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亚丽

　　高三开学第一天的自习课，教室门推开了。两个男生，一高瘦一矮胖，抬着一张课桌走了进来。后面是我们的班主任，搬着一把椅子。胖男是隔壁班的，瘦男不认识。大家意识到高瘦男生是新来的，只是迷惑为什么那么高的个子还要人帮着抬桌子搬椅子。班主任径直走到我旁边：“给你安排个同桌，以后你多照顾照顾他。”我点头，但心里还是掠过一丝抵触，这么大的个子还要我照顾他，而且，我不喜欢这位男生走路吊儿郎当摇晃的样子。

　　老师安排完就先走了。那位男生左看右看，一副不认生的样子。看完，他带着一脸“坏笑”，朝我借抹布，我不情愿地給了他。他是用左手接的抹布，又用左手擦的桌子，然后又用左手把书包放进抽屉。“左撇子！”我在心里给他定了标签。然而，等他坐下，又用左手掏书包时，我才忽然发现，他右边的袖管是空的。强大的怜悯瞬间充满了我的内心，并迅速掩盖了之前的一切反感。我主动帮他把书打开，把老师当天讲的内容指给他，最后还帮他打了一杯水。

　　他没说谢谢，相反是满不在乎地晃着脑袋笑了笑。我没有责备他的无礼，因为他的空袖管，因为我大脑里储存的那些身残志坚的坚强人物的事迹，我觉得他也应该是好孩子。

　　但是，我错了。他安静了没两天，就开始捣乱。上课时，他总是故意拿脚踢我的凳子，我不理他，他就继续踢。对此，我忍了，第一是担心影响大家上课，第二还是因为他的残缺，觉得要包容他一些。然而，他得寸进尺，开始大范围影响我——私自翻我的书包，藏我的作业本；在我坐下时用脚挑走我的凳子；在我写字时，给我晃桌子。我忍无可忍，找老师要求换座位，老师的确也接到了不止我一人的告状，在对他进行三番五次教导无果后，把他一人安排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从我身边搬走的时候，他瞪了我两眼。

　　我以为我可以安静了。但，没有。他开始更加疯狂地捣乱——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个跑到学校的蒸箱旁抢走我的饭盒，然后拿到教室，要不抢着吃掉我的午饭，要不就是打开向全班同学示众：“吃这么多，怪不得那么胖！”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说辞。

　　同学们觉得我可怜，鼓励我再去告状。我忍着，一天，两天，然后在一星期后，终于被激怒了。在他又一次嘲笑我吃得多的时候，我直接就把饭扣到了他面前，溅了他一身，并且搭配了有生以来最爆裂的语言：“再胖，也比你完整！”

　　他先是被反常的我吓到了，继而立刻跳起来，开始爆粗口，我怒视着他。在他要拿唯一的胳膊袭击我时，我“噌”地跑出教室，奔到了办公室，然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老师面前大哭了起来。

　　他被叫家长了，同学们提醒我日后要小心他。我想告诉父母，但又怕他们担心，便自己忍着提防着，紧张学习的状态上又多了一份恐惧。

　　他没有再用行动对我捣乱，只是在我经过他时，小声地损贬我，而我，用沉默与之对抗。

　　高三感觉过得特别快。在高考报名的时候，老师专门给了他一张纸，上面是对残疾人参加高考的一些限制。我下意识地看了他，看见他将内容看完后，脸上涌起了巨大的悲凉和失落。我叹一口气，想去怜悯他，但随即又被厚重的仇恨淹没冲毁了。第二天，他没有来上学，第三天，还是没来。老师说，他说什么都不参加高考了。后来，听说他开始跟着一帮社会青年到处混。同学们说他“完了”，而我，则明白了一件事——身体的残缺不算真正的残缺，内心的残缺才是真正的残缺。不懂得自爱，别人也无法爱你！

　　就这样，在20多年前，在最紧张的高三时代，我独自经历了一场恶战，证明那个年代的我，一个女生，还足够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