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弗雷德·伯切特是一名战地记者，一心追求“独家新闻”，为此坚忍不拔，在所不惜。1945年伯切特写出了他的“世纪独家新闻”。他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第一位进入当地的西方记者。1945年9月11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邮政快报》报道：“一位小个子的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全副武装，带着一部打字机，7份军用K级干粮，一把柯尔特左轮手枪，还有不可思议的希望，单枪匹马深入日本，成为第一位进入广岛的记者。”

　　伯切特的报道在《每日快报》头版刊登了一整版。开篇他即写道：“我写下这篇报道，向全世界发出警报……”他描述了一场“原子瘟疫”，即核辐射引发的后遗症。盟军当局断然否认有这回事。《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称：“广岛废墟没有辐射残留”。伯切特被吊销了记者证，还被威胁要将他逐出日本，伯切特曾经造访的医院一律宣布封锁。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医院影片也被没收，直到1968年才获准上映。

　　震惊：来自广播里的新闻

　　1945年8月6日，我正在冲绳岛一间部队餐厅里和50来个疲惫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一起排队，准备吃饭。收音机正哇啦哇啦响着，但是没有什么人注意听，就和平常一样。播音员的声音突然兴奋起来，我问帮厨发生了什么新闻。他说：“播音员正在谈论我们给小日本丢的一种新型大炸弹。”我只有竖起耳朵，才能勉强听到广播里的只言片语，这才知道世界上的第一枚原子弹已经投在了一个叫广岛的地方。我心里暗想，一旦去到日本，广岛将是我首选的目的地。

　　在关于这种新型炸弹毁灭威力的细节公布之后，我想到几个月之前和美国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的一段谈话。在进攻硫磺岛期间，《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比尔·麦克格芬和我一起采访本宁顿号航空母舰，舰队指挥官不在船上，我们就一起住在他的套间舱房，同房的还有舍伍德，那时他是罗斯福总统智囊团的一员。舍伍德聪明诙谐，不管谈到什么，他都会设法将谈话引到一个问题上面：如果美国为了缩短对日本的决胜时间而使用一种恐怖的致命武器，会收到什么反应？

　　不只是麦克格芬和我关心这个问题，航空母舰上的各级军官、舰上飞行员和普通水兵都在讨论这件事。大家的共识当然是：只要有一个能早点结束战争的方式，什么都行。为了证明使用任何武器都很正当，每个人在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要将敌人大大贬损一通。大部分人都觉得舍伍德所指的恐怖武器是毒气。

　　对于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队上下的观点都很悲观。海军将官们是从他们相当高的专业领域来考虑的，比方说制海权，制空权，一支训练有素、快速突击、抢占滩头阵地和攻占岛屿的海军陆战队，等等。可是就算攻占了日本（这还是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愿意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要怎样才能把日军从他们已经牢牢盘踞的中国赶走？因此，使用某种新型的制胜武器，这个想法就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大受欢迎。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约瑟夫·斯大林向盟国保证，苏联红军将会在“徳国投降之后两到三个月之内”对日本开战。他所说的三个月期限在1945年8月8日截止，就在那一天，苏联远东军开入中国东北，对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48小时。在这两桩事件之前，苏联都曾向华盛顿传递消息，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投降，这项史实后来才公诸于世，并引发各方质疑，既然战争结束在望，为什么美国还是执意要投掷原子弹？

　　不管怎么样，日本终于在8月14日宣布投降。几天之后我搭上美军运兵船米列特号与海军陆战队部分先头部队同行，在横须贺军港登陆，但我的目的地是广岛。我身上最珍贵的物品是一本小小的日语口语手册，指望靠着它来问一些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就这样闯荡日本。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岸之后，麦克格芬和我直接前往横须贺火车站，跳上第一班开往东京的列车。我们引起一阵骚动，当时投降协定还没有正式签署，尽管车厢中相当拥挤，但乘客对我们避而远之，目光中透露出恐惧和好奇，不过似乎并没有敌意。一位会讲英语的日本乘客问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对东京只说得出“帝国大饭店”，他告诉我们再过几站就要下车。火车经过横滨，三四英里长的路程两边都是废墟，我们心想这应该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主要是拜美国空军将领克提斯·李梅所赐，他的B-29轰炸机群在这里投了大量燃烧弹。一英里又一英里，火车穿越原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多半是木房纸门的建筑已付之一炬，现在一眼望去是一片平地。工厂只剩下化为粉末的混凝土、扭曲变形的钢筋、锈蚀破烂的机器。我们开始坐立不安，周遭人群在名义上仍是我们的敌人，证据就是我们的空军在这一带造成的破坏。而车上的乘客只是冷漠地看着废墟，完全没有表露出对我们的憎恶。

　　我们发现有的记者同行已经住进了帝国大饭店，他们是先海军陆战队几个小时，跟着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空降部队一起到的。我和麦克格芬只好去了“第一饭店”，这是附近唯一还在营业的旅馆，旅馆经理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月球上掉下来一样。他解释说饭店已经客满，也“不太舒适”。我们坚持要住，他只好道出真正的原因：我们是这家饭店唯一两个外国客人，其他客人都是日本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狂热分子”。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两张表格要我们填，好像我们是刚刚跟旅行团到的似的。在发现我们既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的时候，他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投降之初的东京完全表明了日本人如何服从天皇，包括要他们投降的时候也一样。仅仅就在几天之前，全日本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还都要全副武装，哪怕是用竹矛和古剑武装起来，也要和“侵略者”作斗争。可是后来天皇要求人们在外国人来的时候要注意行为举止，不得“滋生事端”。现在，几个敌国的记者不需要占领军的保护也能到处漫游，登记住店，一点麻烦也没有。

　　奔波：车厢里的沉默气氛

　　麦克格芬和我的兴趣在这里发生了分歧。他从芝加哥飞来日本是为了报道9月2日在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协定签署仪式。我却还是一心想去广岛。在日语口语手册的帮助下，我找到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当时叫作“同盟社”）。知道了还有一趟火车驶往广岛遗址。这实在是令人吃惊，因为好几个月来，记者们得到的消息一直都是说日本的铁路系统已经在李梅将军的轰炸下瘫痪了。去广岛的这趟旅行会相当漫长，很难估计确切会花多长时间。有人警告我说，已经没有人再去过广岛了。同盟社的新闻是当地的特派记者那边用莫尔斯电码传过来的，可是那个特派记者却收不到东京发过去的信息。

　　我找到的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同盟社工作人员，他说，如果我坚持要去广岛，他会给他们在当地的特派记者写一封信让我带上，让他带我四处走走，帮我把报道传回东京办事处。他可以安排这些事情，只要我帮他们带一些吃的给这位记者。我回到横须贺，美国海军一位公关官员很高兴地配发给我一星期的军用干粮，给同盟社广岛记者配发了两星期的，因为他觉得海军这次可以抢在陆军随军记者前面赶到广岛。从那儿我去了横滨，《每日快报》的另一位记者亨利·基斯也已经抵达，他带来一份报社发来的电报，催促我们俩中的一个到广岛采访。基斯同意我，如果我的疯狂计划开始实施，他会和同盟社东京办事处保持联络。我动身的前天晚上他还给了我他的那把点四五手枪，祝我好运。9月2日一大早，就在600多名记者前往密苏里号报道日本投降仪式的时候，我已经在去往东京搭乘6点钟火车的路上了。理论上来说，再过15到30个小时，这趟火车将把我带到广岛。

　　这列火车正在把一批日本士兵从东京的军营运送回家乡。两腿间晃荡着长刀的军官占据了车厢的座位，我挤进车厢，和一群士兵待在后面的平台上，只有站的地方。我把军帽、手枪、皮带和干粮塞在一起，还买了一把雨伞拿着，以便看起来更像是个普通百姓。不过我身上还是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开始的时候士兵们个个都脸色阴郁，满怀敌意，而且显然是在谈论我。我掏出一包烟递了一圈以后，他们的态度好多了。几个士兵还回请我吃鱼干片和水煮蛋。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更大的转机，因为我让他们看了看我腿上那道显眼的伤疤，我设法让他们明白那是我在缅甸被一架日本飞机炸伤留下的，我是一名记者，有我那部老旧的爱马仕手提打字机作证。

　　几个小时过了之后，我的旅伴们开始在各个车站下车。6个小时后，我想办法挤进车厢，在日本军官中间找到了一个座位。这里弥漫着明显的敌意。乘客当中有一名美国传教士，身旁有武装卫兵护送。他被占领军从战俘营解救出来，带到东京，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教美军怎样才能避免和日本当地人发生摩擦。他压低声音警告我说，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气氛很紧张，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日本战败让这些军官恼羞成怒。首先，我绝对不能笑，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在对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感到得意。看着这些怒目而视的军官把玩着刀柄和武士刀，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更何况车厢不時会陷入一片漆黑，因为这列火车一直在穿越隧道，仿佛无穷无尽。

　　列车到了京都，传教士被护送着下车了。下车前他告诉我，如果用时间来计算，这里约莫是东京到广岛的中点，天色越来越暗。又过了好多个小时，车厢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每当列车靠站，我都要把头伸出窗外，用我从日语手册上学来的日语问一句：“这是哪一站？”这样我就不用在车厢里说出“广岛”的发音了，我怕激怒那些玩刀弄剑的旅伴们。我一面在每两个车站之间打盹，一面在靠站时强打起精神重复那个问句。这段时间里有几个日本百姓上了车，其中有一个接受了我递给他的烟，又给我喝了好一大口清酒。他一定猜到了我的目的地。当火车开始减速准备停靠下一站的时候，他用日语对我说：“这一站就是广岛。”这时候车厢里已经又挤满了人，我只好从窗子爬出去，他帮我把背包扔出了窗外。

　　广岛：毁灭后的荒凉

　　广岛车站坐落在距离市区很远的郊外，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出口是一道临时搭起来的木门。两名身穿黑色制服，佩着刀的警卫抓住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是逃跑的战俘。我费尽力气想用日语说明我是记者，还打开打字机想证明，可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一间破房间，让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了”。因为当时已经是凌晨两点，我坐车坐了20个小时，离开横滨也已经有24个小时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心情跟他们吵了。天亮后警卫看了我带给同盟社记者中村先生的信，我的待遇马上就得到了改善。我走出房间，回到车站想把方向看个清楚，没有人再来拦着我了。广岛一带遭到了重度摧毁，火车站正在废墟的边缘上。车站大厅没怎么受到损害，但是屋顶和窗户都已严重破损。其他的部分——办公室、候车室、检票口，早就不知被卷到哪儿去了。这时中村已经带着一位姑娘来到车站，她在加拿大出生，英语说得很好。我们顺着一条电车轨道往一两英里路外的几幢大楼走去。

　　这里什么都不剩了，只有一片毁灭和荒凉。铅灰色的云团压在城市上空，水蒸气从地面的裂缝里飘上来，到处都是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在这个本来有50万人的城市里，我只看见少数几个人，他们匆匆走着，彼此走过的时候没有说话，也不停步，白色的口罩遮住了他们的口鼻。我后来才明白，广岛的楼宇都已经化成了灰色和淡红色的尘埃，又在狂风暴雨的冲刷后凝固成一道道的垄沟和堤岸。

　　原子弹爆炸还不到一个月，草木还没有长出来掩盖大地的伤口。树木都倒下了，树根像死牛的四肢一样伸向天空，在树根原来的地面上张开了一个个大坑。中村跟我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那天清早我们听见了警报，但是只出现了两架飞机。我们以为那是侦察机，没有人太在意。接着警报解除，大部分人都出门工作了。到了8点20分，一架飞机又飞回来，大家又都以为这是一架侦察照相飞机，连警报都没有响。我正推着自行车，准备骑车到办公室上班，就在这时候闪过一片让人睁不开眼的亮光，像闪电一样。与此同时我脸上感到一阵灼烫，一股龙卷风般的强风把我掀翻在地上，周围的房屋全都倒塌。我摔倒在地上的时候听见隆隆的爆炸声，就像一颗强力炸弹在身旁爆炸了一样。我抬头张望，看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形状像个降落伞，却在往上升腾，中间有一条深红色的线。我看着这团烟柱的时候，那条红线开始扩张，渗进滚滚浓烟中，直至把整团浓烟染得闪闪发红。广岛消失了，我知道发生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试着打电话给警察局和消防队，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就连电话也断了。

　　在市中心，我发现刚才在远方所看到的那些建筑物只剩下骨架了。城市的大半先是在烈焰和烟尘的漩涡里化为灰烬，之后大火又席卷而过，吞没了余下的建筑物。在被烧毁的福屋百货公司里设立了一个临时警察局总部。我们到那里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警察局里气氛十分紧张，警察们都带着一种冷酷的敌意看着我（35年之后我又去了东京和广岛，又见到了中村，他奇迹般地在原子弹辐射后遗症下躲过一劫。中村回忆起当时在警察局，有几名警察甚至想枪毙了我们俩）。后来还是级别高于别人的宣传科警官太宰博邦接受了我的解释，他和中村一样，相信我是想向全世界报道广岛发生的一切。正是太宰博邦给我安排了一辆警车，带我在广岛的废墟间来来回回，还访问了唯一还在运作的一家医院。

　　我站在福屋百货公司的三楼向周围眺望，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所见之处只有几棵小树，还有几根工厂烟囱。这里看不到其他城市遭到轰炸后经常见到的断墙残砖，也没有大块的瓦砾、石头或混凝土，连弹坑也没有。这场毁灭是粉碎性的，之后还有冲天的大火。根据警方的说法，市中心之所以还残存了些建筑，是因为它们正好位于爆炸的中心，在原子弹下坠时正好位于它的正下方，由于爆炸威力是由中心向四方扩散的，所以中心点附近反而是相对的安全区。

　　医院：触目惊心的人间地狱

　　我们这一小拨人乘着一辆由一位警官驾驶着的老旧的车，缓缓穿过全市，来到郊区的电信医院。这是爆炸后唯一幸存的医院。如果说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毁灭让人触目惊心的话，那么我在医院病房里看到的人身损害还要恐怖千倍以上。

　　我走进第一间病房，看见地上的脏垫子上躺着十来个病人，他们的身体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分崩离析之中，后来我知道那是核辐射导致的。医院的院长蜂谷道彦医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些人都会死的，除非美国科学家送来解毒剂。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原子弹爆炸后已经击倒了好几千人。一间间病房里都是同样的情况。病人憔悴不堪，散發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第一道门那里就几乎让我止步不前。有的人脸上和身上有淡紫色的烧伤，有的脖子上有青黑色、带着水泡的疤痕。蜂谷医生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处理普通烧伤一样治疗，但是病人还是纷纷消瘦，死亡。后来，身上没有烧伤的人们，甚至有些爆炸时根本不在广岛的人们也染病死亡。他们都是毫无来由地就病了，症状是食欲不振，头发脱落，周身出现淡蓝色的斑点，鼻孔、嘴巴和眼睛里开始流血。

　　这种症状和严重的全身衰弱，缺乏维生素相似。我们开始给他们注射维生素，可他们的皮肉被针头刺过以后就腐烂了。每个病例结果都是死亡。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某种东西使患者体内的白血球死亡殆尽，但我们也没办法。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补充白血球。每一个抬进来的病人，抬出去的时候都成了尸体。

　　我问他为什么大家都戴着口罩。他说，那是因为爆炸后地面冒出蒸汽，还有一股硫磺味的恶臭，加上很多爆炸时不在城里的人也病倒了，大家都以为美军使用了毒气，在爆炸后仍然滞留在地面上。因此当局建议大家戴上简陋的纱布口罩。“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毒气，但是口罩大概可以给人们一点心理安慰吧，所以他们要戴也就戴着吧。”

　　每一位病人周围都蹲着几个女人，有的还带着孩子，她们都紧紧盯着我看，眼神里满怀仇恨。病人也主要是女人和孩子，有的鼻孔、嘴巴和眼睛都在流血;有的在粗糙的枕头上掉下一圈圈的黑发;有的病人身上的三级烧伤已经化脓。我问蜂谷医生能帮上什么忙来改善医院的条件。他回答说：“我们没有护士，大部分护士都被炸死了，有的在护理病人的时候死亡，也有人跑掉了，回家乡去了。现在如果病人家属不来看护的话，我们都不敢收治病人。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保持伤口清洁，再就是给他们补充维生素丰富一点的食物了。”

　　正在视察医院的市卫生局副局长告诉我们，那些爆炸后才染病的人大多数都曾经在废墟里挖掘亲人尸体或家里的财物。某种辐射线可能释放到了土壤里，因此现在禁止挖掘废墟。局长说：“我们估计瓦砾和泥土下还埋着3万具尸体。我们要先弄清楚该怎样治疗这种重大疾病，才能收殓这些尸体。这样的话可能会爆发其他传染病，但至少我们要知道如何治疗这些传染病吧。”

　　有那么一会儿，心情沉重的蜂谷医生要我离开医院，他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无法继续保障你的安全。这些人肯定是要死亡的。我也一样。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我相信西方文明。我还是个基督徒。可是基督徒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请你们至少派几个知情的科学家来，帮我们阻止这种可怕的疾病吧。”我只能告诉他，作为一个记者，我会忠实地报道看到的一切，同时，尽管我不是美国人，但我是盟军的随军记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军方尽快派“知情”的科学家来广岛。有几个日本科学家在医院的地下室解剖尸体，他们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种怪病的原因，对治疗方法他们更是一筹莫展。回到广岛市中心，我坐在一块逃过粉碎性原子弹爆炸的混凝土块上，用打字机写下了我的报道。虽然我的原稿中有一些更加血腥骇人的细节被删去了，不过这篇报道还是刊登在了1945年9月6目的《每日快报》上，基本原文刊发，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标题和导语：

　　原子瘟疫

　　我写下这篇报道，向全世界发出警报

　　医生在救治病人时倒下

　　对毒气的恐惧∶全民戴上口罩

　　当时《每日快报》著名的总编辑阿瑟·克里斯蒂安森在他的回忆录《服役》中写道，“可怜的彼得”（将作者伯切特的名字误登成彼得）被恐惧深深笼罩，乃至于他（克里斯蒂安森）不得不亲自编辑这篇新闻。应当感谢克里斯蒂安森的功劳，因为尽管他有些地方改错了，但还是在标题里用了“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这句话。这正是我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但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还在因为垄断了这种制胜武器而欣喜若狂，加上他们对日本的战争手段和虐待盟军战俘也怀着一种正常的强烈反感，我也不敢肯定我的信息有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

　　刊发：差点被封杀的报道

　　这篇报道能这么快速而完整地刊发出来真是个奇迹。就在我离开东京前往广岛后，东京被麦克阿瑟划为禁区。盟军人员一律不准离开横滨防御带。亨利·基斯两次都在去东京同盟社的路上被从火车上拉下来。他只好雇用了一个日本快递员，坐在同盟社的办公室里，一接到我发出的消息就从东京送到横滨。但最大的奇迹还是广岛的中村先生，他忠实而准确地把我的长篇报道打成了莫尔斯电码，发到了东京办公室。

　　等我回到东京的时候，在从车站去第一饭店的路上就碰到了一位同行，他拉我去参加在帝国大饭店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几位美军高级军官要就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发表说明。长崎在8月9日那天也遭到了原子弹轰炸。我一身邋遢，胡子也没刮，衣衫褴褛，但还是跟他去了。新闻发布会已经接近尾声，但很清楚，这次发布会的目的是要否认我那篇广岛报道的事实。

　　《每日快报》已经让全球新闻界都知道了那里的人们还在死于原子弹的后遗症。一名身穿将军装的科学家解释说，根本就不存在核辐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造成我在报道中描述的症状，因为原子弹是在高空爆炸，高度已经得到控制，就是为了避免带来“残余辐射”。

　　这时我起身提问，新闻发布会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站起来时，觉得自己肮脏邋遢的形象在那些军装笔挺、勋章闪闪的军官面前都低了一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做简报的新闻军官有没有去过广岛？

　　他没去过，我开局就不错。

　　我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请他解释。开始的时候他还彬彬有礼，口气是一位科学家在向一个外行人谆谆教导。他说，我在医院看到的病人都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燃烧的受害者，在大爆炸之后，这是很正常的。那些日本医生显然是没有能力加以治疗，或者是缺乏适用的药品。他也不相信有人爆炸当时不在广岛，事后又染病的情况。

　　我和他的这一回合最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我问他，有些鱼类在游到流经广岛市中心的那条河里的时候还是会死，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它们显然是死于冲击波或者过高的水温。”

　　“爆炸后一个月还有冲击波，水温还会过高吗？”

　　“那条河受到潮汐的影响，鱼会被水冲来冲去。”

　　“可是有人带我到广岛郊区一个地方，我看见活鱼一游进那条河流的某个区段就会鱼肚翻白，然后几秒钟之内就死了。”

　　这位军方发言人看起来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想你恐怕是让日本人的宣传给骗了。”他说完就坐下了。按照惯例，“谢谢各位”的声音响起，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尽管我的辐射报道被当局否认，但是广岛还是立刻就被划为了禁区，我被送到一间英军陆军医院检查。之后我被通知说我的白血球数过低。我同时也接到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将我驱逐出境，理由是我“逾越了”他的“军事占领区边界”。我白血球数目过低的症状虽然可能来自核辐射，最后却被归因于此前为治疗膝盖感染服用的抗生素。后来我的驱逐令又被撤销了。很有意思，海军协助我证明了自己当时是作为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随军记者登陆的，而他们并没有限制记者的活动范围。

　　勤奋的记者往往会碰上不平常的巧合，我就碰上了。

　　就在修订这一章时，我才知道当年自己能把那篇广岛报道传到伦敦是多么幸运。《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著名战地记者乔治·威勒在《芝加哥每国新闻》停刊后去了巴黎，1978年他从巴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的新闻轨迹曾经多次交错，但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令我惊讶的是，在广岛事件33年之后，他打来电话祝贺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因为当年他在长崎也同时做了篇更加深入的调查报道，但是一系列的文章都从此不见天日。总而言之，当年他也是孤身前往长崎，在那里待了3天，看遍了一切，采访了亲眼见证的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他说：“我写了25000字，我是个忠实的好记者，所以我把稿子传回麦克阿瑟的指挥部，让他们转发——新闻审查官马上就把稿子枪毙了。”

　　1979年12月，我在华盛顿又遇见亨利·基斯，他告诉我当年新闻审查官也想封杀我的报道，亨利·基斯以一种职业记者特有的强悍坚持说战争已经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也應该结束了。他还拒绝了让新闻处用“特殊编码”传稿件，亲自站在电报操作员身边，一直看着他把报道传完。

　　（来源/《别对我撒谎·23篇震撼世界的新闻调查报道》，约翰·皮尔格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吴伟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