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想

　　回忆的碎片是亲人身上的补丁。

　　当我们停下车，坐在外婆的坟前抬头看云，记忆里泛起的昔日往事，真的令人不胜唏嘘！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我母亲是配不上我父亲的！先从外表说起，我父亲长相特别英俊，用我外婆的话说“高鼻大相，人中又长，一个小白果脸”。感谢父亲遗传基因的强大。父亲眼睛又大，眼皮又双，二姐完全遗传了父亲的长相，才参加工作就被厂里称为一枝花，人送外号“小观音”。大姐鼻子扁平，外人一看便知道这鼻子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可我母亲偏不肯承认，她老以为自己鼻子不矮。至于眼皮嘛，我勉强沾了点光，眼皮基本内双，可大姐又被母亲强大的基因拉过去了一点，眼皮一只单一只双。所以，我们三姐妹的长相是：大姐像母亲，二姐像父亲，我像一半的一半！在我们家我是最不像这个家里人的边缘人综合体。

　　我母亲长相平平，单眼皮的小眼睛，眼角还向下耷拉，家族标志性的大蒜鼻，长在我母亲脸上时有了小小的微调，浑圆的鼻头调整得小巧了一些。好在当他们组合在一起时又发生了起死回生的转机，加上光洁的额头，厚薄适中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母亲的脸上居然散发着端庄秀丽的光芒，连那单眼皮的小眼睛也因为耷拉的眼角而显得温顺谦恭。这样一个毫不扎眼的长相和母亲温柔善良的性格组合在一起，却也引来众多的追求者。

　　再说身份地位吧，我的曾祖父陈宗华曾留学日本，当过两任县令，在昭通的城中心——辕门口置下了一家叫“老渊楼”的酒铺，又在隔壁开了一家“诚真相馆”，引领了昭通城的时尚前沿。我的父亲在一九四一年出生，童年享受了富足的生活。曾祖父死后，爷爷经营不善，破了产。在五十年代认定阶级成分的时候父亲光荣地成为了城市贫民。初中即将毕业，爷爷死了，家里陷入的经济危机，父亲决定参加工作，供正在学绘画的三叔，父亲的老师付玉声知道后，难以丢舍这个总是考前三名的学生，一怒之下叫上几个学生，拿上一根绳子把父亲绑去了学校，五花大绑的父亲站在教室里，满脸愧疚地对老师说：“付老师，不是我不想读书，不是我不爱学习，我家里真的是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来供我读书，上个学期您帮我垫付了学费，师娘和您可是饿了几个星期的肚子，我又怎么忍心啊！”付老师仰天长叹，半晌无语，默默走到父亲身边，解开了绳子，拍拍父亲的肩头说：“你走吧，好好工作挣钱养家也是男儿的本分啊！”父亲对着付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向家跑去，在那条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路上，他双手掩面，泪雨滂沱。那一年他十六岁。

　　在我家的相册里还有一张父亲参加工作时的照片，那是在昭通最负盛名的影楼——“陡街国营照相馆”照的，理一个三七分的头，轮廓分明的脸庞，高挺的鼻梁，剑眉朗目，身上的衣服打满了补丁，光脚站在地上，即使这样，都没能遮住那浑身上下的英气逼人。

　　我的母亲却是地主的女儿，外公在乡下有十多亩地，还在陡街开了一家叫“天吉祥”的布铺，解放前土改时，土地被没收，外公在“天吉祥”公私合营时被挤兑出门，在母亲七岁那年，外公突发脑梗离开了人世。外婆背负着地主婆的罪名带着母亲来到了城里，住在南顺城陈家朝门。外婆给别人缝洗，带孩子，推磨，只能糊住母女俩的口，母亲读书的5角钱都没有着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母亲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小学，分在陡街国营理发室工作，后来又在旅社，清华饭店工作，这些单位都是当时饮食服务公司的下属部门。

　　在国营理发室，我的父亲遇见了我的母亲，接下来，父亲从三五天理一次发发展到天天都去理发的节奏，完全不顾头发的感受，而且指定母亲专人理发。不知父亲是无师自通还是得到了高人的指点，深刻地领悟了一条娶媳妇的真理——搞定丈母娘就能娶到心爱的姑娘！所以，父亲开始了对外婆的各种好。外婆作为地主分子每天晚上都要去接受批斗和政治学习，父亲就每天晚上接送外婆，有时斗得太狠，裹着小脚的外婆路都走不了，父亲便默默背上外婆在黑夜里向家走去，在那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长夜，一言不发的父亲那温暖厚实的后背给了外婆最暖心的力量。父亲去上海出差，买上最好的棉质的春秋衣裤给外婆带回去，虽然隔壁的胡婆婆在西街的百货大楼也买过一样的秋裤，可外婆总是挽起裤腿指给胡婆婆看，骄傲地说，这可是大上海买来的秋裤，暖和着呢。自从父亲上了外婆家的门，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家里的柴火总是劈成拇指粗细，十公分长，煤炭也是踩好了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外婆扯起衣襟的一角擦了擦那一只没有瞎的眼角浑浊的泪水对母亲说：“嫁人啊！不要人上人，不要人下人，只要人中间就成！”

　　外婆一生共生了九个儿子，大舅、二舅、三舅、四舅和五舅都没有养活就夭折了，六舅好不容易长到七岁，二月八去耍大龙洞公园时坐上了一辆拉煤的汽车，人挤人的，从汽车上摔下来，回家挨了三天也死了，外婆哭得死去活来，那一年右眼就哭瞎了，没多久那只眼睛干瘪了下去，像一口枯死的老井。七舅好不容易养成人，却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四十岁那年吞鸦片死了去。八舅在四十六岁那年，一个春雨蒙蒙的早晨下田去劳作，看见一根电线断了耷拉在田里，他跑到村上的供电所告知了这一桩意外的事，等到黄昏时分干完农活回家时，那根电线仍然耷拉着，他以为供电所已经切断了电源，想把电线牵到一旁，却一下就被电打死了，等死了人，供电所才慌慌张张切断了电源。他的手被灼烧成焦炭，尸体泛着金属化的淡绿色，那时正是春耕时节，田里的秧苗也正泛着淡淡的嫩绿色。

　　那时根本没有事故责任的赔偿意识，外婆只知道搂着八舅的五个儿女呼天抢地地哭。那年村子里每家的水稻都长势喜人，只有八舅死去的那块稻田里有个人形的空田，在绿油油的稻田里那一汪水清清亮亮，蓝天上的白云都曾在那一汪水中驻足。

　　九舅好歹平平安安长大，还成了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云南师范大学的物理系的高材生，本来九舅可以留校任教，可想到外婆只剩下一个儿子，九舅毅然回了昭通，他的一个好友在永善教育局任职，请他去帮两年忙，殊不料直到外婆1974年突发中风死去，九舅依然没有调回昭通，五年以后他也客死在永善的莲峰乡，安葬在那儿的一片坡地上，青草寂寂，魂归来兮？

　　外婆身边从始至终只有母亲跟随着，母亲就是外婆终生的依靠。外婆的眼睛不好，看这个世界不甚清楚，她看人却没错，父亲的确是母亲可以托付终生的最好的那个人中间的人。

　　1968年的6月8日，在昭通这座小小的城市里，我的父母用两块门板拼成了一张婚床，那昏暗狭小的房间里从此注满了甜蜜。

　　我和二姐最为嫉妒的是大姐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父亲抱着两岁左右的大姐坐在清官亭前的假山上，米灰色的中山装，紧扣风纪扣的立领上露出一圈白衬衣衣领，散发的光泽和阳光下的盈盈笑意交相辉映。母亲坐在父亲身后，充满慈爱与幸福的眼神正柔情地俯视着父亲和大姐，大姐头戴小布帽，咧嘴傻笑，口水摇摇欲滴，而我和二姐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当孩子接二连三地到来时，父母早已缺失了这份闲情与雅兴。

　　我是在西街四号附八号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出生的，那时我的两个姐姐已在外婆的背上长大，我还没来得及爬上外婆的背，外婆就已溘然长逝。母亲悲痛欲绝。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下乡，就是去上坟。一般是正月十五去上坟，因为那天是外婆的生日。外婆的坟埋在离城十里地的大青山，直线距离并不远，可爬到山顶却要三个小时，山路陡峭，松林密布。父亲用自己组装的自行车驮上妈妈和两个姐姐，骑到村子里八舅母家，八舅母已做好了午饭，桌子上有八舅母天没有亮就起来用石磨推好的豆花，还有他们一家年三十晚都舍不得吃的猪肝、猪肚。吃完午饭两家的老老少少十多口人就向山脚进发。我那时才一两岁，每次上坟都是我是两个老表换着背，姐姐们穿的鞋子都是塑料底的，一路上踩沙子一滑一马趴，踩松林里的松毛，一踩一滑坡，爬到坟前早已是鼻青脸肿。等下了山，再骑车回到城里，往往累得人仰马翻，车子散架。接着是清明，往后是七月半，再往后又到了八月十五，好不容易错开了节令，冷不丁母亲又流着眼泪说昨晚上又梦见外婆了，父亲立马又像打了鸡血似的，骑上车驮上一家人出发。

　　父母忙于工作，特别是母亲，她在理发室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带孩子。父亲把姨爹骑了十年，要当做废铁卖了的永久自行车讨了回来，仗着自己是八级钳工，硬是让锈迹斑斑，缺胳膊少腿的自行车起死回生，最大的难题是刹车已无法修复，父亲创造性地把链条和刹车皮固定，只要回一下链条，车子立马刹住，好多向父亲借车的人，只要习惯性地回链条都无一幸免地从车上前滚翻式地着地。父亲借车时都是千叮咛万嘱咐，可只要骑上车，特别是下坡时都喜欢踩住脚踏板意气风发地回一下链条，车立马停，人立马摔，最后再也没人敢借父亲的自行车了。

　　父亲带上两个姐姐去上班，感谢那些年很多单位对带孩子上班都非常宽容。父亲在他那倒刹车的三脚架上安上一把小椅子，把二姐放在上面，后轮的右边挂上一个背篓，大姐就蹲在里面，后衣架上用铁皮做个圆柱形的小桶，刚好可以装四个直径十二公分的蜂窝煤，因为我们住的房屋太小，根本没有放蜂窝煤的地方，一个天井有四五家人，每家一个小小的炭塘已让天井拥挤不堪。父亲在城南的元宝山三电厂上班，那个厂区就是一座山，宽敞无比，父亲可以买上一大车炭堆放在那儿。

　　自行车推出小巷，父亲右脚在地上滑了两上下，喊一声：“低头喽！”右腿一跨，蹲在背篓里的大姐慌忙把头缩进背篓里，等父亲跨上了车，骑行在南顺城的路上，大姐才怯怯地把头伸出背篓外，任耳边长风猎猎。午休时，极具智慧的父亲在他高大的工具铁柜的两个抽屉里垫上两床小被褥，姐姐们就睡在那两个铁抽屉里，冰冷的铁柜子里睡着两个暖暖柔柔、粉粉糯糯的小姑娘，如果铁柜子是童话《绿野仙踪》里的铁皮人，他一定会像保护多罗茜一样忠诚地守护着两个姐姐，也同样守护着她们在抽屉里所做的神奇的梦。父亲在姐姐们睡觉的间隙就忙着做蜂窝煤，别家都做直径14公分高10公分的蜂窝煤，而父亲为了省炭，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直径12公分高8公分的铁模子，钢管做的把手被父亲长满老茧的双手磨得锃亮，父亲优雅地把填满炭的模子在炭堆上360度地旋了个圈，去掉模子周围多余的炭渣，拎着模子走向烈日暴晒下宽敞的水泥地，两个大拇指摁住上面的小圆盘，一用劲，一个油光水滑的蜂窝煤就静静地躺在了阳光下，一缕热气迅速腾起，父亲像极了月中桂做饼的糕点师。晾晒、翻动、堆放、整理。干透的蜂窝煤码放在车间一个小小的角落，外面的水泥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有着12个窟窿眼的圆圈，那都是父亲放弃午休辛勤劳作的深深印迹。前一段时间，路过一家蛋糕店，他家推出创意蛋糕——蜂窝煤蛋糕，我一看就愣住了，那不就是父亲当年做的蜂窝煤的样子吗？黝黑，光滑，12个窟窿像6对眼睛静静地瞪着你，整个人瞬间石化在柜台前，买了一个，拎在手里，走在灯光暗淡的树荫下，咬了一口，顿时泪流满面。

　　我就在那个黑漆漆的8平米的小房子里，慢慢长大，窗户从来不敢打开，也开不了，因为隔壁是新华书店的后院，他们的垃圾堆正好在我家的窗户那儿，长年累月垃圾越堆越高，成功地掩埋了我们家的窗户，我家就被彻底地拉黑了。晴天进屋都得开灯，阴雨天家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创造性地利用着家里的每一寸空间：所有能挂在墙上的家私都上了墙，什么木盆、簸箕之类的就不用说了，父亲在墙上敲了两根大铁桩，把那辆改造了的自行车也挂在了墙上，一是腾空间，二是防止我们小孩子骑坏了他的宝贝。二姐却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学会了骑这辆倒刹自行车。父亲有先见之明，那两根铁桩不仅钉得高而且是两根大抓钉，钩朝上，几个小孩双手朝上拼命顶着的高度，刚好退不出那两个钩子，我的二姐是男孩子性格，她找到一根绳子叫两个男孩站在二楼楼梯口拼命往上提，底下四个女孩使劲往上顶，她站在一米开外，指挥若定地说着：“往左一点，再往上一点，胡小峰你那边再下来一点，杨慧敏你再举高一点，好了好了！退出来了，接住，接住。”等自行车安全落地，她已编好了骑车的先后顺序，她第一个骑，胡小峰第二，周明第三……我被赋予了最光荣的任务——站岗放哨，只要父亲回来，赶忙通风报信。在小巷的后院里，姐姐和小伙伴们，风一样地刮过院子里所有的青石板。猪圈房上的茅草在喧闹声中嚎叫，罗奶奶的煤堆在自行车轮胎的碾压下灰飞烟灭，天空中的蓝都被搅得乌漆麻黑的。父亲早就发现断了链条、坐垫上满是泥土，车龙头上裸露的伤口无一不在痛斥我们对自行车的虐待，父亲并不责骂我们，只是叮嘱二姐：“骑一下是可以的，只是别家小孩骑的时候，扶着点，别摔坏了人。”有了父亲的圣旨，自行车愈发在小伙伴们的摧残下面目全非，而巷子里的孩子们骑自行车的花式骑法常常引起了路人的围观。

　　我从出生就只能和父母睡在一张床上，因为楼上8平米的房间只能放两张床，两个姐姐读初中了都还挤在一张小床上，我更是别无选择。为了把我寄养在隔壁徐大妈家，爸爸戒了两年的烟，虽然当时的金沙江烟只要二角九分一包，可父母的收入依然无法支付父亲的烟钱。徐大爹是拉炭卖的，徐大妈在家里领一些裁缝的活计在家里做，为了养活一家七口人，徐大爹身上的褶皱总是布满了洗不干净的炭灰。我是在徐大妈家的火塘边长大的，母亲说我五个月时总不断地左右转动头，像个一问三不知的摇头木偶，扯开衣服一看，整个衣领爬满了虱子。那时巷口有家裁缝店，店里有一大个玻璃柜台，徐大妈的消遣就是把我放在玻璃柜台上，扒拉开我的衣服找虱子，找出来后把虱子放在玻璃上排好队，再依次把虱子一个个掐死。爸爸一定是看见了我不能言语的痛苦状，就用木板和几根木条做了一张床，交代徐大妈不要把我再放在裹着小脚的徐奶奶床上，我才得以告别了虱子的骚扰。

　　贫穷、饥饿一直如影随形，4岁时的夏天，我已学会拿着一根通火棍和徐大妈的三女儿和五女儿去大街戳西瓜皮来喂猪，徐大妈的二儿子和四儿子白天在菜市场卖菜，晚上在电影院门口摆摊卖西瓜，我们就尾随那些买了西瓜边啃边走的人，他手一甩，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哧地一声戳个正中红心，等戳满了十多块够一串了，我们就扛到徐二哥的西瓜摊前去领赏——一块红通通的黑籽西瓜吃得满嘴流汁。徐大妈还会在西瓜摊旁摆个小摊，卖油炸的蚕豆和豌豆饼。炸好的蚕豆我们叫它蚂蚱豆，干蚕豆用水泡发好，在豆子屁股上剪一个十字，放在筲箕里沥干水，放在油锅里炸，炸得金黄酥脆就用漏勺捞上来放在盆里。豌豆饼和炸油糕差不多，干豌豆泡发好后放在簸箕里，簸箕中间放一块小砧板，豌豆们刚刚能盖住砧板。徐大妈便用一把菜刀轻轻砍在豌豆上，菜刀一提，一溜的豌豆就嵌在了刀锋上，徐大妈用手一捋，就掉到了已布满米浆的微微平底的铁勺子里，再来一刀，捋下，刚好够一个饼，用铁勺轻轻摊平整，再淋上一层米浆，放进油锅里，哧的一声，香气四溢。我和姐姐们，还有徐大妈的两个女儿团团地围在锅边，拼命地吸着香气，不让一丝香气从我们挤得紧紧的身体缝隙间漏出。十只眼睛盯住油锅里泛起的点点油渣，心里拼命地祷告加诅咒:炸烂掉，炸烂掉，炸烂掉……因为炸烂的豌豆饼是卖不出去的，徐大妈就会分给口水快掉进油锅的我们，分到炸烂的豌豆饼或是用漏勺打上来的油渣子都会让我们兴奋不已，豌豆一颗一颗地喂到嘴里，油汪汪的，又酥又香，又想赶忙咀嚼享受那酥脆的嘎嘣脆，又害怕一口咽下去，没有好好品尝了滋味。就在又想嚼又想含在口里的矛盾与挣扎中，小小的豌豆已软得像豆渣，只好悻悻地咽下，耳畔姐姐却嘎嘣嘎嘣地嚼得震天响。

　　小巷里还有一个卖春卷的杨姨妈，她有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的女儿，叫小慧，我和她最为要好，每个寒暑假我们都泡在一起。杨姨妈每天早晨都要做春卷皮，头天晚上泡好的米在石磨里磨成米浆，小小的铁锅支在地炉子上，火上刚挑了稀炭，火不温不燥，刚刚好；一个断了把的小铁勺放在盛米浆的小桶里，不凸不没，刚刚好；猪皮在铁锅里一抹，不油不干，刚刚好；一勺米浆舀在锅里，360°一个旋转，不多不少，刚刚好；手伸向锅底一揭，一个杯口大小的薄皮就烙好了。看着我们快掉到锅里的眼珠子，杨姨妈扯春卷皮的手故意一用力，叹了一声：“哎呀！扯破了。”我们按耐不住心底的窃喜，冲口而出：“太好了！”话音未落又匆匆捂住嘴，杨姨妈转锅的抹布在我们头上轻轻一拍，骂道：“一个二个都是饿死鬼投胎哩！”扯下春卷皮来说：“接好了！”我们就赶忙扯开衣襟兜住飞来的春卷皮，落到谁的衣襟上兜住后，撒腿就跑，其他小伙伴便一拥而上去争抢。身后传来杨姨妈的喊声：“别抢，别抢，还有破的！”可谁都顾不上以后可能破的春卷皮，眼下就有一个破的！

　　水灵灵的胡萝卜在杨姨妈的菜刀下变成透明的小片，再变成头发丝细的胡萝卜丝，春卷的第二道工序算是完成了，我们依然守在边上，胡萝卜那截细小的屁股比较难切，杨姨妈便会爽快地递给我们，我们的眼光便在砧板和吃着胡萝卜的小伙伴嘴上游走，他迅速地嘎嘣嘎嘣脆地大口咀嚼，我们的唾液也迅速地分泌，再咽下，再分泌，再咽下。他已吃完，杨姨妈的下一根胡萝卜却还没切完，到下一个小伙伴吃胡萝卜屁股时，第一个小伙伴痛苦地盯着他的咀嚼，伴随着肠胃的蠕动，觉得自己比没吃前还饿上几十万倍，他痛苦地发誓：“下次我一定要最后一个吃！”

　　接下来就是调蘸水了，万和酱菜厂的生醋和红糖，熬成醋汁，腌好的大蒜剁成细末，酱油，生姜汁，小葱末，芫荽切细，芝麻油，胡椒面，花椒面，再加上鲜红的油辣椒装在一个搪瓷缸里，盖上盖都还能散发出让人垂涎三尺的香味。杨姨妈用个小背篓把搪瓷缸放在最底下，用铝饭盒装得整整齐齐的胡萝卜丝和白毛巾包好的春卷皮依次码好，背箩上盖上一个小簸箕，手上提一个小凳子，出发了，她把摊子摆在最热闹的电影院门口，吃晚饭时就能收工回家。

　　我的姐姐们13岁就已能挑得动100斤的水桶，在那个五进五出的天井里，爬上石坎走过小巷，再下石坎，常常下到最后一个天井就连人带桶地滚下去，所幸父亲做的桶是铁的，只是让桶留下无数凹凸不平的坑洼。我吵着要父亲也给我做了一对小铁桶，让我跟在姐姐后面去挑水，接水的时候恨不得在水桶上围个边，能多装下些，挑在肩上时又恨不得桶底下最好有个窟窿多漏掉点以减轻肩上火辣辣的疼痛。扁担上父亲箍上了两条铁链，顶端有一个铁钩子，上石坎时前面那个水桶的铁链就要挂上一大截在铁钩上，水桶就不会撞在石坎上，等上了石坎，前面的水桶就要换在后面，扁担在右肩与左肩完成一百八十度华丽的交接，下石坎时水桶也就不会碰在石坎上了。说起来简单，可两肩的转换也是一门技术活，姐姐们也常常在转换时扁担猛然从肩背上滑落，有时只是水打倒，溅一身的水，有时却会连水带桶砸在腿上，有一次姐姐就砸伤了腿，当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红艳艳的鲜血从姐姐的裤管里流出和水汇成汪洋时，我趴在水里哭得昏天黑地，我以为——姐姐死了！

　　姐姐们还在放学回家后从徐大妈那儿去领裤子来锁裤脚边，锁一条1分钱，每天还能锁个十来条，给妈妈8分，每个人分1分。有一年暑假父亲突然得了肾炎，住进了医院，姐姐们吓坏了，想到住院不知要花多少钱，就从徐大妈家一口气领了100条裤子来，不分白天黑夜地锁裤脚边。三天后妈妈从医院回到家，看见姐姐们竟然趴在一堆裤子上睡着了，我却睡在桌子上，身上盖着一堆裤子。

　　父亲是一个手巧的人，没钱给我们买玩具，就用铁块给我们做了好多的玩具，有小孩手掌大的铁锅，两边各有一个耳朵，和真正的铁锅一模一样，有小酒杯大的火炉，还有炉门，把铁锅架在火炉上，刚刚好，锅铲也是配套的，只有一根手指那么长，扯上一把小草、野花就能炒菜做饭了，小菜刀、小砧板、小撮箕、小扫把、小碗、小桌、小凳子……现实版的芭比公主厨房系列，我们在小时候就拥有了，而且是纯手工的铁制品。所有巷子里的孩子都讨好我们，巴结我们，只为我们能把爸爸做的玩具借给他们办家家。

　　从巷子里出去，右转一百米就是电影院，母亲喜欢看电影，那些年的电影片少，但只要上映新片，父亲总是舍得花钱买上两张电影票满足母亲的愿望。每次全家去看电影，父亲都如临大敌，家里唯一的那只军用水壶要灌满温水，姐姐们坐上半个小时就会要水喝；饭盒里要装上热好的饭，我经常会因为饿了在电影院大哭；小凳子要带上两个，小孩虽然不用买票但姐姐们挤在一起会影响母亲看电影。电影已经开始播放了，母亲坐在第5排正中间的第15座看得正来劲，两个姐姐挤在母亲身旁的座位上也看得目不转睛，过道上父亲和我坐在自己带去的小凳子上，我不停地爬起爬落，一会儿叫，一会儿哭，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要撒尿，父亲小声地安慰我，哄我，眼睛盯着荧幕不想移开，我不依不饶地吵闹不休，父亲只有抱起我带我到大门口去玩一会儿，抽空又往荧幕上瞟几眼，好不容易等我睡着，把我抱回家，电影已快接近散场。父亲把已经在座位上睡着的两个姐姐，一手一个抱起来扛在肩上，母亲提着两个小凳子跟在父亲身后，嘴里絮絮叨叨地和父亲分享着父亲并没有看到的影片情节，发出啧啧的赞叹或是遗憾。

　　我五岁时母亲送我到商业局幼儿园去读中班，我是家里唯一上过幼儿园的孩子，母亲带我去报了名，指路给我记一遍，第二天我就自己一个人背上小书包去幼儿园了。我在幼儿园认识了一个小男孩——小雷，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的一条巷子里。从此他每天都来叫我去上学，还勾着肩，搭着背，惹得天井里的胡婆婆捂着掉光了牙的嘴噗噗地笑。很多年过去，那个长着黑圆脸蛋的小雷，恐怕早已忘记有个小女孩还记得他穿过一件印着一只大象的圆领衬衣，还记得他用一个红色的搪瓷口缸舀水给她喝，还记得他黑黑的小手拉着她爬过天井里高高低低的石坎。

　　等到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经谈起了恋爱。有时她们在楼上约会，我就在楼下给她们望风。在一个暑假的下午，我和小慧在天井里跳房子，我们小时候叫“修中”，正跳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母亲突然回家来拿什么东西，我还笑着目送母亲进了屋，猛然想起姐姐和那个个子高高的哥哥还在楼上啊！顿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母亲拦在楼梯口，母亲疑惑地说：“你搞什么？我上楼去拿东西！”我死皮赖脸地说：“妈，姐姐在楼上换衣服呢，你不能上去！”母亲觉得好笑，“换个衣服，算什么事，我又不是男的。”我赶忙向站在门口的小慧递眼色，小慧机灵，上前来拉着我母亲的衣角说：“孃孃，你看下，你家的火好像要熄了。”母亲回转身去看火。那个高个子的哥哥已经翻上了二楼的窗台，一只手杵在窗台上，一个优雅的弧线，已稳稳地落在了垃圾堆上，回头向我比了一个OK的手势，真是潇洒之至。我还站在窗口琢磨，那个像孔雀脑袋的手势是如何比划的，母亲已噔噔上了楼，姐姐装模作样地在换衣服，我突然对母亲说：“窗台上的鸽子屎真多！”

　　我父母结婚十年后，也就是1978年，我们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改革开放！现在想起来，似乎我们所有美好的记忆，慢慢好转的生活，都是从那一年开始，母亲不再受地主女儿身份的困扰；每个人都可以正大光明、理所当然地，为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奔波。

　　1986年，终于我们要搬家啦，父亲调到了酒厂工作，在离城5里的石头塘建起了十多公倾地的一座新厂，巨大的储粮仓像两个圆形的碉堡。高达10米的煮酒车间里蒸汽腾腾，香气四溢。母亲最初是不愿意搬家的，她住惯了城里，上班在陡街，走路不到5分钟，她又不会骑自行车，要是搬到酒厂，走路进城都要半个小时，买个菜也要进城，打个醋酱油都得进城，诸多不便，更何况她是热闹惯了的，城里看个电影，出门就是，串个门子，摆个龙门阵，到处都是熟人。更严重的是父亲第一次驮她去酒厂，她就摔断了右手手腕，在接近厂区的一里地有一个缓坡，上完坡后离厂只有200米，母亲要走，父亲坚持要骑车驮，还没等母亲跳上车，父亲已骑出老远，一回头，后衣架上没人，地上倒是传来了母亲的怒骂，一看，手断了。母亲又气又疼，哭闹不休，父亲脸色煞白，一言不吭。

　　又过了半年，父亲说厂子里分的房子他都打扫干净了，劝母亲去看看，46个平米，两间卧室，客厅12平米，还有厨房，两个阳台。母亲心动了，这次是自己走路去的酒厂，看了就不想走了，站在后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十多亩的土地上种满了巨峰葡萄，翠绿的叶子争先恐后地向水泥杆拉起的铁丝上攀爬，颗颗紫红的葡萄缀满枝头。阳台朝着西边，拉几根绳子不知要晒多少衣服，两大个卧室敞亮透气，客厅宽得像个舞池，十多个人都站得下，最可心的是厨房，不仅有灶台，还有自来水管和水池，这得洗多少衣服，还不用挑水。母亲决定马上就搬。

　　搬家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失眠了，好几次母亲起来说，天亮了，起来读书了，父亲一看，才凌晨2点。在西街巷子里的那间黑咕隆咚的房间里睡惯了，眼睛已无法适应那两米宽的大窗子的亮光，即使是拉上了窗帘，白色的墙壁也亮晃晃地刺眼。我们的房间里已经能摆放着两张床，一张木床，一张父亲做的铁的高低床，高床上，父亲还做了一个50公分高的铁护栏。我和我的姐姐们终于每人各睡一个床了。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床上肆无忌惮地翻滚、横竖乱睡，不用再和父母扯被子盖了，我止不住地狂叫狂笑，像第一次放风的囚徒。

　　1994年我们又搬到酒厂新修的一幢家属房78平米，有了三个卧室，还有了卫生间，母亲第一次在家里上厕所时无不感叹地说，都快赶上地委书记的待遇了。而现在母亲不仅用上了马桶，还用上了能冲热水的智能马桶。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走路去城里的学校，走一趟45分钟，道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地，在种蚕豆的那一季，我总是从田埂穿行，不断扯上几片蚕豆叶，放在嘴里一吸，它便像个小灯泡，在手背上一拍，清脆了整个田野。现在已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在乡下，田地早已消失，道路两旁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出门2路、16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在路边，上街、购物、吃饭都方便快捷，而父母已经习惯了住在城边的生活，走过那曾经生活了四十年的西陡街还嫌太闹热。

　　父亲已经习惯了常年不再进城的生活，他每天在天台上经营他的一片天地，他自己买石棉瓦，趁我们不在家时，自己用一根绳子勒住石棉瓦一块块背上五楼，用他的电钻给石棉瓦打上孔，用很多废弃的钢管、角铁，一小块一小块焊接在一起，四个月以后，天台上搭起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宫殿”，“宫殿”里住满了一张摇椅、两台洗衣机（一台是多年前买的双桶洗衣机——没烂，舍不得扔，一台是我买的全自动洗衣机——新的，舍不得用）、三个大盆、四只铁桶、五个大小不一的簸箕筛子、若干废纸箱空瓶子。父亲还在天台焊了九根钢管，中间一根，四周八根，拉起十六根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网线，宛然诸葛亮的八阵图，母亲便穿梭在其中晾晒她永远洗不完的衣服、床单。惹得满院子的老奶都啧啧艳羡我母亲一年到头得晒多少东西啊！父亲每天晚饭时分才下楼一次，那也是被母亲逼着去门口扔垃圾，那儿有一个公交站台，有两个大垃圾桶可以供附近的居民扔垃圾。父亲常常右手提着一大袋垃圾，左手拄着他自己用一根不锈钢焊接的拐棍蹒跚地来到路边，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扔完垃圾的父亲拄着拐棍望着大街又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酒厂，现在早已改头换面成为了昭通最大的一个建材城——珠泉建材城，那大门两旁的立柱高耸入云，宛如当年煮酒车间的烟囱那般高大，只是它再也不会冒出让人迷醉的酒香。

　　2018年的6月8日，一大早我们全家驱车赶往乡下，父母一路上啧啧赞叹，道路宽阔整洁，两旁的绿化带翠绿葱茏，新农村建设规划下农村别墅的白墙灰瓦让人赏心悦目。到了八舅舅家两个老表早迎了上来，八舅母已在四年前离开了人世，现在两个老表在原来的老屋基础又扩建了两层半的两幢小别墅，两个侄儿侄女家还在楼底建了车库，两辆城市SUV停在车库里。表嫂也早就用那盘石磨推好了石膏点好的豆花，母亲喝了半瓢膏水咂咂嘴说：“还是乡下的豆花甜！”看见桌上的猪肝、猪肚，母亲又想起了八舅母，对我们说：“早年我们来上坟的时候，你八舅母把养了一年到头的猪卖了才有买年货的钱，唯独留着猪肝、猪肚舍不得卖，三十晚上一家六口都舍不得吃，要拿些盐渍着等我们来吃，一进城去就背着米啊，洋芋啊，就怕我们在城里粮食不够吃。现在生活好得像是在做梦啊，大鱼大肉吃太多，反而想吃素了。”

　　吃罢午饭，我们一家人往外婆的坟地上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是我们怀念亲人的直接方式。大家穿着防滑的登山鞋，我们再也不会在山坡上一步一滑一马趴，即使踩在半寸厚的松毛上也不会梭动，父母手中拄着登山杖，在山中像两匹老马缓缓前行，我们在两旁搀扶着，孩子们在松毛林里嬉戏着。蓝天就在头顶，白云似乎伸手可及，远处有飞机飞过，把白云拉成丝丝缕缕，长久凝滞在天空，母亲说：“好长的面条。”我们都笑了。

　　外公、外婆的坟前我们依辈分顺山势而下排列整齐，父母在坟前站定，我们孙辈的十六人站在他们身后，重孙辈的二十二人站在我们身后，玄孙辈的六个小孩站在最后。烧纸，焚香，跪拜，行礼，父母在上领着一群儿孙庄重肃穆地进行着神圣的仪式，一个家就是一棵树，她生根发芽，开枝散叶，郁郁葱葱。

　　在老表的小院里摆了四张桌子，我们举起酒杯为父亲和母亲祝福，因为今天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从1968年到2018年，父母牵手走过了半个世纪。今天来上坟，其实我们都懂父亲的心迹：他是要去向外婆汇报，她没有看错人，她的女儿嫁给了这个人中间的男人是外婆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而清风阵阵，白云朵朵，皆是亲人身上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