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甫生夫人刘璇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她和谢甫生相识于革命，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们双向奔赴、不离不弃，甘愿赴汤蹈火，用行动诠释“患难与共”，用革命演绎最美的爱情。

　　家成了北方局地下党联络站

　　刘璇参加革命前叫刘柏年，她参加革命是因为父母是一对革命老人。

　　刘璇的父亲刘永清，是山东省邹县的一个农民。1915年，刘璇出生在山东邹县。8岁的时候，一场洪水将父母辛劳一年种的庄稼冲得干干净净。为了活命，乡亲们纷纷离乡背井逃荒闯关东。万般无奈的父亲，冲着颗粒无收的祖辈留下来的庄稼地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后，拉着妻子和女儿随着逃荒的队伍闯关东去了。他们一家人先到了东北辽宁抚顺，父亲在一座煤窑上当苦力，但是没过多久，煤窑就垮了。虽然没有被砸死在煤窑里，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是父亲望着塌窑后烟尘弥漫的煤窑，心中一片茫然，不知道全家人以后的生路在哪里？东北呆不下去了，一家人你拉着我，我扯着你，又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了天津。

　　到天津后，刘永清在有钱人家办的饥民施粥棚帮助烧火熬粥干杂活儿。人家看他干活勤快，又干净利索，就雇他烧火煮粥，每天总算有碗粥喝，全家人不至于饿死了。就这样，他们在天津暂时住了下来。施粥棚的活儿干完之后，刘永清在天津打短工、卖报纸，为一家人糊口，刘永清到处找活儿干。母亲冯氏明给人家洗衣服、缝补衣裳。夫妇俩勤扒苦做，在天津租了个小房子，这回总算有了一块安身之地，后来在天津又添了刘璇的两个妹妹刘松年、刘寿年，全家就在天津长期留了下来。

　　1934年，北方局地下党准备在天津寻找合适的地点做联络站，刘永清的家租住在天津英租界达文波路阜昌里，是英租界里的平民区。这个家庭不但是劳苦大众，又是从山东逃荒来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看上了他们的勤劳、善良和淳朴。1934年底，经过地下党的周密调查，天津特科地下党员杜向庭走进了这个家庭。杜向庭同刘璇的父亲刘永清见面交往后，谈得很是融洽。

　　刘永清秉持了山东人的耿直、仗义，又加上他家是外来逃荒户，在天津没有任何亲属，社会关系简单。家里除了不识字的妻子冯氏明外，就只有3个未成年的女儿了。另外，刘永清家里秉承老辈儿山东人的封建规矩，3个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样的家庭不容易引起外人和特务的注意。

　　经过考察和筛选，刘永清家的各种条件都符合北方局地下党联络站的要求。更巧的是，刘家只有里外两间小屋，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几平方米，两屋相通，而且每间小屋对外的门分别对着南北两条街道，来人出入方便，如果做地下党联络站，机动灵活性很强。

　　综合考虑后，北方局地下党最终选定把刘永清家当作地下党联络站，由杜向庭做通刘永清的工作。刘永清听杜向庭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就立刻爽快地答应了。

　　联络站建立以后，杜向庭就搬到这个家里来办公了。杜向庭与他们吃住在一起，刘家每天以棒子面为主食的生活，杜向庭一点儿也不感到苦，他与刘家人相處融洽。后来，特科地下党员唐则民也来到刘永清家。

　　1935年，刘璇认识了刚从上海疏散到天津特科工作的谢甫生。而1934年，在认识谢甫生一年前，她就与杜向庭、唐则民一块从事天津特科的工作了。

　　贵族学校的旁听生

　　刘永清一辈子只有三个女儿，对大女儿刘璇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她能像儿子一样撑起这个家，就想把她送到学校去读书。但是家里这么穷，哪有钱去读书呢？刘永清买了两盒槽子糕（蛋糕），送到他认识的一位贵族学校的老师那里，希望老师跟学校说说情，不收学费让刘璇当个旁听生。老师见到小小年纪的刘璇乖巧、伶俐，很向往上学，就动了恻隐之心，跟学校通融后，学校破例允许她不用交学费。就这样，刘璇在这所贵族学校里幸运地当上了一名旁听生，但是因为不是正式生，体育课是不允许参加的。刘永清的另外2个女儿，因为都没有上过学是文盲，嫁人成家后当了家庭妇女，一直住在天津。

　　刘璇后来回忆道，这个学校里都是富贵人家的少爷、小姐，大部分学生都是由车夫用黄包车接送上下学，还有的同学是由私家小轿车送来上学的。因为是贵族学校，要求穿统一的校服，女生还要穿校裙。

　　刘永清是进城不久、土生土长的山东农民，旧时封建的意识还很顽固，思想完全不开化，他接受不了这种西式的校规。刚上学时，刘璇不能像其他女同学那样剪时髦的短发，母亲给她梳了一条山东农村女孩的大辫子，上面还缠着一大截红头绳。刘璇后来形容自己当年的头发，梳得就像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样。

　　刚上学时年纪小，刘永清不放心她一人去上学，每天上、下学都是由他背着去学校和回家。而且，因为看不了自己的女儿穿校裙露着腿，在刘璇出校门时，刘永清都要带着家里的长裤，让刘璇在校门口换上再回家。刘璇脑后拖着一条了红头绳的大辫子，在校裙里套着长裤子，这种土里土气、与众不同的发型和装束，必然会引起贵族学校阔少爷、娇小姐们的歧视和耻笑。

　　但是后来，同学们就笑话不起来了，因为刘璇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们也越来越喜欢上这个坐在后面小板凳上旁听的、使用别人用过的旧课本读书的小姑娘了。因为学习成绩比不上刘璇，慢慢地，同学们也就不再嘲笑看不起她了。

　　刘璇回忆说，父亲经常对她讲：“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们穷要穷得有志气！要比咱就比学习，一定要把书读好。”小小年纪的刘璇，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这些话，她知道父亲送自己来读书有多么不容易。她每天刻苦读书，用默默无声的不懈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也终于改变了大家的世俗看法，并渐渐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

　　利用桂系军阀电台与党中央通讯

　　父亲又让刘璇拜师，向住在他家的特科地下党员杜向庭学知识、学文化和学习革命道理。杜向庭给刘璇讲解世界上为什么有富人、穷人；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翻身求解放的政党；讲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在地下党的指引下，1935年，刘璇正式参加了天津地下党特科联络站的工作。虽然仅仅是站岗放哨、保管文件，但是她干得非常认真。1935年，刘璇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这一年，谢甫生从上海特科撤退转移到了天津特科。随后，关于谢甫生的故事，就越来越多地传到了刘璇的耳朵里，刘璇对他钦佩不已。

　　后来，她与经常来她家的北方局地下党联络站开会、联系工作的谢甫生相识了。他们从相识到互相了解，刘璇对谢甫生由敬佩到信赖再到爱慕。1936年，刘璇与谢甫生结为伴侣，直至终生。

　　1936年，谢甫生发展并借用天津桂系军阀刘绍襄的电台为我地下党服务，刘璇被组织任命担任天津秘密电台的译电员。1936年，经过刘璇译电，从天津设立的这部秘密电台，把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了延安，这不仅沟通了当时在北方局负责工作的刘少奇与党中央的联络，而且对我党的抗日斗争及推动国民党地方进步势力进行抗日，都起了重大作用。

　　据了解，这个电台抗战时期也一直与延安保持通讯联系，是白区极少数没有被敌人发现破坏的电台之一。当时，刘璇发电报，接电报的是康生等人。

　　革命伴侣，夫妻情深

　　艰苦的革命环境，培育着忠贞的爱情。抗战时期，刘璇追随丈夫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是母亲冯氏明从天津亲自送女儿到根据地去的，老母亲还清楚地记得，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她们是骑着组织派来接她们的小毛驴进去的。

　　在根据地，刘璇先上了民主革命中学，后又上了抗大，抗大毕业后又考上了白求恩医科大学。

　　1942年冬，劉璇借学校放寒假之机，赶往300多里外的平山县探望丈夫。当夜，久别重逢的喜悦使他们久久无法入睡。他们谈论着过去，畅想着未来。谢甫生兴奋之余，写下了刘璇久难忘怀的一首诗：

　　月光透过柔嫩的柳梢映上窗棂

　　夜色深深

　　窗内是两双凝望月光的眼睛

　　向往着，向往着

　　向往着革命胜利的黎明

　　刘璇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就随部队医疗队转战南北，从事抗日战争的战地医务工作。在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刘璇经受住了长期残酷战争的洗礼和考验。她曾回忆，在一次行军途中，没有水喝。为了活下来与鬼子继续战斗，实在渴极了的刘璇和医疗队的战友们，就喝接下来的马尿。还有一次，医疗队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一个山村里，突围时，不少战友都牺牲了，只有她和少数几个人活着冲了出来。

　　1944年秋，刘璇正怀着大儿子小贝，她和丈夫随部队在山区行军路上遭遇到了日寇，双方交战十分激烈。打退鬼子以后，此时的刘璇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追不上快速行军的大部队，谢甫生安排警卫员陪着她在后面行军。渐渐地，他们与大部队走散了。正在这时，一股日本鬼子兵追了上来。

　　在过去行军途中，刘璇曾亲眼看到路旁，被日本鬼子在“三光”政策扫荡时杀害的中国妇女的尸体。有一个怀孕妇女被杀害后、她的肚子被鬼子剖开，死去的孩子被日寇用刺刀挑了出来扔在母亲尸体旁边，惨不忍睹。这帮毫无人性的日本畜生，就是这样残害我们无辜老百姓的。

　　绝不能让鬼子抓到活的！这是刘璇当时的决心。为了不拖累年轻的战友，她说绝不能当俘虏，催促警卫员赶紧用枪把自己打死，让他去追赶前面的部队。警卫员哭着说：“首长让我保护你，要死咱们也要一起死。”眼看鬼子就要追上来了，刘璇说：“我们一起跳悬崖吧，绝不能被鬼子活捉。”老天有眼，此时，前来支援的队伍及时赶到，把鬼子打退了。

　　后来，刘璇经常用这些亲身经历教育孩子们缅怀先烈，革命来之不易，绝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战争中，她又跟随丈夫奔赴东北战场，是安东本溪湖野战医院的军医。全国解放后，任沈阳马路湾东北军区陆军总院的眼科大夫。1953年，夫妻双双从东北调至北京海军工作。刚来北京时，刘璇一开始在位于北京东四的北京军区总院当眼科医生，后来调到海军大院负责组建海军大院门诊部眼科。从无到有，她克服人员缺少的困难，独立筹办建立了眼科的门诊、药房和住院部。1958年，谢甫生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帅孟奇大姐的电话，让他到中组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随即被调到了外交部工作。刘璇随丈夫到了中国驻蒙古使馆工作了近6年，直到1964年从国外履职结束回国，后又随谢甫生调到家乡湖北武汉工作直至离休。

　　刘璇一生跟随谢甫生辗转国内外，始终是丈夫的忠实伴侣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粒革命的种子，从山东邹县的泥土地里发芽生根，历尽艰辛，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共和国正因为有了无数这样的大树，才使得祖国大地山川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杨豪/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