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权

　　1956年的春天，我还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在长江边的一所中学的图书室，看到了一本耀人眼目的文艺刊物《边疆文艺》。作为文学爱好者，我立即就被刊物特别的封面设计吸引住了。那是一幅美丽的少数民族姑娘头像的套色版画，后来知道这是大画家黄永玉来云南采风时，根据彝族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的主人公创作的。黑色为主色调，配搭着红绿线条的头饰，高高的鼻梁和胸脯，美得醉人。

　　从此，我便向往着创办《边疆文艺》的这片神奇美丽的热土，大学毕业时，还真遂人愿，在当时党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中，从天府之国来到了彩云之南，最后还走进我梦想的《边疆文艺》编辑部工作，经历了从《边疆文艺》到《大西南文学》，再到今天《边疆文学》的几个时期，几十年人生风雨，几十年的办刊经历以及退休后，看到《边疆文学》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作品层出不穷，各民族作家诗人不断从该刊走向全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一名曾经把心血浇灌在《边疆文学》这片文学园圃的老编辑，倍感欣慰和光荣，对她真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一

　　文学和文学期刊，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在100年前的黑暗中国，和我党的建立最早有关的革命，叫文学革命，文学革命便产生了革命文学作品。鲁迅发表在新文化期刊《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为革命《呐喊》，如惊雷划破了长夜的黑暗，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那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舆论力量。从此，中国共产党就一直重视文学及其期刊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立即创刊了《人民文学》。毛主席为之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现”，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在新中国的各地创办，老作家创作热情高潮，青年作家不断涌现，好作品层出不穷，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早在1951年毛主席针对京剧界出现的问题，就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对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思考，他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文学艺术界受到巨大鼓舞，出现了一派春光明媚，欣欣向荣的景象。次年毛主席题写刊名的《诗刊》创刊，并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校改过的诗词和《给诗刊的一封信》。

　　在这个背景下，远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于1956年1月，《边疆文艺》创刊了。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有了第一份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的省级文艺刊物。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的作家诗人怀着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真情实感，创作了不少反映新的边疆风貌和人民新生活的文艺作品。为促进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下，早在1950年6月就成立了昆明文联筹备委员会，即云南省文联前身。筹委会为了使新创作的作品尽快发表，在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支持下，在报上开辟了“文化生活”专版，每周一期，发表云南作家诗人的作品。“文化生活”专版，实际上就是《边疆文学》的起点，当时发表了不少反映边疆各族人民新生活的作品。还是彝族青年的李乔，发表了反映佤族头人拉猛参加新中国成立国庆一周年观礼活动传奇经历的《拉猛回来了》，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被《人民文学》转载，又评为抗美援朝征文作品一等奖。

　　由于“文化生活”受版面限制，许多优秀作品难以发表，人民群众随着生活的改善，对文艺的需求又不断增加，昆明文联筹委会考虑在云南省文联和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成立之际，创办一份与地处彩云之南边疆相适应，名为《边疆文艺》的新刊物，并向省委宣传部报告。中共云南省委领导在听取了云南省文艺界的反映后，及时批准了云南省创办《边疆文艺》的报告，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诗人袁勃负责《边疆文艺》的创办工作。参加筹办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有：曾在延安参加过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聆听过主席讲话的戏剧家谭碧波，喝过延河水的女诗人黄铁，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作家、民间文艺家王松，还有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李鉴尧、洛丁、杨昭、柏鸿鹄、蓝芒等。

　　筹备组的同志认真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和省委的批示，领会“既然名为边疆文艺，就应该名副其实地反映云南的现实斗争，显示出边疆特色”的精神，确定了刊物“立足云南边疆，面向全国；普及为基础，提高是方向；发现培养各民族优秀文艺人才，推出具有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高质量作品；创作与理论并举，专业和业余并重。同时还要发掘整理推出各民族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突出边疆民族特色与民族风格”办刊方向。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工作和组稿，《边疆文艺》就在年云南省文联成立之前，1956年1月正式创刊出版发行了。并任命从延安来的女诗人黄铁担任刊物主编，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亲自写了发刊词，足见党对云南的这第一份文艺刊物的重视。发刊词表明了《边疆文艺》的办刊方针，要反映云南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突出边疆民族特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人民大众服务。

　　《边疆文艺》创刊，用的是一幅阿诗玛头像的套色木刻作为封面主题画，那种既简洁又线条细腻、独具民族风格的封面设计，在当时全国文艺期刊的封面画廊中，可真是独具一格，是非常吸引人的。对于这个封面设计，曾有不同的说法，有说黄永玉应筹备组领导要求，专门为创刊号设计的。后来我和时为筹备组成员，长期担任《边疆文学》编辑部主任和主编的李鉴尧聊天时，说到刊物的封面设计，我问过他是黄永玉专门为我们刊物创作的创刊号封面吗？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是从黄永玉为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的木刻插图组画中选用的。当时征得画家同意后，大家从组画中几幅阿诗玛个人肖像选定了那一幅，没有任何异议，都说“就是她！”一致认定了这幅半身肖像画作为创刊号的封面主图。如果说这张肖像图在长诗组画中，由于传播面的限制，又只是组画中的一图，很难引起更大的关注度的话，那么，她经过《边疆文艺》的封面，得到了突出的广泛传播，这幅套色木刻阿诗玛的肖像图，便成了千万读者心目中的阿诗玛的认定形象。甚至后来阿诗玛香烟的商标图，其形其态，不也是这幅肖像的翻版吗？她也使刊物美丽的边疆民族特色，得到了个性化的突出表现。

　　封面，刊物的脸面，人们至今都还在赞叹《边疆文艺》创刊号的封面，它给办刊人的美学启示，是弥足珍贵的。

　　《边疆文艺》的创刊，给同年3月成立的云南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献上了一份厚礼。《边疆文艺》创刊号上，军旅作家冯牧的一篇《这里永远是春天》，如春城的春风，吹遍云岭高原和大江南北，让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和广大文艺爱好者，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元阳傣族业余作者赫春芳高兴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们要多用好作品支持她。”少数民族干部金尚荣投书刊物，说《边疆文艺》创刊，一定对多民族的文学创作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边疆文艺》，也随着蓝天上的彩云，传到全国各地和首都北京。《边疆文艺》上独具民族特色的作品，甚至赞美云南山茶花的一首歌曲《十大姐》，也一时传唱到祖国的山山水水。记得我故乡那座长江边的小城，也排演了《十大姐》歌舞，边疆的万朵茶花开遍祖国大地。同时也吸引了全国的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如郭沫若、袁水拍、田间、徐迟、肖三来云南生活、创作，他们的作品是全国各大报刊都争先恐后等着要发表的。但他们都欣然送《边疆文艺》发表。曾以马凡驼山歌闻名的袁水拍，第一首写云南的诗《西双版纳的空气》出手不凡，“西双版纳的空气呀，/是一件稀有的结晶，它的每一毫升里含有/七十七种虫声，/七百七十种花香，/七千七百种绿叶上的光和影！”空气中的虫声、花香、光影，几行诗就写出了西双版纳的神奇生态环境。诗人徐迟也是以空气来抒写他到云南的特别感受：“高原的空气，/是一片透明的空气……人呼吸了它，/人也透明。”读了这样的诗句，谁不想往彩云之南这片“美丽、神奇、丰富”的边疆大地？

　　无论是田间的《芒市》、肖三的《昆明纪游》，元帅诗人陈毅的《昆明新年》，还是后来贺敬之的《云南行》，他们的作品都以一名外地作家对云南的敏感，显示了新奇的边疆民族特色。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新诗的主要奠基人、戏剧家、考古学家郭沫若，亲笔写信回答刚创刊不久的《边疆文艺》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并挥毫为刊物题词：“普及为基础 提高作指针 百花齐放蕊 万众一条心 ”后落“一九六一年一月书题边疆文艺 郭沫若”并署章。在《边疆文艺》发表后，影响全国，刊物供不应求，成一时洛阳纸贵，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文化价值的文物。他还应《边疆文艺》编辑部请求，修改校定在昆明创作的作品，以《诗五首》为题，亲笔抄送编辑部。五首诗中，就有三首是专门歌咏云南省省花山茶花的。在读者心目中，“山茶花”也成了刊物的边疆民族特色的象征。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云南的一枝山花》的文章，赞美《边疆文艺》。党中央的机关报发文评价一份边疆的文艺刊物，那还是不多见的。《边疆文艺》也是当时经中宣部部批准，向国外发行的8 家文艺刊物之一。

　　特色，即个性，是刊物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边疆文艺》在党的文艺“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指引下，自创刊把突出云南边疆民族特色作为重要的办刊方针以来，至今已经历了整整65年的办刊岁月。1978年复刊时再次重申要突出边疆民族特色，1983年改刊名《大西南文学》时，在改刊致读者信中，提出“荟萃振兴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壮丽斗争的各种文学佳品……”大西南作为云南边疆的延伸，仍然意在表现出更宽泛的边疆特色。冯牧在来信中再次提醒办刊人：“云南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刊物应突出特点”。为突出刊物特色，1990年10月，编辑部征求广大作家、读者意见，又鉴于原刊名在全国的广泛影响，决定恢复原刊名。由于刊物一直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就以《边疆文学》为刊名，一直到现在。改刊名后，在刊物封面上打出：“时代风貌 民族特色多姿多彩 神奇丰富”。旨在使边疆民族特色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现在《边疆文学》封面让人醒目地看到的是：“边疆作家高地 民族文学家园”，把刊物的特色和出作品，多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办刊宗旨相融一体，让我们看到了经历了65年办刊历程的云南第一家省级文学刊物，不忘初心，永远在路上的追求精神。

　　二

　　人民需要文学，文学离不开人民。文学刊物亦如此。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现。是所有文学刊物追求的目标。《边疆文学》创刊几十年来，把推出反映时代精神，塑造新的时代的新人物，又有较高艺术水平和感染力的作品，即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作为刊物不变的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巨变。与人民同心和时代同行的《边疆文学》，一路走来，从刊物上的作品，我们也感受到时代前行的轨迹。

　　走过百年风雨征程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求解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底，实现了全国农村所有贫困县摘帽，9980 多万贫困人口出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已成为历史。这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在我党宏伟的新征程和世界减贫事业上，做出的具有伟大意义的贡献，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厚礼。

　　紧跟时代步伐的《边疆文学》，一直注重组织和推出反映脱贫攻坚战题材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发表了一批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小说、散文、诗歌。在精准脱贫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刊物的重头栏目“边疆开篇”，就是开脱篇攻坚的时代新篇。

　　2019年10月，“边疆开篇”栏目发表了青年作家沈洋反映为脱贫易地搬迁的中篇小说《易地记》。小说围绕易地搬迁的各种矛盾，反映了在决战脱贫攻坚战中，攻克最后一个堡垒的艰难和阵痛，塑造了为使农村贫困户尽快摘帽脱贫，而忘我奉献的时代新人。是一篇洋溢着新时代脱贫攻坚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中引人入胜的脱贫攻坚好故事。作品发表后引起上下关注和好评，被云南省作协评为2020年度优秀作品，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小说选刊》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脱贫攻坚战优秀中短篇小说选——易地记》，并以该篇的题目为选集的书名。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安家》也获好评。《边疆文学》在2020年4 期和今年的2 期，又在“边疆开篇”分别发表了彝族作家吕翼的中篇小说力作《主动失踪》和《穿水靴的马》。这两部作品，都是脱贫攻坚的主题。《主动失踪》围绕新上任分管扶贫工作的县委常委，常务县长的突然失踪，形成的一个“爆炸新闻”，展开故事情节，迷雾层层，悬念不断，矛盾重重，具有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小说人物典型，性格鲜明，充满了金沙江流域贫困县的地域特色，被评论界称为写出了扶贫攻坚题材新境界的小说佳作，作品很快被《小说月报》转载，并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2020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著名评论家牛玉秋发表了《在戏剧性中展现人物的血肉感情》的评论，分析了《主动失踪》的艺术特色。《穿水靴的马》也是一篇扶贫题材中篇小说力作，写得非常别致。脱贫攻坚故事，在吕翼笔下，新颖有趣，矛盾山重水复，生活细节令人忍俊不禁，美好的思想在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中，让人潜移默化受到感染。这篇作品也很快被《小说月报》大字版和《作品与争鸣》转载。

　　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许多大事、喜事，《边疆文学》的办刊人都以自觉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感，及时开设有关专栏，推出优秀作品。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日子。举国欢庆，放声歌唱。《边疆文学》用一年的时间，在刊物开设了“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作品”专栏，发表了省内外各民族作家、诗人和广大业余作者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100 余篇（首）。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亲历亲为的感受，通过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巨变，反映了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气象，如丹增的《我的汉语老师》、郝正治的《实话实说》、和晓梅的《时代橱窗里的她》等。还有的讴歌了故乡边疆山水的神奇美丽和文化的丰富多彩，如白族诗人何永飞的组诗《云上之路》《滇西纪行》，彝族青年女诗人师师的《边地那么美》等，都以真挚的诗情，灵动的文字，讴歌了故乡的盎然生机和蓬勃发展。回眸70年，放歌70年，《边疆文学》为我们留下了作家诗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云南的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的先进事迹，感动了全党全国，被中央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党和国家领导人号召全党全国向他学习。《边疆文学》编辑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及时策划组织稿件，推出了学习杨善洲专号，把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的美好的形象，屹立在《边疆文学》的作品中。还有《边疆文学》在大旱之年推出的抗旱作品专辑，昭通鲁甸地震抗震救灾文学作品特大专号，农民作者专号、走进独龙江专号等，都用生动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时代印记。这些作品都是作家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后，创作出来的。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聚居地，整乡整族处于贫困境地，在党中央关怀下，修通了独龙江公路，整族整乡脱贫推进的关键时刻，2016年《边疆文学》组织一批省内外知名作家走进贡山怒江、独龙江深入采访，作家们及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独龙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作品，刊物在以“走进独龙江作品专号”形式，及时推出了这批具有民族特色，洋溢着时代精神的佳作。像范稳的散文《水无石不怒》、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的长诗节选《独龙江》、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中篇小说《小米子》、外省作家熊育群的散文《怒江的方式》，都是很有阅读魅力的力作。鲁甸地震后，《边疆文学》推出了抗震救灾特大专号。其中张桂柏的《进村入户》、温州的报告文学《疼痛的龙头山》、吕翼的《肝胆乌蒙 大义微行》、杨玺的《青春磅礴》等，由于来自作家深入灾区的采访，有很强的现场感，读了引人共鸣。《进村入户》被《光明日报》转载，后又登上《中国作家》。办好专号，难度大，但《边疆文学》的办刊人始终牢记，一切文艺虽然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并非都是文艺。思想好，如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一概拒之门外。发表的这类作品，必须坚持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才能不负文学刊物之文学的品位。“专号”也能出好作品。

　　与时代同步的《边疆文学》，通过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新人典型，形成了《边疆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往回看，这类作品几乎涵盖了每个时期的《边疆文学》。早在刊物创刊阶段，就十分注意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各族人民的新生活，新气象。像农民作家李茂荣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影剧本《人望幸福树望春》，生动地描写了云南农村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奋斗。彭荆风的《阿佤山的冬夜》《春夜》反映了解放初期佤族人民生活的新风貌。白族青年诗人晓雪的《苍洱组诗》，把白族人民和苍洱大地相融一体的和谐生活，抒写得如诗如画。诗人李鉴尧的《西双版纳组诗》中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经著名作曲家生茂谱曲，马玉涛首唱后，唱遍大江南北，为美丽的西双版纳插上了歌的翅膀。这首歌成为经典入选《“五四”以来爱国主义百首歌曲集》《新中国舞台艺术精品选》。青年诗人周良沛的《火焰》，用火焰这一奇异的花朵、喷泉意象，来象征勐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成立的欢乐景象，讴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英明。一批少数民族的歌手诗人，更是用他们熟悉的“赞哈”、山歌等形式，深情地唱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热爱。

　　为了热烈隆重地庆祝新中国成立10 周年，沐浴着党的光辉诞生的《边疆文艺》，从头年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方面的稿件。李鉴尧曾告诉我，那时从中央到省委都非常重视国庆10 周年的庆祝活动，省委宣传部要求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精心组织，发表一批在党领导下，反映边疆时代巨变又有艺术感染力的文艺作品，向新中国成立10 周年献礼。电影《五朵金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省文联的作家季康、公浦创作拍摄的献礼作品。而《边疆文艺》从1959年3 期开始，就发表献礼作品，可以说这些献礼作品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优秀的。如傣族歌手康朗甩的长诗《傣家人之歌》，康朗英的长诗《流沙河之歌》，都是很有艺术光彩的史诗性作品，《边疆文艺》发表不久，很快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单行本，影响全国。当时我还在万县上中学，就在当地新华书店买到了上海版的两本配有彩色插图的诗集，其中许多精彩的诗句，现在还记得。如“田想水想得心焦，水想田想得心跳。”那种想象和隐喻，让人拍案。在当年《边疆文艺》10 期更是以专号形式，集中推出了一批献礼作品。其中白族作家杨苏的小说《没有织完的筒裙》受到文学大师的特别好评。著名作家叶圣陶在《文艺报》发表了《绚丽的文锦——读〈没有织完的筒裙>》，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详细的评析。文学大师茅盾在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读书札记》中，点评《没有织完的筒裙》“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又说：“每段都用清晨，苍翠的山谷……开始，这故意相似的风光描写，颇似民歌的重奏，清新而步步入胜。”小说家刘澍德的《老牛筋》也是发表在“献礼作品”专栏的小说，很快被《光明日报》转载，茅盾在全国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老牛筋》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1927年白色恐怖中，由云南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党员吴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云南省文联主席徐嘉瑞更是在庆祝专号上献上他的《我是一只喜鹊》的颂歌。写他由黑暗岁月中的一只草虫，在新中国变成了一只喜鹊，天天“歌颂新生的太阳”，非常别致生动地写出了一名和党的历程同行的老党员的心里话。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80 周年、90 周年、95 周年，新中国成立50 周年、60 周年等重大节庆时段《边疆文学》或举办征文，或出专号、辟专栏发表了具有思想性、文献性和艺术性的好作品，如缪开和写云南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和党史的散文《好女吴澄》《朝圣杨家岭》，李鉴尧的《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晓雪的《指路明灯》，张昆华的《歌声来自延河》《伟人与士兵》，彭荆风的《初进佤山部落》，彝族作家周祖平的《红高原恋歌》，杨浩的报吿文学《丽江古城女镇长》，李骞的《云南文学五十年》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可见，当时的“献礼作品”绝非应时应景的套话空话，而是真正有思想，有艺术个性，有作者真情实感的好作品。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前进征途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做出的一项面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举措。1978年《边疆文艺》复刊不久，党就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边疆文艺》和1985年1月改刊的《大西南文学》以及后来的《边疆文学》都发表了反映改革开放年代生活的各类文学作品，刊物洋溢着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从一批冲破题材禁区的小说，如李勃的《阿惠》、彭荊风的《香客》、杨苏的《带血的腊梅》、黎泉的《一个县委书记的失眠》、汪凯利的《谁杀了她》到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文学，如欧之德、黄晓萍的《滇西大动脉》，何真、王洪波的《热土之惑》，张永权的《在云南，有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等，发表后有的出现了读者争相阅读，甚至传抄的现象。有的还帮助贫困山区修通了公路，该地群众写信给《云南日报》并发表，对作者和刊物表示感谢。为了更好地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当时的《大西南文学》参加了由《人民文学》联合全国数十家刊物发起的“中国潮”征文活动，在全国各刊物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回族作家马明康的《沙甸女老板》获这次全国大型征文活动的三等奖。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时，《边疆文学》于2018年10 期推出了纪念专号，诗歌、散文、小说中改革开放的时代生活，得到了生动的表现。还特别发表了张永权的《砥砺奋进40年的〈边疆文学〉》，呈现了一名文学期刊老编辑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刊物同行的感受，记录了作者亲历的一些故事，基本反映一个时期刊物的面貌，这里就不再详叙了。

　　《边疆文学》处于彩云之南的边疆，这里有很长的国境线和境外多个国家接壤毗邻。保卫祖国边疆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宁，人民子弟兵驻守在8000 里边防线上，筑成了一道坚强的边陲青春钢铁长城。《边疆文艺》创刊时，非常重视发表反映边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作品，发表了季康、公浦的电影文学剧本《两个巡逻兵》，军旅作家徐怀中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十五棵向日葵》，塑造了红军女战士和保护她的藏族人民的生动形象，非常感人。李鉴尧曾经吿我，打虎将军秦基伟率入朝的十五军从朝鲜战场归来时，他们知道后及时采访了秦基伟将军，知道他有一本战地日记，征得将军同意和修订后，编发了秦基伟的抗美援朝日记选，将军的亲身经历，很强的战争现场感，真实感人，直逼读者的灵魂，还具有历久弥新的文献价值。

　　1978年《边疆文艺》复刊时，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云南边境都处于自卫还击作战的时期。当时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赴前线采访，编辑部派出专人向他们约稿，副主编张昆华还随他们深入到前线采访创作，刊物每天都收到大批反映前线指战员战斗生活的稿件，刊物开辟专栏发表他们的作品，像著名诗人李瑛、公刘都把他们的新作送《边疆文艺》发表。公刘的叙事诗《统裙担架》抒写的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战火中抢运伤员的傣族姑娘把伤员背出战场，担架用完的紧急关头，毅然脱下她们的统裙做成担架，把伤员抬进医院救治，一个个圣洁如莲的战地女神，让人肃然起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编辑部还和云南省作协组织以晓雪为团长的作家诗人赴前线采访团，深入战地采访慰问，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刊物开辟专栏发表后又寄回前线，受到前线将的欢迎和好评。为了更好地反映战地生活，编辑部又联合文山州文联《含笑花》诗报和前方轮战某部，举办了军民共建文山诗创作活动，并派编辑深入战地，给前方的战士诗歌爱好者讲课改稿，推出了以前方战士作者为主，包括前方主官在内的诗歌专栏，这些写在罐头包装盒和烟壳纸上的诗，就有一位烈士用烟盒写给妈妈的诗，完全被鲜血染红了，名副其实的血染的风采。这些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诗篇，是战士的真诗、美诗、大诗。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也从中走出了好些后来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如成为将军诗人的朱增泉，他最早的作品就发表在当时的共建诗页上。边疆保卫战结束后，还有更为艰巨的战后之战。连续多年的边地排雷，关系着边疆各族人民的安宁和恢复建设的顺利进行，这虽然是一场不见敌人的战争，但同样有流血牺牲。上世纪90年代初《边疆文学》用一整期发表了尹瑞伟等人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延伸的战场》，让保卫祖国的英雄群像，屹立在我们的刊物上。作为一种传统和力量，在今天《边疆文学》“文学高地”的刊物上，继承着，发扬着，甚至也不惜版面，编辑出版军事文学专号，这些作品用文学的力量警示着和平年代的人们，天下并不太平，居安思危，和平之花，仍需要英雄来捍卫。

　　《边疆文学》和时代同行，走过65年的征程，仍要听从党和人民的号令，为时代书写，继续前行。

　　三

　　一份彩云之南的《边疆文学》刊物，已成为读者心目中常开不败的山茶花。而从这刊物走出的作家诗人，无论是云南的，还是全国各地的，对她总怀着永远的如家情怀。甚至被我们尊称为乔公，已经过世的著名彝族作家李乔，在《边疆文学》创刊40 周年写的纪念文章，题目就是《我从这里走出去》，书写他和《边疆文学》的文学之缘。

　　乔公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广大作家的心声。《边疆文学》推出好作品还特别注重发现和推出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好作品，可谓几十年从未间断。从创刊开始到今天，云南的26 个民族中登上全国文坛的优秀作家，他们大多是以《边疆文学》为起点的。当年还是彝族青年作家的周袓平在《边疆文学》创刊50 周年时，写下他的深情回忆：1990年2 期的《大西南文学》，发表了刊物编辑带回在文山和他面对面修改的两首诗，因为是他的作品第一次上省刊。“我翻来覆去阅读，像捡到一个金娃娃，更是激动了好几天，疯狂了好几天……激活了我的创作热情，增强了我创作和投稿的信心。”以后不少作品上了《人民日报》《民族文学》《文艺报》，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出席了全国文代会。他说：“注定了我热爱《边疆文学》到永远。”

　　从云南的文学发展实际看，做好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几代办刊人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边疆文艺》创刊时，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普米族、布朗族等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支系，如哈尼族的苦聪人、僾伲人等，不少还处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末期，他们没有自己的书面创作的作家作品，有的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还没有文字，文学处于口头创作阶段，劳作时即兴创作，口耳相传。田边地角和家庭火塘就是他们创作发表的地方，也是传承的载体。他们不少优秀作品，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而失传，一些有才华的创作人才因没有文字创作作品发表而埋没。就是到了今天，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甚至整个云南文学创作，和先进发达的省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在2001年时，一些人说《边疆文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不应该有培养民族作家任务了。提出要给《边疆文学》断奶，或者去办一份赚钱的大文化刊物时，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步行到省文联，对文联党组领导说，《边疆文学》还是要办成文学刊物，还是要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者。就是针对云南文学创作的这种实际情况讲的。在当时那种改变办刊宗旨的浪潮中，能保住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创刊最早的《边疆文学》，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文学刊物的重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何等重要。

　　发现和培养各民族的优秀作家，不断推出他们的精品力作，是党对一家边疆省区文学刊物的要求，也是《边疆文学》创刊65年来，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永远在路上的初心。几代办刊人爱岗敬业，无怨无悔，奉献了自己毕生心血和精力，才有从创刊到今天的累累硕果，也闯出了一片文艺期刊的新天地。

　　65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眨眼的瞬间，但在《边疆文学》办刊岁月中，几代办刊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感人的故事。今天已经是著作等身，在全国荣获包括骏马奖在内的各种大奖的著名作家张昆华，《边疆文艺》创刊号，就推出了他一组很有分量的《思茅组诗》。新时代他的小说《炊烟》再为刊物增光，被很少转载文学作品的《新华文摘》转载。彝族农民作家普飞也是从《边疆文学》飞进全国文坛的。多年前我应一家出版社所约，编过普飞的文学回忆录《笔杆儿童话》，上边记载了当年《边疆文艺》的编辑柏鸿鹄、冯永祺帮助他创作小说的一些小故事，不仅《边疆文艺》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舅母的心事》，还进一步帮助他反复修改小说《门板》，作品得到了文学大师茅盾的好评：“《门板》，彝族，普飞（见《边疆文艺》1958年8月号）。它像一篇优美的小品，不，也可以说像一首抒情诗。”以后又入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五八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新生活的光辉》以及《短篇小说选1949年——1979年》等全国性选集。刊物还组织了多篇对普飞小说的评论，并送他到全国文讲所（今鲁迅文学院）学习。普飞切身感到，他是从边疆文艺“飞”向全国的。白族作家杨苏，要是没有《边疆文艺》也可能被埋没了。曾经是“边纵”团政委，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对文学情有独钟，他小说投在外地刊物，大多退稿，就是像《没有织完的筒裙》这样的小说，也被退回。他后来投《边疆文艺》被李鉴尧看到，认为是一篇非常有艺术个性的好小说，决定在新中国成立10 周年的专号，作为献礼作品推出。结果多位文学大师茅盾、冰心、叶圣陶都给予好评，杨苏也一下子“红”了起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边疆文艺》的办刊人，认真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为发现和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真是全心全意，满腔热情。

　　现在，我虽然已退休多年，出于对《边疆文学》难以割舍的感情，仍然关注着今天刊物在发展中对各民族文学人才和精品力作的发现、推出。我翻阅近10年的《边疆文学》，看到了今天这一代的办刊人从总编辑到各位编辑，仍以极大的热情发现扶持少数民族作者新人和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他们采取了举办民族作者笔会、编辑少数民族作者作品专号、青年作者专号、开辟“民族书写”专栏，对一些有苗头的少数民族作者跟踪扶持，对人口较少民族作者花大力气帮助，对已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继续关注并帮助他们更上一层楼，在评奖上把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放在重要的位置加以支持等手段，发扬了《边疆文学》形成的优秀传统，对云南甚至中国的民族文学的繁荣，作出了新的贡献，形成了作者的民族面更多、艺术上更有特点和更有创作成就的一批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我随便翻开《边疆文学》的任何一期目录，少数民族作者至少占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他们用作品支撑起了《边疆文学》的半边天。有人会说少数民族作者作品发多了，会不会降低刊物的质量？潘灵说不会，由于对少数民族作者既要扶持，又要严格要求，不断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他们发在《边疆文学》上的作品，也不断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转载或入选各种年选。近年来刊物转载率很高，差不多是每期都有一两篇小说被转载。就是证明。

　　《边疆文艺》创刊时代，云南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没有书面作家，到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发现和推出了他们的一些作家作品，大都还限于诗歌、散文的写作，很难有小说作品发表。但在近30年中，人口较少的独龙族、怒族、普米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等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他们中的第一代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协会员出现了，加上《边疆文学》的扶持，还有了写小说的作家。2010年2 期的“少数民族作者专号”发表的20 多名少数民族作者作品中，就有独龙族女作者罗荣芬的小说《在路上》。还有布朗族作家陶玉明的小说《谁家的公鸡打鸣》。作品充满了特有的民族生活气息的艺术魅力。我不敢说这是两个民族用汉文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但至少在《边疆文学》65年的历程上，是第一次发表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第一篇用汉文创作的小说。而这两个作者都在之前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半年的学习，还参加了北京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的一系列庆典活动，他们感受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受到的鼓舞便化成了创作上的动力。又如怒族在过去也没有用汉语创作的书面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怒江州文联举办的民族作者笔会，他们的稿件中引起我重视的作者有彭兆清和马文德。马文德的散文具有边地生活的诗意美，他的《编织彩虹的人》，在笔会上当面和他交换意见修改后，带回编辑部很快就发表了。而彭兆清已经是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收获的青年作家了，是怒族中写小说的第一人，怒江峡谷粗犷的自然环境，人物传奇性的命运，故事的起伏，都说明这是难得的一个人口较少的怒族小说作者，他还得过全国骏马奖。现在是如何让他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便鼓励他在小说创作上多读多写，进一步突破自己。不久他投给《边疆文学》的小说《女崖神祭》在他过去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提高，作品用主人公的命运结构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但在一些宗教、风习的描写上，仍有把握不当之处。编辑看后，就直接帮助他做了修改，作为该期重点作品推出并获《边疆文学》奖。后来入选中国作协编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小说卷》的，不是他获骏马奖的作品，而是这篇《女崖神祭》，说明他的小说创作又有了进步，这是怒族进入这部经典文库的唯一作者和唯一的小说作品。彭兆清还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灵性的土地》、小说集《诅咒崖》等，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普米族也是只有3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在旧中国，被顾·彼得称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过去也没有用汉语创作的书面作家，但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边疆文学》编辑为普米族文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己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被誉为“小民族的大文学”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边疆文学》不断推出普米族的代表作家诗人就有何顺明、殷海涛、何文明、戈戎比措等，他们都是从《边疆文学》起步走进文坛的。何顺明、殷海涛荣获骏马奖的作品，都是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小凉山诗群的领头人鲁若迪基，他最早发在《大西南文学》的诗《以树的名义》是编辑从自由来稿的稿山中翻出来发表的，认定作者是一棵好树苗，今后一定会长成一棵文学大树。稍后又发表了他的组诗《金沙江》，由编辑部直接推荐给第五届骏马奖评奖办并获奖。以后又不断在刊物的“力作”“边疆开篇”栏目发表他的组诗和长诗，并被选刊年选转载，我为他作序的第一部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再次荣获全国骏马奖。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从《边疆文学》走出，一步步走向全国，多次受邀到国外讲学，成为影响广泛的少数民族诗人。现在鲁若是云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他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就没有普米族的今天，2009年他作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的班长，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 周年庆典活动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诗证明》写道：“在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那个曾经妄言普米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的顾·彼得离开了小凉山。他认为没有希望的我的民族，从此充满生机……在这个伟大的国度，每个民族都拥有着希望。我的诗就是这个民族希望的证明。”我感觉到鲁若是含着对党的深情，写下这些话的。为了鼓励鲁若迪基的作品进一步提高，创作出更有分量的史诗性作品，《边疆文学》还特别选发了他正在创作的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长诗《独龙江》，受到诗坛关注。

　　走过65年风雨历程的《边疆文学》这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太多，哈尼族女作家黄雁是怎样从《胯门》走向全国骏马奖的领奖台的，阿昌族作家罗汉从获《边疆文学》奖到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的文学历程，彝族作家米切若张从一个彝族贫困山村羊倌的儿子，是怎样在28 岁才在《边疆文学》发表处女作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从在放牛的山上看小人书爱上文学到在《边疆文学》发表散文、小说，进而创作出数十部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的杨佳富文学现象，从开始在边疆文学发表散文，现在用多部中篇小说力作打开“边疆开篇”大门的女作家黄玲，现在已是在中长篇小说、传记文学、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上硕果累累并获全国骏马奖的著名学者型作家。从处女作中篇小说《深深古井巷》走出，一步登上《小说选刊》，成为20世纪文学之星的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用《梯田之光》照亮自己文学之路的哈尼族诗人哥布，从第一次参加《边疆文学》笔会发表小散文，到获《边疆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红妖》，进而长篇小说受到中国作协扶持的彝族女作家段海珍……还有白族作家张熖铎、袁冬韦、傈僳族作家密英文、杨泽文、拉祜族女作家娜朵，个旧彝族矿工诗人邵春生、苦聪人作家扎戈、张克扎都等，他们和《边疆文学》的故事，有的在笔者过去的文章中写过，如没写的，就让他们今后有机会自己去写吧。但像佤族、傣族、藏族、阿昌族、哈尼族今天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成长经历，可能和《边疆文学》更紧密一些，是不得不多说几句的。

　　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哈尼族作家艾扎、存文学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边疆文学》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们都已是发表过作品的青年作家了，但他们都还没发表过中篇小说。1985年《大西南文学》改刊第一期，发表了艾扎的中篇小说处女作《红河水从这里流过》，第二期发表了存文学的中篇处女作《火之谷》，第七期推出了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中篇处女作《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同年三期三个少数民族作者的三部中篇小说处女作，是三位作者的小说创作上的突破，像董秀英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创作，《边疆文艺》复刊时，在刊物上发表过散文、诗歌、小说。散文《佤山风雨夜》荣获云南省首届文学创作奖。《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在纵深的历史河流中，通过三个女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呈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和他过去的作品相比，有了跨越性的进步。在作品修改过程中，主编冯永祺和小说编辑，都给她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才使作品进入了一个深邃的历史境界。小说发表后获广泛好评，并获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存文学这部中篇处女作发表后，受到鼓舞，并创作了《兽之谷》《雾之谷》《绿光》生态小说系列，一些作品开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获骏马奖。艾扎在这部中篇小说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阉谷》，作品境界大气雄奇。这三部中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后，著名评论家晓雪在本刊发表了《三个第一，可喜可贺》的评论文章，进行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指出了不足，对三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帮助。

　　董秀英的创作正处于上升时期，不幸英年早逝，但《边疆文学》一直十分关注这个民族新的创作人才的出现和扶持，又先后从刊物走出了写小说的王学兵、写文化纪实?文和小说的袁智中，创作诗歌的聂勒、伊蒙红木、张伟锋等，刊物为了让他们尽快从《边疆文学》走向广阔的天地，不断邀请他们参加《边疆文学》的民族作者笔会，和省作协联系，到鲁迅文学院充电，只要是好作品，不惜版面重点推出。潘灵说，伊蒙红木在佤族的女诗人中，是很有艺术个性的诗人，加上她有佤族民族文化的深厚修养，诗歌作品内蕴深厚，境界宽广，《边疆文学》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专号，还在平时的综合版上，多次用《伊蒙红木的诗》推出她的组诗，让广大读者认识了解这位佤族女诗人。她的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报送十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审中有些评委对作品不怎么理解，作为评委的潘灵就耐心给大家讲解，最后得到了大家认可获奖。聂勒的诗有一种在歌中喊魂，在诗里还乡的乡愁情怀，《边疆文学》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 周年的国庆专号上，以《聂勒的诗》重点推出，他的诗集《心灵牧歌》出版后，刊物主编写评论在《中国民族报》上推荐，最后也荣获了全国骏马奖。袁智中也在他们之前两次荣获骏马奖。

　　傣族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在《边疆文艺》发表推荐康朗甩、康朗英的长诗《流沙河之歌》《傣家人之歌》，又集中发表了一批傣族优秀的民间长诗《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娥并与桑洛》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随后还产生了主要用汉文创作的傣族作家诗人，如岩峰、征鹏等，他们的作品以反映西双版纳的现实生活为主，这和过去相比也是一个飞跃。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诗人、作家柏桦、段林、乔丽等，《边疆文学》的编辑也为之付出过心血。但我认为，从《边疆文学》发表的作品看，傣族小说创作和其他民族比，相对较弱。近年来我在读《边疆文学》时，发现了一个写小说的傣族作家的新名字张新祥。开始发表的小说，抒情诗样的叙事风格和民族特色，可读可品。但故事情节稍嫌单薄。潘灵总编辑告诉我，他的确是新发现生活在边疆基层的傣族小说作者，为了他能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刊物的骨干编辑，本身也是小说家的雷杰龙、田冯太专门负责和他联系，就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故事、环境、语言等，交换意见，具体帮助他修改。张新祥在今年3 期发表的小说《第24 坨银子》在保留作家那种优美的叙事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中，作品的背景更加广阔，情节丰富多彩，人物更加鲜活，历史文化内蕴更加深厚，和他过去的作品比，有了明显的提高和突破。这篇小说被今年的《中篇小说选刊》第三期转载。大概是这也是傣族小说第一次登上全国的选刊。

　　为了鼓励少数民族作家走向更大更高的文学厅堂，边疆文学在评奖中，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直放在重要位置，从1996年设立《边疆文学》奖到2015 第三届“金圣担保·边疆文学大奖”止。获奖的少数民族作者不完全统计，达100 多人次。到后来获奖的少数民族作者已不局限于云南，一些外省区少数民族作者发表在《边疆文学》上的优秀作品，如达斡尔族晶达的散文《最后的莫日根》，苗族作家向本贵的中篇小说《界坪女人》以及土家族诗人冉冉，作家田瑛的作品，都先后获奖。而本省的少数民族作者如藏族的央金拉姆，彝族的吕翼、杨佳富、米切若张、包倬、段海珍、张仲全、柏叶，壮族的何元超、白族的李冲、何永飞，回族的段平、马青、晓飞，哈尼族的洛捷、哥布、朗确、何建安、扎戈，纳西族的和国才、和晓梅，傈僳族的密英文，普米族的鲁若廸基，佤族的王学兵、袁智中，伊蒙红木、阿昌族的罗汉、曹先强等，德昂族的艾僳木诺，他们的获奖作品不少也是在编辑帮助下反复修改成力作的，大多数被全国性选刊转载，或进入各种年选。如曹先强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寨头有棵龙宝树》就是他第一次参加民族作者笔会创作的，在《大西南文学》发表后，改编拍摄成电视剧《龙宝树下》，填补了阿昌族无影视剧的空白，他发在《边疆文学》上的小说《远山的童话腊八的忏悔》获《边疆文学》奖后即被《民族文学》转载。藏族青年女作家央金拉姆获奖的短篇小说《独克宗13 号》被评委会高度评价，认为“她对小说语言和故事的控制能力在《独克宗13 号》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须知她在写出这篇作品之前，不知得到刊物编辑的多少帮助，她的小说处女作《风之末端》也是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她说，因为有《边疆文学》，她才得以站在这个领奖台上。

　　我用这样多的文字，来回望《边疆文学》对发现培养推出少数民族作者的历程，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关系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是我们这个刊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导向的具体表现，也是省委对我们的要求。作为一名老办刊人，深感责任重大，也感到自豪和光荣。

　　四

　　办好刊物，多出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需要，《边疆文学》在抓好推出少数民族作品作家同时，更以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目光，建设包括汉族作家在内的边疆大文学期刊构想。创刊时提出的标边疆之新，立民族之异，就是在建设边疆大文学格品上要突出的刊物特点。在65年的办刊历程中，汉族作家在上边发表的优秀作品多姿多彩，同样具有彩云之南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精神。而这些汉族作家的成长和在全国的影响，几乎都和《边疆文学》有关。

　　《边疆文艺》创刊年间，徐怀中、白桦、彭荆风，周良沛、郭国甫、林予、梁上泉等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他们发表在《边疆文艺》上的作品，既为刊物增色，刊物也为他们的成长助力。白桦唱着《热巴人的歌》走进《边疆文艺》，五十多年后又用中篇小说《哥像月亮天上走》为刊物添彩。梁上泉从内地来到云南边防，在《边疆文艺》发表许多的具有边防特点的诗歌，后来他乘着一朵云南的彩云，飞出云南，因诗歌的边疆特色，影响全国。我当时读了他的《云南的云》，便向往着彩云之南的美丽和神奇。1978年早春《边疆文艺》复刊后，给云南和全国的许多青年业余作者甚至已经成名的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包括后来鲁奖、茅奖的荣获者如叶延滨、贾平凹、熊召政、李发模等，都在上边发表作品。当年黄尧还是在企业工作的业余作者，《边疆文艺》就在1981年连续三次发表他很有德宏边地特点的小说《蛮牛的新寨》《勐董的大森林》和与朱运宽合作的报告文学《生命的近似值》。他后来成为云南省作协主席，恐怕也是从《边疆文艺》起步的。于坚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时，当时刊物的编辑就从大学生的手抄本上，选出他的诗来发表，于坚至今不忘。稍他后的一批大学文学青年，如刘扬、彭国梁、段瑞秋、张稼文、潘灵等，他们不少人也是从《边疆文学》走进文坛的。潘灵、段瑞秋发在《边疆文学》上的诗，都是处女作。而潘灵现在已是《边疆文学》的总编辑，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家。像潘灵这样从开始在《边疆文学》发表作品，受到刊物的培养，后来成为《边疆文学》骨干编辑的还不少。李钧龙、陈见尧、张永权、何真、欧之德、杨浩、晏国珖、马艳琳等，都有着让他们与刊物难忘的佳话。当刘广雄还是地区报纸的记者时，他的极富特色魅力的小说《鹤舞高原》被刊物的编辑从自由来稿发现并发表，刊物领导知他有志于军旅文学创作，还助推他参军成为一名有影响的警旅文学作家，后他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上出了成果，获全国金盾文学奖。曾经工作在文山边陲的刘建华，他从参加边疆文学的笔会开始，就受到刊物的关注和帮助，他发在《边疆文学》的首部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刊物主编写信向《小说选刊》推荐，很快被转载，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获全国儿童文学奖的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他们早期那些充满边疆儿童生活气息的作品也是发在《边疆文学》上，刊物也多次评论他们的获奖作品。令狐安的《古风35 首》发表后，很快被从不转载古典诗词的《诗选刊》全文转载，其中的《访贫有感》表现了一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的人文情怀，作品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海男早年在永胜业余创作时，就参加了《边疆文艺》1978年复刊不久的笔会。在后来的《边疆文学》“云南诗人作品展”栏目中以《海男的诗》亮相，进而又获金圣担保“边疆文学大奖”。

　　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是云南第一个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在这之前，《边疆文学》多个编辑和负责人，都从其作品看到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说家，一直给予关注，成为刊物的重点作者。从他早年荣获云南文学艺术奖的《乡场上的皮匠》到后来发表在《边疆文学》的《随水而去》《断头桥》《牌坊村》《黑村》等一系列作品，以滇东北乌蒙山贫困山区生活为背景，反映了贫困农民的生存状态，让人震撼。他不仅连续四届获《边疆文学》奖，刊物主编还写评论或写信，向《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推荐，让他在全国重要的文学平台亮相，使其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全国文学奖的领奖台。为助推夏天敏为领军人物的昭通作家群的发展和提高，《边疆文学》还多次组织编辑昭通作家群作品专号，集中推出昭通作家群的优秀作品。如刘平勇、傅泽刚、杨恩智、徐兴正、杨云彪等作家的小说，雷平阳、樊忠慰、王单单、尹马、夏文成、芒原等诗人的诗歌，有的还授予了《边疆文学》奖，助推他们走向更高的文学平台。昭通作家群真正见证了云南边疆的大文学现象，《边疆文学》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在10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史的河流上，《边疆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束浪花。但是她65年的办刊历程，也形成了一条自己的文学之河，云南和中国各民族作家及优秀作品，才使之奔流不息，源远流长。除了在前边提到作家作品外，还有许多作家用他们的精品力作给《边疆文学》增光添彩。如苏策、林斤澜、高晓声、刘心武、李宽定、高缨、叶蔚林、汪曾祺、石英、晏明、饶阶巴桑（藏族）、查拉独几（藏族）、周克芹、高洪波、叶辛、黄济人、黄濂清、刘心武、张炜、王剑冰、刘文飞、蓝芒、刘绮、杨昭、柏鸿鹄、李石生、马瑞麟（回族）、张长（白族）、胡廷武、张运贵、汤世杰、李霁宇、张庆国、杨伊达、戈阿干（纳西族）、洛丁、李必雨（苗族）、杨红昆、李开义、李成生（彝族）、包倬（彝族）、李光云、何春、马开尧（回族）、毛诗奇、白山（回族）、湘女、彭鸽子、黄豆米、窦红宇、尹坚、何晓坤、宋德丽、米思及、原因、李发模、欧阳常贵、吕克昌、杨卓成、张承源、岳丁（景颇族）、石锐（景颇族）、晨宏（景颇族）、倪国强、高文翔、杨森、芮増瑞、熊望平、邵瑞义、王必昆、王若杰、王印吉、张学康、余继聪、李学智（彝族）、秦迩殊、王尚宁、杨家荣、雷杰龙、田冯太（土家族）、唐果、周文林、苏轼冰、爱松、冯娜（白族）、祝立根、刘年、陈洪金、拉木.戛吐萨（纳西族）、李理、张尚锋、马瑞翎（回族）、泉溪（哈尼族）、左中美（彝族）、和四水（白族）、孙庆明、张建梅（白族）、程健、李昀璐、李达伟（白族）、李长平、李云川、张雷、陆家瑞（白族）、李兴、孙晓荔、李艳琼等成千上万作家的精品力作，就是开放在《边疆文学》这片文学园地上的一朵朵绚丽的山茶花。

　　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的《边疆文学》，65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在以社会效益为重的前提下，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出了各民族优秀的创作人才，发表了数以10 万计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奉献了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不仅有数百件作品在省内的各种文学评奖中获奖和被转载，还有不少本刊作品荣获全国性的文学大奖。据不完全统计，有黄尧和朱运宽的报告文学《生命的近似值》获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优秀报告文学奖，张昆华的散文《冰心的木香花》获广电部授予的中国广播节目奖。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先后有：傣族诗人岩峰的诗《楠木的呼声》，佤族诗人陈学明的《闪烁的明珠》，独龙族歌手约翰的《独龙桥》，哈尼族作家朗确的散文《茶山新曲》，纳西族作家杨世光的散文《夜石林》，普米族诗人何顺明的《啊，泸沽湖》、殷海涛的组诗《火塘的歌》、鲁若迪基的诗《金沙江》（外三首），佤族女作家菫秀英的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第三代女人》、袁智中的纪实散文《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傈僳族青年女作家司仙华的中篇小说《铓锣的黄昏》，哈尼族女作家黄雁的小说《胯门》等。彝族作家米切若张的叙事诗《山妹子》获中国农村题材和扶贫题材文学艺术大奖赛二等奖。回族作家马明康的报告文学《沙甸女老板》获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三等奖等。

　　党和人民对《边疆文学》几代编辑，为了人民的文学期刊建设发展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授予《大西南文学》主编冯永祺培养少数民族文学人才编辑贡献奖。1992年时任《边疆文学》副主编的张永权获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和云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评定的优秀作品编辑一等奖。2011年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的期刊奖评选中，总编辑潘灵获优秀主编奖。65年来刊物的几代编辑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默默奉献，成为无名的育花人。但广大读者不会忘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时，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黄铁、李鉴尧、周君放、柏鸿鹄、杨昭、蓝芒、孔柔、李石生、洛丁、陶柏生、陈蜀尧、万强麟、王伟、晓雪、刘绮、冯永祺、吴敏、赵克雯、杨百铸、张兴元、傅德君、邬德辉、李钧龙、张昆华、陈见尧、张永权、张长、杨知秋、王朝晖、屠燮昌、李玉昌、刘永年、欧之德、晏国珖、夏国云、王雨谷、陈学中、李治中、徐维良、李锐、王洪波、黄克娟、杨浩东、屈宁、许秀华、何真、范稳、潘灵、马艳琳、杨浩、雷杰龙、柏桦、哈丁、田冯太，龙宗武、段爱松、何睿、苏钰琁、祝立根、刘年等。

　　《边疆文学》从创刊时被《人民日报》誉为“一枝绚丽的山茶花”，被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评定为一级社科期刊，再到获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的优秀期刊奖，一直前进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大道上。2001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期刊方阵”的评选中，《边疆文学》被评为“全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2年3月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举办了2002年4月以前刊物的全国期刊奖评选，《边疆文学》荣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荣誉。这是《边疆文学》荣获的国家级别的团体荣誉。刊物同仁受到巨大鼓舞，决心进一步把刊物做大做强，做成建设云南边疆各民族在伟大时代的大文学期刊，使这树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的云南边疆的期刊山茶花，开得更加绚丽夺目，历久弥新。

　　《边疆文学》在党的100年华诞之际，也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矫健的姿态，向着自己的100年目标，向前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