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意识到发展壮大军队这一“硬道理”，强调只有自身力量强大，才能提高威慑力。于是，人民军队不断探寻克敌制胜、发展壮大的密码，展现出不畏强敌、勇于亮剑的使命担当。

　　不到十年扩军百万，人民军队是怎么做到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向晋南、晋西撤退，其在华北的正规作战结束。毛泽东立即指示八路军，“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从而“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八路军随即开展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八路军115师聂荣臻部迅速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至1938年1月晋察冀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八路军相继建立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据此大规模分兵，挺进冀中、冀南、山东及大青山地区，帮助当地抗日武装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战斗至1940年7月，相继建立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冀中、冀南、鲁西（含湖西）、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把游击战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在3年的抗日作战中，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9000余次，毙伤日军13万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中将及其他将佐10余人，收复县城150座。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日军的交通线、据点展开大规模的破袭作战。这次战役共进行战斗1824次，攻克据点2993个，歼日伪军50920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其时，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法国战败投降，日军占领宜昌、对重庆狂轰滥炸。在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低迷的形势下，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1938年4月，新四军刚刚集结，就在当月下旬派出先遣支队挺进苏南敌后。5月之后，除第三支队坚持皖南江防的抗日阵地外，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和中共河南省委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至1938年底，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要求，1939年起，新四军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八路军的配合、支持下，大规模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日军的统治中心地区。至1940年底，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部署，中共党组织领导开展了东江抗日武装斗争。12月，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1939年1月，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分别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9月，这两支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了以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期，长期在海南坚持斗争的琼崖游击队，抗日斗争颇为活跃。华南的敌后抗日斗争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发展到鼎盛阶段。举国抗日的形势激励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志，为了配合全国抗战，他们主动出击，积极牵制、打击日伪军。先后取得了奇袭日军正在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重创伪军景索清旅，歼其300余人，袭击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所，桦川县孟家岗伏击战，奇袭聚宝山警察署，五道岗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此时，东北抗日联军总兵力达到3万多人，游击区也由40余县扩大到70余县，有的游击区已经连接成片，形成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大游击区，并建立了20余块游击根据地。东北抗联的斗争环境非常艰苦，他们的英勇抗日，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

　　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纵贯南北、大量牵制和消耗日军的敌后战场。此外，从红军初创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不仅要武装士兵的技术，并且要武装士兵的思想”。1929年6月29日的一张战地小报——《红旗》，刊登了一篇红军战士的短文：“我们红军是有主义的军队，有政治训练的军队。我们不仅懂得怎样打仗，更懂得为什么要打仗。”

　　曾有学者做过这樣的统计：从1936至1945年，抗大共举办8期，为全军部队输送了10万余名优秀军政干部;从1937至1945年，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最初改编时的几万人发展到120万余人。两组数字在时间上的吻合，印证着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抗大培养的10万英才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就没有人民军队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

　　这就是科学理论武装的力量。难怪有史学者称：“那个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肩扛着最落后的武器，却掌握着最先进的理论。”

　　从1万到25万：新四军华中壮大之谜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驰骋华中，对敌作战2.46万次，抗击16万侵华日军、23万伪军。其本身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当初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5万余人。华中地区，是日伪顽统治中心，也是各方争夺重点，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新四军是怎样壮大的？

　　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 新四军组成后，根据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南方三年的游击生活磨炼了战士们的意志。可是，当部队刚刚下山时，这些游击战的行家里手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包括：战场不同，从深山老林到平原水网;环境不同，从革命老区到敌后战场;斗争任务不同，从与国民党作战转变为对日的民族战争;部队隶属关系不同，游击队都是坚持党的独立领导，而新四军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建制上隶属于国民党。

　　当时，如果按照国民党制定的狭小区域行动，等于是“坐以待毙”。新四军指战员都认识到要冲破国民党限制，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

　　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任务和行动方针作了指示：“……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华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上述指示前后，党中央对新四军还有多次指示。所有这些指示，将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指向苏北和皖北。苏北与山东接壤，背靠八路军115师;皖北与冀鲁豫毗连，和八路军129师相呼应。如此，新四军与八路军便可携起手来，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场便可连成一片。

　　尝试水上武装和骑兵部队 尽管新组建的新四军装备落后，但在江北的一系列战斗，无不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惧和嫉恨。1941年1月，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遇害。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新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人。

　　华中地区主要是平原，不仅水网纵横，还有漫长的海岸线，很多水荡、近海就是天然的屏障和战场。随着斗争的发展，新四军不能仅局限于陆地作战，广阔的水域也应成为部队发展的方向，这就呼唤着，新四军要有自己的水上武装。

　　1942年初，时任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以收编的海匪部队为基础，组建了苏中海防团，战斗在黄海沿岸。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东海舰队的前身。

　　此前，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的洪泽湖畔，为了彻底消灭祸害渔民、号称“九路军”的湖匪，从来没有指挥过水上作战的张爱萍（时任新四军3师9旅旅长），从一本描写苏联海战的小说中学起了战船编队，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渔船被他命名为主力舰、护卫舰、供给舰，向湖匪发起了攻击。

　　4师师长彭雪枫建立了适应平原作战以及日军骑兵作战需要的新四军骑兵团，拥有500 多匹战马，600多名战士，这在当时华中是规模相当大的骑兵部队。彭雪枫还亲自设计，用缴获的日本精钢打造出了“雪枫刀”，刀长、轻、锋利。日军中有这样的说法：“人的头颅砍下，灵魂就不会回家。”所以，“雪枫刀”让他们大为惊恐、闻风丧胆。骑兵团让新四军作战如虎添翼，打了很多胜仗。可以说，除了空军之外，新四軍在革命年代中，各兵种都得到了尝试和发展。

　　“2师人多，4师马多，7师钱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是“叛军”，停止了军饷供给，新四军在抗击顽敌，改善生存条件的同时，还要打破敌人的封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建设成为新四军对敌斗争的另一个主战场。其中，新四军7师最为成功。

　　当时，新四军7师进驻安徽无为地区，开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皖江是安徽的鱼米之乡，无为又是皖江的门户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基础好。7师领导决定，在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项超前的大胆决定。

　　7师为贸易管理总局配属了200余人的警卫大队，专门负责来往商人的安全保卫和物资运输。通过发展经济，7师走出了“皖南事变”后的经济困境，带动一方经济，还大力支援了其他兄弟部队。

　　据赖传珠日记记载，7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支援中央、军部约1487万元，一次援助5师就达3000万元。在华北八路军面临衣食困难的情况下，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仅一次千里调拨的资金，就能为华北根据地人民购买6200万斤面粉。如果按一人一年300斤计算，这些面粉可供21万人吃一年。当时新四军中流行这样的话：“2师人多，4师马多，7师钱多。”

　　在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 早在1940年3月，新四军就攻占了安徽定远县城。有人建议请一位国民党的好县长来上任，当时接受党中央指派前往华中工作的刘少奇说：“自己派。我们有一个县就派县长，有几个县就派专员，省长我们也能派出来。”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建立的华中地区第一个县政权，按照刘少奇等人的指示，首任县长魏文伯上任第一天做了两件事：“一是穿上了专门定做的新衣服;二是以县长的名义举行宴会，邀请各乡代表和士绅参加。”

　　1942年初，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华中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到1941年底，华中根据地建立了12个行政公署和专员公署、50个县政府、298个区政府和2700多个乡政府，拥有1500万人口、50万余民兵。”曾山形象地比喻说：“芬兰一个国家只有300万人，我们有5个芬兰那么大，所以力量是很大的。”

　　许多根据地还普遍实行了乡级政权的民主选举。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不能写票，后来他们就把候选人，比如正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写上名字，人坐着背对群众，一个人后面摆一个碗，然后村民就投豆子，红豆子是县长，绿豆子是副县长，豌豆是委员，最后就看谁的豆子多，谁当选。这种纯朴、简单的选举方式，后来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写进了《中国的战歌》一书中。

　　山西新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大力支持

　　在山西新军的成长历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了多方关注和大力支持。

　　毛泽东的深切关注 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率先发难，发动了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指示，指挥新军、八路军部队与顽军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事变前，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针对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的说法，指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12月6日，晋西南新旧两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等：“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惶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决不能放弃。”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再次致电朱德等，强调八路军要援助新军击败旧军：“晋西北已发动10个团包围新军，战争不可避免。彭（绍辉）罗（贵波）部队（新358旅）也迫得不能不以伪装形式准备参加，这方也是生死之争。”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电示晋西北120师，应采取坚决支持新军反攻的方针。12月3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针对晋西事件后的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陈（士榘）支队所率新军，须严防旧军袭击，彭（绍辉）罗（贵波）须策应之。晋西南方面另由朱、彭重新部署。”山西新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路军的支持和配合下，坚决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维护抗日大局，审时度势，提出调停的建议。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锡山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对阎锡山中立，不使阎锡山与其（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其中央指挥，因为这都是不利的。”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转告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和各牺盟会：“应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梁，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2月11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2月25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阐述了中共中央希望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并提出解决冲突的具体建议。这封信由肖劲光、王若飞带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交予阎锡山。经过谈判，处于进退维谷的阎锡山，同意停止军事冲突与政治攻击。新军与旧军之间的摩擦，至此告一段落。

　　3月12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贺龙等，指示：“对于新军人员之补充，财政、粮食、衣服及干部补充必须给以优待。八路军应以大哥哥态度好好照顾小弟弟。”“一切有关新军、新政权、牺盟的问题应当与新派领袖共同商协，不可只由党决定而让他们执行。因此，党、八路军的负责人与新军领袖的某种共同委员会的方式之建立，还是必要的。”之后，山西新军经过4个多月的政治大整军，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新军的军政素质，正式列入八路军序列，继续发挥它在山西的特殊作用。

　　刘少奇的直接指导 山西新军是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并以“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和全国各地来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训，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工作的开展，为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是建立山西新军的前奏。

　　曾任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記载了当时的情况：“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躲警报时，我就和他研究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问题，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奇同志当即决定：可以。”不久，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在太原国民师范大礼堂诞生，薄一波担任总队的政治委员。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刘少奇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3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山西新军很快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旅、3个政治保卫旅和1个暂编师，形成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均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决死二总队创建后，刘少奇和杨尚昆指示决死二总队张文昂、韩钧：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把老红军钟仁仿派到二总队任参谋长。

　　薄一波曾深情地说：“山西新军的成功，是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极大成功。”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全面抗战开始后，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来到山西，同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入晋抗日事宜。期间，周恩来对山西新军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多次为牺盟会、决死队作报告，对山西新军政治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9月，刘少奇提出“扩红十万”，周恩来完全赞成，他在11月13日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刘少奇）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中央同意，并由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以牺盟会的名义，选派了决死队各总队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从而保证了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巩固双方的谈判成果，促进阎锡山继续团结抗战，1940年5月9日，身在延安的周恩来特地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由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转交。信中，周恩来奉劝阎锡山勿信奸人拨弄，继续团结抗战。这封信对缓和事变以来阎锡山与中共的对立情绪，继续维持统战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朱德的大力扶持 全面抗战一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即亲率八路军3个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他对刚刚成立的山西新军“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

　　1938年3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山西东南部及河北北部的八路军、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和在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东路军将领会议上，有人提出薄一波至今还戴着“山西帽子”，说“山西话”，是不是“右”。朱总司令面告薄一波：“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的合作。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也还有许多便利之处咧！”朱德、彭德怀明确宣布：决死一纵队归总部领导指挥，分处各地的新军由中共各区党委领导指挥，山西四大区党委都设军事部，专门负责领导新军的工作。

　　新军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缺乏实践锻炼。为了提高这支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部队的军事素质，朱德陆续给新军选派了军事干部。东路军将领会议后，朱德派毕占云到决死第一纵队担任参谋长，129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这年6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山西沁县西林村为决死队第一纵队开办训练班，轮训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政工人员。50多岁的朱老总，每周一、三、五亲自骑马跑十几里路，来给训练班讲授关于游击战术的课程，风雨无阻。来训练班讲课的还有彭德怀、左权等。训练班办了3期，每期3个月。这次训练被称为“西林整军”，在决死第一纵队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德还多次到决死队讲话、作报告。在朱德的关怀和扶持下，山西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以后接受战争炮火的考验打下了基础。

　　彭德怀的多方支持 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后，在负责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同时，对山西新军也给予了多方支持。为了提高新军的军事素质，彭德怀从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陆续调来了七八十位军事干部。在“西林整军”时期，彭德怀从山西沁县南底水村到西林，每周3次，亲自给训练班学员讲课。

　　1940年6月，彭德怀在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称赞：“新军成分极好，有大批积极优秀的干部，对于坚持山西抗战，争取山西好转，已有极大贡献，而且还会有极大贡献的。”新军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没有辜负这个评价和期待。这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发起中外瞩目的百团大战。这位敢打硬仗的副总指挥，坚持把新军放到实践中锻炼，决死队有22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经受住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抗战中，战果辉煌，共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5万余人。

　　邓小平的热情关心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长期在山西抗日前线担负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等工作，对山西新军很关心。百团大战后他评价说：“这支年轻的部队，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1979年邓小平对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军龄计算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综上所述，正是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指导和亲切关怀、支持下，山西新军才能在腥风血雨的抗日烽火中从小到大，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抗战中，共产党军队如何敢打善战

　　1938年夏天，当新四军刚向上海、南京进军时，就在皖南遇到许多刚从京沪失败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迷、普遍畏敌，在见到军备武装落后的新四军时感到很担心。某个国民党军队将领甚至对陈毅说：“你们军队的优良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很好的，如到东线去打仗，请听下文分解好了。”对此，陈毅一笑了之，并未怯战。

　　1938年7月初，新四军部队秘密运动到南京附近的汤水，隐蔽在农村中，准备向龙潭游击。陈毅的司令部放在一个地主士绅家里。这位房东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一年来没有看到中国军队了，周遭更是土匪横行，人心惶惶。现在新四军来了，他们感觉有了依靠。但第二天一大早，房东拿了件便衣给陈毅，说：“打日本不是好玩的，你们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呢？还是穿上便衣，我可以保护你们。”陈毅婉言谢绝了房东的好意，并暗下决心要用实战成绩证明新四军的敢打善战。

　　1944年8月，彭德怀和陈毅分别向美军观察组（1944年7月起，先后有100多名美军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战斗情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的历程和战果。彭德怀说：“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32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30万余伪军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22个师团……7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29次;共毙伤敌军351113人，伪军2399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115人，伪军反正者49461人，约等于已消滅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189028支，轻重机枪3120挺，各种口径炮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7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186593人，阵亡103186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比一。”

　　彭德怀进一步指出，“经过7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陈毅在介绍中向美军观察组提供了一份《新四军七年来战绩统计表》。其中表明，新四军7年来在华中经历大小战斗17534次，毙伤敌伪军241750人，俘虏敌伪军34415人，敌伪军投诚反正34066人，缴获长短枪124459支，缴获轻重机枪2651挺，缴获各种炮100门。负伤指战员64920人，阵亡指战员44868人。陈毅还介绍，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根据地的“人民总数有3000万”，穿着军服的正规军有18万，民兵共有55万人。

　　事实上，当时的新四军装备确实不如国民党军队，甚至连伪军也不如。但运筹帷幄下的战斗力却一点儿也不弱，打仗的办法更是有很多。由于军备武装的落后，陈毅所率部队常常采用夜袭火攻再接白刃战的战术。

　　1938年8月初，陈毅部队袭击丹阳北的新丰车站，有一个中队规模（180人左右）的敌军住在车站旁一小学内。新四军侦察班率先进入这所小学，轻手轻脚地取出日军挂在墙上的武器。不料，其中一名小同志出于好奇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闹钟。这个闹钟立即“当当”作响，惊醒了敌人。

　　很快，日军十几人将侦察班围到院中。一个日本军官喊话：“不要放枪，要捉活的。”双方便于此地开始交战，战斗中镇江、丹阳的日军赶来增援，却被陈毅率先布在两面的伏兵打退了。4个小时的战斗后，日军几近全歼，陈毅部队亦伤亡五六十人。

　　在艰苦的战斗中，新四军发展了55万民兵。在敌人下乡清乡时，民兵即在离敌军据点一二百米的地方监视，再每隔一两百米远安排一个民兵，一直到新四军驻地。只要敌人一离开据点，民兵就一个传一个，一直把消息传到新四军部队，陈毅即根据敌伪出动人数派出相应力量前去歼敌。在日本哨兵或普通士兵夜间出来吃喝时，民兵们便常常用麻布袋或绳子，趁其不备将敌人迅速套起背走，淹死于河中。此外，日军中有人见了中国女人便要强奸，新四军派人穿得花花绿绿伪装成女子，故意在敌据点附近经过。敌人一见便要追赶，一追赶就会落入伏击。

　　据日本官兵回忆，“他们（共产党军队）盘踞广大农村，造成对据点的包围……不断扰乱皇军占领区、进行破坏，孤立和封锁城市……绝对把持主动地位与进攻姿态”“新四军进入苏北历史虽短，但其影响民众不可忽视……新四军尚留存于本地区农村间……于本地区有地盘有组织，故能有今日之强大反抗力”“新四军的民兵制、军粮制、民主制是战争三宝，尤其辨认是否民兵非常困难，使讨伐军疲于奔命难期成功”。

　　黄克诚三次谏言壮大人民军队

　　建议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为适应国民党编制的要求，根据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定的精神，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

　　在此期间，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他的直接领导是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自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后，黄克诚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始终感到一种不安和忧虑。

　　适逢平型关战役结束后，任弼时找到黄克诚，说道：“你到115师去检查政治工作情况。”黄克诚到达部队后，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一些问题逐渐浮了上来。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从旅到连，各级只有正副军事领导人，多增一个副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部队的作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如同一场瘟疫在滋长蔓延，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模仿起了国民党军官的作风，大讲排场。原有的红军传统、党的核心作用被严重削弱了。如此下去，部队难免要面临改变性质的危险。

　　黄克诚洞察到了这种危害。随即在与师首长的交谈中，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建议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斗争，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与师部首长统一观点后，黄克诚立即将意见汇报给任弼时。

　　任弼时鼓励地望着黄克诚：“这样吧，你把部队检查的情况和建议整理一下，立即起草一份报告，以便上报。”没多久，黄克诚便将一份题为《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交到了任弼时手中。黄克诚在报告中认为：“历史教育我们，我党要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非依靠政治委员不可;特别是在今天民族敌人与其他方面危害分子严重威胁破坏根据地，与军队分散隔绝，上级领导不易集中等情况下，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政治工作的建设是目前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政治工作建设，则军事建设是不完备的，甚至军事建设本身将受到严重的损失。”

　　这份报告得到了任弼时的认可，随即这份报告便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的名义上报给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曾一连几天，窑洞里的灯光彻夜不熄，很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不久，中共中央军委便宣布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从那时起到如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尽管几经易名，却再未更改过部队中军政各有一个主官主持工作的制度。在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同时，又乘势在全军展开了整顿军阀残余作风的运动，一批卓越的政治领导人，如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等走上了领导岗位。黄克诚本人也被任命为115师344旅政治委员。

　　建议开展反摩擦斗争 1940年初，黄克诚向中央提出开展反摩擦斗争的建议。此建议提醒得及时、准确，使八路军的斗争方略取得成功，巩固了根据地。

　　1939年，正当我军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日益频繁加剧起来，反共顽军不断地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寻衅滋事，肆意妄为，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妄图削弱我军实力，进而彻底将我军消灭。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反共摩擦活动达到了高峰。国民党背信弃义、肆无忌惮。在西北，胡宗南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占领我部县城，并觊觎延安;在山西，阎锡山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进攻，摧毁抗日民族政权。随后，蒋介石又调集10万军队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其中以国民党顽军石友三、朱怀冰等反共最为突出，妄图袭击我八路军总部。

　　面临如此严峻紧张的形势，黄克诚忧心忡忡，相机待变。此时，彭德懷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他只带了少数警卫和电台，走山路过来，快到平顺时，黄克诚连忙赶去迎接。一见面，别的什么也没顾上谈，就直接向他汇报了国民党军队向我部摩擦的情况。一路上两个人边走边谈，边分析局势，边谈应敌策略。一到旅部，彭德怀的作战方案已经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调动部队准备打朱怀冰。彭德怀打仗历来都是坚决果断，但这次是要打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又难免是一个大仗。黄克诚思前想后对彭德怀说道：“老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先请示延安就动手，怎么行啊？”“来不及了！”彭德怀果断地说道。于是，他一面派人发电报调动部队，一面同时报告延安。

　　在彭德怀和129师首长的指挥下，反摩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将石友三部打垮，紧接着将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打垮。至此，彻底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革命根据地。值得一提的是，鹿钟麟在林县被黄克诚部344旅活捉，黄克诚得知后随即将他放走，从而确保了统战政策的连续性。

　　建议进军华中开辟苏北根据地 黄克诚在抗战中的第三次进言更是具有历史意义。那是一条良策，使八路军跨越陇海路，打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仅此一举，就使华中我党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国战争的进程。

　　1940年4月，黄克诚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率领第344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合。到达冀鲁豫和杨得志会合后，黄克诚奉命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和军政委员会并兼任军区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书记。

　　这段时间，第二纵队已发展到2万余人。黄克诚考虑到冀鲁豫集中这么多部队，不利于大部队的活动和发展，回旋余地也不大，遂根据中央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和总部建议将第二纵队分成两部分，由黄克诚和杨得志各带领一部分，一面坚持冀鲁豫斗争，一面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

　　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于4月17日电示黄克诚：新二旅及344旅共1.2万多人，由太行山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

　　5月，黄克诚率部歼灭进犯冀鲁豫根据地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主力后，即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一部1.2万余人挺进华中。6月20日，南下的先头部队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6支队会合。6月27日，黄克诚部按照中央军委电示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

　　随后根据中央的战略意图，黄克诚将344旅（欠687团）留在彭雪枫部，自己则率领新二旅的5、6团和344旅的687团及部分兵力，离开豫皖苏，越过津浦铁路，向皖东北挺进。开辟、建设了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苏北解放区，他所率的新四军3师也由开始组建时的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

　　（来源/《大国军魂》，王诗敏、潘庆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山西新军》，田晓晴/文，《文史月刊》2007年第8期;《黄克诚三次谏言壮大人民军队》，周田坤、马世扬/文，《辽宁日报》2012.12.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