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赶紧出现在父母跟前，在简陋的门户之中，用炽热的亲情之灯，把自己和固守乡村的父母、兄弟全部照亮。可四十岁之后，每次回来，不管是一家人还是一个人，我总要在市区停留一天半天。有爱朋友开玩笑说，你肯定在邢台有情人。我有时候辩解，有时候只是笑笑。而我的真实想法是，停下来，看看这座城市，这些年间到底有哪些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全国所有城市极速扩充，城乡差距缩小，甚至开始“裂缝对接”，人们普遍把正当和不正当的个人欲望标榜为所谓的“远方”与“理想”的年代。
邢台这座城市创建甚久，但数千年以来，也似乎只有唐名相魏征、宋璟，后周皇帝柴荣，元代的张文谦、郭守敬，以及现在的演员王宝强等人的事迹和传说，可供人们回忆和议论。当然，还有建立后燕的石勒及其都城所在地——今邢台县浆水镇。除此之外，偌大的邢台，似乎再没有什么重要的文化遗存乃至故事传奇可供人们怀念、向往与嗟叹了。
我一向觉得，一座城市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其独特的文化遗存和传承，特别是在历史长河中你来我往，层出不穷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经济这个东西，只能是一种手段。对于邢台乃至更广阔的地域来说，倘若没有对人类和国家政治、文艺、军事、思等方面有过贡献的“先贤”“大儒”，那么，哪块地域的知名度乃至文化底蕴，就会大打折扣。
十多年前，每次回到邢台，投身于浓郁的油烟之中，我就觉得沮丧。尽管街道上跑动名贵的车子越来越多，酒店和小区、商圈也都昂然崛起，但从超市、商铺、饭店等等服务机构反馈出来的，仍旧是那种眼界和心胸狭窄的小农意识与市侩气息。
每一座城市的原生居民总是极少的，它需要不断的加入者。邢台市区的居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其下属的2个县级市、15个县。其中，沙河市、邢台县和内丘县毗邻太行山南麓，宁晋、南宫、隆尧、清河等则属于冀南平原的一部分。无论是山民还是平原百姓，加入这个城市之后，便就有了一种混杂的意味。尽管，这一带的风俗民情大致雷同，可毕竟是有差别的。比如，山区的人喜欢喝小米粥，平原地带的则喜欢玉米糁子粥。即使只隔了一道山岭的沙河市和邢台县农村，其方言、风俗习惯，也存在着些许的差别。
人和人，即使同在一片山区，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风俗信仰，都是有差别的。如沙河市农村，以前普遍是中国的道教统治万民信仰，即使不那么明确，但其思想行为，乃至各种规矩和习惯，也都渗透着万物有灵的理念。而现在，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已经超越了佛道两教。其临近的武安市农村，大致也是如此。邢台县的农村，则极少看到教堂，以及以《新旧约全书》为主要内容的对联。村口、岭上的土地庙、山神庙，甚至道观和寺庙，也还显示出较强的香火。十多年前的沙河市乡村，这类供奉中国道教神灵的设施不是毁坏程度严重，就是冷冷清清，香火凋零。
从更多的人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现象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挪移”，不是向着更深的本土信仰，而是隔着千山万水，投入到了西方宗教的怀抱当中。尽管，许多基督教信徒并不真正理解其教义，甚至连耶稣的出生地都不甚了了，促使他们信的理由，按照村里信徒的话，理由似乎只有以下两个，一是：“主是唯一的真神。世界快要灭亡了，谁信，谁就会得救（幸免于难）。”二是：“信主不麻烦，不用供奉，不用花钱买各类祭品，省钱。你一信，立马见效，灵验得很。”这种简单的回答，以及信徒们在日常中的实际表现，如像模像样地做礼拜、聚在一起背诵《圣经》，请神父或者其他信徒一起来家里祈祷、降妖除魔……让我觉得了一种空茫，而且是精神上的和心灵上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空心化与“迷茫的被动选择”，成为人们心灵和精神的主题。从车站到市区，车辆很多。载我的滴滴司机说，这时候最堵。建议绕行。我说：“这都腊月二十八了，都该回老家过年了吧？”司机咳了一声，说：“哪儿啊，从守敬北大街到中兴西大街这段最堵。不是城里人回乡过年，是乡下人到城里过年了！”听了他的话，我适才觉得，邢台这样的城市，虽然处在京畿之地，但在思想观念上，仍旧是滞后的。当地人们还以在城市过年为荣，甚至作为一种社会地位、拥有一定财富的象征。
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
到酒店，放下东西，忽然觉得饥肠辘辘，头脑发昏。急忙下楼，摇摇晃晃地寻了一家羊肉汤馆，狼吞虎咽之后，方才觉得舒服了一些。走在明暗不定的街头，因为身体的种种不适，忽然觉得悲伤。我还记得，当年由此西行参军时候，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胡子刚刚长出来。身体方面，两天两夜不睡觉，也不觉得困乏。现在，不仅头发没了，胡子也齐刷刷地白了，更严重的是，身体也多处机能衰退，病还有一些可恶的慢性病。
人和其他生灵，终究是时间的消耗品，也终究是在这繁杂人间的短暂欢愉与苦痛的向死而生。正如里尔克诗歌说：“我过的生活，像在事物上面兜着/越来越大的圈子。”（《我过的生活》）。而城市和乡村，乃至世间万物，哪怕是尘土和草芥，它们都是有再生能力，并且永不会消失的。人的悲哀性就在于，我们作为了王者，但也永久性地失去了永生的纯自然能力和“神性”、“特权”。就连人造的城市，它的再生能力也是无穷尽的，哪怕是遭受了战火与其他灾难的摧毁，但只要有人，就会重新站立起来。
与前些年相比，邢台已是全新的了，空气也出奇地好。至少没有了两年前的庞大而浓郁的雾霾。我十多岁时候，这座城市多处还是破破烂烂的，几乎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即使在五年前，垃圾、油烟、煤屑，以及乱糟糟的摊位、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的轿车、摩托车等等，还是它的空间主题。到处都是新的小区和商圈、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楼。
这种交替与更换，体现了人对事物强大不懈的操控能力，以及人在大地上的极端脆弱性。一个人在这熟悉而陌生的街道上游逛，处处都是华灯映照的各式各样的店铺，昏昏暗暗地在街道两边，乃至曲折深邃的街巷里暗星般隐约。大年腊月二十八了，北京和成都等都成为了空城，而邢台，街上的人却很多，车辆流动不息，北国商城、现代城、天一城等商圈的麦当劳、德克士、肯德基店里的食客爆满。在中北世纪城附近的小巷道里，还有人在摆摊卖衣服及各类儿童玩具、年货等。
正行走之间，忽然有个声音说：“是献平不是哎？”我一阵惊诧，转头一看，旁边一前一后站着两个人。因为灯光暗，看不清楚面目。但那个声音，确确是我极端熟悉的老家的方言。是同村的赵汝亮，还有他的三儿子。赵汝亮是我的初中校友，高我两届，他父亲做过多年的乡村教师。他的名字，当然也沾了他父亲有文化的光。可惜，赵汝亮没读到高中，就回家和他娘，还有哥哥、姐姐，一起务农去了。
参军二十多年，尽管同村，我也只是见过赵汝亮两次，一次在十多年前，一次在前两年的校友聚会当中。那时候，同学们见面，都在感叹，当年登高爬低、浑身尘土，甚至虱子缠身的少年们，一个个都皱纹满面，沧桑不堪了。然后摇头叹息，酒也喝得有些悲壮，甚至忍不住痛哭失声。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赵汝亮说，他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经结婚成家，单独生活，他都是两个孙子的爷爷了。老三也十九岁了。
赵汝亮告诉我，他也在邢台买了房子，地段虽然稍微偏远了一点。但也算是在市里有了房子的人。说完，兀自哈哈笑，黑乎乎的脸上，有些得意还有些自傲。
我也陪着笑，并夸他能干。收敛了笑，赵汝亮又严肃地说：“算起来，光咱村在邢台买房子的，已经不下十几家了。赵见林、赵庆芳、赵有理……”一边说，一边掐着指头给我数。赵汝亮还说：“有的吧，人家有钱，想在哪里买，就在哪里买。像咱乡里的周月生，赵自来，张安生……都是这些年在外面挣了大钱的人。有的是不买不行。不买，儿子找媳妇困难。”
从赵汝亮口中得知，大致从2010年开始，位于邢台市下属沙河市最西部的太行山农村人家，在为儿子娶媳妇这件人生大事上面，也忽然兴起了一项“新规”，即女方家硬性要求男方家不仅要在本村有一栋楼房（其实是半片二层房屋），还要在邢台市区或者沙河市政府所在地褡裢镇有一套不少于90平米的商品房。不然的话，儿子找不到好媳妇，也会被当地乡亲看不起。
“很多家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东贷西借的，凑够了一个首付，就算是在市区有了房子。”我哦了一声，问赵汝亮说：“那房贷呢？”赵汝亮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粗鲁地吐出之后，吧嗒了一下发紫的嘴唇说：“慢慢还呗！这不，我那个房子，一个月要还3589.77块钱。”我说：“现在都是这样的，也没啥，我还不是照样还房贷，一个月一万多。”
赵汝亮咳了一声，说：“你挣钱多还的多，也不存在压力。老大老二都成家了，这个老三，过了年，也就二十了，得赶紧找媳妇成家了，可没个正当活儿干，还房贷难度大啊，这不，上半年刚装修了一下，今年一家人下来暖个房。咱也体验一下在城市过年，到底是个啥滋味！等到了正月，看能不能找个好点的活儿，挣点钱，替孩子出点力。……对了，还得买台小轿车。”我问他为啥。赵汝亮说：“有房有车，这才能让人真正看得起。儿子，别人家的好闺女才会愿意来咱家（当儿媳妇）！”对他的这句话，我有些惊愕，但很快释然。因为，虽然长期不在家，但对于老家人的习性，还是略知一二的。
现阶段的农民进城，其实是“代价的提前付出”，或者干脆是“无意识地自我精神绑架”，普遍在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驱使”情况下，并且毫无依据和未来的自我意义上“削足适履”。因为，多数农民进城，无论是物质基础和思想观念，都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甚至连酝酿这一环节都自觉跳过了。
日光太好，宛若去冬北京的冬天，万里碧蓝，几朵白云悬挂其上，使得这座古城乃至冀南平原，忽然间就有了天若大海的浩瀚与清丽。至少两年前，邢台的冬天都是被雾霾严重笼罩的，大多时候对面看不清人影。这一次，确实出乎意料。去对面的中国银行ATM机取钱路上，遇到一位手提蔬菜的老人。我说：“这天儿真好啊，想不到！”他看了我一眼，脸色欣喜地说：“可不，这天儿，多少年没见了。……
那些厂子不搬走，恐怕，还是黑漆麻红地啥也看不到！”或许，这就是治理雾霾，令邢台普通人感到的某种快慰。尽管这种快慰，有时候显得浅薄和廉价。对于平凡人来说，所谓实在的幸福，往往是日常中最平淡的瞬间。
赵根成 妮子 163×86CM 工笔画 1999 年
我取了五千块钱。心想，之前从网上买了酒、食品、小吃之类的，大致也用去了五千多。再加上自己手里的三千多现金，给母亲和几个侄女侄儿的红包，差不多够了。
从挣工资到现在，每次回家，母亲都唠叨说：“没啥事儿的话，就不要回来了，花那么多钱。还不如给了俺，在咱这里，穿啥吃啥都够了！”我没有真正想过母亲这些话是真心还是用来安慰我，抑或仅仅心疼钱。但在我心里，倒是觉得，无论多远，能回来，陪陪她，就是最好的事情，花钱不花钱，都是小事。尽管我也缺钱。但在老人，父母（岳父母）身上花得再多，心里也觉得舒服。作为人子、人婿，这个孝心，我觉得是非要继承的一个无上之美德。
大致从2013年起，每年的微信朋友圈，都有对乡村之人情礼道深恶痛绝，满怀讨伐的帖子。我觉得，在越来越稀罕的乡村乃至少数地区人群当中，仍旧保持的诸多“规矩”和“传统”是可贵且要抓紧抢救和发扬的。当然，要去掉那些恶意的、胁迫性的、烂俗的、虚伪的种种礼节和“规矩”，比如劝酒、相互比拼发红包、无节操地闹洞房和各类形式的开玩笑和恶作剧、聚在一起打麻将赌博等。有些礼节，比如给孩子压岁钱、给父母亲发红包甚至磕头拜年，则体现了一种向善的意义，这些仪式不仅可以较好地密切家族关系，且具备很强的示范性和影响力。
弟弟载着母亲和侄女们，正在来接我的路上。
从银行出来，看到对面的邢台书城。也觉得惊奇。书店这个最美丽的场所，早已在诸多的城市消失了。邢台居然还有？走进去，果真全是书。可惜只有少数几本新书，如《未来简史》《人类简史》《乡下人的悲歌》《丝绸之路》等等。我毫不犹豫买下这些，又买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简爱》《一千零一夜》等名著。
这些书，我都有，买也是为了送给侄女儿和侄儿。弟弟很早辍学，为了生计，几乎不读书，家里也没有一本“闲书”。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再穷，住的地方再偏远，家里一定有书，特别是孩子的家庭。书，放在家里，哪怕一页不读，落满灰尘，也会自发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完全可以覆盖甚至摧毁掉贫困、偏僻、简陋等等物质和生存条件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压抑与无望感。
弟弟和母亲，还有大侄女和二侄女来到，帮我拿东西时，看到书，母亲说：“买了这么多书，给谁看？”我笑着说：“给这两个妮子。”母亲说：“她俩还不看哎？总是看电视，玩手机！”我嗔怪了母亲一下，说：“放学回来，适当放松一下也好。娘，你别总是这样说孩子们好不好！”
手机不仅是城市流行病，在乡村更甚。孩子们的玩，大致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的缘故。一如我小时候，总觉得山外的世界奇妙无比，且无限幽深和宽阔，只要有机会，哪怕徒步上百公里，也要去看看。现在，乡村孩子们对手机的热衷，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了解和接近外面光怪陆离的通衢大道。
2017年8月份一个深夜，弟媳妇突然打电话给我。哭喊着，说我娘，即她的婆婆骂了她。我双方解劝。最终了解到，弟媳妇玩手机，与其他人说话。母亲听到了，当即厉声制止她。弟媳妇觉得受了侮辱，性格爆发。母亲不识字，她也知道现在人都在玩手机。她道听途说地认为，很多骗子不仅能把钱从手机上盗走，还可以通过微信获取地址，以及家庭人员构成，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这样很容易使得孩子和财产受到欺骗、伤害和损失。而弟媳妇读过几天书，一般的汉字都能够认识。弟弟长期在外开车搞运输，大侄女和二侄女都住校。只有侄儿每天接送。
母亲那一代人，天然性地对外面的世界充满警惕。她们还以为，外面的人很多都是坏的，甚至以打家劫舍、欺骗伤害他人为业的。而弟媳妇却认为，现在人都这样，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不用大惊小怪。
这个矛盾，其根子在于思想观念，两代人之间，是难以调和的。这一次回来，我就还肩负着调和她们婆媳矛盾的职责。从个人感情上，我肯定偏向母亲。因为她对弟媳妇没有恶意，只是说话和理解方式上有偏差罢了。而弟媳妇呢，应当从理解婆婆的好意开始，自觉地认错，因此还会博得孝顺的名声，至少对我来说，她如此做，就是懂事儿的好儿媳妇。可我也知道，仅仅简单的劝解是不可奏效的。处理家务事，所要花的心思，比对其他人还要难得多。
一家人说着笑着，去中北世纪城，我本意是给母亲，还有两个侄女儿买衣服，可转了半天，适合母亲穿的找不到一件好的。两个侄女儿说啥也不要。再去一楼超市买年货，推了两大车子。付账，吃饭，再去北国商城。从装修层次和店铺的商品陈列来看，北国商城大致是邢台市比较高端的一家。我随便问了一件衬衣的价格，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子一脸不屑地说：“二千四！”她的这种神态和语气，我极为熟悉。在我还年少的时候，城里的售货员，哪怕也来自农村，甚至家境不如某个顾客，只要售卖某种价格较贵的商品，就会不自觉地对穿着打扮土气的人摆出“你买不起”的傲慢与盛气。这一点，我曾经也觉得无比气愤。真正的炎凉和悲哀，通常不是来自于比我们更高的某个阶层，而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同一处境的那一类人。
到三楼给母亲挑了一件短大衣，她自己觉得满意。问价格，我说五十块。售货员也帮我打圆场，又选了一条裤子，说是四十块。母亲试穿了一下，觉得满意。我让弟弟和侄女儿带她去别处看看，经过讨价还价，上衣830元成交，裤子350块一分不少。付了钱。再去给侄女儿挑选，两个妮子说不要。弟弟也说，她们的衣服多得穿不完。
步出北国商城，和母亲走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要是母亲知道价格，她肯定不会让买。她生于1948年，是经历过洪灾、地震、灾荒的人，她对粮食乃至钱财的看重和珍惜程度，现在已经没有了。
人和人群，乃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些人在受苦，还有一些人在享乐。从前，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应当一统，人和人不应当有差别。可近两年来，却忽然觉得，很多东西，是命定的，无法篡改和整齐划一的。有苦难必然有幸福，有愚痴就必然有贤智。多数人的受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驱使少数的智者去洞彻这个世界乃至人类的全部命运玄机。
车出邢台市区，我才发现，它附近的村镇已经开始面目全非了，单从建筑上看，一排排贴着瓷砖的白色房屋，既想楼房又像是某种奇怪的变异体。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停着一台轿车，有价位稍高一点的，也有四五万块钱的。由此可见，乡村在向城市学习方面，向来是迫不及待的。它宁可把自己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也不愿意舍弃任何一次向城市靠拢的机会。即使偏远的龙泉寺村，也在马路边建起了一片像模像样的小区，红灯笼、彩旗，在下午的阳光中格外显眼。
距离市区58公里的路罗镇也是，居然改造成了以养生为主题的特色旅游小镇，在邢台市通往山西左权的路边，整齐的楼房和杂乱的店铺混杂在一起，一边是阔大的，充满大小卵石的河滩，一边是起伏蜿蜒的山冈，整个镇子坐落其中，似乎是两张麻布上干掉，且还长着绿色霉菌的白色馒头渣子。
今天的中国，无论再偏远的农村，其向城镇化发展的欲望，已经锐不可当。即使有些力不从心，累得吐血也要迎头追赶。十多年前的路罗镇，虽然是邢台通往山西的太行山南麓的重镇要道之一，但其整体上非常陈旧，一些石头房子横七竖八地矗立在靠山的一侧，即使镇政府乃至医院，也还是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现在，则无处不钢筋水泥搭建起来的、歪斜着的各式各样简易楼房。
这使我忽然明白，现在的城市和乡村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双方接轨，或者说表达方式还有些拙劣和粗糙，但两者血肉，已经提前超越筋骨，迅速地融合在一起了。无疑，城镇化建设是一条集中人群，有利于经济发展、资源保护和整合，改良人们生活习惯的有效途径。但城镇化建设有意无意地导致千篇一律，缺乏特色，失掉的不仅仅是这一项空前改造乡村的根本意义，且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一步沦丧，加剧转型期社会，特别是乡村人群精神乃至信仰的空茫与无所选择，甚至出现慌乱的盲目投靠，以及无奈的遗失与剥落。正如同学赵汝亮在邢台对我所说：“在城里过年一点意思都没有，不热闹，家人也分散了，根本感觉不到过年的意思。”
存在这种说法的，不仅仅是赵汝亮。几乎每年春节，母亲都会说：“回来过年吧，咱家这里热闹，有过年的味道。”前些年在西北，母亲去过我们那里过年，也到成都过过一次春节。她的感受，应当是真切的。回到家里，对面的一位堂哥到家里来，也说：“回来过个年吧，咱这儿过年有意思。”他是在大连、天津等地待过多年的人，也深知，城市过年的单调与无趣。就拿母亲在成都和我们一起过的那个春节来说，早上如往常一样，太阳出来才起床做饭、吃饭，然后去武侯祠等处看了看，一天就算过去了。一点过年的喜庆与吉祥感觉都没有。而在老家，无论是母亲那一代人，对于过年，老人尽管没有多少新鲜感，即便是生于的2010年后的孩子们，依旧像我小时候那样兴奋，穿新衣服，放鞭炮，大年初一早上，跟着父亲挨门挨户地磕头拜年。
这是一种仪式，这个仪式里面，包含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一种基本情感，那就是和谐和感恩，还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种传之久远，行之有效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当然也包括外出者回乡过年这个环节。这种行为当中，包含了农村出身的人对城市的不认同，以及城市对他们的某种不接纳。城乡之间的转换，并没有建筑和生活方式乃至商品那么轻而易举；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现阶段，仍旧貌合神离，有所隔膜的。如我这样的人，离开村庄，跻身城市快三十年了，而对所有城市的感觉，第一个就是它的干净与便利，再就是教育和医疗。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空空荡荡。
当年，我们呕心沥血进入城市，欣欣然一段时间之后，韶华飞逝，孩子老婆也都跻身其中。而当我们渐渐变老，父母双亲又需要人照料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却无法再回到自己曾经鄙夷、甚至讨厌和痛恨的生养自己的乡村。因为，在城市不易，要舍掉多年打拼而获得的东西，义无反顾地回到乡村，也肯定不现实。
可以肯定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由农村进城者，其实都没有获得更多的物质和权利。现在，全部舍掉无法立足，不舍掉又形同鸡肋……即使再回到乡村，自己和乡村已经是两不接受了。这种尴尬和无奈，可能是当下很多“城市乡村人”或说“乡村城市人”精神上的一种显著病患。而春节回乡过年，虽说对每个家庭来说，都相当于大动干戈，但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病患给这一部分人带来的精神“病患”。短暂地回到某一种久违了的传统之中，在父母及乡亲面前，肯定是对他们的一种全面的慰藉与安抚。
与其说，乡村是“农村城市者”的情感堤坝与最后堡垒，不如说，父母才是“城市乡村人”的最深沉的慰藉。我已经没了父亲，对于母亲，无论她怎么样，都是我自愿加倍珍爱的。父亲去世9年了，一个人睡在弟弟的新房子里，还是觉得有些忐忑。总觉得，父亲的灵魂会回来看我。以至于觉得，床边、窗外、屋地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可一觉醒来，连梦都没做一个。
母亲早就起床了，比邢台市区更纯净、更好的日光攻占了草木枯疏的四野，院子里游荡的微风携带大地的消息，像是一些俏皮的孩子，四处宣告。洗漱，我去贴对联。弟弟的房子，父母的老房子，还有父母分给我的，总共有十多间。从前的春节，对联都是请村里的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写的，现在则一律买印刷体。虽然也红，字也好看，可就是没味道。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们贴对联，再把水缸挑满。现在，长辈里，只剩下了母亲。时间的这种无节制的收割，总让我觉得了彻骨的悲伤。
上午，顶着日光，去探望村里几位老人。第一个是大伯，90岁。感冒，躺在炕上。第二位是一位大娘，92岁，满头白发。她信仰佛教。我给了她一百块钱。她不收，说自己有钱的，再说，信佛的人不能收。我只能说，这是敬佛的。她一脸慈祥地说：“那俺以后给更可怜的人，还让写你名字。”第三位也是一位大爷，88岁。第四位也是一位大爷，癌症，躺在炕上。第五位是一位叔叔，69岁，身体还好，第六位是一位婶子，67岁。除了在外面的两位年纪还小的爷爷和叔叔，在村里和我父母一辈的老人，只剩下了我母亲和他们。
再去看望姑姑，她是父亲唯一的妹妹。去看望妗子，是母亲娘家唯一的嫂子了。小姨和姨夫虽然有些慢性病，可都很好。尤其是小姨，她和我母亲兄妹五个，现在也只剩下了她们姊妹俩。母亲和小姨的感情很深，姐妹俩三天不见，就你找我我找你。对此，我从内心感到安慰。也常对弟弟说：“有小姨，咱娘就是有福！她郁闷了有人说话，不高兴了，有人解劝。遇到问题了，有人出主意。”这种相依为命，是血缘的联系，亲情的造化。我也时常对小姨说：“咱家里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和俺娘，就是俺最亲的人！”有时候带小姨和母亲出去游览，我出钱，每次回来给她带东西，买药，小姨说过意不去。我则说：“俺爹不在了，你不仅是俺小姨，还相当于俺爹！俺怎么对你，都应该！”
活着是一项“减肥运动”，所不同的是，减掉的都是心中所爱与恩人，剧烈的疼痛一次又一次在时间中发作。用心珍爱和善待，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无法阻止，也无法真正地挽留。现世多么美好，可只有一次。很多时候，我对那些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和父母身边的人，有一种天然的敬意。因为，他们懂得人生相伴的意义，尤其是亲人。一个人在城市哪怕是异域国外再怎么安逸和畅快，可最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的，很大程度上只有自己的父母。
大年夜，一家人聊天，我给母亲、侄女儿、侄子发红包。我喜欢这种感觉。有朋友说我家族观念重，我也承认，更愿意那样去做。在当下的中国，重新乡绅传统和家族伦理，当是必要的。尽管乡绅和家族的传统中有很多的弊病，可对照当下的乡村现实，就会发现，在乡村“当政”，即代表村民与上级沟通的村官，很多缺乏相应能力素质，甚至，成为了乡村不平等以及矛盾冲突的根源。2018年，弟弟在修整自己名下一片土地时候，遭到了同村一个堂弟，伙同几个地痞的暴打。这片地，按照1980年村里包产到户的合约，属于我们的荒坡。但在十年前，村党支部的副支书，也是同村的一位堂哥，仗势强行成为宅基地，可他又转卖给了带人打我弟弟的堂弟。
也就是说，当年的村副支书再没有取得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强行施工，并私自转卖给他人，因此导致了弟弟和堂弟的纠纷。而连任近20年村支书在调解中，居然罔顾事实，不看任何证据，偏袒对方。就此事，我也咨询了当地政府的朋友，他们说：“农村事儿，说不清，能和平解决最好，实在不行，出点钱，只要能解决，也是好事。”这类回答，自然有其道理，乡村的现状也如是。但村干部和村中人多势众者所作所为，完全不是息事宁人，保一方平安，而是不断地累积和激化矛盾。乡村的很多矛盾冲突，都是发生在同村家境和实力对等或者一方偏低的两家或者几家当中，同类人群的相互蚕食的“景观”绵延不休。其根本原因，还是文化修养太低、缺乏敬畏感和制度性约束的缘故。在乡村，此类情况比比皆是，普遍性很强，而村官的素质高低与思想觉悟，尤其是道德自律和个人修为，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若是以往，凌晨三点多，鞭炮声就此起彼伏了。可五点多了，还是很安静。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全民认同，传之久远的节日，我少年时村人的看重，是无以伦比的。那时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还没有入驻南太行乡村。大年初一早上起来，没开门之前，要在门口放一颗小型的鞭炮，以此来轰走夜晚聚集在门口的精灵鬼怪。然后开门，在院子里燃放一长串的鞭炮。要是有几座房子，不仅要彻夜开灯，还要在天帝、天帝、灶台、米缸、水瓮、炕根一侧等处点上蜡烛、插上柏香，虔诚供奉各路神仙与祖宗。家人全部起床，洗漱的水要留着（水为财，泼掉就等于新的一年会破财），等天亮才可以泼掉。煮好了饺子，自己先不吃，先端给各路神仙和自己家的祖宗尝尝，还要说话，各位神仙和祖宗的名字都要逐一提到。再端着饺子，去土地庙、猴王庙、龙王庙上香。回来后，家人才可以动筷子。
而现在，对神仙和祖宗的供奉仪式也都取消了，只有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人家，仍旧按照既定的方式，布置和供奉。但这样的人家，与基督教人家相比较，已经是少数了。母亲信仰基督，弟弟一家也随她。我觉得这样不好，又觉得，对于母亲来说，不管哪种信仰，只要她信就好了。凌晨，我起得最早，然后分别在所有房屋院子里燃放鞭炮，再回来洗脸。这种方式完全是小时候形成的。不久，村里也有了鞭炮声，不一会儿，此起彼伏，轰轰然炸响黎明的南太行乡村。
天快亮时候，有人来家里拜年，给我母亲，也给我和弟弟及弟媳妇。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已经是爷爷，还是太爷爷了。说笑之间，蓦然有一种悲凉，令我全身发颤。和弟弟去几位长辈家磕头拜年，才发现，老村里只剩几户人家了，原先人喊马叫的巷道也都被坍塌的房屋堵住了。弟弟说，村里也有很多家在市区或者镇子上买了房子，举家搬走了。有的没了父母，春节前也不回村里来。只有父母还在的，才会回来过年或者春节前后回来看看。人的凋零，是村庄最大的凋零。无论邢台市区还是偏远的山村，其实早就融合了，再将城乡分开看待和论述，肯定不够准确。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精神信仰和伦理道德无所适从，恐慌与笃定总是相互质疑的非常年代，万事万物都在加紧变迁，但又没有确凿方向，旧有的消亡和人为丢弃，却又找不到新的可以补充，更谈不上创造和建立。特别是农村，旧有的人逐年减少，传统文化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终止，正在老去和新生的人，一味向时尚无条件、不甄别地靠拢，这种状态，是当下北方乡村的普遍现象。
全村走遍，磕头拜年之后，大多数聚在关系不错的某一家喝酒，说淡话。我买回的老郎酒和茅台王子酒大致是村里最好的了。平素，村里最好的酒也就是四十块钱的。我猛然发现，尽管北方人的生活是粗糙的，可是农村人的生活更粗糙。不仅酒这种奢侈品，还有饭菜和衣服。母亲说，她上次去武安一个村子赶庙会，一百三十块买了一件上衣，觉得就非常贵了。年龄稍轻一点的妇女买衣服，最多也是这个价格。不仅如此，农村人在思想上也是粗糙的，具体表现在：只要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只要一说话，便当成真理来传播。他们质疑的也只有邻人，最高到村干部。这种思想上的依赖，完全出自农民天性。他们世代恪守民不与官斗的生存信条，愿意一辈子，甚至祖辈都在这种教条中生存下去。对于农村来说，启蒙将是一个长期的努力和过程。而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大肆妖魔化农村，要么把农村作为最后的精神田园。对于农民的思想启蒙问题，他们却一直在王顾左右而言他，装作不知道；即使有，也采取蛮横的态度。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中说：“对精英价值观的拒绝并不是一个包含一切的命题，只有对农民价值观的深入研究才能确定摩擦与调和的要点。”对农民的教育或者改造，绝不是行政命令完全可以奏效的，即使精英的书本铺满乡间，倘若没有切中农民价值观的要害与“软肋”，那也是徒劳的。
喝酒时候，我说到两个现实问题，沙河市乃至邢台县西部山区，山坡基本上已经被板栗树“蚕食殆尽”了。农民在栽种板栗树时候，普遍采取刨坑成坪的方式，铲除掉周边的茅草、荆棘和树木，目的是便于板栗树生长。一般来说，最多3.5米间距一棵。如此多年来，整个山坡都变得松软。板栗是带来了经济收益，可是，植被的严重破坏，使得山区的水源几近枯竭。再一个，是周边都开设了旅游区，唯独沙河市西部山区空白。这里并不是没有什么旅游资源，明长城，张三丰修行处，状似佛陀、鸡、狗、猴子、五指，以及建于明代的庙宇、奇峻的山谷等等，整体开发的话，一则是临近的武安邢台各个旅游区相呼应，二则可以解决农民就业和经济来源问题。再者，多年封山育林之后，如果鼓励农民进行猪牛羊和放养鸡的养殖，是不是更可以带动这一带乡村的经济增长，以及文化建设与精神培育呢？
对于我的说法，众人嗯嗯，觉得有道理。有的说，这个事情，光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够，如果政府牵头，那么，肯定是一件大好事。还有的说，板栗树的栽种，对水土流失确实破坏很大。可没有了板栗树，咱们这山仡佬儿里，又能拿啥换钱呢？对此说法，我也只能低头不语。因为，我毕竟不是富豪，更不是官要。记得开车回家路上，看到202省道和褡石公路两边竖立着许多牌子，上写“经济强市”“板栗之乡”“美丽太行”等等高大上的牌子和标语。位于路边的房屋墙壁上，画着诸多美丽神奇的图画，配以生动的解说词。我依稀记得有报道说，2017年夏秋之际，在这条公路上进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骑行太行”活动。
模式照搬已经是当下乡村和城市建设发展的“痼疾”所在，如何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做好地方各项建设，是一个平常却又显得高深的问题。记得古代的清正官员，每到一地任职，都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施政。如苏东坡在杭州浚治运河，在惠州打井等等。从中国的传统来说，造福于人，尤其是更多的人，其实是一件荫及后代、泽被众生的大善之事。即使到现在，也应当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领导干部为政一方的基本情怀。
大年初二，早上起来，在日光的带领下，登上家背后的山顶，环目四望，似乎看到了整个北方的冬天，远山发黑，草木本色，红色岩石与危崖裸露出来，盘山的道路蟒蛇一般蜿蜒去远。尽管年还没过完，就有人在修剪自家的板栗树了，一身灰土，但神情里充满了收获的期待。公路上，各种轿车和越野车川流不息。村人说，这些年来，几乎每天，公路上都是车辆，去往武安、邢台县西部山区旅游。村里有人说，这样的旅游热潮，咱们这里也开发的话，（和武安、邢台的旅游区）距离这么近，一定也有很多人来。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再不要十年时间，乡村会再度成为人们理想的栖息地，即使城市同样人满为患，但回归田野，享受自然的宁静与各种没经过加工的“赐予”，肯定是人人希望的一种生活。世界乃至万物万事，其本身都带有某种激进型和回撤性。实际上，人类一直在两极或者多极的状态下回返往复，此消彼长。即使将来可以移民其他星球，只要DAN和脑细胞等等基本的东西没有，这种情形肯定会持续下去。正如《克里希那穆提作品精选：人类的未来》一书中说：“‘人类的未来会怎样？’如今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现代科技显然已经为毁灭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我们一起探讨的过程中，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这种状况最终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普遍混乱的心智状态，而这一点自人类有史以来，甚至或许在更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我觉得才是人类的可贵之处，也保持了人类基本的情感思维的连续性。
初三早上，去姑姑家拜年，再去妗子和小姨家。这些最后的亲戚和长辈，我格外的珍惜。去三表哥家拜年时候，我忽然发现，她家里的食用油居然是转基因产品。这令我惊诧莫名。回到自己家，发现也是。包括一些亲戚过年时送来的，都是清一色的转基因油。再去各个小卖部，陈列的大多数也都是转基因油。我询问了几家小卖部老板，他们说，这些油在咱们这里很普遍，因为便宜，买的人多。
此时我才觉得，商人有时候比地方管理者更懂得人心。乡村人群收入低，一件货物便宜五毛钱，村人都以为是给了面子，占了便宜。而转基因油，却因此在乡村获得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回到家，我提起吃了只剩下半桶的转基因油，丢在了门外，并对母亲和弟媳妇说：“再不要吃这类油了！一定要买标明为‘非转基因’的。”母亲不识字，弟媳妇平素也不怎么在意这类事情。我又专门对弟弟说：“你以后要负责买油，实在不行，我从网上给你们买！”
农民的自我“不察”以及“可欺骗性”，在目前，至少是一个“明目张胆”的问题。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如果从源头追溯的话，也不能说商人们如何得见利忘义，只能说：人类每一项科技新成果的诞生，必然要找到合适的“试验场”，以观后效，便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惜的是，在转基因食品上，虽然说我们人人有份，可农民且一直被蒙在鼓里且乐此不疲。这就有了悲剧的意味。而且与鲁迅笔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人群的悲剧如出一辙。
“破五”之后，到处都是上工的人。马路上的车辆照例很多。劳作的和休闲的，外地和本地的，在春节后的乡村，成为两道默然不语的“风景”。初六晚上，和母亲、小姨和弟弟讨论了一些家事。这种行为，是我多年来回到故乡的惯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但它们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比如婆媳关系、孩子们读书，与邻居争议荒坡和田地……这些，基本上是农民家庭的“核心大事”。我是有心的，且是长子，但面对一些问题，还是觉得无能为力。好在，现在的飞机和高铁很方便，从成都回到家，也不过七个小时。弟弟开车载我出家门时，心里忽然又涌起一片空茫。我知道，它们比雾霾还要冗杂沉重，也更像血缘一样细致柔韧且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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