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一座城，而是一扇巨大的橱窗，如果你愿意，透过有着陆离光线和斑驳划痕的玻璃，你会看见时光的影像。
——题记
丽江是一个适合女性作家生长和走出的地方。
在过去的70年里，在这片以古城为核心，沿着金沙江向东、向北延伸出的2.0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个特殊的时期，都会有一个女性作家诞生。她们普遍有着清隽的文字、过人的才情、别样的人生，无论哪一种书写都能在文坛前沿留下曼妙的身影。
这个特征，几乎从未间断；即使她们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但她们为这座城带来的一种混合体感温度的生命气息，从未消散。于是，这座古老的城落，在熟知它的人眼里，更像是一扇时代橱窗，在巨大的玻璃墙后面，静静保存关于她们的影像。
赵银棠
1988年初秋，在赵银棠先生位于白马龙潭与木府之间的光碧巷旧居内，我得以和她相见。当时，妈妈所在的医院派她上门为赵先生看病，妈妈带上了我，她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希望我能跟她学习写作文。所以我就有机缘看见躺在一把旧藤椅上的赵先生，着一身洁净的纳西族服饰，青色的对襟大褂因反复的洗涤泛出陈旧的白纹，呈三角形状搭在肩背上的蓝色羊绒方巾则有效地弥补了陈旧，带来鲜活的生机。
她安静地说话，用温暖的眼睛看着我。那天我没学到作文，我用一个孩子的眼光，惊异地看着光阴从一个年迈的老人身边悄然流逝，无从挽留。这一年，赵先生85 岁。
更深入的了解是在许多年以后。有段时间，我甚至能够在脑海里浮现出上世纪30年代初的她，在小镇清亮石板路上匆匆行走的年轻身影。“先生早！”她迎接着清晨的问候，也迎接着背后不安的猜忌和细碎的议论。没错，她是“先生”，任民众教育馆长，县中简师班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师，她的学生，多半有着和她相似的年龄。她总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说事，告诉这些孩子们：坚持做自己，做最完美的自己。尽管这样的腔调遭受了另外一个集团的攻击，但“不要畏惧世俗的偏见，不要向困难低头”依然成为女孩子们心灵的支柱。于是，赵先生，连同包裹着赵先生躯体的那件银色滚边素白旗袍，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
至于在另外一些场合，表兄周霖的家中或者是文人们的聚会上，赵先生被称为“玉生表妹”，她会换上另外一条略显宽大的绛红色暗格棉布旗袍，这样，她身上的清冷气就会消褪下去，可爱而温暖的世俗才情就会升腾上来。众人中她面色红润，浅笑盈盈，吟诗作画，温婉随和一如邻家女孩。
然而，正所谓良辰易逝，美景难寻，很快，风雨飘摇的年代颠簸着来临。
1942年初春，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梦想与现实俱碎，国土皆失，家园俱丧，理想的躯壳已无处安放，赵先生预计先到重庆寻求郭沫若的帮助，再作北上延安的打算。路途中，飞机炸弹的轰炸，四处逃窜的流寇，饥渴、恐惧，虽然会成为噩梦频繁出现在她未来的生命里，但那一刻，却是将她磨炼成坚强战士的利器。数月之后，赵先生终于出现在重庆街头。
很快，重庆天官府一号收到一封还未洗去路途风尘的信，郭沫若欣然同意见这位来自极边远地区的女子。他和夫人一同倾听了她的诉求。邓颖超大姐听说赵银棠的境遇之后，十分愿意同她见面，并告之以时下的局势。于是次日，郭夫人于立群女士陪同赵银棠走进了曾家岩周公馆。五月的重庆浓雾弥散，在赵银棠赵先生的记忆，邓大姐和蔼安详的面孔一旦出现，非但带走晦暗的阴霾，就连艰辛的路途留在她脸上的憔悴苍桑亦随之一扫而光。
谈话在和风细雨中悄然进行。邓大姐先是极其认真地询问了赵银棠的情况，片刻的思忖之后，她耐心细致地讲清了当下的形势，北上的路途艰辛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无谓的牺牲只会带来伤痛，赵先生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到故乡开展工作，以便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之后，虽有郭老殷切的建议：“从要求进步的角度看，玉生非常活跃，有强大的生命力，田汉他们在那里，我可以写介绍信。”
可是延安，终究没有去成。
赵先生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已是1956年冬，昆明，此时她作为首批加入作协云南分会的会员，应邀参加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会场里，这位着一袭黑色干部服，容貌素简的纳西族妇女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平静的话语之下皆有着深思的源头，波澜不惊的目光是岁月历炼的恩赐。
“命运给予我透不出气的窒息，命运使我继续不断地牺牲，偶尔得到的欣乐，都是幻灭的梦影。置身于大自然的沉思，也只是一刹那的醉态……如今，我把所有的悲痛隐蔽着，我把我的梦和醉的影子追摄下来……”这段文字纪述了她在过去十年间难于述及的隐忍，她，不再是那个身着素白旗袍行走在青石板路上的赵先生，也不再是那个灵慧动人的“玉生表妹”。
仿佛有人掀开了黑色天幕的某个角落，透出些许的光亮降落在赵先生的世界，时代橱窗里面，1956年的冬天透亮温暖，尽管命运的玩笑并未结束，这个被秋霜轻染的妇人依然绽放出她五十年来最灿烂的笑容。
海男
1987年春天，海男写完了长诗《女人》。这时候，她25 岁，已然无法控制文字的流淌，它们仿佛并没有出自于手中的笔，而是来自于时光幽暗的秘境，来自于生命不可探及的深邃，总之，如同被文字附体的精灵，在整个80年代，海男的创作携带着谜的幻觉，在蛛网一样密布的复杂思绪里绽放自由与爱的欲念。在距离丽江古城100 公里远的地方，永胜县的黄昏有着燃烧之后的凄迷和炽热，当橘红色的光线将古老的碑石、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房屋淹没到如水般的沉寂中时，年幼的海男会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静静等待孤独的降临。手中的树枝在脚边浅浅的灰尘里划过，露出一道窄窄的青灰色石板，县城街道使用过古老的石板镶嵌术，她痴迷于此，知道在那些无法填补的缝隙里可以探寻到神灵深绿色的目光。
这个画面，仅限于想象，然而，孤独是一个女诗人早慧的引子，她将为此奉上文字所有的祭奠。
黑暗尚未来临，黄昏无限绵长，你有时间进一步了解这座处于深山中的县城。这是一座有印迹的县城，留着马蹄印记的清水驿道通联着遥远的世界，道路两旁，不事渲染的窄小门楣遵从着财不外现的古训，小城外阡陌纵横、荷叶田田，芳草萋萋，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所赐，无一处不复刻着中原汉地文化的烙印。
这又是一座有禀赋的县城，海男出生在这里。作为家中的长女，在弟弟妹妹们到来之前，一个40岁的保姆是她忠实的陪伴。她在她的牵引之下，在狭窄的街道徜徉，看破碎的布在一间光线暗淡的裁缝铺里被细密的针脚缀连；她在她的牵引之下，在郊外树丛与池塘间的空地穿梭，看蜻蜓鼓动透明的翅膀停驻，看飞鸟掠过波纹浅淡的水面，看桉树破裂的果实在光滑的地面螺旋形旋转。
她目睹一切世俗的烟火在暮霭中相聚再消散，最终幻化成斑斓的色泽，凝固在她的画板之下（她对色彩有着如此狂热的偏好）——黎明是绯红色的，夜晚是黑白相间的，歌谣是淡蓝与深蓝交错的，笑声是青绿色的，泪水是琥珀色的，而死亡……死亡是无色的。
有两次她目睹了死亡，一次是她的弟弟，她看着那具幼小的尸身被人们放进小小的棺材，一面薄薄的盖板成为真实与虚幻两重境地的隔离；另外一次是一个美丽的疯女人，投江自尽，她看到她被打捞起来的身体，那时候的海男，年仅7岁。美丽的肉身，任何形式的消失都如此不忍卒视，以至于一切可以回忆的颜色都随之消失。也许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定，只有穿越肉身抵达灵魂的奔赴才值得义无反顾。
据说那些被神灵眷顾的人会听到城落的低语，如果听到，那你就掌握了城落的密钥。我怀疑海男听到过，《县城》就是永胜县的密钥。这是一本以“我”的名义出现在现场的书，海男隐身于那个青春期少女的目光里，全程参与了县城的爱恨纠葛、悲欢离合、风雨变迁。当一条橘红色的喇叭裤携带着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从灰白的世界脱颖而出，扑面而来，我知道，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疼痛最尖锐的部分已被她削去，取而代之的是她自由的灵魂，是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和解与善意。在《风琴与女人》里，在《疯狂的石榴树》里，在《屏风中的声音》里，在《是什么在背后》里，甚至在颠覆传统的《男人传》里，你都能透过某种难以言述的神秘看到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忧伤的黑麋鹿》里，你看到那头美丽的麋鹿，在低头亲吻泥土的时候，眼里饱含的柔情。
2014年，无论对于海男个人还是对于云南文坛而言，都至关重要，她摘取了鲁迅文学奖的桂冠，为云南带来了荣誉。然而，在我心目中，1987年的海男依然占据着时代橱窗最显赫的位置，那时她25 岁，烈焰红唇、印花长裙、宽边遮阳帽，微微上扬的下颌有着遗世独立的孤傲和不屑——在橱窗里，她本人就是一幅光彩夺目的画，是她自己最桀骜不驯的作品。
蔡晓龄
我不知道该从县医院病房天花板上说起，还是该从宣科庄园说起，关于蔡晓龄的这两个影像让我无从抉择。或许我应该彻底跳过它们，先说一条江。那是一条宽阔的江，江水汹涌，她没有告诉我那条江的名字，仅仅告诉我，她曾经面对江水独坐，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那时候，她的年龄在6 岁到7 岁之间，在想一些问题。多年以后她明白她当时所想有着精准的命题：关于生命的完整。
时光会把隐晦的回忆陷入错乱，但能让你接受所有的不同，包括相信一个孩子在江边思考生命的完整——如果上天赋予你躯壳，就应该同时给予你完整的爱意。那时的蔡晓龄远离父母，和外婆生活，她拥有的并非孤独，而是一种因无从言述而接近绝望的空。
不知道孤独和空，哪个更接近诗的本质？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故事，女孩和男孩在医院里相遇，女孩照顾外婆，男孩照顾妈妈，后来，男孩的妈妈死去了，女孩看到病房年久失修的天花板上有一片淡黄色的心脏形的水渍，她相信这是上天在说：足够的爱可以挽留所有生命。
这是蔡晓龄11 岁时写下的小说，里面的女孩，就是她自己。
小说自然没有发表，也不曾留下，她却已经被爱俘获，被爱俘获的人将同时被生活俘获，生活中最细微的触动都带领她走向不同路径。幸亏上苍给过分敏锐的人足够的才情，可以支撑她在不同的领域施展抱负，她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评论、做研究和翻译。
“你的万千故事里 只有一个敌人 结局也只有一个 先生后死或先死后生”她的诗歌，是她最真实的内在，比如《季节的舞蹈》，又比如《利刃之欢》，带着学院的清冷，在一个仅属于她的角落里，坚守着对生命与对爱的完整表达。
驾车出城大约20 分钟，行驶过一段两旁攀爬着蔷薇的乡村小路，会看到宣科庄园掩映在树荫下的铁门，轻按喇叭，会有一个操永胜口音的老年保安小跑着出来，打开铁门让车缓缓开进。车可以直接开到宣科书房前面的空地，然后水泥路从两边分开，无论走哪条，都可以穿过大片的梨树、苹果树到达一条可以划船的小河。
宣科的书房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在蔡晓龄侧身端坐的背上投下方形的影子，对面是年迈却保持着奕奕神采的宣科。整整四年，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出现在宣科庄园，她是个出色的倾听者，一个绝对的倾听者，容忍一个老者的重复、跳跃、凌乱，容忍攀登者对所有群峰的蔑视，容忍探险家的不可一世。她知道成功不都出自偶然，苦难不但可以赋予人们才华与智慧，还会赋予人们运气，在这个过程里，她看到了一个睿智的人，一个出色的命运操控者和一个极富魅力的演讲家。
所以在写《公民宣科》的时候蔡晓龄体现出一种贵族式的耐心与自信，40 篇散文，每一篇都有一条通畅的直抵宣科内在的路径。她对此的解释是：除了自己，她热爱一切完整的生命，她需要为完整性负责。
“你为你爱的人写作，但写作恰恰证明了距离，甚至使你们貌合神离。”在一篇名为《事物的伙伴关系》的随笔里，蔡晓龄如是说。多么不愿意承认这是对的，然而，茫茫人世，有多少人为爱书写，却因书写疏离了爱，疏离了生活。
正因如此，侧目看去，我庆幸有人在那橱窗光线模糊的地方端坐，为爱，为迷离而可爱的世俗生活，保持着一个凝神倾听的身姿。
冯娜
如此算来，我跟冯娜有过交集。大约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我们同在丽江市一中，她是高中学生，我是初上讲台的语文教师。那时候不叫市一中，叫丽江地区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紧挨着古城，再往东去便是大片的田地和原野。学校经历数次“东扩”，已经变得巨大无比，但始建于1905年的那一部分，除了红砖楼“八大教室”在1996年大地震中成为危房拆除以外，大部分保留如故。通往教学楼的主道古木苍天。那座早已废弃不用的钟，锈迹斑驳，悬挂在一棵古老的法国梧桐树上，终日静默。
那些年，那学校，于我是爱情，于冯娜是梦。我们在熙攘的人群中无数次擦肩，终究没有相逢。
这之后几年过去，冯娜的文章渐渐从南方传过来，获取奖项的讯息也从南方传过来：华文青年诗人奖、美国Pushcart Prize 提名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这些奖项单其中一项就有足够沉重的分量，更何况全部集中在这个女孩身上。于是，类似于纸张在清水中轻微晃荡，缓慢诞生，她的影像，也从文字里脱颖幻化，在一个温和透明的时间里逐渐清晰。
这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女孩，我庆幸没有做过她的语文教师，肆意的思想和驾驭语言的天赋会让任何一个语文教师自惭形秽；而她同时又是一个异常勤奋的白族女孩，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努力奋发的天才更让人望尘莫及？
在她的影像更加具体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前，我思索一个问题，于她而言，迁徙和黑夜，哪一个是更为来势凶猛的潮汐，推动她思想的浪潮。《苍鹭和它的幽灵》算是她的自述，她说自己总是不断在城市和山野间逗留和迁徙。我以一个女性写作者的经验获知，迁徙是自由的代名词，不在于你在城市与山野之间连缀不同的见识，而在于你借这个过程摆脱了生活的庸常。所以迁徙之于女作家，是事物之间珍贵的关系，比如女王与爱情，比如翡翠与雕琢。
可是，似乎，冯娜更钟情于来自黑夜的讯息，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云上的夜晚》，另一部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听起来都跟黑夜有关，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巧合，我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对黑暗中无从知晓的渴求，记忆产生出无数遍的重叠，果然，在一篇题为《夜间飞行》的文章里，她说“那些被黑暗掩盖或安抚的事物，就像浩瀚的深海，我们站在甲板上，知道脚下有令人心醉神迷的奇遇，也有让人不寒而栗的冰冷。”
于是，我无法避免脑海中浮现图书馆的模样，因为冯娜就是那个幸运儿，从事着令我倍感妒忌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是打开黑暗的方式，只有深谙这一点的人才会爱上图书馆，在人去楼空以后继续流连。当我伫立在时代橱窗前面，透过玻璃注视着她们，我想我真的看到了灯光次第熄灭、逐渐坠入黑暗的图书馆，看到了那个模糊的身影，在迷宫般的通道里徜徉。
她们
接下来是无数的她们，组成群体的影像，散落在阴影与菱形光柱交相辉映的地方。我承认此时此刻书写她们是困难的，因为我站在她们的对面，存在另外角度的审视。玻璃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圈囿的任何领域都能成为橱窗，这是我们彼此审视时的局限。所以我接下来描述的影像存在局限、遗漏，我只能尽量。
赵晓梅的文字令人联想到一种在夜间绽放的花，因为在白天吸纳了日光的轻抚，它在绽放的瞬间释放出温热。于是她出现的地方花团锦簇，不时升腾着绽放的温度。周文英是个无畏的写作者，因为无畏，她的文字无论是评论还是散文都充满了饱满的力度，于是她任何一种方式的出场都显得风风火火。李凤，做为一个高学历的写作者，她是锐意的，做为小凉山诗群最年轻的接力者，她是担当的，锐意与担当让她在橱窗里透露出坚强的目光，投向远方，没错，她势必走得很远。和凤琼是橱窗里唯一穿着繁复民族服饰的人，这个影像来自于她的作品，浓郁的民族性给她带来了题材上的特点，她在人群中显示了极大的不同。杨璇曾经以空灵、幻化的文字极大地打动过我，然而，所有有奇异想法的人都不会安守一种命运，橱窗里，这个有着过人才华的年轻女孩，展示着她的美貌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生。
最后，我不能遗漏一个16 岁的女孩，她令我心情复杂。这是一个出生于丽江东山脚下的纳西女孩，在她15 岁的时候，写完了240 多首诗，不得不说其中一部分还有所稚嫩，但是更多的部分令人惊讶地展示了同时代人难以用诗表达的对生活的理解。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写诗，不得不在16 岁那年辍学，这个选择让她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于是橱窗里有她的位置，她在队伍末端，眼睛里有不可复制的迷茫。
然而，谁没有经历过迷茫？优雅的人生并非一蹴而就，梦与现实不会同时到来，困顿与忧伤总是交替出现，只有经历漫长而幽暗的孵化，才知道冲破世俗的振翅是多么激越人心，才知道少女时期的迷茫有多么珍贵。
正因如此，世间每一种柔软的坚守都值得肃然起敬。
70年的风雨历程给一座古老的城落带来浮华与沉寂，带来喧嚣与变迁，她们的坚守，如同一棵树，承载着丽江文化根脉缓慢而安静的生长，并留下历史的年轮和时代的密纹。她们的坚守，成就了一座城核心部分的铸造，使得这70年来任何一次转型都成为一次稳重的积淀。
如今我写下她们的影像，是为了献给每一个在世俗魅惑下低空飞行的自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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