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淑文

　　亲爱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

　　你们好！

　　我5月18日在武昌坐上去成都的火车，一路辗转，终于在22日的日落时分回到了家。一打开门，就看到单位同事给我送来的加急电报，它正静静地躺在我家的门缝里，距离它发出的时间却已经过去了整整3天。

　　看到电报，得知母亲在我离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撒手人寰，前尘往事如繁星点点，一并涌上心头。我禁不住肝肠寸断，泪如雨下。

　　母亲出生于辛亥首义前夕，正是国家战乱频仍之时。她家境尚可，从小略读诗文，通晓礼义。奈何时运不济，命途多舛。20世纪30年代，卢沟枪声，惊醒神州晓月;日寇铁蹄，踏破鄂南山村。民无宁日，颠沛流离。日军强行占领了汀泗古镇，并逼迫父亲做维持会长。父亲不愿做日本人的走狗，偕同全家流亡。母亲怀抱8个月的弟弟也一同踏上了逃亡之路。

　　逃亡路上大家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本已苦不堪言，偏又遭土匪劫掠，财物被抢，父亲和弟弟被害。父亲死时年仅32岁，祖父、祖母年迈体弱，一家七口全系于母亲一人。寒蝉凄切，流水呜咽，我虽年幼，但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

　　疾風起而识劲草，严霜降而知红梅。母亲擦干泪水，结茅庐于废墟，卖茶水于车站，开小店于街市，摄影像于乡间。为生计之所迫，历人世之磨难，饱受欺凌，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在如此艰苦且战火不断的年月里，特别是身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意识仍然浓厚的旧中国，母亲坚持送我们到学堂读书。有人劝母亲，家里困难，两个女孩子就不用送去读书了。母亲不为所动，说女孩子也要读书识礼，知道天下大事。

　　黄河九曲，滔滔东去;磨难千种，苦尽甜来。1949年，解放军来到了汀泗，古镇焕发新的生机。母亲深感共产党的恩情，经常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当年，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本已分配到北京工作。我想着，终于可以一解几年的相思之苦，好好和男友浩南团聚。到北京报到半月后，我才得知浩南被核工业部分配到甘肃去工作。当时，我国已经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作为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的毕业生，为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强大，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战乱分离之苦，他应该担负起这个光荣的使命。战场在哪里，他就应该在哪里。我虽然不是科研技术人员，但那里也需要医生。更何况我不想和他两地分居，于公于私都应随他一起去边疆。来不及和家里请示，我立马给单位写了请愿书，坚决要求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就这样，我和浩南在甘肃的戈壁滩上成了家。母亲事后得知我去了那么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连通讯地址都保密的地方，虽然心里很挂念，但想着我们都是国家的人，是党的人，党让我们到那里去，那就一定要支持，再难也要去。

　　去边疆之前，在我的心目中，西部是那样的神秘，那样令人向往。明朗的天空，无边的绿毯。羊儿悠闲地吃着草，骏马在肆意地奔驰。草原上五颜六色的野花星星点点，生机勃勃。这种情境是多么美丽，如一首绮丽的小诗，又似一幅美丽的画卷。

　　然而，我并不知道迷人的西部还有着狰狞的一面——大戈壁。那儿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浑黄一体。住的是地窝子，睡的是自己用木板钉的床，吃的是窝窝头，但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充实，工作热情极为饱满，人人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心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中国核工业能够自力更生而努力工作。

　　1968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军出生了。当时，母亲已是近60岁的人了。得知我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她执意要到甘肃来帮我带孩子。一个小脚老太太独自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从汀泗到武昌到西安再到兰州，又坐了三天汽车，才到我们所在的基地——戈壁深处的一个小绿洲。

　　一到我们的宿舍，母亲来不及休息，就抱孩子、换尿布、煮米糊，忙个不停。从此，在这大漠深处，我们有了稳固的后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无论多晚回家，总有一盏明灯在我们心中闪烁，那就是母亲带来的温情。

　　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且好学的人。我的同事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而母亲则是一个说着咸宁方言的老太太，但她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和左邻右舍毫无障碍地沟通、交流。她甚至还向其他家属学会了做四川泡菜、山东煎饼。闲暇时，她会做棉袜、纳鞋底。因为识字，有一些文化，家里订的报刊杂志她期期都看，好的文章还读给孩子们听，督促他们学习。

　　就这样，母亲陪伴我们在戈壁滩上呆了整整10年。直到1978年，浩南奉调到四川，母亲又随同我们一起到了四川。这里仍然是人烟稀少，只有一座又一座连绵不绝的青山，但相比甘肃，无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居住条件已经好了很多。母亲在四川只住了一年就决定回湖北，一是看我这里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不需要再担心;二是年事已高，思乡情切;三是在外10多年，家里其他子女孙辈都没有亲自照顾，希望能够回家再续亲情。

　　母亲返乡这几年，日常的生活起居等都有赖于大哥、大嫂和姐姐、姐夫照料，我虽有书信问候和生活资助，但山高水远，无能为力，心中常怀愧疚之情。前年小军高考，在我的要求下，他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我希望他毕业以后能够留在湖北，代我为母亲尽孝。

　　今年年初，我从大哥的来信中得知母亲病重，就计划着今年暑假带孩子们回咸宁一趟，到时候如果浩南工作不忙，也一起回去。但没有想到母亲病情变化太快，浩南身为项目技术负责人，工作丢不下。我请了15天的假，一个人赶到了咸宁。

　　母亲看到远方的女儿回家了，强打起精神，用干瘦的双手紧握住我的手，一边喘一边说：“你回来了，听说浩南前段时间体检查出肝不好，要注意啊！”我病中的母亲啊，哪怕是病得起不了床，心中牵挂着的仍然是儿女。

　　15天的假，去掉路途时间，只有短短的5天。这5天，我日夜侍奉在母亲床前，眼看着母亲的生命之火越来越弱，我心如刀绞。但我的假期已满，纵有万分不舍，也到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

　　18日早上，我坐在母亲床头，久久不愿离去。因为疾病的折磨，母亲已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话。但她仍然努力向我微笑着，用手示意我赶紧走，不要误了火车，就像以往无数次我离家赶火车的时候一样。但这一次，母亲再也无法送我到车站，只有女儿带着无限的思念和哀伤踏上漫长的路程。

　　母亲已逝，但亲情仍在。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母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她始终乐观、坚韧，恪守古训，奉养公婆，养育儿女，以柔弱之躯坚强地面对家庭变故，以一己之力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庭。子女孙辈都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她的优良品质代代相传，融入到了我们的家风中。

　　路途阻隔，加之天气炎热，电话得知母亲已葬，随信附上现金500元，以补偿母亲丧仪所需。有劳哥哥、嫂子、姐姐和姐夫了。明年清明我们全家会回湖北为母亲扫墓。到时再见，一叙亲情。

　　妹新惠及浩南敬上

　　198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