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就云南边疆而言，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发展都处于极端低下的水平，民族识别尚未完成，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依然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况，交通闭塞，疾病横行。鼠疫，霍乱，疟疾，头拨瘴，尾拨瘴，泥鳅痧，黄鳝瘴，闷头疟，软脚瘟等等，怪病之多，令人惊骇。境外残匪不断骚扰破坏，民族歧视、隔阂、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支肩负着国家使命的民族工作队诞生了。
——题记
一
九月初的澜沧江边，燃烧的太阳裹挟着江边湿气，制造出至为剧烈的酷暑。一队人马在江边的山梁上缓缓移动。炽热的空气中，万物缄默。
澜沧县民族观光团三十一人的队伍中，哈尼头人黄窝梭心事重重地走在队伍中间。这段时间，不断有境外的白汉人捎话来，意思都是一个：红汉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不要跟着他们瞎闹。是啊，自己已经54 岁了，既没有冲撞过神灵，也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族人和良心的坏事，随便咳嗽一声，方圆寨子的山头都要抖一抖！况且天高皇帝远，管他什么白汉人红汉人的，守着山窝窝总不会错，至少应该稳一稳，看看局势再说。自己脑子怎么这么糊涂，竟然就相信了红汉人的话，跟着他们出来了！如此一想，黄窝梭的心便彻底乱了。
黄窝梭是澜沧县酒井乡大卡竜村人，当时担任保长，在酒井一带哈尼族中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就在黄窝梭满腹心事放慢脚步的时候，年仅13 岁的儿子黄克明骑着马已经快步走到了队伍前头。也许是嗅到了江水的湿气，原本口吐白沫，喷着粗气腿打战的麻灰马，竟又打起精神，加快脚步向江边走去。连日的翻山越岭，让这位少年稚嫩的双脚磨出了几个大血泡，领队李晓村与大家商量后，从仅有的三匹马中，调剂出一匹，扶这个顽强的少年骑了上去。黄克明长大后说，如果没有那匹马，我可能走不到北京观光了。
从县城佛房走到澜沧江边原本只需一天的路程，这支队伍却走走停停地用了两天时间。行进中，不时有头人心存疑惑，借故停下脚步不愿往前走。时间紧，任务重，9月30 号以前必须赶到昆明，不然就赶不上国庆大典了！尽管李晓村和工作队员们心急如焚，也不得不放慢脚步，一路上解答头人们心中的疑惑，反复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一次又一次，疑虑的心结打开了，队伍复又向前迈进。
队伍好不容易翻过大岭窝山梁，沿着光秃秃的下坡路往糯扎渡口走去。与澜沧江水一起出现在黄窝梭眼前的，是一对黑翎椋鸟，雄鸟披着一身银色的羽翼，脖子上一圈黑色的花纹清晰可见，与雄鸟不同，雌鸟黄色的羽毛中夹杂着波浪形的黑色花纹，体型也小一圈。两只鸟儿一前一后站在路边的一堵岩石上，鼓着眼睛，伸长脖子，大张着嘴巴，一动不动地呆望着澜沧江水。看着鸟儿起伏的胸腔和口中高高抬起的尖舌，黄窝梭的心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静静地看着两只鸟儿。
酷热中的鸟儿并不理会路上经过的队伍与黄窝梭的注视，依然保持着地老天荒的站姿，很长时间才眨巴一下眼睛。
“真热啊！鸟都热得闭不上嘴了。”黄窝梭叹了一声，抬头看看，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天空，想扯下一朵云彩挡住酷热，可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中，除了那个巨大的火球，什么也没有。原以为到了澜沧江边会凉快一些，没想到除了热还加上闷，整个身子像从热水里捞上来一样，没有一处是干的。
“唉！”黄窝梭又叹了一声。为什么跟着工作队出来受这份罪呢？回去吧，对不起工作队一番好意，往前走吧，也许过了这条江就再也回不来了！自己竟然糊涂得还把尚未成年的儿子带上！焦虑加上难耐的闷热，黄窝梭眼前一黑，倒在路边失去了知觉。
随着黄窝梭的倒下，队伍在慌乱中停了下来。李晓村快步走过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黄窝梭，一边掐着人中穴，一边让队员刘远东拧开身上背着的水壶，给黄窝梭喂水降温。慢慢地，黄窝梭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黄窝梭意外倒下，让队伍中的两位佤族头人大吃一惊，两人不由得相互对望了一眼，用佤语嘀咕：“黄大哥早不倒晚不倒，偏偏要过江的时候倒下了，这条江恐怕是过不得哦！趁早回去算了！”
两人的对话被精通佤语的李晓村听到后，耐心安抚两人说：“二位千万不要担心，太阳热辣，江边湿气又重，黄大哥不过是中暑了。”有人不解地问：“什么是中暑？”李晓村赶紧解释说：“中暑就是我们地方说的发痧。”随后又提高嗓音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慌，黄大哥已无大碍，我们也找个荫凉处休息一下，给黄大哥刮刮痧就好了。”看着渐渐缓过神来的黄窝梭，大家觉得李晓村言之有理，便逐渐平静下来，两位佤族头人也不再言语。
澜沧江犹如一条闪着幽光的水蛇，在峡谷里不紧不慢地穿行。19 位从山肚子里走出来的民族头人，将从糯扎渡划着猪槽船渡过澜沧江，走出丛林，走出大山，走向新生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走上一条彻底改变自己与族人们命运的道路。
二
1950年8月20日，思普区委二楼会议室里气氛热烈而凝重，书记张钧传达了中共云南省委的通知：“各地区要求选送一批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以及发达城市参观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做好上京代表的动员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的动员工作。”
当时中共澜沧县委还没有成立，刚刚成立两个月的澜宁源中心委也接到了通知要求：“全体代表必须在9月1日前集中到县里，于9月29日前到昆明与所有代表团汇合，统一前往北京，保证准时参加10月1日的国庆大典。”接到通知后，中心委立即召开了会议部署工作，书记昌恩泽简短地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国庆周年庆祝大典，是一件政治任务，关乎边疆的稳定进步，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关怀。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全县力量，分别去做头人们的工作，再难也要把他们一个个请出来，高高兴兴上北京。”
听了昌恩泽书记的传达，大家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有同志提出，前几天召开的澜沧县民族代表大会上，已经有几位头人出席了，这部分人的工作相对好做，动员起来容易一些，难点是那些受到过敌特威胁蛊惑，对共产党和新生政权不了解的民族头人。
昌恩泽点点头：“大家说得对，我们要有的放矢，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这部分有顾虑，甚至有敌意的头人身上，只有把他们动员起来，整个民族工作才能全盘做活做好。”大家集思广益，会议气氛热烈起来。有同志说：“我们澜沧的主体民族是拉祜族，其次就数佤族人数最多，要做通拉祜族、佤族头人的工作，最好请李晓村、张石庵、张鸿兴他们几个老澜沧出面，他们在这一带影响最大，说的话头人爱听。”昌恩泽一听，当即拍板叫好：“是个好主意，就请这几位同志出面负责做动员工作，民族工作队的其他同志配合。”
李晓村是位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历经枪林弹雨，1949年1月任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大队长、澜沧专区警备副司令员，1950年8月，从部队转业到澜沧县政府从事民族事务工作，精通拉祜语、佤语、哈尼语等民族语言。长年驻扎在民族村寨交朋友做实事，使他在澜沧各民族中有了极高的威望。张石庵早年在昆明师范学校读书，后到澜沧工作，当过小学教师，1932年担任过澜沧县建设局长，此后又任第7 区区长，参加过1935年在西盟勐梭龙潭举行的中英谈判，解放后当选为澜沧县副县长。
澜沧地处云南西南部、澜沧江以西，周围与景谷、思茅、勐海、孟连、西盟、沧源相邻，西部和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80 多公里，20 多个少数民族部落散居在延绵的崇山峻岭深处，从一个山头赶到另外一个山头，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在这样情况复杂的民族大县，短时间内要把各部落、各山头的20 多位民族头人集中到县里统一上昆明，再到北京观光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昆洛公路还没有修建，从澜沧到昆明紧赶慢赶也得20 多天。于是，民族工作队分为三个小组，分头到糯福、中课、班箐、西盟、孟连动员民族上层人员。孟连的动员工作由时任政府秘书的刘远东负责，西盟方向由李晓村、张石庵、张鸿兴负责。
这天，张石庵来到了西盟佤族头人岩汞家，按照佤族礼节，三杯水酒喝干后，张石庵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是来向头人报喜的！毛主席下帖子了，要请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去参加国庆观礼。”
岩汞所辖的地盘相当于一个小县，是西盟仅次于马散的第二大部落。听了张石庵的话，岩汞端着竹筒酒杯愣了一下：“去北京？”
“对，去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还要到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参观。” 张石庵接过岩汞的话兴奋地说。
“去北京见见世面当然好了，但汉人的寨子太大，去了怕迷路啊！” 岩汞把酒筒放在蔑桌上若有所思地说。
“有我们陪着一起去，头人放心。”张石庵说。
“来！来！来！喝酒！喝酒！去北京的事以后再说！”，岩汞搪塞地把酒筒端给张石庵。
说话间，李晓村也从澜沧赶到了。
“早上听见喜鹊叫，我就知道要有贵客到，原来是李大队长呀。” 岩汞一看李晓村就热情起来。
坐定以后，李晓村说：“岩汞头人，想必你也晓得了，毛主席要请我们边疆民族代表上北京去观礼，你是佤族赫赫有名的大头人，县里决定推举你为代表。”
岩汞给李晓村递上了水酒：“张干部正说着这个事情呢。”
岩汞一仰头把水酒喝干，然后把酒筒往蔑桌子上一顿说：“好！既然你们两个都说是好事情，我岩汞也就直来直去把话挑明了。我去可以，但你们中得有一个人用全家性命来担保！”
岩汞缓了一下口气又说：“不是我为难二位，是我们佤族人吃汉人的亏太多了，不得不防啊！”
李晓村听了毫不犹疑地说：“岩汞头人，我可以用全家担保！你尽管放心去北京。”
张石庵也紧接着说：“我家也可以担保！”
看着两人如此真诚，岩汞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又问：“你们二位去不去北京？”
李晓村说：“我们当然要陪着去的。”
岩汞爽快地说：“有你们陪着就不提担保了！”
随后唤人捉来了一只红毛大公鸡，亲自抽刀放血，滴在一只大碗酒里，又顺势用手指一搅，这才端起来喝了一大口。用手掌抹抹碗边，郑重地递给李晓村。盟誓在佤族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最重要的契约。随着盟誓酒碗在三双手中的传递，岩汞终于打消了疑虑，定下了出发的日子。
李晓村、张石庵松了一口气。别过岩汞，马不停蹄又赶往中课，去做另一位头人的工作。
清晨的佤山，云雾缭绕，似在云端，心情大好的岩汞，在工作队员的陪同下走出了寨门。谁料才走出几步，迎面飞来几只名叫莱茵的小鸟，落在路边的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岩汞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脸色大变，当即停下脚步转身回了寨子。在岩汞看来，遇上这种小鸟，是万万不能出门的。
岩汞返回寨子，急坏了民族工作队员。如果不想办法把岩汞再次请出来，不仅前功尽弃，再做其他头人的工作就更难了。晚上，大家集中在四处透风的竹笆房里想办法，虽然可以请岩汞重新择个吉日出门，但谁能管着住鸟儿呢？万一路边再次出现莱茵鸟怎么办？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疲惫不堪中，有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当地驻军带着一些民兵，敲着芒锣等候在路边，迎接出寨的岩汞，既隆重又可以巧妙地吓走小鸟。这个办法还真管用，两天后，岩汞终于顺利地离开了山寨。
三
在去往中课的路上，李晓村和张石庵就料到，要做岩顶、岩抢两位头人的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澜沧所有佤族部落中，中课的情况最为复杂，这里民风强悍，以砍头祭谷和勇猛著称。1949年12月，中课佤族部落配合边纵消灭过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然而不甘心失败的境外反动势力，在澜沧解放初期又不断潜入中课，散布谣言，拉拢利诱头人，中课因此成了敌我双方竭力争夺的对象。在双方的拉锯战中，举棋不定的中课头人则采取顺风倒的策略，哪边开的条件好就倒向哪边，给民族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虽然是两位头人的老熟人了，来到佤寨，吃饭喝酒不在话下，说到去北京观光的事，如他们所料，两位头人就推诿开了。
岩顶说：“叫我们到北京恐怕是哄我们，只怕半路上就把我们干掉！”。
岩抢马上附和：“我也听说是哄我们的。”
“二位不要听那帮坏人造的谣言，你们也不想想，如果你们在半路上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中课佤族人民交待？” 张石庵诚恳地说。
“二位头人的担忧我们也理解，这些年来，佤山确实不平静，国民党军队前脚刚走，土匪又来骚扰。不过，二位都是明事理的人，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以后，干过对不起佤山的事情么？” 李晓村说。
岩顶有些不自然地挠了挠头皮：“凭良心说，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但没有干过坏事，还给我们送来了盐巴、布匹、红糖。但是现在风声紧啊，我们就像站在山垭口上的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刮大风。外面的人说，共产党汉人就是拿着盐巴哄牛的人，只要你尝了他的盐巴，就会被通了鼻子，绳子一拴，乖乖地跟着走。”
“几天前，外面还来人叫我们到泰国坐飞机去台湾，我们也没有答应。” 岩抢接过话头说。
“二位做得对，那些拉拢你们的人，目的是要分裂佤山。”张石庵说。
“不要说了！张干部，李大队长，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这年头乱麻麻的，我们佤山一会儿国民党来，一会儿共产党来，哪个都不好得罪啊！”见张石庵还要说下去，岩顶摆摆手说。
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气氛有些沉闷。
“我说起来算一个老澜沧，也是佤山的老熟人了，过去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做过事情。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还看得上我，相信我，让我为大家做事。二位想想，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眼看着两位头人丝毫不为所动，张石庵换了种口气说。
“去北京观光，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不是哪个想去就能够去的，你们有这个机会，却犹疑着不去，实在可惜啊！前段时间你们也到县里参加过我们澜沧的民族代表大会了，应该晓得共产党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啊！”李晓村接过话头说。
“是的，境外的人也要你们去台湾，但孰是孰非，相信二位心中一定很清楚。” 李晓村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说到这个份上，岩顶也不好再推辞，便说：“好吧，看在两位老朋友的面上，我让儿子岩火龙跟你们去吧。”
李晓村和张石庵有些无奈地说：“那就岩火龙去吧。”
岩顶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补充道：“我儿子去了必须由张干部亲自领着他，不然就不让他去了。”
张石庵有些诧异地问：“孩子多大了？”
岩顶说：“儿子是我领养的，大概18 岁了。”
张石庵点点头：“放心吧，我会领好他的。”就这样，18 岁的佤族青年岩火龙代替父亲，跟随民族观光团去了北京。
四
2007年1月11日，在昆明圆通寺内云南省佛教协会的办公室,我和存文学与当年参加少数民族国庆观礼的佛海世袭土司之子、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云南省佛教协会主席刀述仁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刀述仁先生的傣族名字叫召相勐，意为王室的国宝。谈起当年随姐姐刀卉芳离开家乡，到北京观礼的往事时，刀先生仍然记忆犹新。
“那天，佛海县委书记邹凯夫来家里，动员我姐姐刀卉芳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姐姐有些为难：弟弟还小，现在情况复杂，去北京万一被境外知道，肯定要来找麻烦的。
我们的父亲死得早，土司署的日常事务都由年轻的姐姐打理。
1949年姐夫邵永刚参加了召存信组建的民族支队，在与残匪展开的殊死斗争中被敌人抓获，杀害他时，我被拉去陪杀，那残忍的一幕，我永远忘不掉。
姐夫被残忍杀害后，我被关进了敌人的监狱，经组织营救才出了狱。姐姐为了安全，把我送到了泰国。西双版纳解放，政府了解我的情况后，派人把我接了回来。
曾有人劝姐姐说：现在到处乱麻麻的，你还是到外面去避一避吧，免得吃大亏。姐姐说：残匪把我丈夫杀了，是召存信他们带着部队来安葬了他，凭着这个，我就要守着佛海的这片土地过日子。
解放后，姐姐积极参加了妇女会的工作，在县城所在地象山镇当上了妇女会副主席。
邹凯夫书记见姐姐不答应去北京，又说：卉芳，能够参加国庆观礼，这是党对我们傣族人民的关怀，你怎么就不去呢？工作上你从来都是积极的呀，和我们一起进寨子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你讲得多好啊，现在我都记得你说的有国才有家的道理。
姐姐说，书记，我刀卉芳不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可是你想想，我妹妹卉芬还小，弟弟述仁才14 岁，共产党派人把他刚接回来，那些境外匪特们能不盯上他吗？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真要让我去，我就要带着弟弟述仁一道去，不然我坚决不去。
见邹凯夫有些犹豫，姐姐又说：述仁是我们家的根啊，一个家族没有一个男人来撑持着是不行的，请书记理解我吧。说着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姐的话打动了邹凯夫：卉芳，你不用说了，只怪我们考虑得不周全，你就带上弟弟吧，我会跟上级说明情况的。
就这样，我和姐姐一起参加了观光团，成了团里岁数最小的代表。”
回首往事，刀述仁先生感慨道：“当初跟姐姐到北京，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当时残匪势力还非常猖狂，消息传出后，就有人放出话来威胁说，谁要是跟着共产党走，先迈出左脚就砍左脚，先迈出右脚就砍右脚。要是举手拥护共产党，先举左手就砍左手，先举右手就砍右手。要是喊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就把舌头割掉。他们还挑拨说，共产党干的是白米喂鸡的勾当，一旦吃了他们撒下的白米，稍不注意，就把你抓起来杀了。他们这些话对于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很有恐吓作用的。刚解放，解放军的大部队还没有驻防，群众还担心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报复，所以，姐姐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她要把我保护下来，不让我们这个家断了代。再说，我也可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啊。去北京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辽阔伟大，去北京也改变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
刀述仁先生一旦拉开话匣子便很健谈：“说实话，从车里到普洱虽然是骑马，也够累的了，每两天就得换一双鞋。想不到后面的路还更难走，几乎天天被大雨淋，上下陡坡，人就只能下马跟着走，有时一天就磨烂一双鞋，衣服两天就发臭。我是队伍中最小的一个，一路上得到了工作队不少照顾，至今想想都很温暖。我们从普洱出发后，经磨黑、墨江、元江到了石屏，从这里乘火车经开远到昆明。从普洱到石屏的路上同样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当时正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常常是一天遇上几场雨。一阵太阳一阵雨，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幸亏工作队事先给每人发了两套衣服。”
从北京观光回到佛海后，刀述仁做了县委书记邹凯夫的翻译，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邹凯夫感叹说：“还是卉芳有远见啊，为我们挑选了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
五
班箐头人拉勐绝对是个头脑机敏的人物，也是佤山与内地商人交往最多的人。由于用弩箭射死了进犯佤山的普洱殖边统领，打退过孟连土司的侵犯，从此在佤山有了非常高的威望。拉勐还是中课土司岩顶、岩抢的岳父，拉勐出山必定会带动整个佤族头人的动员工作。
李晓村、张石庵来到拉勐家的时候，拉勐正要出门去。
看见两人，便又折回到院子里。脚步虽然收回来了，却没有让两人坐下来的意思。果然，没等李晓村他们开口，拉勐就主动说：“两位不必多说了，你们来的意思我都晓得了，不就是要叫我到外面去吗？”
张石庵笑着说：“大哥，佤族哪有这样待客的？话都不让我们说，就下了逐客令。”
拉勐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把两人让进屋里，在火塘边坐下。然后抽出火塘里的柴块扒拉几下，又用竹筒对着火塘一阵猛吹，“呼”的一声，重新燃起了火塘，屋里顿时明亮了许多。
拉勐拿起烤茶罐走到屋外，把罐子倒空，回到火塘边换上新的茶叶，放在烧过的炭火灰上烘烤着。伴随着烤茶的香味，气氛松弛下来。
拉勐说：“几天前我就知道你们会来，不但我知道你们会来，就连外面的人也知道你们会来找我。他们已经过来对我说了，去北京还不如去台湾，条件随便我提。想来想去，我还是哪里也不去算了。人老了，折腾不动了。”
李晓村说：“大哥是个有气节的人，肯定不会跟他们到台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请你到北京去。”
拉勐说：“早些年我就知道，从阿佤山到昆明路程非常遥远，顺利的话都要走两三个月，骡子都要累死几匹。到北京，不走上半年一年的，恐怕到不了。我都64 岁了，走不动了。”
说话间，拉勐拿起火塘上的烤茶罐翻抖了几下，凑到脸前看看闻闻，又重新放到火塘边上。
张石庵说：“大哥放心，我们怎么会让你走路呢？早为你备好了马匹，到祥云就能坐汽车了，到昆明还要坐飞机，当天就能到达北京。”
拉勐一听就笑了起来：“阿嘎！又是汽车又是飞机的，快是快了。俗话说，人有两条腿，鸟有一双翅，各有各的活法，人怎么可以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呢？”
张石庵说：“我知道大哥说这些话都是借口，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咋个会不敢坐汽车和飞机？”
李晓村也说：“大哥，你有什么顾虑就直说吧，有什么想法也告诉我们。”
拉勐没有说什么，只把眼睛投向火塘铁三脚架上的烧水壶。水雾纠缠着火烟弥漫在周围，使拉勐的脸看上去模糊而不确定。
拉勐伸手提起水壶，把滚开的水冲进茶罐，伴随着“噗嗤！”一声，一罐香气四溢的烤茶便做好了。
拉勐起身走到靠在墙边的木架子旁，从上面取下两只木碗，分别放在李晓村他两面前，又给自己的碗里也添了一些说：“喝茶！喝茶！”
一碗香茶喝下后，李晓村说：“大哥，你是一位正直的头人，是佤山方圆响当当的头面人物，请你去北京是让你看看我们的祖国有多么的强大，亲身体验一下共产党真心为人民、各民族平等的政策。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回来后一定会带领咱们佤族人民，跟着共产党，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拉勐想了想说：“去北京可以，不过为了表示你们的诚意，必须让一个人押在我的寨子里，要是我回不来，就按佤族的规矩，用他抵命。”
李晓村略微思索了一下说：“好！大哥！就这么定了。我愿意押在你家，帮你干活，等着你平安回来。”
拉勐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共产党的大官，我怎么敢叫你到我家干活？你得带着我到北京，如果你不去，我也就不去了。”
李晓村哈哈笑了起来：“大哥，你真有意思。我不是什么大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行！我们一起到北京。至于要由哪个押在你家，也由你说了算。”
拉勐也笑了起来：“好！李大队长够朋友。如果能把我们的朋友龚国清家的人请来我家，我也就放心了。”
龚国清早先是个有正义感的商人，年龄比李晓村大，两人结拜过兄弟。李晓村在澜沧搞地下活动时得到过龚国清的保护，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缉拿，解放后，龚国清被人民政府任命为竹塘区长。
从拉勐家出来，张石庵担心地对李晓村说：“做人质很危险，让龚区长去恐怕不合适吧。”
李晓村说：“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拉勐是个讲义气讲规矩的人，轻易不会干出格的事情，龚国清不会有危险的。”
两人离开班箐拉勐家，一路赶到了竹塘区政府见到龚国清，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番。
李晓村说：“不论于公于私，我们只有把动员拉勐的事交给你了，相信大哥一定能够想办法，把拉勐动员出去观光。县里认为拉勐上北京的事非常重要，昌恩泽书记说，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动员他去。”
龚国清说：“放心吧，拉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我和拉勐是照佤族规矩喝过鸡血酒的兄弟。事不宜迟，我去准备点礼品就赶过去。”
李晓村说：“等等，有个情况跟大哥说一下，拉勐要你押一个家人在佤寨才肯去北京。”
龚国清说：“我先去见着拉勐再说，你们放心吧，拉勐这个人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点头的，一旦点头事情也就成了。”
李晓村握着龚国清的手说：“大哥多保重，我们就先赶到沧源去了。”
龚国清自己出钱买了棉布、盐巴、大米、猪肉、酒，带着三弟龚国康、同样与拉勐结拜过兄弟的亲戚刘有兴，赶着骡子一起来到拉勐家。
龚国清送上礼物，坐下来寒暄了一会儿才说：“头人，昨天李晓村、张石庵来请你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了吧?”
拉勐说：“说过了，兄弟。我反复想了，既然你们都说去北京是有面子的好事情，我也给你们个面子，去就去吧。不过我也跟他两说了，要请你们家的一个人到我寨子里住着，我才放心。我安全回来了，他就可以回家，否则就只好照我们佤族的规矩办了。”拉勐眼睛紧盯着龚国清说。
“另外，还要1000 斤盐巴，100 件土布衣服。”拉勐顿了顿又补充说。
龚国清说：“你说的这些条件我都答应，明天我就把儿子、盐巴和布匹给你送来。”
一切谈妥，就在龚国清即将转身离开的时候，拉勐又提出：“兄弟，等等，我还有一个要求。”
龚国清回过头去看着拉勐：“不是都说好了么？”
拉勐说：“刚才我忘了跟你说，去北京一定要带着刘有兴。”
龚国清说：“县里让李晓村大队长带队，你就放心吧。”
拉勐说：“刘有兴是我的弟兄，要有他陪着我才去。”
龚国清说：“这事我向县里汇报一下，尽量给你争取吧。”事实上，县里听了龚国清的汇报后，同意了拉勐的要求，刘有兴作为拉勐的陪同，正式成为了代表团中的一员。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龚国清看着熟睡中的二儿子龚兆东，一阵疼爱涌上心头：“儿子！爸爸会想你的。”龚国清想起自己已经一年多没有仔细看看儿子了，借着煤油灯闪烁的光亮，龚国清伸出手去，轻轻地抚在儿子稚嫩的脸上。
做人质需要有勇有谋，吃苦受气自不必说，孩子才15 岁，如果想家逃跑，后果就严重了，不是被弩箭射死，就是被砍头。想到这里，尽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龚国清却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妻子给儿子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父子俩便出了门。走出很远回过头去，看见妻子单薄的身影依然倚靠在门框上望着他们，龚国清的心再一次疼了起来。
来到拉勐家龚国清嘱咐儿子：“兆东，在拉勐大爹家，你要听婶婶和哥哥姐姐的话，等拉勐大爹从北京回来，爸爸就来接你回家。”
兆东懂事地点点头，没想到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儿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龚国清回过身去，慢慢把儿子搂在怀里安慰：“听话，儿子，没有事的，不就是在拉勐大爹家住一段时间嘛。”兆东使劲憋住哭声，眼泪汹涌地看着父亲，又一次点了点头。
“记住出寨子要跟着哥哥姐姐，千万不能一个人乱跑。”龚国清担心儿子不知道危险，一个人出寨玩耍招致误会误杀，又一再叮嘱。
六
1950年9月5日，傈僳族代表李保、拉祜族代表李光保、扎丕、扎努、杀那扎耶、小明、二特，佤族代表拉勐、岩汞、岩岛、麻哈允、岩火龙，哈尼族代表黄窝梭、黄克明、李明生，布朗族代表苏里亚，傣族代表刀焕贞、刀世清、麻哈喃、俸郁清，澜沧民族代表团的19 名代表终于齐聚县城佛房，加上领队李晓村，工作人员张石庵、刘远东、刘有兴等人，澜沧参加观礼的代表团一共31 人，为思普地区代表团中代表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在澜沧县档案馆，我看到一封当时工作队写给已调地委工作的原书记昌恩泽的汇报信：“动员少民(少数民族）代表工作，卡佤(佤族)迷信多疑，看鸡卦，吃咒水，拖延时间颇多，李晓村就是同他们吃了咒水才来的。”“刚得到张石庵西盟来信，估计明日可到募乃，他此次动员出力不少，收获颇大，最重要的有马善王子，岩城王子，允恩土官等，这都是未定界的主要人物，他们能赴京一行，对整个卡佤工作有极大作用，就是将来在外交上也颇起影响，但是担心的是明日赶不到，只要27、28日能到昆明还是去，如上级能设法照顾，则赶去北京赴会，否则就是在昆明看看也有影响，最好是能赴京，虽说赶不上国庆，作为观光都是好的。”
七
1950年9月10日，澜沧观光团终于来到了景谷县城，如期与思普地委派来迎接的工作队汇合，李晓村直到此时才悄悄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沧源县观光团的佤族头人肖子生、田子富、赵三保、赵正兴、田子明在工作队的带领下，也准时到达这里。当时田子富刚满14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渴望，很快便与小他一岁的黄克明熟络起来，队伍里不时传来他们嬉笑打闹的欢声笑语。两支观光团在景谷汇合后，一起向景东县城进发，他们将从这里穿过无量山，经巍山到达祥云县的云南驿，然后坐汽车到达昆明。
观光团到景东县城的时候得知，无量山到巍山的路上极不安全，不时有小股土匪出没抢掠骚扰，就连景东县城也不太平，土匪曾几次入城抢掠，景东驻军为了代表们的安全，决定派出了一个连的士兵护送观光团。为了第二天统一启程，同时保卫代表，当晚部队就驻扎到了代表们入住的旅馆附近。
谁也没有料到，如此周密的安全保卫方案，竟然使观光团炸了锅。当天晚饭后，李晓村等几位工作队员正聚精会神地与县委的领导开会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方案，“砰”的一声，拉勐和岩火龙黑着脸推门进来，大家一愣，李晓村忙问：“怎么回事？两位坐下来慢慢说，不用着急。” 说话间，有同志拖过了板凳，请拉勐和岩火龙坐下来。
拉勐看都没看板凳一眼，直着脖子瞪着眼，气鼓鼓地看着开会的工作队员。追着拉勐赶来的刘有兴连忙上前解释说：“拉勐的意思是，来了这么多的兵，肯定是要把大家拉出去杀了。”
听刘有兴这么一说，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原来，以拉勐为首的几位头人，看见解放军驻扎在身边就惊慌起来，误以为中了工作队和解放军的圈套，凶多吉少，必死无疑。
李晓村连忙解释：“解放军是为了护送各位代表过无量山才来的。”其他几位同志也纷纷解释，景东县委的同志还介绍了最近几天土匪在无量山一带活动的情况，但无论怎样解释，疑惑的头人们就是不信，依然认定其中必然有诈，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看着满眼真诚的工作队员，拉勐心里忽然有些过意不去，但人命关天的大事，又不得不提防，于是提出，晚上要与带队的同志住在一起，李晓村连忙一口应了下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为了彻底打消头人们的顾虑，工作队买了两瓶苞谷酒，特意把部队的连长、指导员请来按照佤族习俗一起喝酒。部队指导员来到后，首先热情地向几位头人打了招呼：“欢迎各位来到景东！这里是新中国的天下，有共产党在，有解放军在，大家的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头人们并不完全听得懂汉话，但经过这段时间与工作队同吃同住，汉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指导员的意思还是完全听明白了，心里便多了一些暖意。
接着，指导员给自己斟满了一碗酒，众目睽睽下端起来先喝了一大口，然后再递给连长，连长爽快地接过来，脖子一仰，毫不迟疑地喝了一口，酒碗接着递到了工作队领队李晓村手里。酒碗无声地从一双手传递到另外一双手，看着眼前的一切，拉勐的心渐渐热乎起来。当酒碗递到手上的时候，拉勐感觉自己眼里有了湿的东西，一颗不易察觉的泪珠悄然落下，拉勐嘴里便有了一丝咸味。拉勐握住指导员的手说：“我拉勐虽然是个头人，但从来没有同当兵的喝过酒，汉人嫌我们阿佤人脏，嫌我们阿佤人野蛮，只有解放军把我们当一家人。这碗酒，我拉勐敬解放军！”说完，端起酒碗一干而尽。
1950年9月23日下午，思普地区的两支民族观光团经过天20 多天的艰难跋涉，在部队的护送下，终于安全到达了祥云县的云南驿。云南驿是一个古老的驿站，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省政府派出的汽车早已在这里等待着他们。
八
2021年3月，当我在繁花似锦的春天，在和平的天空下，翻开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崇敬与震撼，那些字里行间弥漫着的真情与忧患意识，那些让人过目不忘的闪光细节多次让我潸然泪下。他们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我没有理由不沿着他们的足迹，迈开脚步走下去。
我首先来到了景洪。其实，早在2004年我与存文学就拜访过西双版纳老州长召存信先生与被称为最后的傣族公主的夫人刀美英，当时老州长说起往事那时而激越，时而感慨的神色和语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年过去了，当我再次来到景洪的时候，老州长夫妇业已作古，但老州长讲述自己成长经历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1943年，侵占缅甸的日军逼近西双版纳，年仅15 岁的召存信受命到边境勐捧组建抗日自卫中队保家卫国。召存信是江城县整董土司的儿子，抗战胜利后，他相继担任过勐捧土司、曼听办事处主任、车里宣慰使司署议事庭庭长召景哈等职。由于带头反对和抵制苛捐杂税，曾两次被关进国民党监狱。1949年初，召存信和鲁文聪组织反蒋武装，接管车里、佛海、南峤、三县国民党政权。5月，召存信和鲁文聪赴普洱寻找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50年2月初，追击残匪的解放军抵达澜沧江北岸的橄榄坝，召存信立即率领20 多位土司头人，恳请解放军渡江解放西双版纳。与此同时，召存信又积极发动群众筹办粮草竹筏，配合解放军成功渡江，终于消灭了残匪，解放了西双版纳全境。由于功绩卓著，1950年5月7日，召存信接连接到三份任命通知：分别任命他为车里县副县长，兼任景洪区区长、思普专员公署副专员，第三份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盖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的任命书，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召存信迎来了政治生命中崭新的起点。
1950年9月初，召存信与另外几位傣族头人刀承宗、刀学良、刀卉芳、刀述仁一道，随思普区代表参加国庆观礼上北京。当代表团马队攀上了宁洱茶庵坡的时候，召存信从马上下来，回望思茅城时感慨万千：“过去，我在西双版纳也算个人物了，但没有走出过思普地区的土地。我们版纳的大象曾经敬献过朝廷，但是皇帝并没有召见过我们头人，如今刚解放，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想到我们边疆各族人民了，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我们都要唱着歌去。”
1950年9月30日下午，是召存信终生难忘的日子。刚到达北京的普洱代表接到了通知，毛主席将设国宴招待参加观礼的部分代表。思普区选出了召存信、拉勐、李保、苏里亚、黄窝梭几位代表，李晓村作为民族语翻译陪同。
当代表们来到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按指定位置坐下不久，就听到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来了！”代表们“哗！”一声站了起来，整个宴会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来到宴会大厅，当代表们知道这是建国后毛主席设的第一次国宴，心情格外激动。
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将召存信请到了毛主席身边：“主席，这是来自西双版纳的傣族代表召存信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握住召存信的手说：“召存信同志，你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你很年轻嘛，希望你跟着共产党走，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边疆。”
“毛主席，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把西双版纳建设好。”召存信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九
拉勐在李晓村的带领下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主席打量着身着民族服装的拉勐亲切地问：“你是什么民族啊？”
只会几句简单汉话的拉勐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李晓村代他回答说：“主席，野卡佤族。”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叫野卡佤族？”李晓村觉得这个野字不太恰当，便解释说：“因为他们还保留着猎人头、祭谷子的习俗，所以就叫野卡佤。”
晚上回到宾馆，回想起与毛主席握手的情形，拉勐一丝睡意也没有，便起身坐在床边，反复抚摸着白天中央政府送给每个代表那套毛呢衣服。他想，待回到佤山以后，要穿着让寨子里的人们都摸一摸，看一看。以前寨子里的佤族人别说毛呢，就是非常便宜的土布衣服都没有穿过，小娃们光着屁股，女人们没有上衣，大姑娘都露着奶子，下身只有一快破烂的遮羞布，男人们就只有一条兜裆布了，自己虽然是头人，穿的也仅仅是土布，粗布。此时此刻，他由衷感到共产党把少数民族放在眼里，抬在了肩上，举到了头上，给予了很高的地位，跟着这样的党走没有错。
十
1950年10月3日晚上，北京怀仁堂内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齐聚这里，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礼品。当念到西双版纳代表时，召存信与召片领刀世勋一起把象征领主世袭权力的金伞高擎着献给了毛主席。同时敬献的还有贝叶经、普洱沱茶和一套傣族妇女服饰。毛主席接过金伞端详了片刻，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后和召存信、刀世勋握了手。毛主席说：“谢谢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我相信解放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西双版纳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召存信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带着各族人民听党的话，建设好家乡。”
从北京观礼回来后，召存信参加了普洱地区民族团结剽牛盟誓大会，第一个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用傣文工工整整地写下“召景哈”3个字。在他的带领下，48 名各族兄弟代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回到西双版纳，召存信又召开了车里县民族团结誓师大会，带领100 多名各民族大小头人举手发誓：“永远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
云南省第一个民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召存信当选为州长。他公开宣布放弃召景哈职务，从而完成了从封建领主到人民公仆的华丽转身。自治州成立当年就有3 万多不了解新政权而外迁的傣族群众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的法国总理耶迈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中共成功地帮助云南省的傣族民族主义分子建立了自治区，是一个重大事件，将对美法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
十一
稳定边疆，发展生产，不仅对新生政权的巩固有着重大意义，甚至将影响到今后中国民族历史的演进。面对五十年代初期依然动荡不已的社会，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和谐团结的民族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新建立的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从各地抽调了一批有民族工作经验的同志到北京，着手准备制定相关的工作条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先沉下身子，做好实地调查，方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民族政策、条例。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们还是先下去看看为好。”李维汉主任沉思了一下说：“那就从上来下去开始吧。”所谓“上来”，就是请各地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到北京畅所欲言开阔眼界，亲身感受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感受各民族和睦团结的温暖，增强保卫边疆、建设祖国的信心和决心。“下去”就是民族工作者深入到少数民族中间，深入到边疆大地，以实际行动，传递党的温暖和民族政策，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4月，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诞生了，这就是对后来民族工作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这支队伍里，有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者，有满腔热血的新青年，他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一路向南，向南。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第一个平等的访问团，从此掀开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篇章。
在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总理召集中央访问团六位领导人开会，会议上总理指示访问团要“准备受冷淡”，要“决心赔不是”，要“一切听人家”，工作中万一和兄弟民族发生矛盾和误解，要“先作自我检讨”。
总理的话让第二分团副团长王连芳有些困惑，前一条好理解，但“决心赔不是”就让这位13 岁就开始做地下工作，20 岁就当上回民支队政委的共产党员着实有些想不通，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摧毁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建立起来的，压榨少数民族的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难道还要替他们赔不是？总理耐心风趣地解释说：“我们既然接收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收他们欠下的‘历史债务’吗？”总理一席话，让气氛活跃起来。
有同志又问：“大奴隶主和大土司说的话，我们也要听吗？”总理严肃地说：“要听，民族上层不同意的事，我们绝不做，他们不喜欢听的话，我们绝不说。因为那里的群众现在还都听他们的，我们也就必须听。要团结各民族，必须首先团结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总理的话不仅让王连芳陷入了深思，也是当时中央访问团民族工作的基本准则。
1950年5月，毛泽东主席接见即将出发奔赴边疆的中央访问团全体成员时，语重心长地说：“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与我们有隔阂，对我们有误解，加上西南残余的国民党匪帮的捣乱和破坏，你们不可掉以轻心。”同时又说：“你们是光荣的，因为你们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希望你们能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作一个良好的开端。”会后，毛泽东主席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纵观世界民族史，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种族、民族矛盾引发的冲突、战争一直是人类关系史上的阴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近现代反动派大都采取“以夷制夷”、甚至镇压的民族政策，导致民族矛盾、隔阂不断加剧。就云南边疆而言，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社会经济发展都处于极端低下的平，共同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还没有完全形成，民族歧视，隔阂，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思茅政协文史资料上有这样一组数据：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年间，疟疾、霍乱、鼠疫、匪患，使思茅城区人口从5 万人锐减到了3280 多人，几乎成了一座死城。思茅的状况，是当时边疆的一个缩影。
1950年8月6日，中央访问团进入昆明，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访问团行程两万多公里，走遍了昆明、宜良、丽江、迪庆、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楚雄、普洱、蒙自8 个专区的42 个县市，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多方面了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方针政策，犹如一粒粒种子，随着民族工作队的脚步，撒进了边疆大地。
十二
1951年2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要求各大行政区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当时云南革命政权占优势的地区仅为20%左右，约有30%的地区为匪特占优势，另有50%的地区土司势力占尽了优势。境外敌对势力与外逃的民族上层纠集在一起，挑动的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与人民政权对立，即使留在境内没有外逃的土司，也大都采取观望态度，见风使舵，少数民族群众普遍相信：“土司是石头，汉官是流水”，在北京来的这支队伍里，有一个绝不应该遗忘的名字：王连芳。
1951年3月，王连芳带领访问团来到当时的德宏、思普地区，随后又到滇南，通过走村入户实地调研，找准了当时存在着的四种复杂矛盾：首先是敌我矛盾，政协文史资料中有一段记载：云南100 多个县中有80 多个县发生土匪暴动事件。人民解放军1950年进行大小战斗1783 次，歼灭土匪62000 人。1951年，进行大小战斗1279 次，歼灭残匪46800 人。1952年进行大小战斗700 次，歼灭残匪10400 人。1953年歼灭残匪2466 人，1954年歼灭残匪2099 人，1955年歼灭残匪680 人，6年中总计歼灭武装土匪12.45 万余人。从这些数字中，足见匪患之严重。此外民族上层与下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各个民族之间历史遗留的严重隔阂，以及民族内部各部落的冲突，所有矛盾中，尽快争取不明真相的头人和群众，又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王连芳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能不能以正式公告的形式来消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他立即向中共云南省委提出了要“尽快对外宣示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不实行一般汉人地区土地改革、民族地区的改革，完全由各族人民及其领袖协商解决”的建议，并受省委委托连夜起草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匪，巩固国防的公告》。1951年7月，《公告》印发全省并广泛粘贴宣传。
《公告》明确宣示：“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边疆各民族区现行政治制度及土司头人之现有地位和职权，人民政府不予变更。凡爱祖国爱人民之土司头人，可同时参加各级人民政府之工作，有关各兄弟民族内部改革事宜，完全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由各民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的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这个《公告》对于宣传党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政策，安抚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稳定边疆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昭示了新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崭新态度与政策。
1951年6月初，中央访问团圆满完成了任务即将返京，组织决定访问团二分团副团长王连芳、成员施泽旱、胡鸿章、刘树生留在云南工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热血铸忠诚，边疆是他们必赴的使命，从此，云南民族工作史上，留下了四位开拓者的名字。
十三
2021年3月21日，在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我看到一份1951年8月2日的《云南日报》，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着云南民族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的消息，同时配发了《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祝贺云南民族学院成立》的社论。报纸已经泛黄，散发着时间的香味，掸去尘埃，历史的脉络便纷纷凸现出来。
194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严肃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1年王连芳留在云南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助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张冲创办了云南民族学院。
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60 次政务会议通过和批准了国家民委组织、刘格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
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云南建立民族学院，曾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龙云先生慷慨解囊，将属于自己私产的南菁中学捐出。南菁中学是龙云先生个人投资、1943年建成的私家学校，坐落在在昆明城北莲花池畔昆明八景之一的“商山晚樵”的商山上。1951年5月30日，龙云先生委托原校长张淑洵在省人民政府办理手续，将校产全部捐献。
1951年8月1日，云南民族学院正式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兼任院长，另一位副主席张冲兼任副院长，王连芳任常务副院长兼教育长，马曜任副教育长。院长周保中再开学典礼上开宗明义点出了民院的宗旨：“办民族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毛主席的具体批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以及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使之更有效、更顺利的推行。因此，各族学员在院中要树立团结友爱、互助互让、躬行实践和艰苦朴素的学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族别界定尚未全面开展，民院第一期学员685 名来自40 个民族，边疆一线的占56%，仅文盲就占到了四分之一。学员年龄也参差不齐，小到14岁，大到51 岁都有。学员的出身更是五花八门，农民、奴隶，奴隶主、土司、贵族、山官、头人、阿訇、牧师，这样一批人能够打破千百年形成的出身、等级、族种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共同走进校园，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王连芳回忆：“有些边疆学生只知道自己是某某地方人，在概念上却不完全清楚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认为敌人就是‘汉人’，或直接压迫他们的当地某个民族。有一些信基督教的学生，在当地教堂里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的国王是伊丽莎白’‘汉人来了，我怕’。”还有相当部分学生连钱都不会用，学校不仅教他们认识票面，还安排老师带着上街购物，有的学生听不懂汉语，不习惯学院生活，哭着闹着要回家。针对学生无法适应学院环境的情况，王连芳及时提出在学院 “人人是老师，个个是学生，处处是课堂”的口号，要求全体教职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了解民族风俗习惯，掌握学员思想状况，建立良好师生感情，帮助学员安心学习。
为了让学员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秩序，学院反复探讨研究，确定一般学生编为政治训练班，各地领导干部编为政策研究班。政训班又根据学员文化水平和语言的不同分成了一、二、三班。其中的一、二班为通汉语班，各族学员混合编组。不懂或略懂汉语必须配备翻译才能听懂的学员则统编为第三班，并按各民族语言、方言的不同分成几个队。另外，为了照顾各信教学员过宗教生活，又分别设立了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个宗教活动场所。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民族上层既愿意参加学习又不愿和一般学生混在一起，学院又将政研班分成了甲乙两班，甲班为民族上层学习班，乙班为各地领导干部学习班。教材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设立民族政策、伟大祖国、社会发展史几门功课，对学生进行民族平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各族学员第一次有了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这对他们的一生影响极其重要与深远，也深刻影响着往后漫长岁月里中国民族与边疆稳定的局面。云南民族学院创办三年，为边疆民族工作队和各级政权机关培养了1476 名少数民族骨干。
十四
五十年代初，新生共和国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土地改革，到1952年春天，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云南，虽然大部分地区也完成了土改，但由于地处边疆，局势依然错综复杂，境外残匪在边境不断骚扰破坏，思普地区的西盟县仍然被残军和特务占领，全省边境地区21 个县的200多万人口，基本上是农村民族工作的空白点，大部分少数民族聚集地生产力依然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况，交通闭塞，瘴病横行，怪病之多，令人惊骇。
2021年3月我到思茅采访的时候，93 岁的傣族老人刀勇描述了50年代初期解放军进驻孟连时遭遇恶性疟疾的情形。1950年7月，解放军某营300 多官兵调防孟连，开始几天一切正常，除了防范残军和匪特，还大力帮助群众挑水劈柴做好事。没想到一场灾难已经悄然临近，短短几天时间，先后有官兵染上恶性疟疾病倒，先是汤水不进，接着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三至五天便死亡。当时药品奇缺，尤其缺乏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不到20 天时间，可怕的疾病就夺去了20 多位官兵的生命。危急中一位团长前来视察，却不幸染病，不到4 天就去世了。“啊嘎！太可怕了。”讲起当时的情形，老人至今唏嘘不已。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尽快在边疆少数民族中扎下根来，恢复生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祖国一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云南省委决定组建一只作风过硬的民族工作队。1952年3月，云南边疆民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之后形成了对后来民族工作影响巨大的《关于边疆工作的综合报告》。
1952年4月，云南民族工作队成立，王连芳任队长，马曜任副队长，170 名队员中，民族学院第一期学员与教职员工128 人，省级党、政、文、卫等各单位抽调出42名民族学、社会学、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了云南历史上的第一支民族工作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也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革命熔炉的陶冶，使这些年轻的生命格外早熟，“边疆为家，艰苦为荣”，今天的人们可能对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在60多年前的云南边疆，却是民族工作队的座右铭。
1952年5月17日，民族工作队从昆明出发，乘坐当时云南“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木炭汽车，历经艰难，整整用了6 天时间才到达保山。木炭汽车是五十年代初期用木炭代替汽油作动力的汽车，那时候国家汽油短缺，木炭汽车应运而生，这种汽车加满一炉子木炭可以行驶三四个小时，正常时速每小时三四十公里。发动时手摇鼓风机，少则三四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才能发动上路。那时昆明到保山的公路其实跟便道差不多，汽车在泥土、碎石、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行驶，即便开足了马力铆足了劲儿，时速至多也只能达到20 公里左右，还经常遇到弹坑路、上坡路，汽车无法通行，全车人只好下车推行。大家开玩笑说：下坡人骑车，上坡车骑人。
工作队到达保山后，为了充实队伍，保山地委又抽调了150 人进入工作队，分为两支队伍，分别深入到潞西县和陇川县工作。经扩充的工作队到达两个县后，当地又抽出200 多人进入工作队，使整个民族工作队伍扩大到了500多人。同期抵达的还有中央、西南局以及省里的防疫队、妇幼保健队，共同开展民族工作。
1952年10月，为了尽快打开民族工作局面，云南省委再次抽调人员组建了以思洱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唐登岷为总队长、当时的云南省民族学院教务处长刘树生为副总队长的第二民族工作队，人员组成依然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省直各机关抽调的民族干部和民族学院的教师、学员，一部分是西南防疫队队员。队员中除了汉族，还包括白、彝、傣、纳西、壮、回、苗、瑶、藏、佤、哈尼、拉祜、基诺、布朗等十几个民族200 多人，本身就成了一道民族团结的靓丽风景。1952年11月11日，结婚仅10 天的刘树生便率领工作队奔赴思普地区及西双版纳投入到紧张的民族工作中。
时隔五个月，1953年4月，一支由保山、临沧地区土改工作队、省民族学院和保山民族干部一共537 人组成的第三民族工作队在保山组建，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协商、摆事实、讲道理、订立“团结爱国公约”、举行民族仪式等各种方法，化解民族矛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格外需要智慧和勇气。从1952年到1953年，短短的一年时间，一年之内，刚刚获得新生的云南大地上，组建了三支民族工作队。此后，红河、临沧、丽江等地也纷纷组织起民族工作队，3000 多名民族工作队员驻村入户，云南长达4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从此拥有了一道看不见的钢铁防线。
十五
构建民族间的新关系，增强国家认同感，是新中国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支民族工作队最初深入边疆的时候，无论大人小孩，一见工作队进村，第一个动作无一例外的就是转身跑，奋力跑回家还要把门死死关上，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从门缝里偷偷看看这些汉人的模样。
在澜沧竹塘乡采访时，74 岁的拉祜族老人扎莫对我说：“我5 岁的时候，有一次工作队到我家，正好我阿爸阿妈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我和两岁的妹妹在家。他们站在我家门口，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还向我招招手。我哇的一声吓哭了。后来他们又拿出饼干给我和妹妹吃，我才止住了哭声。阿爸阿妈回家后看见我们吃饼干，吓得脸色都变了，阿爸一巴掌打过来，叫我快吐出来，快吐出来。他们怕汉人下毒。”
心怀善意却不被理解，想去帮助却无法接近，是工作队当时的真实写照。王连芳在《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中写道：“忍受委屈，始终精神饱满地投入架桥、修路、砍柴、挑水、治病送药、送盐巴、送针线、救济贫困农户的工作中。”
同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宣传推广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开展生产发展经济，带领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离不开扎实稳健的民族工作做基础。到群众中扎根的艰难过程，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得以传播的过程，工作队除了大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贸易工作及时跟进，民族工作队所到之处，民族贸易公司、供销社、购销组纷纷建立起来，解决了长期困扰群众的食盐、药品问题。在医疗卫生方面，仅1951年云南省委就派出12支巡回医疗队，西南局也组织了360 多人的防疫大队奔赴边疆民族地区。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群众的赞誉：“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光干活不要钱，还不吃我们的饭！”称呼也从“汉人工作队”变成了“我们的工作队”再进而变成“汉人大哥”。
十六
那天，我专程来到澜沧木嘎乡拉祜族村民扎体家的火塘边，扎体已经85 岁了，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使他的目光已经能够超越崇山峻岭。老人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放弃正在吸着的水烟筒，有点拘束地让我拍了张照片。那支水烟筒，由于老人经年累月把弄，已经油亮蜡黄。我以为，通晓大地秘密的老人，回味的一定是芦笙、打猎、酒等拉祜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不料，老人用有限的汉话，反复给我讲起了以前的澜沧县委书记刘树生如何教他们做豆腐，以前的县长张忠德如何亲自教他们盖房子的事情。显然，老人怀念那些温暖的场景。
十七
云南民族直过区是指景颇、傈僳、独龙、怒、佤、布朗、基诺、德昂8 个民族，及部分拉祜、苗、瑶、布依、纳西、阿昌、哈尼、汉、彝、傣、白、藏等共20个民族及当时尚未确定族属的“克木人”共66 万人。
1954年初，王连芳带着三年来民族工作队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获得的真实情况资料，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实行“直接过渡”的方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1954年8月，中央西南局批转《云南省委边委关于边疆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正式确立了“直接过渡”方针，即不进行土地改革，而以“团结、生产、进步”为长期的工作方针，采取一系列特殊的帮扶政策，使其直接地但却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同年9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提出对于“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们将直接地、但却是逐渐地和我们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国民族史是一部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英国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指出：“当前世界政治方面的挑战在于，围绕那些会让几乎所有人长远受益的变革，如何达成共识。在不同的国家，答案不同。但我们必须找出答案。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益处，而各国政策必须确保这种潜力得以实现。”云南直过民族区的发展无疑是一部活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成功范例，民族工作队则是这种理念的坚定践行者。
疏通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坚持民族平等。仅1950年至1954年，云南民族工作队就协助省委先后组织了45 个民族代表团、参观团到北京观礼，到省外各大城市参观学习，参加人数四千多人。各地区、各州县也分别组织了多批参观团到昆明学习。
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需要搭建理解与学习的桥梁，五十年代云南平等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对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今天云南民族关系和谐团结的大格局。
时光荏苒，七十年过去了，当初民族工作队的精神早已植根中华沃土，薪火相传，果实累累，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和魄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和谐，保持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稳定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在世界民族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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