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中旬，利比亚班加西爆发了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此后的几天，骚乱和流血事件不断升级，不法分子开始对外籍企业进行“打砸抢”。局部暴乱很快演变成内战，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战火突发
纳努特省，距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约230公里，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7300套住宅及其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分布于该省的提季、卡堡等6个规划新城区，1000余名中方员工分布于各工区，项目现场指挥部坐落于提季。
2月19日，项目部驻的黎波里办事处接到大使馆的紧急通知，被告知利比亚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要求做好安全防范，任何人不得外出。项目部立即成立了现场工作小组，并实施各项应急措施。
2月21日傍晚，提季地区下起大雨，寒风刺骨。项目部首席阿语翻译杨国文刚和国内通完电话，手机又响了，听筒里传来门卫吼叫的声音：“快跑！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手持棍棒向这边来了，大概100多人……”杨国文立即通知大家按照应急预案撤离。
现场指挥部是由彩钢板搭建起来的临时建筑，包括办公区和住宿区，一共5000多平方米，共有200多名中方员工。大家抓起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向着200米外当地分包商的驻地跑，没跑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当地分包商的驻地是永久性建筑，庭院四周的围墙有3米多高，因此被项目部定为紧急避难场所，并提前在这里储备了大量的食物和水。这伙暴徒很快追了过来，不停地喊着，吹着口哨，敲打着大门。
暴徒試图把项目部的汽车开走，但没有钥匙，他们就把车窗砸碎，像电影里的偷车贼那样碰几下线路、打着发动机开走，每开走一辆车他们就高声欢呼。
几十名中方员工手里握着事先准备的木棍，站在大门两边和围墙下，每隔数米就设有一岗，防止有人翻进来。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大约晚上11点，外面的喧嚣渐渐停止，突然有人喊道：“你们安全了，出来吧，坏人已被赶走。”
项目现场经理蔺东飞和杨国文等人再三确认后走出驻地，看到了当地部落长老和村民，足有几十人，他们手里也有枪支和棍棒。原来，在中方员工撤往分包商驻地时，项目部的利比亚保安和司机立即前往当地部落求助，长老听说后马上带着村民赶来，驱散了暴徒。
长老说：“刚才那伙人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还有些社会上的混混，不用害怕。但反政府武装随时会来，我们只能在这里保护你们一晚上，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当大家返回到办公区后，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房门、窗户和办公桌椅都被砸坏，满地的碎玻璃和纸屑，电脑等办公用品都被抢走。炮火、暴徒、流血，这些电影里的场景，此刻却真实地出现在眼前。
在部落长老和村民的守护下，这一晚，大家睡得还算踏实……
临危受命
2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了我国驻利人员全部撤离的指令。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对在利中资公司进行了区域划分，计划分成东、中、西、西南4个区域撤离。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被指定为西区撤离的总牵头单位，协助西区11家中资公司12000多人从突尼斯边境撤离。
担任西区总牵头单位，这份责任可谓重大。为了探明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蔺东飞主动请缨：“我去吧！”他和自告奋勇的杨国文一起，高价包了一辆出租车出发了。
巴达尔、焦诗、吉米里、祖瓦拉……汽车驶过一座座城市，炮弹的轰鸣声不时响起，沿路可见被烧毁的坦克和军车，每隔几公里就设有路障和安检岗哨，民兵、当地武装、军人手持冲锋枪在关卡驻守。
走了大概30公里，在距离焦诗镇5公里处，他们途经一个关卡时被拦了下来。司机停下车，一伙民兵看到车上坐的不是本地人，马上将蔺东飞和杨国文从车上强行拽了下来，收走了他们的护照和手机，并将他们关到了不同的拘留室。
杨国文用阿语和民兵队长再三解释：“我们是中国人，是来帮你们建房子的，我们的项目就在纳努特省，他是我们公司的领导……” 杨国文一边说着，一边给他们翻看手机拍摄的项目照片，反复解释了大概15分钟，民兵队长仔细查看了他们的护照，才将他们放了出来。
刚出拘留室，蔺东飞的手机就响了，是妻子从国内打来的。“东飞，利比亚很乱，你现在还安全吗？”蔺东飞故作平静地说：“我还好，你放心吧。”“东飞，咱啥也不图，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好，办完事我马上回家。”蔺东飞挂掉电话，已是泪流满面。
前面是什么情况？这条路还安全吗？想到肩上的责任，蔺东飞和杨国文再次踏上征程。一路上走走停停，通过了几十个关卡，总算还顺利。后来，他们来到距离突尼斯边境36公里处则里腾镇的一个关卡，这里有20多名政府军士兵把守，路中央停着一辆装甲车。蔺东飞和杨国文接受例行检查之后，走过关卡，看到几十米外有个厕所，便走过去想方便。
经过一棵大树时，突然从树后蹿出来三名蒙面歹徒，他们一人持枪，两人持刀，威胁蔺东飞和杨国文站在原地举起双手。歹徒对他们搜身后，拿走了手机和现金，随即逃往附近的村庄，很快就不见了。
两人回到关卡，杨国文向驻守的军人报案，说话时声音有点大，情绪比较激动。恰在此时，当地部落的长老开车经过，听到杨国文的话，就要求关卡的军人去抓捕歹徒。
不一会儿，长老和军人就回来了，他们抓到了三名抢劫者，搜到了两部手机和现金，还给了两人。
一路上几经波折，但都化险为夷，蔺东飞和杨国文终于抵达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地区，摸清了西区人员撤离路线的治安状况，探索出了一条陆上“生命线”。后来，中区撤离人员由于原定路线被阻断，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离开利比亚的。
成功撤离
早出晚归，400多公里的往返路程竟用了近12个小时，蔺东飞和杨国文回到提季现场指挥部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项目部第一时间向大使馆汇报了西区撤离路线，并通知各中资企业，要求第二天天亮开始撤离行动。此时，在首都的黎波里，葛洲坝人同样为大撤离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大使馆统一安排，在利的中国妇女、儿童将搭乘第一班包机回国，飞机计划于2月24日从的黎波里机场起飞，但在办理通关手续时，由于部分人员丢失了护照，利比亚海关不予放行。经过反复交涉，海关最终同意只要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开具相关证明，便可给予无护照放行。可是的黎波里晚上6点后便实施宵禁，夜晚出门非常危险，谁愿意去大使馆取回证明并送到机场？
“我去吧！”项目部驻的黎波里办事处总会计师孙世临，想也不想，做出了与蔺东飞同样的选择。很快，孙世临就和司机出发了。
当晚，街道上很冷清，呼啸的大风更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大使馆距项目部办事处不远，孙世临顺利地拿到了大使馆的函件，然而去机场的途中却十分惊险。一路上，他们多次遭遇歹徒持械抢劫，幸亏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对路线又十分熟悉，要么加速冲过拦截点，要么一看到有人拦截便绕道急驶，最终顺利将函件送至机场。就这样，第一班包机准时从的黎波里起飞。
2月24日清晨，葛洲坝集团利比亚项目部组织首批3000余名西区撤离人员，乘坐由水泥车改装的平板车，浩浩荡荡地沿着蔺东飞、杨国文打通的“生命线”出发了。近百辆工程车组成的车队，从头到尾足有5公里长。每一辆车上，都有中方员工站在车顶，几个人分别握住边角，高高地托举起中国国旗，国旗随风飘扬，显得格外醒目。
200多公里的路途，每一个关卡都顺利放行，当大家安全抵达利、突边境拉斯杰迪尔口岸时，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原本以为只要到达边境就能够撤离，没想到利比亚边境规定只有持有护照的人才能够通过，但连日的暴乱，使得大部分人的护照都已丢失或被烧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滞留在边境的同胞越来越多，场面也越来越混乱。寒冷、饑饿、困乏侵袭着所有人，不安情绪迅速蔓延，有人开始哭着给家里打电话交代后事，心理状态接近崩溃边缘，撤离队伍随时都有失控的危险。此时的蔺东飞有护照在手，原本可以撤往突尼斯，可他选择留了下来。他一面极力安抚大家的情绪，一面和大使馆联络，同时与利比亚边境沟通，商量解决办法。
为了办理通关手续，项目部组织了精干的队伍开展工作，他们在边防军警的枪口和坦克的炮口前，往来于大使馆与各个中资公司之间，穿梭于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线上，将最新指示和撤离信息及时传递给各单位负责人，保证了队伍的稳定。在这样的努力下，虽然情况艰难，但滞留人员未发生一起内部骚乱和冲击边关的事件，所有人员全部安全过境。负责撤离的国家工作组领导由衷地赞叹：“葛洲坝集团的组织管理非常到位，在这次撤离中真正起到了央企主心骨的作用！”
3月1日，广州白云机场上，随着飞机平稳落地，蔺东飞听着身旁同胞们发自内心的欢呼，看着飞机外欢迎他们的人群的笑容，他心情激动——他和同事们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带着同胞们安全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陈明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