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眼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待得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儿。他戴顶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其他国家旅行。钱花完了，他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很多人要去欧洲，觉得我在欧洲待得较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些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地被克服。

　　有人好几年都在问我，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

　　“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

　　就像写《裨海纪游》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他们就在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写《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那里的气候。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认为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

　　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行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行。

　　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叫作“家徒四壁”，他们连壁都没有。

　　我老觉得我还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写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就行。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靈麻木。你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叽喳的小鸟？

　　就从这个简单地改变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