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掌握全局的统帅必须具备正确的战略视野和思维能力，能够从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高度着眼，深思熟虑，多谋善断，使行动有着明确而坚定的方向感，并能妥善应对种种复杂局面。在这方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优劣也不难立见，他们最后的一胜一败实在不是偶然。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过：“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他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连用了两次“决定”这个词。

　　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说，自然取决于客观因素是否具备，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胜利一方各级将领、战士以及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可以起“决定”作用。

　　对抗双方的统帅，在战略决战中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进行较量。双方又各拥有一定的实力，力图取胜，否则也没有什么“决战”可言。这就使历史的发展显得波澜起伏，险象环生。最后，一方胜利了，一方失败了。双方统帅的高下和优劣，在这种全力较量的检验中，表现得远比其他时候更为明显。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军事统帅？他的办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实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实践中用心去想，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来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并且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

　　陈毅曾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过这样的概括：“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

　　陈毅说得很对。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作战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措施，还密切注视着双方情况的变化和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及时调整以及修改原定的计划，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或想象去瞎指挥，更不是只说一大堆毫无实用的空话。这是他在战争中之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战争中尤其如此。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有秘密，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他对军事统帅如何才能正确地指挥作战的思考和实行过程作了具体而清晰的叙述：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这段话是他在1936年12月写的，而他在12年后的三大战略决战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也是这样思考和实行的。

　　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到1948年8月，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两年来，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叶剑英曾说过：“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強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蒋介石没有料到，所以事先没有作出应对的准备，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最后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充分考虑到接下来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序幕。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有冒险直冲的危险。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期的方针，决不可少。”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在三大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毫无准备和来不及注意呢？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

　　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做法，先从对方来不及注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趁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役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

　　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方法。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种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拿淮海战役来说，在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粟裕回忆道：“参战部队和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粮食的供应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的口粮、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

　　整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共动员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运送弹药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粮食九亿六千万斤。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恰成鲜明的对照。

　　淮海战役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