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至1938年间，谢甫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先后在豫、陕、鄂、沪、津地区开展军运情报联络等工作。1933至1934年，他又不顾生命安危，深入虎穴，打入国民党内部达两年之久。其中的惊险过程，不亚于电视剧的潜伏情节。

　　1938年，谢甫生参加八路军并正式转入部队工作。从此，谢甫生结束了13年惊心动魄、卓有成效的秘密战线工作。

　　董必武：“甫生是当年我最好的学生”

　　谢甫生，原名谢祥荫，1902年8月3日出生，湖北省大悟县人。他是陈潭秋、董必武的学生。那时，陈潭秋、董必武、陈荫林、刘子通等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武汉创办了专为训练革命干部的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27年黄麻暴动的基本骨干大都来自该校。1921年，谢甫生开始在武汉中学接受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谢甫生小儿子谢小罕曾在《回忆我的父亲谢甫生》一文中回忆：“1964年，父亲回到阔别了40多年的家乡湖北，任省政协副主席兼省政治学校名誉校长。在湖北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上，曾留下父亲少年时期的足迹。而最使他难忘的是19岁那年，考入坐落在武昌的私立武汉中学，与董必武、陈潭秋老师度过了三年半岁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新中国成立后，董老多次接父亲去位于中南海的家中谈话，并曾向在座的同志介绍说：‘我有很多学生，其中参加革命的不少都牺牲了。还有一些脱党了，也有一些叛变了革命，至今尚活着并真正革命到底的，恐怕只有甫生同志了。而他又是当年我最好的学生，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父亲对董老更怀有无限深情。董老去世后，他还专程去董老家乡故居凭吊，站在董老的遗物前久久不愿离去，我看见他几次掏出手擦拭眼睛，这种感情直到他去世前还不时流露。”

　　向杨虎城部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1922年开始，谢甫生开始做宣传革命的工作。1924年，谢甫生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这一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0月25日，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举行反直武装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策”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还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此举，不仅赢得了民心，还获得了不少进步学生的拥护。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惨案”后，谢甫生离开学校加入了冯玉祥的部队。此时，共产党正在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同时，为了争取冯玉祥共同北伐，1926年，刘伯坚应邀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重振军威，士气高涨，为后来东出潼关、会师郑州，争取北伐胜利積蓄了力量。

　　当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还得到了苏联援助。冯玉祥的副官陈天秩回忆道：“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冯玉祥派刘骥去北京迎接鲍罗廷来张家口。在土尔沟冯玉祥的办公室，冯玉祥、鲍罗廷经过一天的商谈，顺利达成了苏联对冯玉祥部军事援助的协议。”同时，苏联还派了重要的政治干部乌斯玛诺夫、谢列季耶夫等同志来帮助冯玉祥的部队进行政治训练。刘伯坚、邓小平等同志召集了一批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学员，在城外小学成立了政治训练班。这些学员分成两个大队，由刘伯坚等亲自训练。成绩合格后，再把学员分到各部做政治工作。在这一时期，谢甫生和刘伯坚走得很近，他和同学刘景武还曾在刘伯坚的亲自领导下办墙报。这年秋季，冯玉祥成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后成立了7个中队，谢甫生就是其中一员。学校里有苏联教官，学生用的枪都是苏联的枪。每个队还成立了俄文训练班，谢甫生就在训练班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宗旨，彻底撕掉了伪装革命的遮羞布，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冯玉祥依附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将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原国民军联军中的250余名共产党员集中到郑州，名为“政训”，实为软禁。幸运的是，谢甫生被冯玉祥部前线总指挥鹿钟麟要了出来，在鹿钟麟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河南省委通知谢甫生、昌绍先等随南汉宸去皖北太和驻防的杨虎城部，做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同年冬，谢甫生、南汉宸、昌绍先等从开封到皖北阜阳、太和等地，分别向杨虎城部、高桂滋部的党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与杨虎城、高桂滋两部的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接上了关系。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魏野畴多次与杨虎城谈心，杨虎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继续合作。杨虎城鉴于失败的教训，决心创办军事干部学校，训练下级军官，便委任南汉宸为军校校长，昌绍先为第一教导队队长，谢甫生为第二教导队队长，吴岱峰为第三教导队队长。军校在太和县城一个当铺里正式开学，从校长、教导队长到教员，多数是共产党人，课程设置分为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而且着重政治训练，向学员们讲授革命知识、社会发展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没有正式课本，由校长、教导队长、教官自编讲稿，口头讲授。

　　革命艰难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革命很是艰难，谢甫生看清了国民党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的本质，也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毅然下定决心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由刘子华、朱军介绍，在河南商丘车站，谢甫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此开始了他出生入死、轰轰烈烈半个多世纪的职业革命者生涯。

　　1928年1月，蒋介石派韩振声来皖北杨虎城部逼杨“清党”，并要逮捕魏野畴、南汉宸、谢甫生等共产党人。由于形势急剧变化，一些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1929年冬天，谢甫生终于和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上海有个同志的爱人回家路过开封，他和谢甫生以前曾在一个小组，谢甫生就去找她，跟她要了组织的地址。后来，谢甫生和南汉宸一起去了杨虎城那里。

　　1931年，谢甫生到上海找党的关系，终于按通信地址找到了，是介绍他入党的人刘子华。当时党中央在上海，他在军委情报部门工作，李克农也在上海。后来，谢甫生受命回陕西建立组织，做西北的军政情报工作，以及了解新疆盛世才的动向。谢甫生去陕西后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党的小组，报告密写给上海情报部，并由上海党组织直接领导。当时的情报工作是归聂荣臻同志管。谢甫生在陕西工作，直到1932年底。

　　恰在此时，西安建立的情报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了，主要负责人于大奎供出谢甫生来。蒋介石便下命令，在全国缉拿谢甫生归案。杨虎城把蒋介石秘密通缉令一事立即告诉了谢甫生，叫他赶快离开西安，谢甫生从此由谢祥荫改名谢甫生。

　　周恩来密令：在蒋介石身边潜伏

　　1933，谢甫生奉中央指示，不顾生命安危，深入虎穴，打入国民党达两年之久。在蒋介石疯狂进攻苏区和我军处于极度困难的关键时期，他及时向党传达了蒋介石第四、第五次“围剿”计划，并不顾生命危险，将其中十分重要的情报亲自送到上海中央局，对红军反“围剿”、保卫红军的有生力量起到了巨大作用。此外，他还为处于敌人重兵包围的红25军突围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供了详细的情报。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特委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行动科由顾顺章负责，下设“打狗队”，专打叛徒和特务。

　　1928年，周恩来指示，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号称“龙潭三杰”）打入敌人内部。1931年4月末，顾顺章叛变后，“龙潭三杰”立刻撤出南京政府，我党在敌人心脏、蒋介石身边就没有潜伏的情报人员了，从敌人核心机构来的情报就此中断。

　　1932年底，正是第三次反“围剿”即将结束，第四次反“围剿”就要开始的时期。苏区红军环境艰难，为了保卫苏区、保卫红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急需了解蒋介石最高权力机构的军事战略情报。这时，正在西安进行地下工作的谢甫生，突然接到上海临时中央发来的密函，命令他把手头的工作，包括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地下党情报组织立即交给可信赖的同志负责，在完成交接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谢甫生临危受命，接受了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令。当时，中央宣布了行动纪律：

　　一、到武汉找个可靠的地方住下，不跟任何人、任何党派、熟人来往，不许上街贴标语、喊口号，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直接关系，免于暴露；

　　二、不惜一切代价打入武汉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当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钱大鈞和曹浩森任参谋长）；

　　三、一般情报密信寄往上海中央军委地下党指定地点，特别紧急重要的情报要不失时机地亲自送往上海中央军委地下党联络站。

　　住进了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的家 1933年的武汉，别说要打入戒备森严、特务如麻的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这座神鬼莫测的魔窟，就是想要在武汉居住下来，能闯过“五家联保”这一关，也是困难重重。那时的武汉，国民党实行“五家联保”政策，即一人出了问题，五家同案。性命攸关，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江城。

　　幸好，在这期间，谢甫生的同学刘景武在武昌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机要秘书，专管苏区的军事情报工作和“围剿”苏区的军事作战计划。他与曹浩森是同乡关系，曹浩森对他非常器重和信任，有些对苏区的军事作战计划，曹浩森指定由他起草，然后再送给蒋介石拍板。

　　谢甫生和刘景武相识、相交于冯玉祥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互相敬重对方的才华和为人，是莫逆之交。同时，刘景武为人正直且有正义感，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曾受到邓小平、刘伯坚直接的革命教育，思想上比较进步。

　　中央考虑到谢甫生虽然与刘景武的私人感情颇深，但自1926年在绥远五原会师分别后，两人近10年未曾有过交往，尚不知刘景武的近况如何。加之，此前党中央曾派中央特科的刘子华专程找过刘景武，请他帮助提供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军事战略情报，未料他当场翻脸。所以谢甫生这次见他，请他帮助打入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工作，恐怕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党中央叮嘱谢甫生，此番单枪匹马、深入虎穴，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应变。谢甫生向党中央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按党中央指示精神，不惜一切代价闯进这座魔窟，完成党交代的任务！”

　　在武汉，谢甫生见到了10年未见的老同学刘景武，由于所处环境的险恶和职业上的敏感，他一见到谢甫生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是否还干共产党？”谢甫生也坦诚相待，毫不含糊：“看起来我这辈子与共产主义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干共产党是干定了。”刘景武迫不及待地又问：“那你找我干什么？”

　　谢甫生说：“老兄！我这次从外地专程来找你，想请你在总司令部谋一差事。”刘景武未等谢甫生把话讲完，当即声明：“老弟，你知道我有老婆和6个儿子，我怕杀头，我不能帮你的忙。”为了缓和当时的紧张气氛，谢甫生表示：“咱们就不谈这个吧，我现在还饿着肚子呢，另外也没有住处呀！”

　　刘景武以为谢甫生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就拉着谢甫生进了他的家门，这下可解决了谢甫生的燃眉之急——可以躲避敌人的“五家联保”了。住在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机要秘书的家里，也可以说是住进了保险箱。既然以亲戚的关系住了下来，就要按党的指示做好长期隐蔽工作的打算。

　　为了避免暴露，也为了刘景武一家人的安全，谢甫生深居简出。为了得到刘景武一家人的信任，也为了和这个家庭相处得更加和谐，在日常生活里照顾摇篮中的婴儿和做一些家务事，也在情理之中。时间一长，也真像一家人了，这样也就逐渐打消了刘景武的紧张心态。

　　每当夜深人静时，谢甫生就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向刘景武讲解革命形势，介绍国际国内革命趋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未来，讲述取得革命胜利的苏联，增强他对革命的信心，打消他在思想上的顾虑，鼓励他直面人生，叫他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族危亡，历史不会饶恕我们，更无颜去见列祖列宗！”请他投入到这场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中来，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刘景武也直言不讳地再三道出他的苦衷：“我有老婆孩子，我怕全家遭到不幸。”谢甫生请他放一万个心：“就是蒋介石捉住了我，剥了我的皮，我也不会出卖老朋友。”刘景武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时就对谢甫生有全面的了解，知道他办事光明磊落，说话算数。经过谢甫生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后，刘景武终于被说服为革命工作尽力。

　　传递重要情报，助红25军书写长征传奇 1934年，蒋介石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同几十个军长开会研究，指定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徐海东红25军的作战计划。这个最机密的“围剿”计划专门指定一个参谋监印了几份后，立即销毁了原版，敌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当时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精干部队只有3000人左右，蒋介石用多于二十倍的兵力包围了红25军。蒋介石亲自布置了围剿、堵截、尾追、侧击等详细作战方案，妄图全歼我红25军。蒋介石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了参谋长曹浩森，曹浩森又给了他的机要秘书刘景武，于是这份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绝密文件就到了谢甫生的手里。

　　当谢甫生看到经由蒋介石亲手送上来的“围剿”徐海东的作战计划和五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时，他的心向下一沉，突然站了起来，立刻意识到，这个十万火急的军事情报是中央苏区成千上万红军指战员性命攸关的大事，必须立即通知党中央和徐海东部队。谢甫生连夜摘抄敌人的“围剿”计划，并将五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描绘下来。为了让中央尽快并安全地收到文件，谢甫生第二天乘第一班轮船亲自送往上海党中央。

　　当时，武汉到上海的客轮有四个公司：中国招商局的客轮公司、日本日清公司、英国的太古及怡和公司。

　　这四个公司竞争十分激烈，在武汉同时开船，同时到达上海。身上携带如此重要的机密文件，谢甫生沉着冷静地从汉口江汉码头乘上了英国怡和客轮。在焦急等待中，客轮终于慢慢离岸，驶向远方。谢甫生从武汉到上海送情报，这条水路已经走过很多次了。这次肩负着神圣的重大使命，心情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他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尽快平静下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为了自然，他故意悠闲地阅读敌伪报纸，抽着烟喝着茶。

　　突然，在过九江时发生了敌情，谢甫生仔细一看，特务盯上他了。这时他叮嘱自己，一定要冷静，要不动声色地与敌人斗智和较量，因为这关系着红军的命运。情况万分紧急，谢甫生思考着各种应急措施。因为常走这条水路，他知道外国轮船有治外法权，在英国的轮船上国民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船到南京时，特务下了船但是谢甫生心中是有数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果然，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个盯梢的特务带着军警赶到了码头。幸运的是，船恰好在这时离开了岸边，特务们眼睁睁地看着轮船离岸，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谢甫生思想上非常清楚，险情依然存在，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特务们可以从旱路坐汽车比轮船提前赶到镇江。船快到镇江时，果然不出所料，谢甫生一眼就看到先赶到镇江码头的国民党军警和那个盯梢的特务，他立即沉着地从英国怡和客轮的背面，乘坐一个小划子上了日本日清公司的轮船，并在船舱里迅速地更换了服装，有惊无险地将狡猾的特务甩掉了。

　　原来，当时的镇江码头和全国其他码头的情况完全不同，来往船只不能直接靠岸，轮船只能停在江心，来往的乘客必须乘坐小划子上下船。正因如此，谢甫生才能化险为夷，顺利地将敌人标记着十万火急的“围剿”红25军的绝密军事情报安全及时送到了上海党中央手中。

　　中央苏区派程子华到上海取回这份重要的情报，会同徐海东率领红25军，迅速从敌人配备薄弱地带冲出重围，顺利进行了长征，极大地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胡乔木在写党史时曾纳闷：“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屡遭敌人的围追堵截，备受挫折，为什么徐海东大将的部队却能神机妙算地突围西进长征成功呢？”这背后，有着谢甫生的功劳。

　　谢甫生夫人刘璇在《在蒋介石身边卧底》一文中回忆：“1952年冬季，我同丈夫甫生在沈阳东北军区工作。一天接到徐海东大将和夫人周东屏的邀请电话，约我们全家到大连休假，我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带着孩子们如期赴约。在大连我们全家单独住在徐老安排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徐老给我们派了锅炉工和炊事员，负责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家离徐老家仅5分钟就走到了。甫生和徐老都是湖北大悟夏店人，既是战友又是同乡，住处又离这么近，可以说朝夕相处，无话不说，亲如手足。一天饭后，我们去徐老家，刚一进门，徐老就对甫生讲：‘老谢！你很幸福，你是上了大学，懂得了马列主义真理才参加革命的，而我是参加了革命才懂得马列主义真理的。接着徐老话题一转，对我说：‘刘璇，老嫂子，谢大哥是我们红25军的救命恩人！是老谢从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弄到的“围剿”红25军的军事战略情报，我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突出敌人重围，进行了长征，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听了徐老的回忆，我感到震惊，我同甫生1935年在天津地下党特科工作时相识，结婚已近20年，这还是第一次得知这段历史，但我并不感到意外。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他在白区工作13年未遭逮捕，都赖于他嚴格遵守白区的工作纪律，守口如瓶。作为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除了要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外，还应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有时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未看到，就先到了谢甫生的手里 在武汉潜伏居住的两年里，谢甫生按中央军委地下党的严格规定深居简出，从不与外界任何人接触。同时，经过谢甫生的长期工作和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行径，刘景武慢慢被谢甫生的革命宣传说动了，他逐渐认识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后来他甚至说，他每天都可以看到蒋介石，曾想还不如用身上佩戴的小手枪一枪打死蒋介石，为民除害。谢甫生嘱咐他此事解决不了问题，打死一个蒋介石，还会出来其他人。此时，刘景武已经是完全心甘情愿地在为我们党工作。为了正义和真理，他已经把全家8口人的身家性命全部置之度外了。此时，谢甫生和刘景武的友情已经上升为革命情谊了。

　　刘景武每天晚上下班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敌人的作战计划和机密文件带回家。有时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的重要军事情报，谢甫生也能先看到，就连夜摘抄，有时只能挑重要的摘抄。重要的作战地图都是他连夜在图上照样描绘下来的，最重要的情报都是谢甫生坐船亲自送到上海去的。两年来，谢甫生获取了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对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围剿”计划。在“围剿”前，谢甫生弄清了包括蒋介石投入的100个师的兵力、番号、驻地、指挥系统、兵力部署、作战方案等。

　　两年里，特别重要或紧急的情报，谢甫生亲自送往上海党中央，前后往返40余次；一般情报，谢甫生用密写信直接寄往上海。中央在上海有个电台，情报到达上海后，负责电台的毛齐华（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把情报发往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在反“围剿”作战前就掌握了蒋介石的“围剿”阴谋和动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后来，毛齐华对谢甫生说：“你送到党中央的军事情报，中央苏区全都收到了，对粉碎敌人的‘围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谢甫生在蒋介石身旁潜伏了整整两年，直到1934年底，红军长征开始后，沪上电台与中央通讯间断了，刘景武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谢甫生才离开武汉。谢甫生在武汉蒋介石“剿匪”总司令部的工作结束后，1934年底，地下党调他到上海特科工作。

　　谢甫生在敌人虎穴中的出色工作，对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对红军长征顺利到达延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杨豪/主笔；来源/《在蒋介石身边卧底》，刘璇/文，《人事信息报》1999.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