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对中国来说，2020年的意义非同寻常，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对文学创作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现实题材，各地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创作，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果。从已经创作的作品来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近年来各地开展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特别是攻坚战所取得的骄人战绩，也就是不同地区由贫到富的巨大变化。小到一个家庭、一个村，大到一个县区、一个省乃至某个区域，一些作品甚至以全国性的视角展现了共和国这一世界性、史诗性的壮举。二是在展示这一重大战役及其成果的同时对这一国家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尽可能在较为宏阔的视野、自觉的政治意识上去思考这一举世瞩目的工程的现实作用与历史影响，从不同领域去思考脱贫攻坚这一事关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幸福的国家方略的价值，从而立体地再现一个时代的国家精神与民族气概。三是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文学说到底是写人的，脱贫攻坚是人类的难题，在攻克难题中彰显出的是智慧、是勇气、是情怀，而这正是塑造人物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脱贫攻坚不仅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故事，也带来了一批与传统文学形象内涵不一、具有新质的新人形象。四是在重大现实题材创作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几年如何在重大现实题材创作上取得突破一直是个难题，今年重大题材的聚集迫使文学必须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应该说，脱贫攻坚创作不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在如何抓住现实机遇，改革精品生产机制，实现重大现实题材创作的规模化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文艺规划、文艺生产、文学资源的配置到个体创作热情的激发等方面有许多做法值得认真总结。

　　这几个方面的特点也都体现在《边疆文学》这一期的专号上。除了以上这些大的方面外，《边疆文学》专号还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全文体。就目前脱贫攻坚创作来说，大都集中在纪实文体上，但是，云南的作家已经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体裁上全面表现这一重大题材。表面看上去好像只是个文体问题，而从内里说则表明云南的作家们已经对这一题材有相对自由的把握，打破了对这一题材非纪实不可的印象，它涉及到的是题材与文体的磨合，是不同文体对题材的认识与选择。第二是对这一题材的延展性上有了突破，力图在较为深广的领域来表现，具有了打破这一题材单一性的意识。不少作品已经有意识地拉开了与题材的距离。第三，是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这一点是与前两点密切相关的，多样的文体，对题材的不断细化以及不断变化的视域都必然带来风格的多样性，再加上艺术手法上的努力，自然提升了这一题材的审美高度。

　　在看到成绩与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特别是此类题材的深化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事实上，我们的创作是有了相当的规模，甚至做到了这一题材领域的全覆盖，但是，量不能代表质，精品的匮乏依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顽疾。不少作品还只是浮光掠影的平庸之作，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还是难免简单的正面宣传，许多作品甚至与新闻没有多大的区别，依然留在好人好事的表扬上。说到底，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专业性。脱贫攻坚不是普通的社会现实生活，我们有许多作家可能将这个题材简单化了，其实，它是相当专业的一个领域。看得出，我们不少作家创作前的准备不足，这种不足不是简单地采风采访就能够弥补的。如果要写出有特色的作品，知识要先行。对这一题材来说，固然要求我们作家对采写对象要熟悉，但是，对这一题材专业性的知识我们也要做先期的研习。不要以为“贫困”这个词简单，它其实很复杂，至于什么是“脱贫”，同样非常复杂。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贫困就一直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对什么是“贫困”，也并不是今天相对一致的理解与价值判断。不要说神学和宗教，就是现在依然有教化空间的传统价值观还认为贫困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作用的，社会倡导的不是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安贫乐道，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果倒回去几十年，流行的价值观也是以贫困为荣的，这样的价值观是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相配的。在大工业带来人类财富的大幅增长之前，几乎所有的伦理道德都是为说明贫困的合理性而设计的。所以，人类大张旗鼓地为解决贫困进行制度性实践其实是很晚近的事，准确地说，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这一问题才堂而皇之地进入人们的视野。1887年，英国经济学家布思对伦敦东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写成了十七卷的《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调查报告，提出了绝对贫困的问题，并且第一次问道：“谁是穷人？”随后是经济学家朗特里，他在对英国约克小镇进行了数次调查后写出了《贫穷：城市生活研究》，并对贫困进行了分级。为什么伦敦东区和约克小镇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们曾经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并因此开启了人类对贫困的艰难征服之路。

　　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一方面是制度化的脱贫行动，其后整个世界的实践步伐日益加快，其思想与实践成果的积累也日渐丰盛。当民众的生活状况得到真实呈现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等许多次级概念产生出来。这些概念告诉我们，人类的幸福并不是货币就能完全衡量的，如预期寿命、教育、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医、自由与安全等等，而更本质的看法是，人最大的、最根本的贫困是能力的贫困。贫困的实质是这些个体与群体创造收入和机会的匮乏，贫困者缺乏维持正常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贫困不仅是收入，还包括社会生活、文化、政治等广泛的领域。正是这些贫困理论的推进，贫困问题终于上升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联系在了一起。解决贫困也由对局部的特定人群的施行上升为全球战略，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顺理成章，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在强大的科研支持下，联合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类发展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越来越精细地对准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并且，“贫”与“困”被分别描述，贫，就是收入不能保证基本生活需求，困，则是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包括就业、住房、社会活动、精神生活等等。说穿了，贫困者不只是穷，不只是低收入，更严重的是无法进入社会，与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享受一切因人而订的制度，因人而造的产品，因人而设的服务，无法在社会上实现自己。所以，欧盟国家在贫困概念之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排斥”的概念，这个概念极为准确地刻画出贫困者的社会处境与生存状况。他们虽然是社会成员，但却被社会排斥在外，无法参与社会生活，使用社会产品，享受社会服务。这就将人们的视野引向更为普遍也更为具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命质量，尤其是科技成为社会创造的首要力量、市场化程度极速提高、资本大幅增量的时代，个人对机会的依赖越来越高。想在低知识、手工化、封闭性的状态中获得财富基本上不可能。人们融入社会的成本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而当机会在事实上不可能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时，后期的补偿就显示出它的必要性，甚至起码的正义，这就是近些年欧盟出台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主张，这不但可以补偿个体因失去机会而导致的贫穷，还可以将他们从马太效应式的挣扎中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是人类与贫困抗争的历史，也是人类为战胜贫困而产生的智慧，是我们在从事扶贫攻坚主题创作时需要了解的“知识硬核”。也只有以此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脱贫标准，为什么不能将眼睛只盯着纯收入那一块，仅国家颁布的《扶贫纲要》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只有学习了，在扶贫问题上科普了，才能从生活中发现人物，发现故事。许多看上去与贫困不相关的事可能恰恰最能诠释扶贫的真义。只有专业知识上去了，我们也才能透过脱贫攻坚的叙述进行深度的思考，理解人，理解民生，理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理解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成员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想想许多这类题材的创作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得要领，很大程度上吃的就是不专业的亏。作家们也到扶贫点看了，也采访了扶贫干部与脱贫对象，但是这些人、事和政策背后的内容呢？即使那些简单的如顺口溜一样的条文其实都来之不易。如果仅用“第一书记”下乡，然后利用人脉招商引资，带领乡亲脱贫致富，顺带写写青山绿水，再来几个反腐和情感的桥段，就说是写成的扶贫的作品，这也太简单，太公式化、概念化了。至于大部分的纪实作品问题就更多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非常大的关联度，事实上不少创作也是将它们连在了一起，两类题材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创作上同样存在这类问题，而且，有时即使有了专业背景与相关知识，依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创作成果。除上所述，这里面还涉及到文学如何处理与知识的关系，如何表现知识，如何让知识在文学中发挥作用等问题。乡村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方面的素材非常丰富，但是如何去表现它们并不是没有难度。这难度之一就是我们的作家可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当代的城镇化进程，不了解新农村建设，不了解当下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设。他们还是停留在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上，如改革开放啊，乡镇经济啊，农民如何致富啊，土地承包啊等等，知道土地流转、确权的就很了不起了。至于中国乡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历史，它的过程以及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说实话，真的说不上有什么知识准备。我与作家有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主张不能只看眼前，就事论事，还要回顾历史，甚至，要了解当今世界范围内城镇化建设的潮流，不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大家熟悉不熟悉英国的“新城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知道不知道日本大分县的知事平松守彦？就是这个知事，提出了“磁场理论”，意思是只有将农村建设成不亚于城市的磁场，城乡磁场才能达到平衡，不至于城市将大量农村人口吸附过去。特别是平松守彦在1979年提出的“一村一品”的主张影响甚大。这一主张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多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或产业。如果我们就此专题展开学习，就会知道，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理念、主张，特别是各国各地在产业引导、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制度设计非常丰富。而如果进一步学习，特别是以文学的眼光去考察，更会发现许多特色小镇的成长史，尤其是它们各具特色的面貌。

　　当然，只是停留在知识的罗列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让它们发挥真正的作用。不能说作家们没下了功夫，恰恰相反，一些作家可以说是做足了案头作业。我就遇到一位作家，他对国外特色小镇建设的成功经验非常了解，他知道国外特色小镇的主要类型，那就是大城市溢出的卫星城，甚至一些世界影响的公司都分流到了小镇，还有依靠特色产业来建设小城镇，另外就是依靠传统文化来建设，他甚至对美国对冲基金小镇格林威治也做过仔细的研究。但他的这些知识并没有真正化到创作中去，没有考虑到这些知识与中国乡村建设的结合问题，而是理想化地认为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也可以这么做，所以就机械地将这些类型搬到了他的作品中，在纸上建起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乡村。这个完美乡村是个古镇，过去人们不重视，老街都毁坏得差不多了，现在，终于到了恢复的时候，这样，传统特色文化就有了，其目标当然是建成文旅小镇；小镇没有产业不成，于是就引入现代农业的理念，将抛荒的土地建成农场，村里人、城里人都可以入股，特色产业也有了，这就是产业小镇；做这些事没有资金不行，如何保证先期投入的资金链，于是成立了一个股份银行，这样，金融小镇也有了；作品还设计了这样的人物关系，原来下放到这里的知青回城创业，现在将公司迁到了小镇，这样，小镇又成了制造业小镇。世界上所有成功小镇的模式都在作品中会聚了。作品不但这样叙述和描写，还连篇累牍地对这样模式进行宣讲，大段大段的独白，用一些评论家的话说，那些几乎是“文件式”的专业文字“非常烧脑”。所以，作品不仅是当今世界特色小镇的集大成，还是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的教科书。这样写当然是不行的，知识不是这么个用法。在这样的题材创作中，知识是视野，知识更是思想的酵母。我们既不能用世界上成功的范例生硬地按在中国农村的头上，也不能在作品中对别人的经验原文照抄，而是要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开始得并不晚，当初陶行知、梁潄溟、晏阳初等人的实验甚至输出到世界，著名的石门坎经验也是影响巨大的中国样本。国外是有成功的经验，但各个国家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就是那些微小的差别显出了各自经济与文化的差异。而我们的道路又在哪里？这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探索，要与现实中的实践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努力。

　　第二是如何将这类重大题材纳入到文学传统中去，在文学的大背景下对它们进行定位，从而在更宽阔的艺术视界中延伸创作半径，挖掘创作内涵，推动这类创作的可持续与经典化。现在，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就事论事，不管是组织者、生产者，还是创作者，在对待现实题材上都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与现实、与题材的距离都太近。首先是不能在较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如上所述，贫困问题不仅是贫困本身，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贫困都是综合因素的产物，对贫困的表现与思考如果局限在其本身是无法说明的，只有从产生贫困的原因入手，在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包括家庭与贫困者个体等多种关系构成的系统中，我们才能有所收获。而这些都是人类与贫困进行斗争的途径。可以说，每个侧面都可以成为脱贫攻坚的主题，也可以成为现代乡村振兴的思想点，都可以在深入思考与表达后写出深刻而厚重的作品。其次是不能在一个较为广阔和文学史视野中去寻找联系。其实很明显，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从文学传统来看，都有远近的传统。从远的说，是乡村题材的创作，是人类文学对贫富的复杂表达，对乡村演变及其文化的表现。中国文学中的乡村源头可以上推到《诗经》时代，中国文学对贫困的同情也开始于同一时代。《诗经》中不但有对当时农村贫困的描写，还对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农村贫困的描写就更自觉、更成规模了。如著名的《病妇行》《东门行》《艳歌行》等对当时农村贫困的表现可谓触目惊心。应该说，中国的贫困描写与乡土文学的传统至此已经形成，而且代有佳作。如果说在唐以前这样的传统其成就在诗歌最为突出的话，那么随着宋代文化生产格局的变化，戏剧、小说逐渐壮大之后，这一传统开始向叙事性文体大规模转移，戏曲与小说中的乡村生活以及农村中的贫困也得以更为感性、更为具体的描写，即使像《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非农村题材的作品，对农村格局与农村贫困的描写有时虽寥寥几笔，却都形象逼真。如《红楼梦》第一回就写道：“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生。”贾府的收入大都靠农民的租子，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到贾府交账，大米、银两、副产品，以及山珍海味，但贾府还嫌收少了，乌进孝只得解释年成不好，又遇冰雹。《红楼梦》还写到沉重的赋税对农村的影响，袭人就是因为家里还租债被卖到贾府的，后来家里要赎她时她有这番话：“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权当我死了，再不起赎我的念头。”小说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以一个农民的视角来对比城乡的差别特别是贫富的差别，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二十世纪以来，对农村与贫困的表现几乎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半江山，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就是从乡土叙事开始的，鲁迅、茅盾、叶绍钧、王鲁彦、蒋光慈、艾芜、萧红、路翎等作家，以现代社会思想为思考资源，从乡土中国出发，使中国农村的文学书写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但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而且表达了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为新的制度文化起点，中国文学对农村的叙述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丁玲、孙犁、周立波、柳青、王汶石、马烽、西戎等许多作家不但写出了土地革命以及共和国农村生产制度变革给农村、农民生活包括思想、情感与心理带来的影响，而且写出了农村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新的占有与分配形式，实际上在新的层面表现出国家在改变农村贫困传统中作出的努力。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大变迁更不用说了，作家们在风起萍末、春江水暖之际以敏锐的思想触觉感受到了来自农民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与自发努力。赵本夫的《卖驴》、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作品形象地写出了农民走出贫困的急切心理与执着努力。接下来就是伴随着农村改革的大规模的新乡土写作。文学对农村变革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思考，一方面固然是改革所带来的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但另一方面，对城乡差别、农村空心化以及农民工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我们千万不能割裂这个传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集中于某一题材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期创作上讲，如果不从题材的相关性入手，不在文学传统中寻找其接续点，不在绵延广阔的文学背景中处理题材，不在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中认识题材的意义，必然造成创作的孤立，丧失创作的意义坐标与文学定位。因此，接下来的脱贫攻坚创作一定要走出题材本身，使其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当中，两篇到大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只有这样，这一题材的创作才有可持续性，也才会永远进入文学的题材库，成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与书写对象，即使它们成为历史。

　　第三，由此进一步想到，如果一旦突破这一题材自身的限制，拓展其边界，我们就可能在上述人类抗争贫困的总体背景中去开拓新的创作，或者在这一视域开掘许多新的题材意义，发现许多新的题材价值。说到底，贫困并不仅仅存在于乡村，贫困者也不仅仅是农民，贫困的表现不仅仅不止于我们所描述的现状，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始终是一个变量。人类开始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研究始于城市，始于工人阶层。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城市文学中如何表现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如何表现城市底层的劳动、生活与命运就非常值得关注。与乡土文学一样，中西方文学也有其城市文学的传统，而城市底层者的生活也一直是这一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这在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国南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普罗文学中都比较突出。然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文学在这一方面越来越无力，与许多影视作品相呼应，对城市成功者的表现，对白领生活的描写，对小资生活情调的叙述成为风尚。为什么双雪涛、班宇、郑执“铁西三剑客”的创作一时间引起文坛的高度关注，为什么年轻作家王占黑以其并不多产的创作量却能成为热点？就是因为他们相对聚焦于城市的边缘甚至暗区，聚焦于被城市的繁华所遮蔽的破败，聚焦于被城市成功者替换了的大批的失意与失败者，呈现出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种景观。更重要的是，在展示这一风景时，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风景中人们的主体性，他们对社会的体认与思考，他们对命运的抗争，他们依靠自身力量试图改变现实与未来的努力，甚至，他们已经有了对自身社存的定位与认识，正在通过新的社会力量进行改造现实社会的尝试，体现了极为敏锐的现代意识，这不正是城市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努力吗？而从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制度层面对城市贫困的改造力度更大，有着更为丰富与深刻的题材资源。这是有别于农村脱贫攻坚的另一类故事，应该成为人类“脱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进一步说，并不是空间的区别，而是更为广阔的、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在本义与引伸义甚至隐喻的意义上，我们又有多少面对贫困的故事呢？人类一切的匮乏，一切与美好生活不和谐的方面都是我们面对的贫困。从哲学上说，人类永远落后于理想的生活与精神状况都是我们要永远与之战斗的，这应该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的脱贫文学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