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知道中央军委二局的英雄事迹，知道无线电侦察能够在战争中掌握“制信息权”。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他通过两个方面军的通讯和无线电侦察部门的交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央军委二局是个不可或缺的“宝贝”。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千方百计“挖墙脚”，多次找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谈话，企图将他们拉到自己的身边工作。但“破译三杰”不仅破译能力强，而且政治立场坚定。对于张国焘的拉拢，他们统统拒绝。

　　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权欲熏心，倚兵自重，另立“中央”。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为保卫党中央，为毛泽东冲破“至暗时刻”再立新功。

　　党中央发电报指示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杀出重围后，迅速北上。邹毕兆回忆：

　　经天全、芦山，过宝兴后，红军沿着一条峡谷向夹金山前进。我们收到杨森向蒋介石报功的电报，说：“部队在追击中与红军掩护部队5军团在灵关激战，部队打得很勇敢，红军也很顽强，双方反复进行着肉搏战。官兵虽然伤亡很大，但终于消灭了一部分红军，打死红军几百人，剩下的红军宁愿跳进深潭淹死也不缴枪。”电报对战斗经过叙述得颇为详细。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首长看了电报后，都非常着急，很担心5军团将士们。结果5军团来了之后，说：“根本就没有打仗这回事。”我们更看清了国民党军阀间的矛盾，小军阀为求功、求生存，什么手段都用。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电报，说：“我野战军应迅速渡河（指天全河），经宝兴北占懋功，以便能取道理番（今理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快就要和红四方面军同志会合了。中央红军所有人都很高兴。

　　当天，中央红军攻占芦山。接着，红军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月11日，红1方面军1军团2师4团作为先锋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来到夹金山脚下的硗碛藏乡，翻越了这座主峰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爬过最高峰后，先锋团突然听到枪声。一名侦察员跑了过来，边跑边兴高采烈地叫：“是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同志啊！”与此同时，前方也传来战士们清晰的喊声：“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欢迎红一方面军的同志！”那是红四方面军派来欢迎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隊，属于30军政委李先念的部下。

　　杨成武回忆：“我们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二百多天，一万多里的征战，我们遭遇着敌人的层层堵击和重重困难，此刻突然和另一红军主力，最亲密的同志会合了，我们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欣喜若狂！”

　　6月15日，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给中央红军发来一封贺电。

　　当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代表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会合。我们将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惊慌战栗。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

　　当天晚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又联名发给四方面军领导一封长长的密电。在密电中，“赤化川西北”的目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央领导同志详尽地阐明了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电报还进一步分析说：“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

　　中共中央分析认为两大红军主力均宜向北发展，而不是向南，局促于川康。这个发展方针至关重要。

　　6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带领的党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翻越夹金山，进抵达维。6月12日至18日，历时七天七夜，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军委总政治部在达维古镇后山上的喇嘛寺前，举行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6月25日，党中央领导与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会面。

　　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同行们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1935年3月，为争取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侦察单位与中央红军一直有合作。

　　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的马文波回忆：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后，中央军委二局就曾向红四方面军电台建议，注意从空中截取国民党军情报，“多听敌方电台通信即有办法”。在红四方面军建立技侦工作之前，军委二局为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了很多情报支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互相支持。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铁路，转战鄂豫川陕。在历时3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作战中，无线电台始终保持与中央红军联络，有力地保障了四方面军总部首长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紧密联系，及时得到中央指示和敌情通报，对保障部队安全和作战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台台长蔡威领导二台破译了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的情报，迅速向中央发报。这份电报全文不过300字，却将当时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国民党军17支不同部队的位置、人数和动向悉数告知，对于正在抢渡乌江的中央红军很有帮助。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见到了在红四方面军技侦部门工作的宋侃夫等人，表扬红四方面军二局人员的工作。朱德1936年5月在谈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最困难时期互相提供情报的情况时，说：“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5年6月18日，红30军政委李先念在懋功城外，迎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为两军情报共享和交流提供了更大平台。中革军委无线电侦察单位（二局）和无线电联络单位（三局）与四方面军的同行们，过去只通过电报联络。现在能够面对面交流经验，大家都十分高兴。

　　邹毕兆回忆：“四方面军的一台、二台、三台都是既搞通讯报务，又做破译工作。担任破译工作的是蔡威、宋侃夫同志。蔡威破译能力强，有时和我们一起破译敌人的密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破译单位的关系很融洽。我们没有汽油和抄报的纸，他们就送了我们一批汽油。买不到抄报的纸，我们就把藏文卷筒印经拿来抄报。原纸上有经文，我们只能抄在空隙处，字写得很小。”

　　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从1932年10月开始就能够破译敌人所有密电的实践很感兴趣。马文波说：“我们和红一方面军对比发现，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分工不科学。几个人包办所有工作，工作效率很低。同时，没有很好地总结工作经验和有计划地培养干部。而红一方面军在无线电通信与侦察的初创时期，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

　　经过交流与学习，红四方面军吸收了中央红军成立二局加强无线电侦察的经验，很快就把通信和无线电侦察两大职能分开了，两大方面都得到了加强。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员陈福初回忆：“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曾希圣、王诤和曾三同志来到我们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曾三同志与蔡威台长像是老相识，见面后就互道离别之情。蔡台长吩咐我泡茶，让司务长弄饭。曾三同志开玩笑地说：‘老蔡，做点好吃的啊，我们真饿坏了。蔡台长微笑着说：‘管你吃饱。司务长听说是从一方面军来的客人，把他从江油带来的腊肉、中坝带来的银耳都拿出来了，还搞了一大盆牛肉和米饭。军委二局和四方面军二台在工作上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军委二局的充电机不能充电，二台将唯一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他们用。总之，两个单位相处很好。”

　　红四方面军五台台长徐明德回忆：“我把他们通信学校的教材、通报登记规定等都要来一份，参照他们建立报务登记，禁止明码通报，使用英文通报缩语;严格通报纪律，克服通报中发脾气、扯闲话等现象;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责任心，处理好人员关系;改进作风和管理教育方法，树立官兵一致、上下团结、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克服不良习气。”

　　会师后，为加强无线电侦察工作和通信工作，中央对两个方面军的电台和人员进行了调整。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7部电台、3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支援四方面军。

　　拉拢军委二局并非张国焘的终极目的

　　张国焘很早就知道中革军委二局的英雄事迹，知道无线电侦察能够在战争中掌握“制信息权”。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通过两个方面军的通讯和无线电侦察部门的交流，他更加清楚地知道了军委二局是个不可或缺的“宝贝”。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千方百计地“挖墙脚”——曾多次与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谈话，企图将他们拉到自己的身边工作。

　　“破译三杰”不仅破译能力强，而且政治立场坚定。对于张国焘的拉拢，“破译三杰”统统拒绝。党中央非常警惕，刘伯承曾交代曾希圣：“无论如何要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跟着张国焘走。”

　　曾希圣根本不可能跟张国焘走。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3年8月遭张国焘打击报复，被撤职后非法关押，1935年8月中旬被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勒杀。

　　张国焘野心膨胀，拉拢二局并非其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是夺权篡党。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此后，张国焘多次伸手要权。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但是，张国焘的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作出让步，以维护红军内部团结。周恩来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中央决定让张国焘任总政委。

　　张国焘在松潘贻误战机，让红军腹背受敌，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9、31、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32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1935年8月底，左、右两路红军走出草地。徐向前、陈昌浩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指挥红30军和红四军成功发动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第49师4800余人。吕黎平回忆：“这次战斗多亏了我们敌情掌握得准。二局及时截获敌人兵力部署的情报，促使首长下了作战的决心。”

　　邹毕兆回忆：“30軍在包座消灭了胡宗南指挥的第49师，后来我们二局移驻到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的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是叶剑英）。8月21日，红军从两河口出发，随右路军北上。8月27日，红军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驻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3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听闻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主张跟毛主席北上。”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发电报，再次建议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执意南下。两天后，他甚至致电中央，不仅拒绝左路军北上，还提出右路军也应南下。

　　9月8日，中央在巴西前敌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张国焘当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同时，张国焘又秘密致电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31军政委詹才芳：“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不仅如此，张国焘还收走了党中央的密电码，让党中央变成了“聋子”“瞎子”。

　　彭德怀回忆：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我们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前往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生病了，住在3军团部。我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每天都去前总，并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1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3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南针寻找1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某日午前，我到前总谈北进事宜。午饭后再去，他们完全改变了之前谈好的事情。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我当时很难过：如强制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9月9日下午，陈昌浩召集右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开会时，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和译电员陈茂生收到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译出后立即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觉得张国焘“语气很强硬”，立刻从驻地潘州村赶到东边四里远的甲吉村，找到毛泽东。稍后，陈昌浩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面对张国焘胁迫中央的危急态势，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他到周恩来、王稼祥在红3军团的驻地，在周恩来的病榻前，与众人紧急磋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强调按照党章党规办事，坚持中央决议北上抗日方针。

　　邹毕兆回忆：“红军过草地到巴西时，军委二局住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9月9日黄昏，叶参谋长通知我们立即回中革军委驻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单位随后赶来。我们三人到军委驻地时，首先见到彭德怀军团长，他见我们来到高兴极了，像是松了口气。这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军返回，再过草地南下。”中央趁夜脱离张国焘，率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险境的中共中央，在红3军团的护卫下，战胜艰难困苦，当天到达俄界。当天23时，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

　　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二刘烧“国际密码”，冒死保卫党中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认为，张国焘对目前的革命形势存在错误估计，并且存在军阀主义的倾向，号召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北上。张国焘则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中共中央率领红1、3军团毅然北上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总参谋长刘伯承还留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邹毕兆回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时，原中革军委三局（通讯联络局）随红军总部留在了左路军，红军联络的电报密码也留在了红军总司令部。”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抵制。

　　刘伯承主管的军委三局掌握着红军相互来往的电报密码，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唯一一套电报密码。当年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组织变动等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一旦让张国焘先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可能给中央带来巨大麻烦。当时，刘伯承由于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张国焘翻脸，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他为红军大学校长。为稳妥起见，刘伯承在移交工作前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

　　多年以后，刘伯承回忆：“我告诉刘少文：‘我把‘国际密码烧了，这套密码本就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滨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了刘少文旅苏以及与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的经历，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刘少文坚决不干。朱德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劝他：“我们以前做白军工作（即争取国民党军进步军官士兵），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在朱德、刘伯承的指导下，刘少文一心为党，巧妙地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斗争。

　　毛泽东走出“至暗时刻”

　　1960年10月，中南海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泽东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却都付诸笑谈，最让他感到“黑暗”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两天后，他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开始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时，损失惨重。这场战役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毛泽东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得到验证。

　　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集会议，制订了《康道炉战役计划》。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重新取得了联系。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

　　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发现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1、3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詳细的新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回复了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国焘不甘心，去电道：“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被孤立了。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和党中央的坚决反对，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斗争，加上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等地多次作战失败，人数损失过半，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6月6日取消伪中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长征。这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陳昌浩（时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变成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

　　7月初，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极力拉拢红二方面军干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对。张国焘在甘孜会议上表示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实践证明，南下是行不通的。1937年3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批判他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听了没有否认。

　　（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著，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吕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曹冶、伍星著，时代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等）

　　责任编辑/王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