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磊

　　我从外面采访归来，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刚刚坐定，便被主任叫进去，告诉我一个新闻线索，一个三岁的女孩被精神失常的母亲扔进了热水里，烫伤严重，在××医院。

　　说真的，那时候我对这类事情已经有些淡漠。我接到这个新闻线索时，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工作去看。

　　我来到那家医院，走过大厅，穿过一条平整的草坪中的小径走进了住院部。

　　一边的医生喊了一声坐在走廊里的男子，我才注意到了那个憨厚的男人。他便是小女孩的爸爸。

　　有时候朴实的男人会有些麻木。我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没有从他的眼里看到焦虑和紧张，只是一笑，便带着我走进了病房。

　　我看到了那个女孩。很瘦小，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她没有哭，也没有笑，一动不动，静静的，一双眼睛很亮很黑，偶尔眨一眨，看着四周的人包括我。她身上已经包扎好，厚厚的棉纱将她的胸口遮挡住了。女孩的父亲跟我说，要不要看一下伤口。我摇了摇头，我怕我支撑不住自己的悲伤。

　　突然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新闻选题，一刹那，我被这个女孩深深地戳了一下，刺痛。这里面还包括她父亲憨厚的笑容。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老实的男人，在我的面前几乎不能将整个事情说完整。还是医生一点一点地告诉我，女孩的妈妈是智障，烧了开水想给女儿洗澡，结果导致女儿身体的22%皮肤被烫伤，而且都是3度创面合并深度感染，并发贫血、低蛋白，体重只有9公斤。

　　医生说，来的时候胸口的溃烂伤口看得见骨头，现在急需做植皮手术，医生说手术费还差1万多元。我再度接触到女孩的眼睛，差点没有落泪，那一刻我决定尽我的能力去帮她。

　　那天回到报社，我写了一个头条新闻稿，向全省的朋友呼吁，期望大家能关注帮助这个女孩。谢谢所有的热心市民，一天多的时间，手术费便全部凑齐了。第三次我去的时候，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拿了一些钱给孩子的父亲，让他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我再去看那个女孩，女孩依然不言不语，不哭不闹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丝凄惘的孤单。

　　当我离开的时候，医生却告诉我，孩子还需要三万多元的费用，当时我觉得很意外，不是说费用已经够了吗？医生没有正面回应我这个问题，只是说，记者，你再向市民们呼吁一下吧，一万多块钱都能捐到位，三万多块应该没问题的。

　　我有些震惊，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我该怎么说呢？说你作为院方应该想想办法为孩子做最大限额的免费，最大能力的帮助吗？而市民呢？我需要去继续呼吁吗？那么我这是在做帮凶还是在做帮助？

　　后来我回到报社，和领导汇报了整个过程。领导说，手术做了吗？我说，做了。

　　领导说，那就算了吧，市民的捐款也要用在刀刃上，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要为每一个捐款的人负责。我点了点头……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想起这个女孩，和那双凄惘孤单的眼睛，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这件事我做得对不对，我依然受着良心的谴责。

　　这一切都困扰着我，令我不忍想起。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到底对不对？比如你在地铁里看到乞讨的人，该不该给他们零钱？他们如果是骗子，你是不是助长了骗子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网络上募捐，你要不要去帮助他实现梦想？如果你帮助了，会不会助长他不劳而获的想法？

　　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主宰的，我们只能去衡量我们自己的内心。也许只能做好自己，做到问心无愧，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能去做的。其他的，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