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和王先生结婚时间不长，就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2层。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
1986年4月26日凌晨，我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
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7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
不止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15到20分钟。”我见到了他，他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了……
我问他：“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你要照顾孩子。”
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要乘飞机去莫斯科治疗，我想给他拿些换洗的衣服，当我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
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她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问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問。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
我的世界缩小到只有他。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她告诉我：“有些病治不好。只能坐在一旁，执手相抚。”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没动的东西只有钱。他们给我一件病号服，换掉了我的衣服。
我不能拥抱他，但是我可以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在完成骨髓移植后，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个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
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为他做所有的事。
只要体力允许，我就24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又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只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啊，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8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接下去——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8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15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3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栋招待所都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辐射医院——14昼夜……14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那时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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