，而不是新月派、朦胧诗、“第三代”什么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日渐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拓展，一个开放的、崇尚和谐、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正在崛起之际，我们再看《中国船，从南湖启航》中意味深长的诗句，就会明白，什么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什么是政治理想、信仰力量的诗化表达，什么是心忧社稷、情系家国的社会主义情怀，而在对共同体命运的浪漫想象与深刻警醒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美学因素。

　　哦，中国船/从嘉兴南湖重新起锚时刻/龙骨犹在/船帮漏水/苦难超载

　　这是《中国船》一诗中的句子。毋庸置疑，诗中的“中国船”这一核心意象，来自嘉兴南湖一条具体的船，这条船一直停泊在那里，已成为象征或者说是纪念物，而“中国”这艘大船，自晦暗中启航以来，已经驶过了无数急流险滩，驶过了百年风雨，“十三名勇敢的水手”风雨同舟，“扬帆、操舵、堵漏、舀水”，“齐声高唱英特纳雄耐尔船夫曲”，完成了一段看似完全不可能的航程。只是，“苦难超载”的“中国船”，自启航之时就注定了要一往无前且永无止息，换一句话说，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的伟大社会工程，从奠基之日起，即意味着一种永远的“进行”时态，“继续革命”具有真理意义。这才是诗人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独特理解，用今天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初心”的确认。如此的话，相对于“胜利”和“成就”的辉煌，着眼未来可能更为必要，百年也只是一小步，即便驶出南湖也经过了延河，前方还有凶险的大江大海，考验远未结束，壮阔的远航还在后面：

　　哦，中国船/今天仍在远航途中，彼岸/还很远、很远/这不是最后的航程/切记/倾覆或沉没/都是发生在航行途中的事情/世上没有一条船会一帆风顺

　　同时，“中国船”也并非横空出世。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不乏“船”的身影，仁人志士虽前仆后继，“船”的故事仍不免令人唏嘘感叹。所以诗人深深意识到，“中国船”必须出海，“中国船”渴望航行，“中国船”也要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命运历来同船有关/自从郑和的船队浩荡出海驶往西洋/为朝廷卖完了瓷器、丝绸和香料/自从邓世昌的“致远号”弹药耗尽/悲壮沉没/自从西太后将营造战舰的白银/铸成了一艘无法航行的石舫

　　荒诞的过往可以借镜，沉重的苦难或能转换成动力。唯有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并且是在民族危亡和文明存续的意义上，认清了国家的落后现实，认准了涅槃重生的前进道路，“中国船”才有可能开启新的航程。在这样的坦荡磊落的表达中，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即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结束不久时，我们除了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诗人的真诚、一个中华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其实更能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队高级将领的政治节操，即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对自己信仰的呵护。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一个人、一个诗歌写作者精神世界的内在和谐，也就是文学志趣与个人价值理想的高度统一。

　　由此，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抒情诗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现实中，文学在特定圈层内自我认知过度，而在社会政治、文化地位方面获得的认知评价不高这一现象，一直都存在着。也就是说，文学写作者自视甚高、自我陶醉，但作品内含的社会思想价值、政治理想价值、时代精神内容等，往往微乎其微。比如在中国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诗人作家们往往对“政治”题材避之唯恐不及，大部分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写作，就其精神蕴含来看，基本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涉，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无关。政治思想价值、意识形态内涵的缺失，使许多文学写作最终不过呈现为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业态——引车卖浆罢了，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虽然说，政治内容、政治思想，并不是非要通过某些政治话语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形式意味、风格力量等艺术创造原则，通过对生活世界批判的甚至是否定性的内在特征表现出来，从而构成与现实的关系，达成一种特别的“诗歌政治”，比如《孔雀东南飞》，或者是《离骚》，但回避现实，漠视历史内容，只能将诗歌导入一个狭隘的、孤芳自赏的小天地。

　　在中国千年诗歌史上，虽然也不乏“愤怒”的诗人和“孤独”的思想家，还有消极遁世的隐者之类，但更多的还是有现实关怀，对社会政治事务兴趣强烈的士人，在他们苦心孤诣的艺术创造中，从来都不缺少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精神文化担当。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寄托和社会关怀，就是历代中国诗人的文化品格，而自诗三百至今，辞尚体要、干预教化、文以载道的中国诗歌，其实都是广义上的政治抒情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增泉毫无疑问是一位居于正道的诗人。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没有回避中国政治生活现实，他的写作实践，是自己社会思想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胸中的“志”“气”表达，是对时代精神内容、道德文化风尚和重大历史主题的正面回应，而他的语言特点、诗体建构，不追风，不流俗，自成一种风清骨峻、气贯长虹的宏大与庄重，这反而有点独领风骚的意味。同时，朱增泉诗歌艺术的社会接受及影响，也证明了政治抒情诗在今天应有的品格，那就是跳出个人意识和“自我”世界以外的社会观察、世界观察，以及生命伦理观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现民族的伟大精神，思索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走向。

　　英雄气质与生命之诗

　　《保卫南疆》一辑，是诗人20世纪80年代完成于战壕中的诗作，我们今天翻阅，并没有任何过时的感觉，这至少说明了一点，朱增泉当年的写作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非应景。在20世纪80年代的南线边境战争中，诗人和歌手深入猫耳洞采风的情形并不鲜见，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战争诗”一时兴盛，但今天看，除了像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简宁的《麻栗坡》等极少数作品尚可再读之外，大部分真的也就过时了。最近，喀喇昆仑山西部边境，我边防官兵与外军在一线对峙，誓死保卫国土，四名牺牲官兵及负伤官兵的英勇事迹公布后，打动了无数国人的心，这再度把人们的一部分注意力引向了边境，网络媒介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之所以岁月静好，是因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这听上去是一种良心话，是对前线军人的理解，但说实话并没有什么诗意，因为真正的诗，意味着血脉的激荡、灵魂的震撼，意味着生命力的爆发，意味着对未知的探测乃至对死亡经验的分享。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朱增泉的诗作，回到战壕，回到战斗的一线，看看那些随时都可能失去生命的人的内心风景，看看壮烈牺牲、惨烈搏击映照之下的生命之诗。

　　如果不是反复亲临火线，如果不是直接目睹了战争，诗人的笔恐怕很难描绘出像《雾锁盘龙江》一诗中的奇幻世界，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未卜的，也是超越时空的，一个人随时都可能与死亡相遇：

　　白蒙蒙/黑魆魆/蓝幽幽/湿漉漉/混混沌沌的漫天大雾/你是要吞没我吗/你是要融化我吗/我浮上了云端吗/我沉入了海底吗……/我走进了中生代三叠纪地层吗/我将被凝固成恐龙时代的化石吗

　　很显然，这是沿盘龙江两岸的崎岖山路前往老山时的感受，这是去战场途中的胜景。穿越山谷抵近前沿阵地时，凌空回旋的山路在云雾中隐现，让诗人看见了“龙”的身影；从回环往复的险途瞥见弯曲向南的盘龙江，让诗人感受到了“龙”的气势。而只有到达了老山主峰的阵地，看见丛林中大雾笼罩下的哨所，看见了屹立于疆土的勇士，真正的“龙”现身了：

　　我进雾海访洞穴/哦，我看见了龙/年轻忠诚的士兵群/硝烟里孵化雾海里升腾的龙种啊

　　这首诗有极强的画面感，先是由实而虚，南疆的山岳丛林、峭岩沟壑，在浓雾中变幻莫测，通往战场的路，忽上忽下左右盘旋，在上升与下降之间，诗人似乎有会被“吞没”和“融化”的感觉，仿佛走进了“中生代三叠纪地层”，想到自己会不会被“凝固成恐龙时代的化石”，正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龙”的意象也一路盘桓；然后是由虚而实，在火线，在堑壕和工事内，在现代的洞穴中，年轻忠诚的士兵群像映入眼帘，他们是硝烟里孵化雾海里升腾的龙种。不同于一般人抵达战场时的心跳加剧，没有对厮杀、爆炸和致命深渊的恐惧，诗人只是把视线定格在了被笼罩于大雾中的万千将士身上，就好像他们是山河的一部分，亘古即在那里。

　　在战地的军帐中，诗人偶得一尊仿制的秦兵俑：

　　你是一具灵魂的化石/看你的表情/有满腹的话要对我说/然而你什么也不说/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也是一个兵啊/穿越两千多年纷乱世事风云变故/在对战争的同一个思考点上/我们相向会合（《我案头，站立一尊秦兵俑》）

　　这是另一个中国军人，“纵横扫六合驰骋了一生/挥剑决浮云鏖战了一生”，这是一个有军功的战士，一个古代的思索者，身临前线时的最佳陪伴者。诗人从他的沉默中获得的启示是：“兵，应当代表自己的民族，永恒地站着”，而且，“活，要站着，死了，也要站着！”。

　　在前沿阵地，诗人最惊异的发现莫过于穴居的“猫耳洞人”：

　　沿着国境线硝烟熏黑的峭壁/依着谷地焦土中不屈的危岩/像一群不朽的石窟/像一片不可亵渎的神龛/像一个个凌空高筑/俯视狐鼠出没的鹰巢/穴居着一群裸体人（《猫耳洞人》）

　　20世纪80年代的南疆，人们都听说过赤身裸体的穴居人：潮湿酷热的猫耳洞内匍匐的战士，与阵地共存亡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诗人以他们中一员的身份向世人宣称，自己是神农架“野人”，是“山顶洞人”的老乡，是“蓝田人”的后裔，是“元谋人”的血亲，而这对一系列的“人”的形象的标注，对中国先民踪迹和来路的识别，都是为了佐证“何为真正的人”这个深刻的命题。这首诗哲思意味浓重，再度“无视”战争本身而任思绪自由驰骋：经历了直立行走、树叶围腰和长短服饰之后，使用过弓箭长矛、有护心镜镶嵌的战袍、长剑与甲胄，以及狙击枪和远程炮之后，何以又出现了一丝不挂的猫耳洞人？这是文明的悖论吗？还是对进化的讽刺？诗人坚称，在这个意义上，比裸体祖先的故居更矮更暗更潮更闷热的猫耳洞，其实是“一座辉煌的人生大学”，猫耳洞人之所以裸体穴居，是要“先从自己身上寻找真正的人”。是的，“真正的人”或许衣冠楚楚风度时髦，在校园里学习和创造，在都市的繁华中做无忧之梦，但是，当这一切都和猫耳洞人在非人生存的环境里的生存并行时，就有必要继续追问：千万年了，在“弹丸似的地球上，在茫茫无际的宇宙里，都在苦苦寻找的人”，我们找到了没有？《猫耳洞人》的战场观察、战争之思，不仅是关于和平的，更是关于人类本身的，诗人的诘问和回答，都围绕何谓“真正的人”而展开，如此，猫耳洞这样一种奇特的出现于20世纪的战场设施，当然就和历史上那些“不朽的石窟”“不可亵渎的神龛”以及“凌空高筑俯视狐鼠出没的鹰巢”一样，只能膜拜而不可亵渎。

　　《老山风靡相思豆》《妻子给他邮来一声啼哭》《阵地上的一窝鸡》和《连长之死》，是几首妙手天成的小型叙事诗，从题记看，都是发生在前线参战部队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们的最大提示是，当枪林弹雨也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时，这样的生活中仍有出人预料的惊奇、叹息或是冷幽默，战争生活也只是“正常”生活的继续：

　　一名很羞怯的战士/漆黑夜，冒险去采摘相思豆/炮声突然响了起来/不知怎么他踩到了地雷/炸掉了一条腿/又不知怎么被弄进洞来/他始终紧握的手/向战友们摊开：/“我采到了一粒相思豆！”/一粒包在青皮里的相思豆/青皮上沾有血/大伙跟他一起笑了起来/全都满脸是泪

　　妻子在顺利分娩后，用录音带寄给前线的丈夫新生儿的啼哭；有人把一只老母鸡带到阵地上，老母鸡在林中孵出一窝小鸡，敌人开炮时，老母鸡把小鸡领进哨位，炮击停止，老母鸡带上小鸡出去“巡逻”；出征在即的连队，粗暴的爱训人的连长突然倒下，因为癌症“倒毙在战争的门槛之外”，他请求医院院长，把自己抬到整装待发的连队，他问他的士兵：“你们敢去死吗？”回答是声震群山的“敢”，然后他用烈酒为士兵们送行，他最后一个捧起酒碗对天豪饮后死去……这类叙事诗，近乎传奇，充满异趣，与诗人充满了哲理和沉思的诗作一起，构成了战场体验、生命观照的不同侧面。

　　除此之外，朱增泉还有一类诗歌，是以大量内心独白的方式呈现的，死亡之谜、精神与肉体、思想和现实，以及超越庸常的英雄气质等等，都在这类独白中获得了直接的表达，这使得朱增泉的战争题材诗歌，与大部分“就事论事”的战壕诗篇判然有别。《战争·雨季·地球的又一个受孕期》《人类历史·人类耕种着历史》《月亮·钢盔·头颅·枪管》《风雨丛林·生命穿越死亡》《火光·血·分娩靈魂的辉煌》，是朱增泉“战场独白”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组。诗人往往假以暗夜潜伏者，或是战斗间歇困守猫耳洞内抵御寂寞的战斗者，抑或一个在爆炸的晕眩中返回人间但睁不开眼睛的带血头颅，展开想象的翅膀。这当然是极具张力的出发点：越是在纹丝不动的潜伏中，在狭窄逼仄的猫耳洞内，特别是在濒死体验中，思想的弹丸弹射得就会越远：从金字塔之谜，到斯巴达克的悲剧，从释迦牟尼的循环哲学，到孔夫子的安贫乐道，再到秦始皇的防御之墙，诗人最终把目光转向了“新的历史耕种期”：“历史和土地一样/是要靠人去耕种的/在祖先收获过骄傲的土地上/需要后人重新翻耕、播种和不断地刈草/才能收割到一季新的骄傲。”这才是地球母亲唯一赞许的方式，是真的猛士的不二选择。这类“独白”中，最具思想张力的，莫过于对英雄气质的表达：

　　远征必死吗？/那么/就让我们进行必死的远征吧/没有风浪的远航/是乏味的（《南方烈士山印象》）

　　一路跋涉/我终于到达生命途中/这座险绝的山/向前跌下是肉体的陨落/向后退缩是灵魂的沉没（《风雨丛林·生命穿越死亡》）

　　英雄并非天纵，亦非凡人的自塑，而是在征途中、在格斗中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此外，英雄也具有悲剧性，英雄还需要有健全的灵魂，这都是诗人所探究的思想深度所在：

　　同去赴死的一群生命/抢回半个未死的生命/甘愿不惜生命的/是：生命/懂得爱惜生命的/是：生命（《火光·血·分娩灵魂的辉煌》）

　　战壕中的悖论式哲学正是如此，战壕中军人的精神成长也是如此：一个军人失去了双腿，他对“远行”而去的双腿倾诉：“你走后我心中涌出的泪光/饱含着对你无限的感激/些许伤感，和无尽的爱/但我绝无悲哀，祝福你/出门远行的腿/你走后我才明白/远行，永远是腿的志向啊。”这样的倾诉意味着一个灵魂的分娩，“腿的羁绊是思想，思想的羁绊是腿”，在思念腿的夜晚，灵魂觉醒了：“在这/曾将人的双脚缠小/孙行者的思想被套上紧箍咒的/国度里/早该让腿放足远行了/早该让思想学会自己走路了。”如果我们从“诗外”来看，让腿放足远行，让思想学会自己走路，这其实正是“思想解放”年代的重要主题，因此，战壕中的思考就不仅仅局限于战壕了，而是诗人对历史脉搏的准确把握。

　　长诗成就

　　在《中国船，从南湖启航》这本最新选编的诗集中，朱增泉收入了《怀念毛泽东》和《前夜》两首长诗，可见诗人对自己的这些作品是满意的。两首长诗的写作时间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前者近八百行，后者九百余行，还只是节选。这里之所以指出长诗的行数，并非强调其规模，主要还是着眼于作品本身的宏阔气势、对时代精神的承载，和一气呵成的浑然之感。因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长诗数量庞大，动辄千行万行的并不鲜见，但多半只是以篇幅之巨夺人，从结构、语言，从诗意空间的拓展及完成性看，特别是从长诗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关联而言，可称道者并不多见。朱增泉的长诗作品，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或者是美国的惠特曼，不同之处在于，朱增泉抱持的是中国精神、人民立场和人类解放主题，是对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的诗化阐释，而非完全放任的“自己之歌”。具体而言，就是诗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有一种认知上的确信和思想上的把握，有严肃的政治立场和清楚的国家民族归属感。

　　正如我们所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新诗的所谓现代性诉求，基本上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的焦虑”中亦步亦趋，怀疑、幻灭、悲观、愤怒、嬉皮、游戏文字、价值和意义的虚空是其主调，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不绝于耳的“历史终结”论，也似乎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添加了某种注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资本主义世界一边倒的“胜利”，似乎标志着“自由”“民主”和“看不见的手”这类西式价值观在地球上的凯歌高奏、长驱直入。这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文学界，乃至每一个个体创作者，实际上都既面临着“方法”选择问题，又面临着“方向”抉择的问题，而这正是长诗《前夜》的写作背景。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是绝对清醒的，他立足中国而放眼世界，与失败主义展开雄辩，同悲观主义斗争，也怀疑那些被击碎了梦想的自我怀疑者，并且以大无畏的勇气叩问新世纪的大门：

　　“世界哟/冷战之后/真的是热恋吗？”（《前夜》）

　　答案是否定的：“这世界历来如一张餐桌/却永远等不来天仙侍女/端上冷盘热炒/菜单上只有一道传统名菜/——弱肉强食。”所以，新世纪的前夜是令人不安的，更需要审慎思索并认真回答一些严峻的命题。在大部分中国诗人放弃公共意识、主人翁意识，集体性地转向所谓主体的“内在”世界，或于价值迷惘中徘徊，或乐此不疲追逐西方荣誉和“国际化”风格之时，《前夜》的作者意识到的，是地球文明所面临的更为可怕的风险：“长久对峙的冷战/一方突然绷断神经，垮掉/但另一方战争总部阴森的密室里/仍然挂满了别国的地图/图上一个个锐利的箭头/如一把把匕首/被抵住了喉管的民族/脖子稍微一拧，流出的血/够你瞧。”事实上，我们也只有在多年以后才能看明白诗人心迹：冷战格局的改变，丝毫都没有降低意识形态斗争的烈度和强度，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以市场为平台的全球化，实际上暗含着不折不扣的西化，从科学技术（互联网）、文化教育、电影娱乐直至诗歌写作，处处渗透着颠覆性的价值观，甚至是文化上的敌意，和平演变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但整整一两代“学人”似乎都习焉不察。另一方面，作为军人，职业的敏感更使其感受到毁灭性危机的无所不在：

　　哦，地球在宇宙大爆炸中诞生/在地球上不断制造爆炸的人类/命中注定/只得拿炸弹当枕头/一直在企求做一个/短暂而宁静的梦/却常常在半夜里/被一声声爆炸惊醒/人类已将五万多枚核弹/土拨鼠藏冬粮似的/掘了地洞藏起来（《前夜》）

　　无论如何，《前夜》中的“古典”骑士精神，还有“浪漫”主义情怀，看上去都是逆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也是非常另类的，至少在那样一个晦暗的历史时刻，诗人对当代汉语诗歌中无枝可依式的感伤、孤独、颓废以及佯装的愤怒，是不屑一顾的，对消费主义聒噪声中“地球是平的”之喻，也嗤之以鼻：

　　我作为一名中国诗人/我想对中国的年轻人/重复惠特曼的话/——未来的战争属于你！

　　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临死前/将对年轻的中国军人说/——别关心我，去关心/战壕！（《前夜》）

　　正像我们今天才后知后觉到的，历史当然并未像福山所认为的那样“终结”，第二个千年行将结束，21世纪的前夜并非良辰，资本和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军工巨鳄和高科技战争，对文明的侵蚀几乎无孔不入。总之，帝国主义的全球霸业并未消停，世间仍有屠刀高举。诗人提醒世人，更多的是提醒中国人民，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而发愤图强则必然会招致霸凌，因为丛林哲学的信奉者和海盗传统根深蒂固的竞争者，并不习惯别人的强大：

　　我们厮守着这片土地/继续诉说我们永不熄灭的/渴望/面对大洋彼岸的蛮横/亚洲在喊：“不，坚决不！”/我不安的灵魂，却又梦见了/刀光剑影/切瓜的旧刀虽然一再折断/只要地球仍然浑圆如瓜/必定有人打造新刀，并琢磨出/新的吃法（《前夜》）

　　诗人是祖国的赤子，而军人是家园的守护神，两种身份在《前夜》中相互交融而又各自游离：

　　人子哟/我多么同情追求/温饱、自由、独立/富有、安宁、甜蜜、创造/世界哟/我多么憎恶/侵占、掠夺、蹂躏/欺诈、扼杀、称霸、奴役（《前夜》）

　　身为军人，“从身上每一条伤痕里/去读懂对手/从对手的拳脚中/去读懂自己/然后，举目审视世界/用心谋划新的战役”，是职责也是本能；身为诗人，朱增泉视自己在世纪末变幻不测的风雨中前行为一种幸运，并将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要理直气壮扔掉/那顶贫穷落后的破帽/我们同样属于人类/我们有权/成为创造新时代的主人。”这里的“我们有权”，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说我们也有人权。这首诗里的人称代词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而不只是“我”，所以诗人言明的是集体人权，也就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前夜》的抒情主人公，面对的是公共领域、公共世界，或者是整个世界，而不是个人的梦呓、潜意识，“自我”的患得患失，个体的小小癫狂与悲欢：

　　祖国，我如芥的生命/负载着对你命运的忧虑和希冀/随你卷进风暴，闯进大海/夜色覆盖海面，风雨/催醒我生命的活力/我随你沉浮啊，祖国/呛水之后，于浪谷浮起/渴望再度与风浪交手/才令厄运生畏呢（《前夜》）

　　当代汉语新诗中原子化个人的出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且不说万千“个人”在审美上的同质化问题，这种隐含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底色的千篇一律的表达本身，已经走向了对“诗意”的消解，走向了句法雕琢和修辞迷宫，继而走向了人的反面，看来看去，最终留给这个时代的，或许就是某个小资文人的那句自鸣得意的名言：“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夜》与当代汉语诗歌中的绝大部分“自己之歌”判然有别，诗人倾向于建构一种“大我”的声音，倾向于选择做一个大众的歌者、一个公民立场和共同体利益的呼告者，倾向于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美学，而这也恰好是现代汉语新诗曾经的路向。

　　同样，长诗《怀念毛泽东》也是朱增泉上述诗歌理念的一个实践范本。放眼中国的古老大地，毛泽东的身世，从华夏农耕文明的薪火代传中显现出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农民的儿子，“挟南粤海风三湘灵气”，在黄河边手持一本《天问》，在古烽燧、断垣旁，“用西方盗来之火，点燃中国之柴”。诗人所怀念的毛泽东，不是传记意义上的毛泽东，而是作为“中国道路”缔造者的毛泽东。这个人与盘古神农炎黄等华夏人文始祖精神相通，这个人以中国的农民为上帝，这个人怀抱大同理想，浑身是变革的激情，这个人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五千年兴衰由黄河去诉说好了/五千年纷争由黄河去诉说好了/五千年悲悠悠恨悠悠情悠悠愤悠悠/五千年辉煌和黑暗/都由黄河去诉说好了/这片土地绝不会走失/滔滔黄河之水绝不会断流/交融在这片土里水里的英魂绝不会死灭/东方地平线/终有破晓的一天/毛泽东和他的队伍/人困马乏地来了

　　如前所述，长诗的突出特征，不在于篇幅之巨，而在于题材的重要性，在于诗人对重要题材的从容驾驭和控制。《怀念毛泽东》由对毛泽东开天辟地般的革命业绩的赞美起，以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勇气的称颂结束，看似是有所偏离（怀念对象），其实是以两个传奇人物不同的历史贡献，印证了中国道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在这首如同卷轴画一般展开的长诗中，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化身，象征着一个觉醒的民族，寓意着一个自我解放的现代神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从农村到城市，从江河到大海。然后是“小平您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统一中国可以是“一国两制”，姓“资”还是姓“社”是个伪命题……很顯然，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辩证的、连续的、行云流水一般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史诗性质。按照诗人最直接的表达就是，“毛泽东生前说，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奴隶们说/我们翻身靠的是毛主席/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新中国/三种说法互相支撑，构成经典理论”。所以说，朱增泉透过自己的诗歌写作，早已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触及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样一些极为严肃的命题。

　　“现代性”与国际视野

　　中国当代诗歌审美中，一直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所谓“现代性”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叛逆诗学”，从属于人类解放的大主题，从而接续启蒙现代性理想呢，还是仅仅作为一种从先锋、试验、形式游戏等所谓自律性艺术获得意义经验的审美伦理？如果说前者，则在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田间、穆旦、艾青等早期新诗的开创者那里，原本就不是问题，事实上直到以舒婷、北岛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兴起，这一诗歌传统都一直存在；如果说后者，则正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大量迷恋外来诗学资源的写作者，都不幸陷入了语义和修辞的泥淖，在“文本内部”的黑暗中盘桓已久，由经院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和“身体”理论调配而成的怪味酒，灌醉了众多的现代汉语“写作”者，还有的则放弃自命不凡的救世主义式傲慢而改宗商业伦理。

　　毫无疑问，朱增泉的诗歌写作，是在前者基础上的继续拓展，关注人生与社会，情系国家与民族，思索人类整体的命运，是诗人始终不渝的追求。如此，朱增泉诗歌中的“现代性”之思，反倒超越了沉溺于“语言”、潜意识、身体、欲望等所谓“自由个体”的写作，也超越了在诸如荒诞、变形、隐喻、反讽、救赎等形式机制中乐此不疲的晦涩表达。诗人的语言任何人都能明白，诗人的抒情样式并不难解，诗人关注当今世界力量构造中的民族压迫、军事与经济强权霸陵，揭示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战争危险与人道灾难，深入思考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秩序，用一种与现代意识而不是“现代派”腔调发声。用一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早已弃置不用的概念，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的视野、国际主义的精神，还可以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这样的视野，这样的精神境界历史观，在理解今天地球文明的微妙境遇和变数时，显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地球是一只泪眼》一辑中，诗人以莫斯科红场的黄昏、巴黎公社墙，以及在垂暮之年不得不走向法庭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苏联解体后发表告别演讲的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些历史“符号”，抒写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衰落的慨叹，记录对人类乌托邦梦想陨灭时的深沉哀戚。

　　圣诞的日子/来源于一则久远的传说/而传说/往往比确切的记载更具诱人的魅力

　　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选择在圣诞节向政坛告别，这绝对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在人类为自己勾画出的诸多千年王国中，基督教天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是一个。“圣诞节，诞生了一个永存的许诺/普洒甘露的确切日子是‘明天/‘明天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就是它的魅力”，这个一度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节日，之所以再现于俄罗斯的土地上，不仅仅是一个旧有宗教传统的复活，而且与西方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胜利关系重大，因为“圣诞”是基督教文明的象征，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标志。而在现实世界里，反对阶级压迫和劳动异化，寻求社会公正公平，寄望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伟大乌托邦工程，看上去出现了坍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空前的挫折。问题在于，以永远的“明天”相允诺的泛爱的天国，真的可以取代大地上苦难的人们自我解放的追求吗？答案当然只能是暧昧的，甚至是否定的。正因为诗人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他才没有简单附和“圣诞”的复归，在看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重拾圣诞庆典的宿命式剧目时，心中不禁惋叹，笔底未免辛辣：

　　当发亮的希望锈蚀为失望/人们需要选择一个日子/重新燃旺心火/将另一个希望，往失望上焊接/敲打，翻腾，锯割，火烧/疙疙瘩瘩结成疤痕，成为节日

　　这首《告别》，大约是当代汉语诗歌中最具政治讽喻价值、警示力量而又不直接使用任何政治话语的作品了，今天读来依然是振聋发聩。三十载时光过去，剧变后的苏联和东欧世界怎样了呢？被资本主义拥入怀抱后得到真正的温暖了吗？圣诞节所包含着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神圣力量和天国允诺，究竟怎样抚慰了痛苦的俄罗斯灵魂？这一切都可以随时间的延展而看得更为清楚明白。这首诗歌作品所选择的“告别”场景，其实更让我们深思：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不是也有自己的牧首和教皇？但在沙俄时代痛苦的诗人与思想家那里，圣诞节虽不至于被抛弃，却也绝非真正的救赎力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俄罗斯带来了希望，为不平等的世界敲响了洪钟。很不幸，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试验，却被自身的异化力量——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给葬送了，这一悲剧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尤其是对当代中国而言。当一种已经被扬弃了的精神文化观念又要被捡拾起来时，也就是“将另一个希望，往失望上焊接”，这意味着人们的信仰会“疙疙瘩瘩结成疤痕”，这当然是悲惨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躲在象牙塔里的诗人，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而即便在今天，也未必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这首诗。

　　朱增泉诗歌中的国际视野，还包括了对巴尔干战火、中东战争的审视。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陷入了战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狂轰滥炸，导致南联盟两千五百多名无辜平民丧生，六千多人受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心脏地带最为痛楚的创伤，也是掌握着话语霸权的西方舆论一边倒地围观称快的战事。隐形轰炸机和精确制导炸弹，被摧毁的总统府、广播电视大楼与外国大使馆，被捉拿审判的国家领导人，恃强凌弱的剧目在亢奋的媒体直播中近乎一场欧冠杯足球赛，但在诗人忧郁的眼睛里，却只有绝对的战争之恶：

　　一支光柱，从炸塌的房顶跌进黑洞/如一条炸断的僵直的手臂/在断魂的一刹那/仍想抓住已被炸断/半埋在瓦砾堆里的/血红色的琴颈/昏暗浑浊的光柱下/几根炸断的琴弦/在腾起的尘土硝烟里/悠悠颤动/哦！巴尔干的神经/在震颤

　　这痛苦的一幕下还有更深的痛苦：

　　断墙上，斜吊着最后一只镜框/照片上的老游击队员满脸皱纹/在镜框里重温这幅熟悉的场景/他已无力投身巷战/只有一脸深深思考的表情

　　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和瓦尔特这样的游击队员，在20世纪80年代曾因一两部电影而让中国人格外熟悉，但在1992年夏季的黄昏，炸弹惊了飞鸽群，墙上的古老提琴碎裂，铁托铜像所在的广场化为残垣断壁。作为冷战“收尾工作”的局部热战，在不同意识形态的观照中，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废墟中，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游击队员的照片，触动了诗人的心，这个场景意味深长：终结了上一次战争的战士的家，被新的战火所摧毁，柏林墙倒塌后在意识形态上对“胜利者”表现出忤逆的南斯拉夫联盟，被加诸“种族灭绝罪”，被施以“外科手术式”打击，最终被肢解。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这就是值得欢欣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今天我们或许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答案绝非那么简单。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风云晦暗，历史大潮汹涌，当诗人挥笔写下《巴尔干的枪声》一诗时，他已经心明如镜。

　　同样，在《底格里斯河在呜咽》一诗中，诗人以《圣经》中曾经提及的古老河流，以及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内巴比伦时期文物这样一些重要的符号，哀叹一种看似是永恒之物的碎裂，痛惜文明的不堪一击，反思今天人类文明究竟有什么样的缺失。朱增泉的这类感触和思考，也曾见诸他的一些散文作品，可见这并非一时的灵感。我们看到，无论从政治的、军事的角度观照，还是从人道立场、和平理想出发，都指向了基于对当代世界基本判断的明确的倾向性，即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不义战争的谴责，和对世界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而且，越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在我们认识现实、感知历史、判断未来时，掌握一套哲学武器是多么重要。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当市场、贸易、技术和人口的交流愈加频繁，一切矛盾和问题都似乎可以归结于全球化時代的经济问题时，政治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问题，仍然存在，仍需要严肃面对，人类的苦难，是不可能在另外一部分人闷声发大财的过程中自动消失的。阅读朱增泉的诗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政治素养和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预言价值，这是诗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修养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哲学武器，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诗歌面貌。

　　我想，这是《中国船，从南湖启航》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