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网，就是关系而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情感关系、生理关系、道德关系、最后汇总为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世界的情感和生命的魂灵联系，这就构成了文学脉络的那张网。
说到底，小说是各种关系构成的一张网。这一课是本学期我们写作的尾声课，也可谓收网课和总结课。那么，我们就大体来梳理、淘洗一下文学的这张网络关系图。
首先是文学中的伦理关系。
这是19世纪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关系。在第一讲“故事：一种讲述的责任与契约”中，我们应该拿出时间来分析人物与人物的伦理关系所构成的文学关系对故事结构的决定性意义，但因时间问题，我们省略了这部分。现在，我们来补缺这一点。并且，就文学内部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而言，人物与人物的伦理关系，是这各种关系构成的文学网络中最为瞩目的那根、那组或那几根、几组网络线中的纲。是麻乱一团中最为有据可寻的线索和路径。是一棵大树之主干，是一片藤蔓之最为重要的主缠。《红楼梦》人物众多，故事庞杂，但在阅读中却让我们觉得清晰明了，有条不紊，就是因为千人万人，都在围绕着那个大观园。在大观园里，张长李短、赵弯孙绕，人物关系纵横交错，但在这交错纵横中，故事与人物所围绕的又是荣国府。在荣国府中老老少少、左左右右，从家族伦理看，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贾母。而与贾府并行相连的还有宁国府。宁国府中也有一组与贾家相应相似的家族伦理关系脉络线。这两个家族的伦理线，一主一辅，构成了《红楼梦》人物脉络的伦理藤蔓和枝丫。这是《红楼梦》中的那张人物网的纲。而在这个网纲线索上，还又形成一个网络的主要点，那就是人物贾宝玉和围绕贾宝玉展开放射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以及其他的十二金钗和散而有序的人物们。正是这个人物关系的脉络网，构成了《红楼梦》的故事网络和叙述口。贾宝玉是这个文学故事网的最圆心。由他放开而波及十二金钗，如湖面落石的圆心与波环，或说是由贾宝玉这块滑过湖面而时起时落的石玉带起的一连串的伦理波纹与社会现实之线索，直到石沉而纹波止，贾家衰败而幕落。
《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一样，人物众多，百色百景，但人物的伦理脉络始终是围绕着四个家族而展开：
1.博尔孔斯基家族：老博尔孔斯基公爵及妻子尼古拉与儿子安德烈公爵和女儿玛利亚；
2.罗斯托夫家族：老罗斯托夫伯爵及女儿娜塔莎和儿子尼古拉；
3.别祖霍夫家族：老别祖霍夫与私生子皮埃尔；
4.库拉金家族：库拉金公爵及儿子阿纳托利。
其余的元帅、将军、军官、士兵与百姓，人物过百，都在故事中串绕在这四个家族的人物藤线上或藤线之周围。一部《战争与和平》，故事与人物，可说是升腾飘漫在战争硝烟中如盛夏烈日间的一块巨大、旺茂的葡萄架，战争中的俄罗斯的大地，构成了其文学之土壤，四个家族是扭结在一起的四棵树，却如同一棵紧密缠绕的葡萄主枝干，而其余的人物都是这棵杆的藤蔓和果实，无论是挂果或落果，熟葡萄或者坏葡萄。
可与《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众多人物相论相说，其人物家族伦理关系又有相似之处的是20世纪的名作《百年孤独》。相比之下，《百年孤独》历史跨度之大，时间伸缩之长，人物家族关系脉络之乱，当属世界文学之最。在这部小说中，单是出场的人物就有七代之多，百人之众，加之未出场而被作家追溯叙述的上源家族，约为十代，岁逾百年。
当我们在一部庞杂宏大的故事和人物部落中把人物的伦理谱系大致做成图表后，其实我们是把一个故事的筋骨挑剔出来了。以上三部小说，都是家族伦理脉系构成的，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原来伟大的传世之作，其实多少也都是一部故事“家族史”。而当我们将其视为“家族史”时，那伟大之作的神秘也就或多或少地将其面纱撩开了。还有中国文学中巴金的《家》，曹禺最著名的话剧《雷雨》，无不是围绕着家族、家庭的伦理线索和伦理矛盾、冲突来展开，叙述与演义着故事的源起、发展、潮头和终尾。这儿，我们说的都是带有家族、家庭性质的名作和典例，但在更多的小说名作中，其人物关系的主要成分摆脱了家庭、家族之伦理，呈现出另外一种人物关系网。
其次，文学中的社会关系。
在这类小说中，其中的人物关系非源自家庭、家族之伦理，而由来自各种社会与历史的复杂矛盾所构成。这种文学关系，可谓文学中人物的社会关系。在这种人物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同样可以对故事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画出他们的脉络线。
我称这种主要由社会关系构成的文学人物关系为文学的社会伦理关系。这种文学人物的社会伦理关系，是更多小说的关系网。如《死魂灵》《罗亭》《前夜》《复活》《舒昂党人》《欧也妮·葛朗台》《罪与罚》《白痴》《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巴拿马修道院》《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爱玛》以及哈代的《还乡》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大都是社会因素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关系，他们中间千丝万缕的矛盾与纠缠，都源于社会的现实与矛盾，而非家族与家庭的伦理。所以，可称其这种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网脉为文学的社会关系网。
当然，在更多、更复杂的小说中，文学的关系网络是更为混杂的，不能用简单的文学伦理关系和文学的社会关系去区分和图表。家庭、家族关系与社会和历史的各色人物、矛盾纠缠在一起，与宗教、宗法矛盾纠缠在一起。家族伦理中混杂着社会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影响、改变着家庭与家族的伦理关系。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父与子》《高老头》《包法利夫人》《红字》《根》《汤姆叔叔的小屋》《雾都孤儿》《简·爱》等等等等，更多的小说中是家庭、家族的伦理关系与复杂的社会关系渗透混杂在一起，彼此交错，难舍难分，一会儿你高于我，一会儿我大于你，有时这种文学的社会关系影响改变着文学中的人物伦理关系。有时那种文学的伦理关系也改变、影响着人物的社会关系。我们称这种混杂的关系为社会伦理关系，是文学关系的第三种关系。
其实，《高老头》这部小说，就是最有代表意义的通过混杂的文学社会伦理关系所构筑的小说结构。我们从上边的关系图中，已经看到了伦理关系中隐藏的社会关系。而在阅读小说时，我们许多时候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关系的复杂与深刻，而不是家庭伦理的复杂与深刻。这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恰恰相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我们读到了社会关系、宗教关系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影响，使得卡拉马佐夫家族（家庭）的矛盾深刻到黑暗而让人惊悚。这就是社会伦理关系在文学中的意义，彼此混杂，彼此影响，它们的关系愈是混乱、混杂，彼此高下、大小的纠缠难解难分，小说的意蘊、意义就更为复杂、深刻，和值得永恒的探寻。
就此种关系而言，《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都是成功的范例，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多为社会的文学关系所构成的小说，相比毕竟是显出了它的简浅与大众。再以后来者说之，巴金的《家》与茅盾的《子夜》，是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构成的两部两类关系小说的典型。这两部、两类的典型，文学生命的成与败，荣与衰，是文本内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显然，我们这样把一部部、一个个伟大作家的作品中的文学关系用文学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罗列、图表出来是简单的、粗暴的，乃至带有一定的文学冒犯和危险性。但不可否认，在19世纪的写作中，大体说来，文学内部的人物关系不外乎就此几种。那些作品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些关系所展开。内容都是这些关系上和关系间的矛盾、纠葛与冲突。它们间伦理上的情感与纠缠，社会与历史对人和这种关系的影响与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与改变。道德冲突、金钱欲望、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宗教与命运、爱情与毁灭，沿着他们的生命到来的时间与历史，回忆与未来，还有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人的灵魂之不安。几乎所有的小说内容，都是在他们与他们之间，他们与他人之间，展现着人物关系间彼此的情感关系、心理关系、道德冲突和人物与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和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中除了这些重要家族和主要人物外，又写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百姓的生与死，也都是这些关系上的枝叶、蔓条和果径。就是《百年孤独》中用大量笔墨写了这个家族的情人、乱伦与私生子，也都还是家族身上的血肉、瘿瘤与生命。
由此可见，当“文学：网”或者说“小说：网”这一说辞成立时，“关系”，就成了文学或小说的纲领了。而人物与人物的联系、交错、对立、爱与恨、暧昧与纠缠等一切关系中的情感，就成了文学之本质。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说，故事与情节原本是没有关系的。情节与情节的叠加与发展，并不会堆积成为一个故事体。而所有的故事，在那些伟大的文学中，都是人物与人物各种关系的显露、展开或者隐蔽与藏匿；而情节与细节，都是人物在这种关系中上与下的台阶和梯凳，都是人物内心与魂灵世界的情感细胞与血管。
一句话，故事即文学之关系。
一句话，文学不仅是人学，更是人物间的关系学。
在文学关系中，文学不仅是人物与人物间有迹可循的人物关系学，还是人物关系深处的人的心理关系学之灵魂关系学。
这里说的文学心理之关系，不单单是指人物的心理。还包括人物心理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意识流和类意识小说，人物与人物、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不仅是用行为、语言在联系，更是在用文学的心理关系在联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里的愁愁愁，思思思，也就一个愁字、思字而了结。可到底怎样一个愁？怎样一个思？心理的过程、行为状态又是怎样呢？在某一种小说写作中，文学的心理关系弥补、呈现了这一切。在生活中因无形无物，无法呈现而被我们忽略的人心之在，在文学中通过心理关系呈现出来了。比如在现实主义和现实生活中，甲与乙相隔千山万水，彼此不说话，无行为，仅仅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心有想念，一闪而失。而这在生活中是被我视为“无”的联系，不存在的行为，在现实主义写作那儿，也无非写上“甲对乙异常思念”罢了。但人们是怎样思念的？思念的经过又是怎样呢？这种思念会彼此联系、交叉、交流吗？这些在现实主义那儿都是难以完全、准确表达的，但在文学的心理关系中，在心理的文学联系中，都是可以充分展现并得以表达的：
多美好！多痛快！就像以前布尔顿的时候，当她一下子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她总有这种感觉；此时耳边依稀还能听到推窗时铰链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当时她站在打开的窗口，仿佛预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她观赏鲜花，眺望树木间雾霭缭绕，白嘴鸦飞上飞下；她伫立着，凝视着，直到彼得·沃尔什的声音传来 ：“在菜地里沉思吗？”……
这个《达洛卫夫人》的开篇，写的是女主人翁为了晚宴去采摘鲜花，然而由于心理的联系，思绪却到了她少女时期的故居布尔顿的庄园，因此也勾起了她对往日情人彼得·沃什的思念，从而头脑中出现情人与丈夫理查德的比较。尔后，是她对大战中死去的士兵的联想。因为这种联想之联系，又使她沉于生与死的思考……如此，还未到来的现实的情景、贵妇淑女们的景况、女儿伊丽莎白、家庭教师等等，发生过和还未发生的，这儿的和异地的，存在和不存在的，都在她去伦敦买花的大街上到来并彼此发生着联系。与其说这是克雷丽莎的意识流，倒不如说是《达洛卫夫人》呈现给我们的文学的心理关系图。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机关呢？K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谁敢在他的住所里侵犯他呢？他一直倾向于把一切事情看得很简单，只有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他才相信有最坏的事情，甚至一切都到了危在旦夕时，他也不为明天担忧。但是，在这儿采取这种态度，他觉得不是正确的办法；他自然可以把这一切看成是开玩笑，一次十分无礼的玩笑，是他银行的同事干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也许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这自然是有可能的。……
《诉讼》中通篇都是这样的心理文字。这种心理的描述，给我们提供的也正是K的心理与他人、世界和各种事与物的各样矛盾和联系。这种文学的心理联系，当那两位写出《白痴》《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城堡》《诉讼》等作品的敏感而神经质的天才无意间实践到了巅峰之后，乔伊斯、伍尔夫和普鲁斯特们，把这种文学的心理关系，推向了乱云飞渡的巅峰云层。然无论怎样，无论后来者如何评价他们和在写作中进行新的心理关系的尝试，到今天，文学的心理关系，都已经是写作中最为常见、普遍的一种文学的关系了。
除却我们讨论的文学伦理关系、文学社会关系、文学社会伦理关系和文学心理关系，还有文学的作家与文本之关系。这是文学关系的第五种。在这一关系讨论中，我们回到19世纪的写作里。回到我们一直为例的短篇写作上。在19世纪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因为日本文学的崛起，也使得世界文学中存在着我们亚洲写作的光芒。“日本的小说在20世纪的成就有了可惊异的发达，不仅是国民的文学的精华，许多有名的著作还兼有世界的价值，可以与欧洲现代的文艺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关系，欧洲人要翻译他颇不容易，所以不甚为世间所知。”这是1922年5月周作人为周氏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所作的序言，它说明了那时日本文学存在的世界性价值和被忽略的原因。今天，我们以森鸥外的短篇《舞姬》为例，多少可以读出这位同夏目漱石一道代表着日本文学在当时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亚洲文學在19世纪时的发展状况的晚起但成就不俗的境况。
《舞姬》发表于1890年，以第一人称写就并有相当的自传色彩，故事讲“我”在德国留学返回东京时在船上带着忏悔的回忆——回忆“我”在德国柏林读书时偶遇贫穷的姑娘爱丽丝。爱丽丝是裁缝的女儿，因家境困窘，不得不去做了舞姬。而在其生活不测，又被老板欺凌受辱时，相遇了“我”。于是，二人相识相爱，并使爱丽丝怀孕。可这时，“我”忽然又重新获得了仕途的升迁之机，最后既虚伪而又毅然地抛弃了爱丽丝，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今天看，也许这个忘情负义的故事，并无太多新意。但它在120多年前，这个故事不仅有着现实的意义，而且在我们说的作家与文本这一文学的“关系学”上，有着直到今天都值得借鉴的妙道。这个文本的关系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亚洲文学较早现代性的示范与呈现：一是主人翁“我”与作家本人之关系。即小说的自传性，或说作者个人经历走入文学的实践性。
森鸥外在22岁的1884年，奉命赴德进修，在德国期间经过一场与《舞姬》相似的恋爱。1888年下半年回国不久，其所爱的德国姑娘就追随至日本，但迫于体制机构和家庭宗法所限，他只好让弟弟与妹夫出面与姑娘相见斡旋，说服了姑娘重返德国。这段真实的经历，正是《舞姬》故事的真实原初，这就构成了作家本人与主人翁的对应关系，现实与虚构的文学关系。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这种作家与人物的本源关系，是一部小说真实、真切、击中人心的最初的力量。这一点，就故事“怎么讲”的19世纪还不够深入被作家探讨并被读者所接受的景况下，作家的经历与人物在故事中经历的重叠与分流，其实正初具着某种现代性的叙述。一如鲁迅在几十年后写就的那些名篇，《孔乙己》《祝福》《在酒楼上》和《故乡》等一样，都是那种作家的“真我”形象对文学的渗透，也才有着更为不一样的真实和超越故事本身的力量和文本结构的意义。
二是《舞姬》写作中视角的现代性。这样的“真我”在文学中出现，使故事不再是作家全知全能讲述的结晶，而是（部分）人物内心获得最大丰富、最大真实的证据和手段。“我”——不仅是以人物的身份而出现，而且是以人物的心理、心灵而展现。这种叙述视角的改变，虽然作家“丢掉”了万能的地位，但却在“真实”上获得天然被信任的可能。“视角”——在《舞姬》中不再单纯是讲故事的方法，如《一千零一夜》那样环环相扣的讲述，而且是故事最大限度地获得了真实的依据。
今日东返归国的我，确非当年西渡留学的我了。学业上固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我却饱尝了世道艰辛，懂得了人心叵测，甚至连自己这颗心也变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即便把自己这种“昨是而今非”的刹那间的感触写下来，又能拿给谁看呢！
这一段出现在小说开篇的文字，是叙述，更是“我”的心理。从文学心理关系来说，使小说一开始就和女主人翁爱丽丝发生着忏悔、内疚的联系。它既是小说故事的心理铺垫，又是作家——人物——讲述者三位一体的作家与文本关系现代写作的开始，并且因“我”在小说中的出现，虚构的故事，轻易就获得读者对作家本人与那个叙述者“我”的双重信任，同时也为作家——叙述者揭示人物的内心与故事的心理关系，打开了一扇秘密可窥的门扉。这样的将作家本人、叙述者和故事人物三位一体的“第一人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人称视角，为20世纪的现代性叙述，埋下了现代与后现代的伏笔。
在20世纪的小说文体和叙述中，作家既为叙述者，又为人物在故事中“三合一”的出现，极大地丰富、改变了作家与文本、文体的关系，拓宽了叙述的维度。如博尔赫斯的诸多短篇，纳博科夫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卡尔维诺的《一个旅人》、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以及鲁迅的一些重要作品等，作家作为人物在小说中的出现，都不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技巧，更是为了在小说叙述技巧中获得故事的求真和文体更新的实践。可以说，在20世纪的重要作家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文体家，而其中文本中这种“三合一”的叙述——作家与文本的关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正是一条探究现代性写作的小径通道，直至到了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在作品中或叙述的过程中，渗透展开着一个“作家”的形象，或者“作家”本人在文本上出现的含有结构意义的叙述。这一点，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几乎不在故事中出现一个“作家”的形象，似乎就无法展开故事的叙述，实在是运用到熟极而果落的地步。而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则把作家与文本之关系，运用到惊人的奇妙与娴熟，使这一伟大的作品获得了少见而宽阔的叙述之空间。鲁西迪在时间的叙述之外，把空间叙述近乎完美、完整地拉回到了写作之中，历史事件、现实发生与作家的写作过程，以及讲述者（作家）历史学家萨利姆·西奈，作为小说人物和叙述者隐没、出现并随时现身地向情人博多对家族故事的历史讲述，委实到了使文本完美多变、丰富而又张弛有序，仅凭这一点，作家、人物、叙述者与文本多层次地交错呈现的天衣之无缝，《午夜之子》也可列入最伟大的文体文本的行列。
文学关系是一种文学的关系学。在这五种关系之外，还有人物与非人物、非心理、超文本的人物与世界和物的关系之联系。如高里奥老头和那座伏盖公寓之联系；《猎人笔记》中猎人与大自然之联系；在杰克·伦敦笔下的人与空旷、荒寂、残酷的山脉、沼泽之联系，与各种动物之联系；以及约瑟夫·K与法律、法庭之联系，大学生K与城堡之联系等，这些文学中人物与非人物的联系和关系，也都是文学关系最为重要、最为独特，也许是更难表达叙述的文学关系学。
这样的非人物与人物间的人与物与自然的文学之关系，可谓文学的第六种关系：文学的人与非人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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