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根

　　

　　1992年3月27日，我在北京的一家书店见到《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一书，随便翻翻，忽而看到王伏林同志赴越执行特殊使命的回忆：

　　“文革”中，总理派我执行过一个秘密使命，护送越南南方的一批领导成员从河内返回南越游击根据地。

　　为什么会找到我呢？因为我在交通部远洋局当过几天副局长，跑过海上航行，所以把我叫去说，你负责把这些越南同志送到南越。按道理，应该从胡志明小道走，但是走这条秘密通道，时间花一两个月不算，而且气候很恶劣，加上这条通道经常会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

　　最安全的办法是从海上走。走前派了一个调查小组，把路先蹚了一个遍，总理亲自听取小组汇报，怎么走最安全，一个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总理生怕把人家的干部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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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对每一次行动，都是亲自过问，怎样走，用什么路线，用什么信号，怎样送到鹦鹉嘴，再后送到南方司令部，问题问得一清二楚。有什么困难，总理总会像一个行动小组成员那样，和你一起想办法，帮你解决。

　　自我的《援越抗美实录》出版后，我仍一直在收集和寻觅这方面的资料和线索。鹦鹉嘴就是柬埔寨切入越南南方的那块像鹦鹉嘴般的国土。众所周知，那里曾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大的后方基地。周总理派秘书护送越南南方领导人到鹦鹉嘴，再进入越南南方，这一路上定有许多奥秘可寻。

　　我四处打听，一时难以找到王伏林同志。于是，我又翻阅曾任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的《一个军人的报告》，他也说到了那个“鹦鹉嘴”。1976年他出版这本回忆录时对那个“鹦鹉嘴”仍有切齿之恨：“敌人明目张胆地把柬埔寨当作庇护所，而华盛顿当局不允许我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真是令人烦恼。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于1965年5月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多次在公开言论中流露出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表面上看来，好像应归咎于南越飞机误炸了柬埔寨村庄。其实，共产党中国的武器早已源源不断地运入这个国家。早在1965年中期，我的情报处长约瑟夫·麦克里斯琴少将确凿无疑地证实，在柬埔寨至少有七个大的基地由越共和北越人使用。其中有距西贡30英里的‘鹦鹉嘴和越、老、柬三国交界的地区。”

　　我决意要采访王伏林同志，希望他谈得更为具体一些。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赶到京城东北角的王伏林同志家，我们已经电话联系，他早在等待。一进院门，我就见一位中等身材、穿件夹克布料衣装的长者迎面而来，我想他定是王老。他五官端庄，眉清目明，我想象他年轻时一定是位清秀的惹人喜爱的小伙子。

　　庭院里有几棵枣树、柿子树，还没到吐翠长叶的时节，粗细的枝干饱经风霜，稀疏地展示在阳光中。王老将我领进他那古色古香的庭院小屋，我简要叙说来意后就相互交谈起来。

　　王伏林是山西灵石人，汾河水养育了他，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练就一副坚强的体魄和坚定顽强的意志。1940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胜利后，他随我党我军一大批干部徒步从延安赶到东北，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当国民党大军压到东北三省时，王伏林所在的我军广大将士已经展开工作数月，国民党军来势凶狠，我军让开中央，占领两厢，与敌军周旋，等待战机。王伏林参加了整个辽沈战役，又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一路南下，攻河南，入武汉，后奉调到我军第四高级步校任办公室主任。党中央、中央军委进入北京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需要从地方、部队抽调一批干部，王伏林从汉口到北京，走进中南海西花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

　　王老言谈举止文雅，他的话语已经融汇走南闯北的大众风味又带有纯正的北京口音，如不是他的自我介绍，我绝对听不出他的晋中声腔来。他话语淡淡，有板有眼，娓娓道来：

　　“走进西花厅，我居然还不知道这是总理居住的地方，心里还纳闷：总理在什么地方？其实总理就在咫尺之遥。总理听说来人了，就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我还按军队的规矩，向总理行个军礼。总理和蔼地走过来，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原来比较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我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1957年我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回来，当时提倡干部下放，部分同志离开总理办公室，我调到大连海港工作，从此走进了交通部门，干起了远洋航运，不久任交通部远洋局副局长，后来我执行总理交给我的秘密护送越南南方领导同志的任务，就与这段工作经历有关。”

　　“1964年，我又奉调回总理办公室做秘书工作。”

　　“你喝茶。”王老亲切地指指茶几上的杯子。

　　“谢谢！”我说，“王老，您当时是送哪些人物去越南南方游击根据地？”

　　他呷了口茶：“我曾送过三次，第一次送的是十菊，第二次记不清了，好像有阮志清，第三次是黄文泰，这次还带去了金日成送的人参，还有一批军装。”

　　我听出了分量，说：“十菊就是后来担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的阮文灵。”

　　“是吗？”王老说，“我只知道他叫十菊。”

　　“十菊是他的化名。”

　　以前的采访中，我获悉阮文灵第一次来中国是1963年，那是受胡志明的重托，专程从越南南方来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介绍越南南方抗美救国战争形势，那时他任越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他的介绍，使我国比较全面地了解越南南方革命斗争形势，增强了中国援越抗美的决心。毛主席、周总理肯定并赞扬了他们。后来，他又来过多次，其中毛泽东主席会见过三次。

　　我们就这话题，交谈了一会。

　　王老颇具儒雅风度。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话，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王老的不紧不慢的叙述，正体现了他的沉稳和富有。

　　我专注地聆听着他的述说。

　　“第一次护送是在1966年10月1日。在这之前，总理把我叫去，说我跑过海上航运，有这方面的体会和经验，把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和军队的负责同志护送到西哈努克港，再转到鹦鹉嘴进入越南南方根据地。这工作要细心，保密，要安全可靠。

　　“我们出发前，周总理亲自听取调查小组的汇报，又一一作了具体布置。

　　“我记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许立同志去河南，陪同他们乘飞机到广州，我接着护送他们上我们的远洋轮，这时远洋轮上已载满一船军火，这是捎带的。一声汽笛，我们就起锚上路了。

　　“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到处都有造反派，远洋轮上也有两派，造反派的脾气上来，谁也指挥不动，好在我搞过远洋海运，与船员们关系不错，他们一听是周总理交的任务，都表示团结一致完成，并表示遵守纪律，尤其是外事纪律，不在船上挂‘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对随船而行的非本船人员不该问的绝对不问，在航行过程中，十菊他们也常常在甲板上走动，船员们坚守岗位，有时见面，也仅是相视而笑，不多话。

　　“轮船行至公海，美国军舰开始跟踪，我们轮船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远洋轮，我们在执行远洋海运的神圣使命。

　　“美国军舰紧跟不舍，信号灯闪烁不停：哪个国家？什么船？从哪儿来？到哪里去？

　　“夜色是个隐蔽的巨大场所。我们在苍茫的夜间航行。美国人决不会放过我们的行踪。我们将灯光明亮地打在‘中国远洋公司的标志上，面对美军舰只的炮口，面对他们的不断追问，我们一语不发，你们不是明知故问，你们这样跟踪为什么？

　　“船员们坚守岗位。越南同志在舱内。我与船上领导商定：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美舰眼看跟不出名堂，只好放慢了速度。

　　“轮船继续向南行驶，我们行到越南南方西贡（现胡志明市）以南海域时，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我出来观察，美国飞机已经跟踪上来，其实，美军一直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美机飞得很低很低，擦我船桅杆而过，在空中盘旋，又向我船窜过来，全船人员都非常紧张。这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决不能出舱室，在室内就是隐蔽。全船人员以一腔浩然正气压倒美机的威风。我们商定：以不变应万变，大家回去吃饭，不理它，轮船继续航行。

　　“美机在我船上空窜扰了数次，追飞一阵后无奈地消失在蔚蓝色的天际。”

　　我蓦然想起美军对越南南方海域的封锁。1965年春季开始，侵越美军司令部海军指挥员诺维耳·沃德中将和他的继位肯尼斯·维斯少将指挥美国海军和南越伪海军联合行动，在南越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防止越南北方、中国向越南南方的海岛和数以百计的小海湾偷运物资。1966年下半年，有近百艘美制高速快艇在南越沿海巡逻，另还有31只美军海岸警卫队的汽艇和15架美海军巡逻机协助。我想，在西贡以南海域追踪我远洋海轮的飞机很可能就是这美海军巡逻机。与此同时，美国护航驱逐舰和扫雷艇在远海组成第二道封锁线。这些船只，在美国航空母舰和火力支援舰的掩护下，由南越伪政府的帆船协助，每天搜查大约4000只帆船、舢板和渔船。威斯特摩兰估计，1965年以前，越南南方共产党得到的物资70%是从海上偷运的，到1966年底，已逐渐减少到不到10%。威斯特摩兰不得不感叹：“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航行在越南领域以外的船只，明显地载有战争物资，可能就是驶往西哈努克港的……”

　　中国这艘满载“战争物资”并载有越南共产党南方局的领导和军队重要人物的船只，就是驶往西哈努克港的，威斯特摩兰没估计错。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管你如何跟踪和监视，我坚定地驶向目的地。

　　王伏林同志离开交通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我去采访时他已退居二线，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长期的秘书、办公室、办公厅领导岗位，造就了他对工作的周密思考和恰当安排的素质和个性，他微微一笑，继续对我说：

　　“护送到西哈努克港后并不是马上可以下船就走的，下船人员要经过柬埔寨海关检查，我们采取巧妙办法，一方面热情款待柬方有关人员，另一方面悄悄地领十菊等领导人出船舱，在夜幕掩护下下了远洋轮，跨上秘密联系的车辆，赶往金边，住进大使馆。”

　　“这才松了一口气。”王老轻轻地说道，“下面就由我驻柬埔寨大使馆来负责护送他们。那时我驻柬大使是陈叔亮，参赞是康矛召。”

　　“这事一直保密到现在。美国人意想不到，柬埔寨方面也不清楚。越南共产党南方局领导和军队负责人就从这条线路进入鹦鹉嘴，进入越南南方游击根据地。”

　　“回来向总理详细地汇报了整个护送经过，总理说好，后两次护送，总理自然又想到了我。”王老接着又说，“总理工作很严谨，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王老的语气很平淡，像涓涓流水。我想，他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觉得是应该的，可能还觉得自己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他可能觉得周总理日理万机，昼夜操劳，比起他老人家来，我们差得很远很远，所以他的言语总是那么恬静平和。其实平淡中有离奇，平和中有神圣。

　　附：

　　王伏林，生于山西灵石，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起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历任校部文书、书记、干事。1946年后在东北军政大学历任校部秘书、连队队长、政治指导员。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校部行政科科长，总校校部秘书科科长，第四高级步校办公室主任。1951年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1958年任交通部大连港务局党委副书记。195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际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中方总经理。1963年任交通部远洋局副局长。1964年回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秘书。1966年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局长。1977年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至1986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92年离休。2003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