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达到人生巅峰、只有36岁的保罗·卡拉尼什,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最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于是,我去找我的保健医生。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36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很多医生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手机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一種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的,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等工作强度降低,我的背痛也会减缓。
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175磅急剧跌落到145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我和妻子很早就安排好去度假,到纽约去找几个老朋友。我对自己说,如果最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接近最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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