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凤

　　一

　　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我和我的同伴们来到了伦敦市西北埃文河畔的小镇——斯特拉福德，拜谒莎士比亚的故居。在多雨的英国，这么晴朗的天气，真是难得。我们笑说：是不是莎翁显灵了，特意欢迎来自东方中国的朝圣者。

　　亨利街（有人译作：汉利街），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条步行街，宽阔干净，莎翁的故居就坐落在这条街上。路面上铺着方砖，有大块的，也有小块的，铺成整齐而又别致的花纹。

　　莎翁故居所在的街道一侧，都是英国古典式的两层小楼，楼顶是斜坡式的，几乎每一座小楼的顶层上方都带有一间小小的尖顶式阁楼。建筑专家说：这种样子的小楼是典型的英格兰乡村民居。同样风格的小楼一座紧挨着另一座，中间没有空隙。楼体的主色调是米色，而墙体上装饰着棕色的格子式条文，形成了正方形或矩形的点缀，楼顶也是棕色的，使小楼的整体形象显得很雅致。街道的对面一侧也大多是两层的古典式小楼，只有个别的建筑已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三层楼房。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莎翁故居左右两边的所有房屋都经过修缮，显得很新；唯有莎士比亚故居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样，显得很旧。因为年代久远，楼房的颜色有些黯淡，右側的墙体甚至稍稍有点儿倾斜，幸亏它被两边的房屋紧紧地夹住，才不至于有什么差池。而正是这种保存，才更显示出了莎翁故居的古朴和不朽的价值。

　　大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圣殿。我心中的圣殿，不是皇宫，不是教堂，而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曾经的居所。这样的居所肯定不如皇宫富丽，也肯定不如教堂巍峨，但是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却远远地高出于那些辉煌的建筑物。

　　是啊，400多年前，当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还沉迷在对封建专制与宗教迷信的盲目崇拜中时，莎士比亚就高唱起了对“人”和“理性”的赞歌，他借助哈姆雷特的口唱出了：“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当有的人还热衷于械斗之类愚蠢的行为方式时，他却在一部流传至今的戏剧里，用一对青年男女清纯至诚的爱情，化解了两个家族的世仇。他既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深刻观察者。他看透了人性的复杂，又富于哲理性的思考。他既了解好人身上的弱点，如奥赛罗的轻信与嫉妒，也探明了如阴谋者理查三世那样的奸诈与狠毒。他的作品中全面地表现了人性中的各个方面，善的与恶的，真诚的与虚伪的，美的与丑的，等等。他用悲剧启迪人们的智慧，也用喜剧带给人们欢乐。他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开掘者之一，他的文学遗产是属于全世界的，英国的一位研究者曾经做过统计，他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100多种文字，有300多部影片根据他的剧作改编。笔者就曾欣赏过由英国著名影星奥列佛在银幕上诠释的哈姆雷特与理查三世的形象，还有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十二夜》等等，堪称经典。至今英国仍在经常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再看看整条亨利街上开设的一家又一家商店，其中展出或售卖的都是与莎士比亚有关的纪念品：书籍、画像、漫画卡、照片、玩偶、瓷器等等，任何读者都能够感悟出莎翁绵延不断的影响力。今天，即使没有去过斯特拉特福的国人，也可以从电视荧屏上看到莎翁故居室内的陈设及后花园里的树木花草。

　　我理解为什么我国20世纪那么多的文学前辈会热衷于向国人介绍他，我也理解为什么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莎翁就是英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一个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拥有众多粉丝的巨大符号。

　　二

　　我家的书柜里藏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中文译本：朱生豪先生等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卞之琳先生翻译的《哈姆雷特》，屠岸先生翻译的《十四行诗集》及“译解”。这些书，都是我的心爱之物，全家一直珍藏着。

　　其中，卞之琳先生的这一本《哈姆雷特》，更有着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因为这是他老人家亲手送给林非和我的结婚礼物。这本书是该书的第8次印刷本，精装，出版于1958年8月，当时的印数已达9800册。1965年的夏天，他亲手从他的书柜里拿出了一本崭新的样书，交到了林非的手里。他站在书柜旁，我们俩站在他的身旁，此事已经过去了51个年头，他老人家当时的动作和音容笑貌，我至今历历在目。

　　能够有这样的机缘幸运，要感谢卞先生的夫人青林大姐。

　　青林是一位小说家，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她与林非都是《文学知识》杂志社的编辑，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上班。她比林非大八九岁，是位老大姐。她很欣赏林非嗜书如命的劲头，彼此有许多共同语言，相处得很融洽。卞先生的故乡和林非的故乡都是江苏省海门市，林非读中学时，就知道了这位同乡前辈的大名。正因为如此，青林大姐有时会邀请林非到他们家里做客谈天。久而久之，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忘年交。

　　1964年我与林非相识后，林非带着我去看望青林大姐和卞先生。那时，青林为了写作少年题材的小说，已经离开杂志社，到一所中学当教师，体验生活。其实，见到她之前，我就拜读过她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一篇作品，写的是中学生的校园生活，主人公是位个性鲜明的女学生，令我印象深刻。青林大姐后来告诉我：这篇小说是郭小川先生推荐发表的，她与林非同事之前，曾经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师大女附中是我中学时代的母校，彼此之间又增加了亲切感，不过她在那里教书时，我已经毕业离校了。

　　青林大姐貌美如花。借用老托尔斯泰形容安娜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就是：她的整个脸庞上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特殊风韵。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已过了不惑之年，仍然显得很年轻，面目姣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柔和的嘴唇微红，满脸荡漾着笑意，让我觉得她很美，很温暖。那个年代是不许化妆的，化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更不许“美容”“整形”，一位女性长得好看，完全凭“本色”，“纯天然”。

　　之后，我们就常常见面了。隔一段时间，她就会邀请我们俩去他们家“聊聊”。她热情好客，开朗直爽，对比她年纪小的我们总是嘘寒问暖，殷勤地泡茶，与我们海阔天空地神聊。有时还执意地留我们在她家吃饭。她是“川妹子”，厨艺精湛。

　　我们相处的方式很有意思，通常是：卞先生躲在书房里写作，林非拿着一本卞先生的藏书坐在沙发上看，而青林大姐总是和我聊天，聊书籍、聊学生，聊她的爱女妮妮，聊生活技能，等等，聊得很随意，很真诚。有时她在厨房里忙碌，我就打打下手。

　　我很欣赏她的写作才华，也很欣赏她的美丽，我们都热爱文学，有许多共同语言，久而久之，我们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忘年交。我母亲只生了我一个，我一直想拥有手足之情，我就把青林女士当成一位可敬、可爱的大姐。

　　青林大姐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为人正直，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她长得美，也爱美，喜欢一切美的人和美的事物，从来没有嫉妒之心。她多次对我说过：“美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人都应该珍惜。”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这句话，依然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1966年“文革”爆發，来势凶猛，各个单位的院子里、大街上和胡同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公检法被“砸烂”，“抄家风”愈演愈烈，有人公开表明要“无法无天”，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能够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形势愈来愈乱。

　　一个星期日，我们正准备去看望青林大姐和卞先生的时候，他们伉俪突然光临我们的寒舍。青林大姐的神情与过去反差很大，显得很惶惑，手里拿着一个军绿色的布书包。待他们坐定，她也不寒暄，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有点重要的东西请你替我保存好。”说着，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两个厚本子，递给我，说：“这是我的日记本，记载着我的许多想法和写作素材，我本想烧掉，但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你帮我存好它。”说完此句，她又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说：“还有这个，是亲友的重要来信。”喘了一口气，她再从书包里拿出来一个小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储蓄，共4500元，也请你帮我藏好。我怕他们近日来抄家，特地托你保管。等风声过后，我再取回来，好吗？”（现在4500元的储蓄是很少的数字，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这个大学助教的月薪只有56元，4500元将近我90个月的工资了。）说完后，她如释重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保存过如此重要的东西。我身居陋室，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人保护我，我有什么能力完成青林大姐的重托呢？可是，她现在的处境比我更差，在她危难的关头，把如此的信赖给予了我，我能够置之不理吗？

　　她看我好像有点儿犹豫，焦急地说：“现在，除了你之外，我再也没有别人可以信托了。”

　　是啊，我比他们年轻，不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我只是一个“臭老九”“封资修的残渣余孽”而已。况且，我一向非常珍视朋友对自己的信赖。于是，我便接过了青林大姐交给我的东西，同时把她手里的空包也拿了过来，把本子和大、小信封重新装回到她的书包里，对她说：“青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为您保管好。等您安全了，我就给您送回去，完璧归青。”

　　我的家是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斗室，里面只够挤下一张小面积的双人床、一个小型的衣柜、一个两屉桌、一把椅子。我当着青林大姐和卞先生的面，找了一个我自认为斗室中最隐秘的角落，把这个书包安顿好。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对得起朋友的嘱托。

　　一年多之后，我的儿子出生，卞先生和青林双双来到我的斗室，看望我和孩子。此时，我的婆母也住在我们的斗室中，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坐着5位成人，床上还躺着一个婴儿，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婆母与卞先生是老乡，这两位老人仿佛不曾留意屋内的局促，谈得很投机。此时，抄家的狂潮已经过去。趁着这次难得的见面，我便把那个用我的旧衣服包裹着的军绿色布书包，交还到了青阳大姐的手中，并且不顾她的反对，当着她和卞先生的面，清点了数目。办完了这件事，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她对我的托付。

　　1969年夏天，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被赶出学校，先去密云县农村，再去河北省张庄，后去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前后接连3年半，粮油关系跟着走，不许回北京，让我们“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离开家时，我的儿子只有半岁，不允许带这么小的孩子下乡，自己想办法安置。此前，我的婆母因为是北京的“临时户口”，已被赶回了南方；林非和卞先生也已被赶走，到了河南省信阳的另一所“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婴儿，困难重重。威逼我的两个人，天天坐着小汽车从学校来我家，命令我必须立即离开北京，他们气势汹汹地“上纲上线”，质问我：“是不是反对走伟大领袖指引的五七道路？”

　　在我承受着巨大压力、一筹莫展的时候，青林大姐把她信任的一位顺义大嫂介绍给我。这位大嫂“文革”前是青林家的保姆，“文革”开始后她不敢再出入“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回老家赋闲。青林为了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悄悄地把她请回城里，请她帮我带孩子。我只能把孩子全权委托给这位大嫂，忍受着思念之苦，离开了故乡北京。青林是北京的中学教师，不必去外地的干校，留在北京参加“运动”，照顾女儿。她在学校的处境依然不好，可是只要有可能，她就来看望我的儿子和顺义大嫂，并写信告诉我孩子的情况。

　　青林大姐和我之间的友情故事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所述只是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两段记忆。现在，她和卞先生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珍藏着卞先生的赠书，也时常怀念她。青林大姐，有人一直记得你的善良，你的美丽，你的聪慧，你的才能。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