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善

　　从美国归来的娃娃洋博士

　　邓稼先是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1948年10月份，前去美国留学，进入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邓稼先在留学期间，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天赋再加上勤奋，他撰写了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氘核的光波蜕变》，于1950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于1950年8月20日，获得了该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6岁。

　　1950年，邓稼先回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像邓稼先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只有他一个人，甚至有的比他年龄稍长的人，也没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称号，他如此年轻又有博士学位，令人羡慕，年纪大的前辈科学家，如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人，有时高兴地昵称他为“娃娃博士”。

　　1958年初春，邓稼先被请到核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刘杰向他说：

　　“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大事，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

　　接着又严肃地说：

　　“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邓稼先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他立刻明白了，这是要让他参加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面对这一光荣而深奥莫测的任务，邓稼先马上反映出惶恐和胆怯，说：

　　“呵，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刘杰明确地表了态：

　　“三强同志竭力推荐你，你能行，就和大家一起干吧!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相信你能干好!”

　　1958年，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被调到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担任理论部主任，后来担任副院长、院长，从此，决定了邓稼先的人生道路，一生为我国核武器事业而奋斗的历史。

　　从1958年开始，邓稼先好似突然消失了，物理学的讲坛上再也见不到他了，亲朋好友之间，突然也没有来往了，邓稼先在北京核武器研究院院部钻研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了青海的金银滩大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随后奔波于新疆罗布泊大荒漠，国家核武器试验靶场……

　　从这里起步

　　核武器研究院开头下设三个大部门，即理论部、实验部、总体部，后来随着工作的展开，将总体部又分为设计部和生产部，这样研究院就下设四个大部门了。各个部都配备了许多有才华而且钻研实千的才子，根据院里拟定的工作计划，根据攻关的各个主题，备就各位，埋头苦干，潜心钻研，为制造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奋斗。

　　在四个部中，有的人说，四个部好比四匹马，四马奔腾，理论部应一马当先。应该说理论部是个龙头，因为原子弹的理论，必须首先攻下，只有尽快将原子弹的理论，通过计算论证，对原子弹中许多理论，逐一研究计算准确，其他备部门的工作才有所依据。

　　原子弹的基础理论甚为奥妙复杂，包括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送等，邓稼先团结带领全部人员，对原子弹特有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究核武器的第一大步。

　　但是，理论部的工作，一开始非常困难，苦于无任何资料可循，当时核武器研究院有一本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俄文书，叫做《超音流与冲击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本书，邓稼先和他部下的兵，为了看懂原子弹，就从这本书开始，昼夜不停十分虔诚地翻印并阅读这本稀世的“宝贝圣书”。

　　邓稼先和全部的知识分子，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探索原子弹的奥秘，探索再探索。

　　邓稼先在和大家钻研原子弹理论的同时。经常对手下的才子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研制原子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完成。”

　　“干我们这个工作，都要有思想准备，都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准备吃苦，做出的科学技术成果，绝对不允许发表论文……”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终于诞生了

　　理论部要突破原子弹的理论，必须要准备计算并论证其理论上的各个环节，原子弹在爆炸过程中的诸多理论问题，例如爆轰物理、中子输送、流体力学、状态方程等，一个个理论计算和论证，但是，当时的计算手段，十分可怜，全院只有一台从苏联买回来的“乌拉尔”型号小容量的计算机，整天处于调试状态，唯一可以用上的就是四台手摇计算机，邓稼先挑选数十名年轻而精干的大学生，一天三班制，昼夜不停地摇动计算机，对每一个计算题，进行不停的计算，息人不息机，在理论部的工作室，日夜不断的“喀嚓咔嚓”的声音，成了单调而唯一的音响。

　　到了1961年，正当原子弹理论计算工作深入展开攻关时，更大的困难来了，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困难，人们天天面临着吃不饱肚子、饥饿难耐的折磨，但是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绝对不能停下来，怎么办?年轻的技术骨干紧张繁忙地工作，他们的体能消耗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夜晚的工作，更是难以支撑，就是在这样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多么可爱的年轻人仍然勒紧裤带，坚持工作下去。今天我讲出这样的情景，内心里由衷地对他们敬佩。

　　邓稼先对此情况，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他也是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尽力而为，当有的年轻人对着他喊：“老邓!老邓!我们饿!我们实在太饿呀!”老邓迈开大步走出研究院大门用自己的钱高价买回了几包饼干，给每个人分上几块，虽然无助于吃饱肚子，但也稍微能缓解一下，大家深受感动。后来，邓稼先的岳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支援了他一点粮票，他把这些粮票拿出来，看哪个人计算得又快又准确，就奖励几两粮票给这位年轻人，以此鼓舞士气。今天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当时的几两粮票的意义。但当时在理论部，在研制攻关原子弹的科技人员中，那可是最高的奖赏。

　　工作条件的艰苦，生活条件的困难，没有压倒和击垮理论部的整体理论计算工作，仍然是每天艰难地坚持理论计算，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1963年，通过无数次的计算、论证，有的课题可以说是计算再计算，论证又论证，最后取得了可靠而准确的数据，理论部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诞生了中国史无前例的这一成绩和壮举。邓稼先在此设计方案上，庄重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年刚刚39岁。

　　氢弹的理论突破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由原子弹裂变释放出来的极高温高压对氢弹的热核材料进行聚变反应，而产生威力极大的能量，首先必须是原子弹要研究成功，才能有对氢弹“点火”的起爆条件。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几乎在原子弹研究攻关阶段，钱三强等科学家预见原子弹准能成功，事先就组织科技尖子成立了氢弹的探索小组，在中国科学院开展理论探索研究工作。

　　氢弹探索小组集中了中国许多优秀的物理学人才，如后来“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于敏，杰出智慧的黄祖洽，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等人，经过一段时

　　间探索工作以后，1963年在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后，全组人员归到了理论部，由邓稼先，周光召直接领导，正式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攻关了。

　　此时，邓稼先身为理论部主任，身上担负的担子不仅是原子弹的最后突破，更大的担子是巨大威力的氢弹要组织开展研制攻关。后来国家授予他“两弹元勋”的极高荣誉称号，这个两弹就是原子弹和氢弹，这就是当时邓稼先身上担负的两弹重任具体体现称号。

　　于敏是氢弹攻关理论计算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邓稼先的好友和得力助手，他们带领全组人员，昼夜不停，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计算、论证，再计算再论证，氢弹的奥秘世界终于被他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到了，但还没有到达“自由王国”。

　　氢弹有大量的理论计算工作，有着许多人力无法计算的方程式，国家为了照顾氢弹的理论计算工作，将在上海国家唯一一台大容量J-501计算机，特批出一部分时间让理论部使用，以解开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方程式。

　　1965年年底，于敏带领攻关小组一大批人马去上海日夜奋战，终于在计算机上解开了方程式，取得了重要数据，突破了氢弹的谜底，当于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西北某地的邓稼先时，老邓当时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这个“孩子”马上赶往机场，买了当天的机票直飞上海，到了上海，当老邓仔细看完计算出来的数据后，确认氢弹的奥秘真的被突破了，他又再一次手舞足蹈起来，此时的老邓成了小邓，脸上笑成了花，并拿出自己的工资，请全组人员吃了一顿庆功饭。

　　随后，邓稼先和于敏等人，携带着氢弹计算数据乘飞机由上海直飞西北核试验场，向在现场视察工作的有关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参加了决策会议，当时在现场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刘西尧做出拍板决定，按此计算的理论方案，着手进行氢弹原理的冷试验。

　　在罗布泊核试验场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在塔上爆炸试验，获得完全成功，经实际测定，爆炸威力为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66年12月28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原理装置在塔上爆炸试验成功，爆炸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的设计方案切实可行，标志着中国已经突破并掌握了氢弹的技术难关；

　　1967年6月17日上午，我国第一颗氢弹，用轰－6型轰炸机空投爆炸试验成功，爆炸威力约300万吨梯恩梯当量，释放出的强烈闪光和巨大的蘑菇云特别壮观、可怕。这次氢弹爆炸成功是我国核武器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里程碑。

　　从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到巨大威力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中国用了两年八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核大国，这一成就非常杰出，应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骄傲。

　　身为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率领全部人员为原子弹、氢弹日夜操劳，呕心沥血，钻研攻关，取得一个又一个数据，得到一个又一个论证，提出了准确可行的设计方案，最后试验获得完全的成功，他站在核试验场的战壕里，面对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闪光，一次比一次更巨大无比的蘑菇云，他的感受，他的心情，他的内心世界是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出来的。

　　曾经有人问过邓稼先的感受，邓稼先说出他幼年时的抱负：

　　日本侵略者铁蹄踏上祖国大地时，我还幼小，但是国家遭受到的欺侮，老百姓遭到的灾难，我心中痛苦之极，面对中华民族的灾难，我始终记住我的老父亲邓以蛰对我说的话：

　　“你年纪还小，要发奋努力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你不要走我学文的路，你要学科学，中国强盛起来要靠科学，要记住发奋，救国，将来为此献身，要让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尊敬……”

　　邓稼先毕生记住老父的话，站在核试验场，面对眼前原子弹、氢弹释放出来的巨大无比威力的情景，他哽咽了，他流泪了，他从内心中发出了呼喊：

　　“啊!祖国!今天终于站起来了!”

　　邓稼先在“文革”中

　　1966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多正在从事神圣核事业埋头攻关的科学家，突然，祸从天降，理论部的研究室、走廊上全部都是大标语、大字报，科学家被点名批判、被点名勒令检查交待，几乎都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大帽子，因为这些科学家大多数是从美、英国家回来报效祖国的，扣上这样的帽子，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此时，邓稼先上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且越来越不好过，当年他这个理论部主任昔日的老邓，那个理论部随意祥和的气氛，一夜之间，已荡然无存，科研人员之间分起了派，打起了派仗，科学家一个个心中惶惶然，科研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邓稼先的话不再顺畅了，老邓看在眼中，急在心中，他具有科学家的水平，但他理解不了，也解不开这个难题的方程式。

　　接下来是红色冲击波，一波又一波冲击着邓稼先的家庭。

　　他的夫人许鹿希是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不知从何说起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上的黑帮分子，每天批斗侮辱她，贴大字报的黑墨和糨糊沾她一身，她几乎精神崩溃，支持不住了，许教授每次被批斗后，浑身无力，站不起身，就躺在椅子上，痛苦万分……天色已晚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的悲惨情景，他的心都快碎了，全身颤抖，他咬紧牙关用尽全力将妻子抱起，艰难地抱上自行车后座，然后摇摇晃晃地推着自行车往家走，边走边喃喃地安慰妻子：

　　“鹿希，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吧，你要撑住啊!……”

　　接着而来的是，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二姐，从小就对他关爱备至的二姐，因忍受不了“文革”中给她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和对她无休止的折磨，她实在承受不住了，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最后百般无奈选择了自杀，以此解脱了痛苦的摧残。消息传来，邓稼先如五雷轰顶，精神上崩溃了，他欲哭无泪……

　　对邓稼先的打击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的三姐又被无缘无故地打成特务分子，天天受到审查、批斗的折磨，消息又传到邓稼先的耳朵里，他再一次感到犹如万箭穿心，悲痛之极……

　　邓稼先在这一连串的重击下，没有倒下，没有消沉，他仍然是早晨一大早，按时关上自己家宿舍的门，又走进理论部办公室的门，稳定情绪，控制自己，振奋精神，埋下头来，又展开了他一天的理论计算攻关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至诚挚友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安徽老乡，父辈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两家又都住在清华园西院内，仅一墙之隔，所以，从小他们二人就相识并互相接近，上中学时二人都在同一所学校，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内的崇德中学上学，上大学时二人又先后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物理专业，相处多年。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邓稼先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研究生，二人在美国又相见了。1949年，杨振宁为了迎接邓稼先到芝加哥度暑假，高兴极了，他与弟弟杨振平特别租了一间大房子，三人同住一间房，自己做饭，真是同吃、同住、同聊、同乐，好不开心，当年杨振宁27岁，邓稼先25岁，在异国他乡又相聚了，几乎是尽情发挥，玩得

　　尽兴，高兴到了升华地步。三个年轻人在芝加哥的草坪上合影的照片，杨振宁一直保存到今天，并带回国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当人们看到挂在客厅中的这张照片，那青春还有几分稚气，那微笑还有几分羞涩，那兴奋还有几分拘束的表情，表现出这是人生最美好快乐的时光。会让人们自然地多看上几眼，会感染了你内心充满幸福快乐。

　　杨振宁一直想回国看望，但由于当时国内的形势而未能成行，直到1971年，他飞到法国巴黎，向中国驻法大使馆申请签证，得到了批准。他高兴极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多年不见的挚友就要见面了。

　　当飞机在上海机场着陆，接待人员为他安排日程时，他提出首选会见的人——邓稼先。

　　1971年，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怪异时代，邓稼先和于敏等为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奉命正在西北某地参加“学习班”，因为杨搌宁提出要会见邓稼先，而且是首选人员，邓稼先才能回京。

　　邓稼先在首都机场迎接阔别20多年的挚友，二人相见，激动之情难于言表。

　　接下来的事，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到啼笑皆非。

　　组织上紧急派来工人师傅，对邓稼先的家中进行装修，打磨衣柜，装上镜子，破旧的地板上打蜡，从办公室抬来大小沙发，整个家进行了一番“更新”，随后，又送来了西瓜、汽水、巧克力……

　　杨振宁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美国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原子弹，他有着聪颖的智慧，杨振宁一走进挚友家的门，环视四周后，直奔书架，当他看到书架上的书，特别是看到书架上连一本物理学的书都没有，他心里豁然明白了许多……杨振宁问到一般问题和迫切想知道的一些敏感问题，邓稼先出于保密，无奈都搪塞过去，或者是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

　　列举下面的一些对话：

　　“这是你的家吗?”

　　“是……是夫人医学院的宿舍……”

　　“你在哪个单位上班?”

　　“在……在外地……”

　　“你的通信地址?”

　　“是……是……让我夫人转吧……”

　　往日的随意，尽兴，不允许了，不存在了。

　　杨振宁心中似乎明白邓稼先所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了。

　　杨振宁离京时，邓稼先送至机场，杨振宁到了飞机旋梯边的栏杆旁，实在憋不住了，突然停下来说：

　　“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曾由一个美国人参加帮助研制出来的，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听到此问，顿时惊愣起来，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张着嘴，没有发出声音，情急之下说道：

　　“你……你先上飞机吧……”

　　邓稼先将与杨搌宁接触中的交谈情况，如实报告上去，最后，周恩来得知后，明确地告知：

　　“让邓稼先如实地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邓稼先写了一封信，密封好后交专人乘飞机带到上海，专人来到杨振宁住处，交到杨振宁手中，当场杨振宁拆开，看到那是多么熟悉的笔迹——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杨振宁激动了，太激动了，泪水夺眶而出，他不得不走向洗手间……

　　最后的时刻

　　1972年，邓稼先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被任命为院长。他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一直在苦苦地追寻和探索我国核武器的先进化、现代化。他的工作强度始终像一根快拉到极限值的弹性物体，他已显得苍老了许多，他太累了。

　　1985年7月28日，这是一个极不吉利的日子，邓稼先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突感肚子不舒服、难受，他去了301医院看病，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知道医生发现了什么问题?立即让他留下住院，经住院检查确切诊断，他患上了直肠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医生预计他的生命，只能延续一年时间。

　　刚开始，邓稼先并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他以为治疗一段时间久可以出院了，再重新走进核武器研究院大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新一代的核武器再进行研制攻关，但是，从医务人员的表情上，从与他结婚32年相依为命的妻子、伴侣、爱人的抑郁神情上，特别是警卫员对他。不弃不离的表现中，他预感到他所患病的严重性。

　　1985年国庆节，邓稼先祝愿3个月，刚动完手术不久，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对警卫员说：“我们去看看北京城”。警卫员一听直摇头，连说不行，不行。在邓稼先一再坚持并表现出焦躁不安的情绪，警卫员勉强同意了，二人瞒着医生、护士，从医院溜了出来。

　　邓稼先当时没有专车，二人乘公共汽车进了城，走进王府井新华书店，又走进天安门广场，此时的邓稼先看到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雄伟壮丽的景色，想到有气无力的身体，心中不由表现出伤感来，他凝望着国旗对警卫员说：

　　“到建国100周年，你就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肯定就富强了，你可要来看看我……”

　　警卫员点着头，哽咽得要哭出来。

　　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因他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又是多年主管国防科研的副总参谋长，他与邓稼先是老熟人，老朋友，当得知邓稼先的病情后，他到医院亲自组织协调治疗方案，对邓稼先进行3次手术，每次张爱萍都在手术室外守候，直到全部手术完成。

　　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亲自为邓稼先制订治疗方案。

　　1986年5月，邓稼先再次做完手术身体极端虚弱的情况下，与来看望他的好友于敏经过长谈，一起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建议尖端武器发展中要解决的若干紧迫问题，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国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1986年5月，邓稼先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第一次有了一辆专车，他被人扶着象征性地坐了一下，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坐上专车。

　　1985年7月15日，万里亲自到医院看望邓稼先。1986年7月15日，国务院决定把“七五”期间的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授给邓稼先。

　　1986年7月17日，举行授奖仪式，李鹏到医院亲自为邓稼先授奖。

　　此时，邓稼先的生命已明显地显出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凝血功能已损坏，嘴内、脊背和大腿上都是血斑，他面色苍白又蜡黄，整天气喘吁吁，眼睛已看不清站在他面前的妻子和儿子女儿，生命的火焰慢慢地要熄灭了。

　　经过多方治疗，回天无力。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距对他授奖的日子，只过了12天，邓稼先走完了他人生旅途的62年，与世长辞。

　　1999年9月18日，国家追授邓稼先550纯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恒的骄傲

　　1986年8月3日，邓稼先追悼会那天，杨振宁正在台湾。当他得知邓稼先去世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可又没办法到北京参加追悼会。作为50年的朋友，半个世纪的情谊，他用了深情的语言，表述出挚友的人品和事业。他给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发了一封唁电，电文中写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几句知心、恳切的评价，道出了杨搌宁对邓稼先s0年来的真挚之情。

　　没能参加上邓稼先的追悼会，杨振宁一直深感不安。

　　1987年9月30日，杨振宁自丹麦写信给邓稼先的妻子：“我将于10月20日抵北京。希望能去八宝山为稼先扫墓……”

　　这项活动有关部门安排在10月30日下午两点半。

　　扫墓仪式由国防科工委领导主持。

　　在墓地，杨振宁再次向许鹰希重复这几句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和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