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后，朱增泉逐步转向散文随笔创作，2005年为集中精力写作《战争史笔记》，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
《朱增泉散文与随笔》（4卷本）近日出版。之所以把书名定为《散文与随笔》，朱增泉是希望读者对他处理文体结构的随意性多一点谅解。
在一次次的梳理中，朱增泉对于历史、对于战争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认为，历史要经过长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这在《朱增泉散文与随笔》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舒晋瑜：《朱增泉散文与随笔》于您而言，有何独特的价值或意义？
朱增泉：我是写什么学什么，通过写作这些文章，学到了不少知识。我说过，到中国历史长廊中去走过一趟和没有走过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仅丰富了知识，也提高了人生境界。有了写作的爱好，丢掉了诸多无谓的应酬和累人的烦恼。
舒晋瑜：在编选的过程中，重新回顾梳理自己的作品，您对于这几十年的创作有怎样的总结和评价？
朱增泉：的确是对自己的业余写作做了一个总结。回顾这么多年的业余写作，我总结的第一条是“顶住压力，坚持不懈”。压力来自闲言散语，比如说我“不务正业”之类。我举出两条理由他们无法反驳：第一，官员写作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上那么多好文章、好诗词，几乎都是古代官员写出来的。第二，毛泽东写诗，朱德写诗，董必武写诗，叶剑英写诗，陈毅写诗，我为什么不能写诗？写，继续写！理直气壮，毫不退缩。我自己一直守住这条底线：先把本职工作做好。我所有的诗歌散文作品都是熬夜熬出来的。
我总结的第二条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的诗句，我借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慨。我写历史题材、政治题材的东西比较多，思考的问题大多和我们中华民族兴衰存亡有关，与人民群众的疾苦有关。我作为一名老军人，这是肩负的使命所使然。从总体上说，我的散文随笔比较厚重、大气，有点历史底蕴，语言比较简洁，有我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就这四本书而言，每一本书中都有几篇好文章；但有不少篇目自己也并不满意。孰优孰劣，都交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舒晋瑜：您笔下的人物，每一个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有现实生活中的军嫂、士兵、诗人、航天员、元帅，也有帝王将相和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朱可夫等。我很想知道，您写的历史人物，有没有颠覆人们印象中的人物形象的？有一些被作家们反复书写过的人物，您如何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
朱增泉：我开始写人物散文，是写自己接触过的人，真实，但缺乏深度。后来注意从多角度切入去写一个人，避免概念化、平面化，既写他的正面，也写他的侧面，甚至反面，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真实，有血有肉，所以比较有深度。我写帝王将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物卷中的《汉初三杰悲情录》。汉初三杰是指张良、韩信和萧何，写刘邦同这三位西汉开国功臣间的微妙关系，我自己觉得把这四个人都写活了。刘邦自己指挥打仗本事不大，却能将这三位杰出人物随意掌控摆布，为他所用，不能不说他的驭人术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一流的。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对这三位人物采取忍让态度换取他们的忠心。随着天下到手，他与“三杰”的矛盾开始增多、公开。他对“三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将他们一个个收拾。而“三杰”各有各的性格，他们对刘邦的猜忌之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此结局也大不相同。韩信硬顶，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张良智避，放下一切功名利禄，隐退山林“辟谷”，抑郁而亡；萧何对刘邦死心塌地，不仅任劳任怨，还当众忍受刘邦下令对他的鞭打和羞辱，又充当吕后诛杀韩信的帮凶，总算保命终老。
战争卷中有一篇《从伊拉克战争说到诺曼底登陆》，其中写到二次大战中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对他们的重新研究，我对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有一些新的发现。过去我们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否定的，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头子，都反共。但我从历史角度去重新认识他们，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产生了一定好感。我认为这两人都是世界级政治家，对二次大战胜利都有历史性贡献。罗斯福另一个贡献是二战结束前就为建立战后秩序做安排，提议创建了联合国，为战后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本框架。还有一条，我当时没有写，罗斯福对中国是很重视的。他提议中国担任联合国“四强”之一（美、英、苏、中）。罗斯福看不起法国，反对法国进入联合国领导层。后来法国力争，经各国协调，补充法国为联合国“五常”之一。1943年，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决定战后重大事宜。罗斯福的本意是战后要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和琉球群岛一并归还中国。他一再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却说该岛由美、中两国“共管”。战后美军驻扎了一段时间，又把琉球交回给了日本，中国失去了收回琉球群岛的历史性机遇。罗斯福还提出由中国派兵占领日本，蒋介石说这件事只能由美国来干。这是蒋介石的历史性过错。蒋介石的心胸太狭隘了，他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抗日战争一旦结束，他要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所以不愿过分“得罪”日本。他这种心态，在《蒋介石日记》1943年这一章中反映得很充分。如果蒋介石不那么狭隘，能够站在民族大义立场上思考问题，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台湾、澎湖、琉球、香港问题当时有可能一揽子得到解决，要是那样现在也不会留下钓鱼岛争端之类的后遗症了。丘吉尔是反共急先锋，但二次大战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当天，他就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公开支持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
什么叫世界级政治家？就是能够顺应世界进步正义潮流而动。斯大林功过对半开，我一向崇拜他领导苏联人民顽强抗击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钢铁意志。对苏联卫国战争研究越深，这种感觉越牢固。尽管苏联政治局面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變直至土崩瓦解，我对斯大林的基本评价一直没有变。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崩溃的国内根源要从这里找起。历史要经过长期沉淀，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前不久，媒体上有一则消息，俄罗斯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评选一百年来俄罗斯最受尊敬的人。评选结果出乎人们预料，第一名居然是斯大林，普京位居第三，这是发人深思的。
舒晋瑜：您写的游记，并非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带有深厚的问题意识，这使您的游记增加了厚重感和忧患思考；而且游记中多写西北景色，这又使作品更开阔，为什么？
朱增泉：我的国内游记大部分是写大西北的，这同我调入原国防科工委工作有关。我们的马兰核试验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都在大西北，每当有大型试验任务我都去。每次试验任务结束后，我都会留下多待几天，走一些地方，熟悉大西北，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要了解中国历史，尤其了解中国古代战争史，不了解大西北不行。汉武帝抗匈奴、通西域，中央政权与匈奴、西夏、吐谷浑争夺河西走廊，明清两代与北元残余势力（西蒙古、东蒙古）的反复交战，这些历史陈迹大多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片广阔地域内。我以浓厚的兴趣一次次、一处处去寻访，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军事知识，每次回来都能写出一点东西。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更激发了我热爱这片辽阔疆域的情怀。文章的厚重和开阔，都来源于此。古人认为写文章的基本素质要求就是两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如果我不去大西北走那么多地方，我这些文章根本写不出来。
舒晋瑜：战争卷的散文和随笔，以您当年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成的《观战笔记》一书为主，还有6年前您写的一批观察分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通过低烈度战争（以网络推手和街头事件为主）发生政权更迭的文章。现在收录进来，却并不过时。因为书中对美军打信息化战争新的作战理念、新的作战样式和新的作战手段的概要介绍，对21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21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及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前瞻性和预判能力？
朱增泉：战争卷中的文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写伊拉克战争的，第二部分是写中东、北非风波的。对21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以及对21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这种群体性崛起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集中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亚洲命运》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前瞻性和预判能力，是我对世界局势走向分析的结果。从宏观层面做战略性分析判断，不像对某些突发性事件的预测那样难以捉摸，它是有迹可循的。就像观察一条河流，只要找到它的源头，弄清它的流向，再根据季节变化，是可以预见它的水流大小变化的。
舒晋瑜：朱可夫是真正的军事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当过八个主要作战方向的方面军司令员，料敌如神。我注意到您写过《朱可夫雕像》。能谈谈朱可夫吗？从那些海内外的军事巨头身上，您是否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朱增泉：朱可夫是我崇拜的世界级军事家。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如下几点：第一，他有打大仗、打恶仗的非凡胆魄，有洞察战场局势变化的敏锐感觉，有扭转战场危局转败为胜的铁腕。第二，他有坚持正确判断敢于顶撞斯大林的铮铮骨气。第三，他有丰富的军旅生涯经验积累。他是从士兵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第四，他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热爱亲人，同情穷人。第五，他进入和平年代后屡遭挫折，以至被赫鲁晓夫利用，名声受到很大影响。战争卷中的《朱可夫雕像》一文，是我2002年率团访问俄罗斯期间，一处处寻访了朱可夫的许多遗迹后写出来的。其间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这在文章中都有。我既然从军一生，身为将军，自然要以国内外的许多名将作为参照系，时时激励自己，不能活得庸碌不堪。
朱增泉就读过的小学，钱穆先生曾担任过校长。朱增泉表示，钱穆自学成才的成长道路，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长期坚持自学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舒晋瑜：诗歌创作是您当了集团政治部主任以后才开始的，曾出版過《朱增泉诗歌三卷集》：政治抒情诗《中国船》、军旅诗《生命穿越死亡》、抒情诗《忧郁的科尔沁草原》。能否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具有怎样的特点？
朱增泉：我开始写诗是在战场上开始的，写出第一首诗的时间是1987年1月31日。我通过长期自学，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但我参战前从未想过要当什么诗人，参战给我提供了契机，使我突发性地写起诗来。《山脉，我的父亲》就是在战区写出的第一首诗。大意是：人们都说大地是母亲，我说山脉是我的父亲，我踏着山脊去约会死神。写完已是午夜，我带着诗稿到山坡下的战地小报编辑部去审阅小报清样。我进了屋先给大家念了一遍这首诗稿，问大家这算不算诗？大家都说：“这就是诗啊，很好的诗。马上发，马上发！”我就是这样开始写起诗来。后来通过去前线采访的记者、作家，把我登在小报上的诗歌带回后方，有些报纸杂志进行了转载，引起了人们注意。既然大家承认我写的这些分行文字是诗，我就“一发不可收”地写了起来。
一直写到2005年，我把诗停了。集中精力开始写作5卷本的《战争史笔记》。我写的是自由体白话诗，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我的军旅生涯比较长，军旅生活积累比年轻诗人多；二是我当了多年领导干部，站在宏观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年轻诗人要强一点。这两条优势反映在我的诗歌创作中，生活气息比较浓，视野比较开阔。所以，不少人说我的诗歌比较大气，而且有不少诗篇真切感人。但我的诗歌作品水平不整齐，有些作品我自己也不满意。尤其是我的长诗，叙述的成分比较多，而诗歌是拒绝叙述的，即使写叙事诗，也不能用写叙述文的句子去写，这是我不再写诗以后才彻底明白过来的。
舒晋瑜：写散文随笔，也是硕果累累。2011年出版的《战争史笔记》（5卷本）贯通中国古代战争史5000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赞说，这部书是史学的也是文学的，是军人的也是诗人的。您写诗关注的是猫耳洞和局部的战场，写这部书是关注中国古代战争史，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的深刻，是一般人不能抵达的。您觉得呢？6年过去，您如何评价《战争史笔记》？
朱增泉：铁凝主席概括的这两句话很精辟，我感谢她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何镇邦说：“《战争史笔记》是老朱的代表作。”他是从作品的分量和产生的影响来评价的。我接受并珍惜他们对《战争史笔记》的评价。我为这部书的确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动笔时我已65岁，写完时已70岁，没有一点毅力是拿不下来的。我写作《战争史笔记》是严肃认真的，因为这是写历史，不能误传子弟，所以我不搞任何“演义”“戏说”之类，对每一条史料都查得很认真。当然，即便小心再小心，也难免仍有某些差错。所以，今后几年如果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我想再修订一遍。
舒晋瑜：能谈谈您的语言吗？军史专家糜振玉曾指出，《战争史笔记》题材鲜明，是一部散文化的战争史。您的语言诗意且凝练，用文学的笔法来描述中国古代战争史，生动丰富，拉近了普通读者和战争史的距离。
朱增泉：用散文笔调来写《战争史笔记》，是我有意为之，这也许是这部书的价值之一吧。糜振玉是军事科学院老副院长，军事学术权威，我的《战争史笔记》能得到他的肯定也不容易。我在长期读书自学中体会到，凡历史，读起来都是比较枯燥的。我想为年轻读者们写一部读得进、有吸引力的历史读物。我语言中的“诗意”，那是因为我毕竟是位诗人嘛。说到“凝练”，这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我受到过鲁迅语言的滋养。我年轻时喜欢读鲁迅的作品，鲁迅的语言很凝练，句子都不长，对我影响较大。写诗之前我曾模仿鲁迅笔法写过几篇杂文，有一篇被收入《中国杂文鉴赏辞典》，说明写得还不错。其次，得益于我对公文写作的深入研究。我在各级机关都工作过，对公文写作曾做过深入研究。我讨嫌空话、套话、八股调，专门研究如何把公文语言写得实在、活泼。我概括出公文语言的三条要求：正确、准确、明确。“正确”是相对“错误”而言，“准确”是相对“分寸”而言，“明确”是相对“含糊”而言。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我的语言比较干净、活泼，没有空话、套话，没有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话，也从来不去编一串一串的顺口溜，句子都比较短，读起来比较顺。
评论家雷达认为，“朱增泉有天生的历史感”，具有通过历史看人或通过人物看历史的特点。朱增泉笑言所谓“融会贯通”，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切入点不同而已。好比一个深宅大院，从前门或从后门进去看个究竟，两头都走得通。
舒晋瑜：您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能谈谈这部作品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朱增泉：《地球是一只泪眼》是我的第7本诗集，出版于1999年8月。我前面的6本诗集，都是阶段性诗作的结集，这第7本带有一点选集的味道。以前6本诗集之后写的新作为基础，把前6本诗集中比较好的作品也编了进来。我于1987年1月写出第一首诗，到编《地球是一只泪眼》这本诗集刚好十年多一点时间，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地球是一只泪眼》这本诗集共分5辑，第1辑《地球是一只泪眼》是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地球是一只泪眼》是一首短诗，一问一答两句：“地球是漂在水里吗？/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全都是汪洋大海/哦！地球满腹忧烦/她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泪眼/何时能哭干/这么多苦涩的海水？”这是我对充满矛盾的世界前途的忧思，也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我用这首诗的题目做了书名，也用它做了第1辑的栏目标题。第2辑《对手之间》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主要部分是写战斗生活的；第3辑《我生命的河流》是写我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品；第4辑《放牧灵魂》是写我游历祖国南北各地的作品；第5辑《出奔》是几首长诗的选章。综合起来，可以反映出我诗歌创作的全貌，的确是我的一本重要诗集，我的诗歌代表作都集中在这本诗集里。
舒晋瑜：您是诗人，是作家，但您当领导的时候，讲话从来不用一句诗。您对自己是怎样的要求？
朱增泉：这同前面说到的闲言散语有关。不是有人说我写诗是“不务正业”吗？那好，我用实际行动做给你看，我是如何对待我的正业的。我把履行职责同业余写作彻底切割开，开会讲话从来不用一句诗。另外，有些人讲话时非要生拉硬扯引用几句诗，我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
朱增泉说，他期待軍旅诗歌有朝一日能重新振兴。军旅诗是诗歌中的盐和钙，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永远是军旅诗的基调。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伟大民族，不能缺少这些精神元素。
舒晋瑜：在创作上，您秉持怎样的文学理念？
朱增泉：我是现实主义派，是写实派，写诗、写散文随笔都是这样。我坚信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的诗歌都来源于生活。写散文随笔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这更不用说了。我写历史散文，对史料的引用是很严谨的。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差错，那是由于自己没有把史料完全查清、吃透，有时是一知半解，有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时是粗心大意。
说到文学理念，正确对待文学批评也很重要，我对此一直保持平静心态。读者或评论家发现我作品中的差错，我只要看到这些意见都照单全收，从不辩解。有位评论家曾在《文学报》上以一整版篇幅挑我散文作品中的差错，题目是《名家笔下的硬伤和不足》。前面先有一段插曲，他写了一篇评论，通过别人转给我看，文章结尾处有一小段是指出我散文中的差错的，他做了个记号征求我的意见。我在旁边批了一句话：“这些内容可以照登。”这是他对我的一次试探，回去就来了这么一大篇。沿海某市有位刊物主编给我打电话说：“他是借你的名字炒他自己，有些地方挑得完全没有道理。”我听了笑着对这位朋友说：“不必生气。”我后来主动托人带给这位评论家一套《战争史笔记》，还可以做朋友嘛。有一次，某地有位人士在博客上鲜血淋淋挑出我散文中的一处硬伤，口气还不太友好。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向读者致歉。后来，我又把这篇博文发表在《美文》杂志上，再次向读者致歉。我觉得这样做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舒晋瑜：您如何评价军旅作家的诗歌创作，在当前诗坛中有怎样的独特价值？
朱增泉：目前的军旅诗创作，和中国诗坛的总体情况一样，处在一个低潮期。老一代军旅诗人李瑛是大家，他的诗歌影响了几代人。中年一代像周涛，他的诗歌是出类拔萃的，现在他不写了。年轻一代的军旅诗人刘立云是代表，他不断探索，坚持不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他一个人也显得“势单力薄”。和刘立云同时代的还有武警的王久辛。更年轻的一批军旅诗人我都不认识了。军旅诗的低潮期，和我们当前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有关。人们的生活观念过度物质化了，文艺圈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了。我期待军旅诗有朝一日能重新振兴。军旅诗是诗歌中的盐和钙，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永远是军旅诗的基调。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伟大民族，不能缺少这些精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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