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已决定了平津战役的命运。

　　持续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的方法取得了完全胜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共五十二万人，并且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已基本上被消灭。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双方军事力量布局

　　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统率下，共有四个兵团、十二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共六十多万人，是一支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华北“剿总”这个指挥部，和东北、徐州不同。傅作义出身晋军，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傅作义的政治声望和军事才能都很高，抗日戰争前取得过从日本指挥的伪满军手中收复百灵庙的重大胜利，抗战期间也立下不少战功，全面内战爆发后又首先指挥攻占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最重要的城市张家口，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此把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这对蒋介石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的做法。

　　最初，蒋介石还安置自己的嫡系将领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后来，陈继承同傅作义的矛盾日益加深，又因制造了屠杀东北在平学生的“七五惨案”而激起北平民众极大愤怒，蒋介石只得把他撤换了。华北的军权就更多的掌握在傅作义手中。而“中央军”的三个兵团虽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没有像廖耀湘、邱清泉、黄维兵团那样的精锐部队。平津又孤悬北方。这些，对平津战役局势日后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

　　华北地区的解放军是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所属野战军及其他部队组成的，一直活跃在华北战场，力量不断壮大。抗战胜利后，它的主力组成晋察冀野战军。1947年5月，中央工委将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野战军分开。这年7月，野战军发动清风店战役，歼灭北上的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11月，攻克石门市，这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重要经验。

　　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原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原晋察冀野战军改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时，第二兵团日夜兼程赶到石家庄以北地区，又解放了保定。在这个过程中，华北野战部队兵力进一步壮大，不断发动攻击，将傅作义集团牢牢牵制在华北地区，无法抽调较多兵力支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的作战。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经过短时间休整，准备大举入关，和华北野战部队协同作战。发动平津战役的时机成熟了。

　　蒋介石这时正忙于应付淮海战局，已焦头烂额

　　辽沈战役刚结束时，蒋介石没有意识到南线的淮海战役即将爆发，他最担心也觉得最迫切需要应对的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威胁华北。他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宜生（注：即傅作义）详谈，华北今后责任重大，付之全权，望其对中央各部队能严加管束，一如其直属部队，无负付托之重也。”

　　11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政会上说：“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4日，他召集何应钦、张治中、傅作义、徐永昌等开会，重点讨论华北问题。徐永昌在当晚日记中记载：“蒋先生询余对将来华北军作战有何意见。余以为敌人作战不需后路，以其如彼长成者。我则无此素养，必须保有可恃的后路，官兵心情方安。所以在绥包及其以西也好，在青岛也好，须极早切实计划而预为之备。军心既固，作战自然有力而可持久。”他们的心态，虽已感到华北军事“须极早切实计划而预为之备”，但心情并不迫切，仍认为有可能持久作战，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有意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要他率部南下。傅作义不同意，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担心南撤后完全处在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下，日后不会有好下场。因此，傅作义在会议上陈述种种理由，如：傅部南撤，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政治上将产生不利影响，加之南撤尚有种种困难，力主固守平津。蒋介石听后感觉有一定道理。以傅作义率部暂留华北，还可牵制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暂不南进，以便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线。会上并没有作什么决定。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议只记了一句：“晚课后约宜生、文白（注：即张治中）等聚餐，商讨华北守弃战略，甚久未决。”

　　“甚久未决”四个字，也说明他对“华北守弃战略”仍举棋不定，仍更多地倾向于固守平津地区，观察时局变化，再作定夺。

　　1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朝课后召见敬之、墨三商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宜生固守，并增加其兵力也。继与宜生谈话，并以全权交彼，切勿有所顾虑。”蒋介石甚至把华北全权交给傅作义，这时决定“全权交彼”，说明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且对傅作义的才能是赞赏的。

　　由于淮海战役在11月6日爆发，忙于应付的蒋介石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徐州战场上，对华北已顾不过来了。

　　其实，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无法久保的局势已定，不存在其他出路。他们事后反省道：“由于平汉、津浦两路完全阻断，除海空运外，鲜能获得支援，故留置华北，纵能苟延于一时，但尔后之生存，当至艰困，保存战力，或行匪后牵制，将成泡影。”

　　他们关注到时机这个问题：“在林匪主力犹未入关。聂林两股匪军部队未会合前即应有所决定，并立即付诸实施，始有效。故‘争取时间成为本案之关键。”但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既缺乏应有的远见，又缺乏“壮士断腕”那样的勇气和魄力，一切都在观望中。

　　那时，蒋介石、傅作义等对华北形势的判断，主要是建立在对东北野战军不会很快入关作战的错误估計上。在他们看来，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单是华北野战军对其不构成致命的威胁。他们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五十多天的连续大战，非经四五个月休整补充不能入关作战。

　　既然对“华北守弃战略，甚久未决”，又以为华北军事局势一时还不会有很大变化，再加上淮海战役的爆发，蒋介石对华北问题的决断就拖下来了。这正是解放军所期望的。

　　10月16日，《中央日报》的特派员文章也说：“我们可以预测到今年华北不会有大的会战。”

　　11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说：“东北战争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以直接威胁。且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统帅部已适时作加强战略之部署，故整个战局必可无虞。”

　　但是，蒋介石等对解放军的战斗决心、旺盛士气和连续作战能力完全估计错了。

　　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已开始考虑为下一步平津战役做准备。这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北上开往沈阳地区。由于辽西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对平津战役只是开始考虑，还没有来得及下决战的决心。

　　辽沈战役的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毛泽东也很快就下了决心。10月31日，在沈阳解放的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决心以东北和华北两地的解放军协力歼灭傅作义主力，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首先入关的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的电报，要他们：“重在抑留傅部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由海上南撤。”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征询东北野战军入关行动方案的电报，请东北野战军考虑电复。

　　此时，关键是如何使蒋介石在最初阶段不察觉解放军的战略意图，把他在华北的六十多万部队依然抑留在华北，不致南撤或西撤。这就要做到两点：一是行动极端迅速，二是严格保守秘密。

　　11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两个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前一个电报告诉他们军委的最后决定：“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后一个电报要求他们：“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

　　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分别集结在锦州、沈阳、营口等地区，只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11月23日起，主力十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不走北宁线，而取道热河，夜行晓宿，隐蔽地穿越长城，向关内冀东地区开进。国民党的空军虽然极力侦察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的情况，但始终没有发现显著迹象。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在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结束后，徐州地区已成为他们最关注的战线，自然很难对平津地区作出应对决策来。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力难与辽沈、淮海两个战场的部队相比。因此，蒋纬国叹道：“深知孤悬之华北战场，已无获胜之把握。”

　　蒋介石这时正忙于应付淮海战局，已焦头烂额。他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环境之恶劣已极，此种刺激实为任何时期所未有，余亦屡萌生不如死之感。”他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会如此迅速行动，很长时间内，他对华北战局仍顾不上，只在28日的“本星期预定课目”中提了一句：“华北弃守之决定。”可见，这时他对华北是“弃”还是“守”仍举棋未定。

　　12月2日，蒋介石派罗泽闿向傅作义传达“退保津、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的华北战略决策。傅作义虽然赞同这一决策，但一直犹豫不决。傅作义可能错误判断了情况，认为东北解放军无论如何需休整一个月方能入关，因此拖延很久，他的军队还是武装在平绥铁路上。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总是摆成一字长蛇阵？这同他们对铁路交通线的严重依赖直接有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都是如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充分注意到它的这一弱点：一旦铁路线被切断，国民党军队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便难以迅速调动，更严重的是粮弹给养只能靠空运接济，很快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一次又一次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这时要求“退保津、沽，确实控制一个海口”，说明他已考虑在必要时将华北的军队经海口南撤，不致遭受解放军的分割和合围。但他没有明确提出放弃华北，因为这件事在国内外的影响太大，他历来对主要城市的得失看得极重，这样的决心一时还下不了，还在观望。

　　傅作义之所以拖延，不只是对东北解放军入关时间判断错误，更重要的是，如果主力东移，西线兵力势必薄弱，一旦西撤通道被切断，战局将十分不利，他的嫡系部队只能随中央军南行，日后难免陷入任人摆布以致被吞并的困境。因此，尽管蒋介石对他作出种种许诺，他一直采取敷衍和拖延的态度，不愿意南撤。蒋介石因忙于应付被困的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一时也无暇顾及傅作义的态度。

　　对解放军来说，时机稍纵即逝。趁蒋介石决策尚未定，必须下最大决心立刻行动，防止华北国民党军迅速南撤，与南线的军队会合。但东北野战军只是开始秘密入关，后续的大部队尚未到达，全歼华北国民党军的兵力仍不足，时机尚不成熟，过早采取大的动作，反会打草惊蛇，无法达到抑留并全歼华北国民党军的目的，因此必须继续把蒋介石、傅作义再稳住一段时间。

　　毛泽东设计出“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打法

　　既要积极迅猛地行动，又要稳住對方，这是一个难以周全，需要用高度智慧来处理的时刻。

　　毛泽东看到国民党军方面要迅速决策南撤有为难之处，有隙可乘。时机虽然紧迫，他仍冷静沉着地处理。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电，分析道：“敌人逃跑的路线中最危险的是海路，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面对如此微妙而又十分敏感的局势，毛泽东大胆地设计出一种常人难以想到并识破的打法。

　　

　　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电，提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担忧是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电文写道：

　　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

　　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对于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同时他们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为着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之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同时，毛泽东通知南线的华东野战军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已被围住的杜聿明集团的部署，以免刺激蒋介石下决心将华北军队南撤。

　　“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富有创见性的决断。它既以坚决的行动隔断国民党军诸部间的联系，为下一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作准备;又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这不过是华北军区部队的又一次局部性行动，不致过早地惊动对方，使他们在解放军部署尚未完成前便迅速决策撤走。这对人民解放军取得平津战役的完全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平津战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决定从西线打起

　　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有六十多万人，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聂荣臻回忆道：“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煞费苦心。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回忆道：“傅作义这个充满矛盾的‘长蛇阵，为我军实行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各个歼敌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平津战役先从哪里打起？国民党方面总以为东北野战军大量入关，平津战役将从东线打起。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决定从西线的平绥铁路东段打起，那是连接平津地区同傅系军队后方根据地绥远的唯一交通线。

　　聂荣臻回忆道：“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研究，决定从让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堵住傅作义嫡系部队西撤绥远的必经之路，也可以吸引傅作义的目光向西，掩护东北解放军秘密大举入关。

　　从西线打起的任务，主要由华北解放军担负。由于战斗必须在蒋介石、傅作义察觉解放军的作战意图前开始，时机异常紧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对这两支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都抓得很紧。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命令：“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其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围歼敌人之后，再相继攻击。”

　　杨成武兵团本来已经包围绥远省会归绥并发动总攻。杨成武回忆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命令我们缓攻归绥，撤围归绥，一兵团缓攻太原，使敌人不致感到孤立，给敌人以情况缓和的错觉。毛主席命令我们火速前进，突然包围张家口，不是立即夺取之，而是吸引敌军增援。”

　　11月29日，杨成武兵团加快速度，提早两天从绥东赶到张家口地区，发起攻击，对张家口实行包围。这是平津战役的开始。

　　此时的傅作义，还不明白解放军的战略企图，误以为此次进攻，不过是继察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

　　11月29日晚，傅作义决心趁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入关，华北第二、三兵团兵力分散的时机，以主力部队驰援张家口速战速决，一举将华北第三兵团击溃。那时，秘密入关的东北解放军先遣部队突然出现在北平东北，攻占密云。同时，根据空军侦察报告，解放军大部队正从东、西两方面向京张铁路运动。这使傅作义大为震惊，急急忙忙在12月4日飞到张家口，命令几天前刚西援张家口的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

　　杨得志兵团原布署在石家庄北面不远的曲阳一带。毛泽东在命令杨成武兵团从绥东赶往张家口地区后两天，26日又命令杨得志兵团迅速隐蔽北上。傅作义飞张家口当日，毛泽东在一天内连续给杨得志兵团发去三封电报，紧急命令他们：“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时间，此刻时间比什么都重要。

　　傅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刚乘汽车沿铁路以北的公路东返到新保安，就被以六昼夜强行军抢在前面赶来堵截的杨得志兵团挡住。12月8日，杨得志兵团以九个旅的绝对优势将第三十五军合围在新保安。

　　杨得志兵团与华北军区投入这次战役的十三万军队共同作战。在整个战役中，双方力量悬殊，解放军的兵力大大超过国民党军队，可以说已决定了被抑留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命运。

　　12月12日起，迅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华北军区一部突然行动，将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隔断，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预定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对战场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总是晚一步。他之前正忙于应对淮海战场，此时才发觉华北局势的严重，受到极大震动。当晚，他就电话约见曾和傅作义在晋军同事的徐永昌，要徐永昌次日飞北平同傅作义商议对策。但解放军对平津战役的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同傅作义商议对策已经晚了，已丧失极端重要的时间。

　　第二天清晨，徐永昌去蒋介石处。蒋介石要他向傅作义转达：“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守战皆宜。”中午，徐永昌飞抵北平南苑机场，当地情况一片混乱，无法进城，只能同傅作义通了电话，告以蒋介石的意见。傅作义在电话中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只得重新登机，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12月16日，蒋介石又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去北平，要求傅作义以主力保持塘沽、天津，在必要时将华北国民党军队从海路南撤。他想汲取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教训，这时真发急了，可是，国防部忧虑：“万一塘沽被截断，则平、津均成孤点。”果然，19日天津、大沽间交通被完全截断了。

　　如此一来，除塘沽少量守军后来得以南撤外，华北国民党军队主力经海路南撤的门户已被关闭。北平同南京之间，只能靠飞机勉强维持联系。

　　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见李及兰等处置平津危急无方。宜生竟已束手无策，毫无决心矣。”他在19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平津被围之速，实非意料所及。”事实上，蒋介石自己对“实非意料所及”的事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毛泽东确定作战方针：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12月中旬以前，解放軍在平津地区主要还是在从容布局。南京《中央日报》对这个地区的战事情况这样描述：“可以说还是试探性的，真正的主力还未接触。”

　　到这个月下旬，解放军在华北战场的部署已经就绪。为了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于11月27日前已决定：“平绥线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平山赶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中共中央在1949年1月10日决定成立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线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他们三人过去曾长期在红一方面军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事，这时又会合在一起了。

　　平津战役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确定作战方针：“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两头”中，西头的重点是打击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既要把他打痛，又要把他拖住;东头的重点是防止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主力从海口南撤，把解放北平的任务放在后一步来处理。

　　大的仗还是从西线开始打起。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傅系军队主力已经被围逾半个月，供给依赖空投，处境日益艰难。

　　12月22日，杨得志兵团对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发起总攻。

　　毛泽东对新保安这一仗极为重视，他在两千多字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13次提到新保安和第三十五军，并且明确指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在这以前，最初两星期内对新保安的作战方针是“围而不打”。傅作义十分焦急，催促第三十五军迅速突围，但前面的公路已被解放军掘断。当解放军发动总攻时，第二兵团三个纵队有六万多人，而被围的第三十五军只有一万九千多人。

　　更重要的问题是士气。该军副军长王雷震说：“第三十五军本来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但在八年抗日战争以后投入内战后，士气就开始低落，部队出现厌战情绪，军官请长假，士兵要回家，难以说服。”解放军发起总攻后，在12月22日当天下午就结束战斗，全歼第三十五军。

　　第三十五军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战期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被称为劲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时的战斗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士气高涨，如今要打内战，士兵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士气就开始低落。而解放军战士是为保卫土地改革成果而战，又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士气高昂，情况与第三十五军截然不同。

　　新保安的战斗一结束，就轮到张家口了。第三十五军被歼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密令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和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实施分路突围，主力沿铁路线向北冲击，那里是长达十多公里、宽仅一公里的狭长山沟，兵力无法展开，被早有准备的杨成武兵团前堵后截，到24日下午被全部解决，张家口宣告解放。

　　这样，傅作义不仅丧失了他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也被切断了西撤绥远的退路。国民党军在东线的局势也迅速恶化。傅作义陷入欲撤不能、孤立无援的境地，开始派人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秘密接触，但仍在犹豫不决。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召见郑介民，亲自安慰国民党各将领后，下达指令，决定将北平各军空运到青岛。接着，他又宣布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区绥靖主任。但北平各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或在解放军炮火控制下，这个空运计划无法实现。

　　按照中共中央原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计划，西头的问题已经解决，该解决东头了。东头的“重中之重”本来是塘沽，塘沽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出海通道和海上补给线，一直有重兵把守。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迅速隔断了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准备先取塘沽，后攻天津。但实际情况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

　　1948年12月29日，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不便接近亦不便构工事。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

　　毛泽东当天立刻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根据前线将领报告的当地实际情况，及时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将东线作战重点改为集中力量攻取天津。

　　当时，天津有居民二百万人，是华北的经济中心。经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长期经营，城防工事已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驻军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领的两个军部等十三万多人。天津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在攻城时必须尽力减少对工厂和学校的破坏。

　　1948年12月底以前，解放军虽已兵临城下，但双方在天津周围只有一些小接触，没有什么大战斗。自1949年1月2日起，解放军才开始向天津外围据点发起攻击。1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的电报：

　　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攻占天津。

　　陈长捷拒绝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后，解放军在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当晚突破城防主阵地，第二天便解放了这个国民党军重点守备、坚固设防的天津城。守军十三万多人全部被歼。

　　16日，蒋介石电傅作义，下令塘沽守军南撤。经过新保安和天津这两仗，国共双方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胜负的前景已不言自明。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但是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不可能大举南撤，淮海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南线主力杜聿明集团的长期“围而不攻”已没有必要。

　　美国欲“换馬”，蒋介石“四面楚歌”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称为“总裁”，一向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但这时党内也出现了众叛亲离、说话无效的状况。其中给蒋介石刺激最大最深的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占多数的立法院否决了他通过提名的立法院院长候选人李培基，另行选出童冠贤来担任。

　　他在选举那天的日记中先还高兴地写道：“昨日最复杂困难之问题。即立法院正副院长提名问题，忽于五分钟解决，又孙行政院组织成功，殊足欣慰。”但写到下午，蒋介石不禁悲叹：“据报立法院选举院长之提名决议案，仍主张其原定之童冠贤，而不选李培基，不胜悲戚。”

　　可见他对这件事的看重。而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件事，不只是因为李培基这个具体人选，更重要的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党籍立法委员究竟能不能“执行党的决议”，也就是他这个“总裁”的决定在国民党内还管不管用。

　　尽管他如此看重这件事，并下了“严令”，结果却大大出乎他意料，许多党籍立法委员根本不理睬他所“切嘱”的事。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失败也表露出严重不满，打算“换马”。

　　从抗战后期起，美国政府一直把蒋介石看作亲美的、可以在中国实行统治的政治力量，大力给予支持。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是难以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的。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很长时间内，美国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建立政权。”这里说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政府。局势发展如此急转直下，出乎美国政府的意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它自身利益的衡量。

　　能不能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更大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往这种援助给得够多了，却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相反，局势却极快地朝着同美国政府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财政援助的很大部分落入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吏的私囊中。更使美国感到沮丧的是，国民党军队有大量美国援助的现代武器，历次的失败使大量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落入解放军的手里。至于国民党政府因独裁和腐败而失尽国内民心，美国更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委员长的态度和行动和一个旧军阀差不多，他和军阀一样没有得到人民的爱戴。蒋介石最后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而被打败了，因此他的很多将军都带着由我们的武器所武装起来的军队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当这样的投降开始大量出现时，我才决定停止把物资运到中国去。”

　　这种状况不是美国政府所能左右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作出考虑。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援蒋反共政策也日益捉襟见肘。在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审查政策，谋求出路。

　　从1948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

　　蒋介石已从各种渠道明白了美国政府的意向。他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大使馆几乎为反华倒蒋之大本营，显受其政府之意图。”可见美国打算“换马”已是公开的秘密。

　　11月27日，宋美龄赴美求援，受到难堪的冷遇，再也没有重现她在1942年至1943年访美时那样的风光。她到华盛顿的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她。会见结束后，当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她神色严峻，冷冷地一笑，给人的感觉是会谈不太顺利。这也使蒋介石直接感受到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午接妻自美国传来长途电话，闻其声高语重，恐其精神焦虑过甚，不胜系念之至。”

　　对蒋介石来说，处处传来的都是坏消息。蒋介石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了。

　　蒋介石宣告下野

　　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谋和书告》，宣称：“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解人民倒悬于万一。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一手发动全面内战，并且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宣告“引退谋和”并不奇怪。蒋介石在取得最高权力后，有过三次宣告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第二次是1931年，这已是第三次。

　　这三次都是他在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他又暗中牢牢控制军权和财权等核心权力，伺机再起。前两次他都成功了，不仅重新掌握最高权力，而且地位和权力反而比以前更高。这次的结果却和前两次有所不同。

　　蒋介石的政权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陷入绝境。他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完全崩溃，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等蒋介石的嫡系精锐主力全部丧失，平津战役也近尾声。社会经济的崩溃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飞涨，绝大多数民众已挣扎在生死线上。这种状况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14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国民黨统治区内的状况：

　　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

　　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尖锐。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在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支持政府深谋远虑，鼓起勇气进行改革。他们大概也能千方百计设计出一套可行方案。但即使有最善良的意图和最有效的控制，他们也难以避免预算失调的结局。政府目前五六十亿美元赤字。

　　这种军事与经济的互相影响使得百姓生活于困苦之中，并孕育了不满和绝望。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食物短缺并禁止百姓买卖。能忍耐磨的中国人民能够忍受一切，但一旦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物无从着落，就会发生骚乱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灾难。

　　政府尤其是委员长遭到尖锐的谴责，比以往更加不得人心，大概还从没有过如此剧烈地指名道姓抨击他们的时候。百姓指责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不能提供聊以度日的生活条件。这实际上已不是什么道义的或政治理论问题了。即使在知识分子眼中也如此。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南京政府各级官员身上也显著扩展。

　　这还只是一个美国大使眼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比他说的更严重得多，而且在加速恶化中。

　　就拿司徒雷登提到的经济问题来说，11月9日的《大公报》上有一段记载：“8日上午市场米价开盘三百圆，有行无市。场外高喊六百圆，尚难购到。中午米价黑市已喊一千圆，到下午更喊到一千四百圆。傍晚有人曾以一千八百圆的代价，购进一石。8日沪物价上涨平均达‘八一九限价二十倍左右。”这篇报道还写道：“这样疯狂上涨、瞬息万变的情形，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该报同天另一篇报道中讲到：“上海的抢米风潮上一天连续发生八起，连糨糊用粉也被抢。第二天，抢米事件增至二十多起，英法商电车公司、两路局的人因迫于饥饿而怠工。京市抢米潮到10日更为扩大，几乎所有的米店都未能幸免。饥民已由抢米发展到抢食物。”而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方兴未艾，老百姓已活不下去了。蒋介石对所有这一切，除祈求上帝保佑外，一筹莫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特别是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并多次反蒋的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对蒋介石施压，并且提出恢复国共和平谈判的主张。

　　他们提出恢复和谈，重要目的是想趁蒋介石军事实力遭受决定性打击、处于狼狈境地时逼他下台，然后取而代之。军事力量一直是蒋介石赖以实行统治的主要因素。这时，他的嫡系部队主力已经被歼，而白崇禧手中，还掌握着未曾遭受歼灭性打击的桂系主力部队，坐镇武汉。李宗仁又已被选为副总统，有资格在蒋介石下台后代替他。这在他们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夺取最高权力的大好机会。

　　1948年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解放军合围于陈官庄;15日，黄维兵团被歼。蒋介石在南线已经没有可用的嫡系主力，而桂系部队在这时显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活动便一步步公开登场了。

　　24日，白崇禧公开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写道：“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电：“本日与某公（注：指白崇禧）晤谈，言辞已万分露骨，并报告辖区内各省及川、桂已联系成熟，不日即有表示，第二军已令停止东开，事实如此，无力挽回。”

　　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程思远回忆道：“同日，湖南绥靖主任程潜也通电主和，并请蒋介石下野。在语气上，程电较白电严厉得多。”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正午约理卿来谈，乃知桂系急谋倒蒋，其势若不及待矣。”第三天，他的日记又写道：“白连致电话于张文白，问余究竟如何，其心更急不及待矣。余以立法院长选举，未能遵党决议之时决心辞职下野，今复得白之背逆胁制，乃更促成我下野之决心，所痛苦者唯不予我有一点准备之时间。”可见他的处境已狼狈到何等地步。

　　程思远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12月30日，白崇禧又以‘亥全电致蒋介石，重申前电主张。蒋介石不得已，于1948年除夕邀李宗仁副总统、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饭后提出《求和声明》，征求意见。他在声明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听。席上，我亲眼看到也听到谷正纲、张道藩发言反对蒋介石下野求和，谷正纲甚至嚎啕大哭，如丧考妣。对此，蒋介石大骂说：‘我之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他所谓‘某一派系即指‘桂系，其对李宗仁、白崇禧之嫉恨，可以想见。”

　　

　　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地区被全歼，蒋介石手中最后一张王牌也失去了。以后几天，他忙于剩余部队的调动、人事的安置、银行外汇和将黄金赶运台湾等，这些都是为他重新再起作准备。

　　21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引退谋和书告》。

　　傅作义和解放军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蒋介石事前一无所知

　　1949年1月22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上一天同解放军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同解放军签订协议，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这看似突然，其实并不偶然。

　　傅作义对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并不高兴。他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民党军队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十分不满。任命后的下一个月，1948年1月，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召，参加东北军事会议。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派两个军南下保定地区，以配合东北战场。结果，第三十五军在涞水以东山区被围，该军第三十二师被歼，师长李铭鼎战死，军长鲁英麟自殺。傅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奋战，只牺牲过一个营长，这次的失败对傅作义打击很大。

　　傅作义从东北回来，就不时地自言自语地叹道：“完了，真要完了！”辽沈战役爆发后，他感到国民党内腐外溃，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来源，已濒于崩溃之前夕。审时度势，他开始在几个亲信中，酝酿放弃战斗，向共产党求和。

　　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后改名傅冬）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傅冬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地下党组织设法让她回到北平傅作义身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基本上使他们对敌情一清二楚。”傅冬了解掌握傅作义的各方面动态后，劝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

　　傅作义的态度确实在逐渐发生变化。

　　11月17日前后，傅作义的第一次和平行动是经过他女儿傅冬的关系，由地下党电台致电毛主席，陈述了他所控制的空军、陆军人数和装备，愿意改变以蒋介石为中心挽救国家的打算，承认以共产党为中心，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傅作义这个电报是一次重要试探，但他的基本态度是要以华北地方实力派资格的身份，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进入联合政府。这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个电报并没有给予答复。虽然没有答复，毛泽东对傅作义的动向仍十分重视，因为能和平解放北平是极大的好事。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19日，毛泽东又起草以聂荣臻名义致彭泽湘的复信：“个人认为某先生（注：指傅作义）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这里不再称傅作义“起义大致已定”，而是说他“既有志于和平事业”，“起义”和“有志于和平事业”的含义自然不同，说明中共中央对傅作义的态度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华北的力量比傅作义系大得多，如何解决中央军不仅是中共中央特别关注的问题，对傅作义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不可能在平津实现他的和平主张。他对自己的意图深藏不露，以免过早激起这些中央军的反对，同时又不动声色地采取一些重要措施。

　　为防止出现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事业，他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他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事后证实，傅作义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为顺利实现北平和平扫除了障碍。1月21日，当傅作义向他指挥下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北平实现和平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法动作。

　　傅作义寻求和平谈判的这些活动严格保密，蒋介石在平津的嫡系将领完全没有察觉和怀疑。当时驻守北平东部司令官石觉后来到了台湾，在接受访问时说：“傅作义给我的感觉是他治军治民声望很高，自奉甚俭，待部属诚挚公平，颇受部属及百姓敬爱，而在北平却犯了大军统帅之忌，该决心不决心，该行动不行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厄运，傅作义不能辞其咎，这是他致命缺点。”他又说：“傅作义的女儿是《大公报》记者，为一共产党徒，但傅作义本人并非共产党，北平局部和平也非预谋，全是一错再错逼得没法可想。”

　　傅作义希望寻求平津问题的和平解决是真诚的。为什么和平谈判依然一再发生曲折？关键在于他仍力图保存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军队，不愿接受改编。这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符定一在同毛泽东谈话中谈到：“傅作义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但不给他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

　　这以后一段时间，解放军的行动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紧紧包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傅系军队，另一件是东北野战军主力继续隐蔽地大举入关。

　　12月14日，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前一天发出的作战命令，形成对北平的包围。傅作义匆忙地将总部从西郊的公主坟迁入城内。北平过去远离前线，也没有想到那么快就会被解放军合围，城郊并没有坚固的永久性城防工事，除了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无险可守。尽管城内还有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但这座城是无法坚守的。

　　12月15日，傅作义秘密派遣《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由该社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携带电台和报务人员共五人出城，寻找中共中央，想要与之取得联系。第二天，他们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在城外八里庄见了面。这次还不算正式开始谈判，只是互相交谈。交谈中，崔载之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要保持谈判的绝对保密，不使中统、军统闻到风声，电台是用来同傅作义联系的。

　　当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指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这时，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正被分别严密包围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行将被歼。傅作义要求保全的实力，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军队。此外，他在北平和绥远还有一部分部队，并想以这些实力为本钱来实现他设想中的华北联合政府。这自然是办不到的。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到八里庄会见崔载之等。刘亚楼阐明了对于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条件，绝不允许他们保存反动力量，更不能同意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并指出如同意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崔载之向傅作义报告了谈判情况。傅作义回电强调了一些困难，没有提出其他意见。双方的条件相距太大，谈判未获结果，只能搁置下来。这次谈判，可以说双方都是试探性的态度。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并告华北军区负责人电，部署进攻新保安和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22日至24日，解放军全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两地的傅系部队七万人。傅作义原来保存自己实力的打算无从谈起，经常唉声叹气，自言自语：“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拉拢傅作义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做傅作义的工作。”

　　毛泽东要求通过中共北平市委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还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傅作义得知后表示：“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将继续谈判，以求和平解决。”

　　1月6日，傅作义派出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再次出城和解放军谈判。行前，傅作义对周北峰说：“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又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

　　1月8日至10日，林彪、聂荣臻同周北峰、张东荪举行第二轮谈判。经商谈，双方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写明1月14日午夜前作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

　　傅作義得到谈判代表报告后表示：“有些条款还需商量，将再派负责干部前往商谈。”13日，傅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为全权代表，携周北峰等到通县五里桥同解放军进行第三轮谈判。邓宝珊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以来同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保持着联系和友谊。这次傅作义特地把他请来北平，参加谈判。

　　1月14日，聂荣臻先去看望邓宝珊等，说明上次谈判规定14日午夜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14日和15日，解放军用了二十九个小时攻克天津。北平国民党军队已陷入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绝境。和平谈判局势急转直下。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等正式谈判，对有关问题都达成了基本协议。17日，参谋处处长苏静随邓宝珊等回到北平，见过傅作义后，就同崔载之等根据城外已达成的协议精神拟订出具体协议十八条。

　　当时，北平城内还有大量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北平城内国民党军用“士气低落”来形容已经不够，可以说“作战意志业已瓦解，连那些‘中央军高级将领也已无法左右。”北平和平解放的正式协议签字后当晚，傅作义召集国民党华北“剿总”及军长以上人员，宣布和平改编。当时，蒋系的李文、石觉、袁朴等都痛哭流涕。从22日起，国民党部队陆续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进行改编。

　　傅作义和解放军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蒋介石事前对此一无所知，自然也并无作为。他在20日日记中写了一句：“午刻据报宜生已派机接其家眷由重庆返回北平，无任骇异。后乃知其以余辞职，故其不愿南来，并无他故也。”同天，他派已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再飞北平，向傅作义传达他的意思。傅作义这时已同解放军达成协议，只是对徐永昌推托地说：“彼与中共之谈判，乃系虚与委蛇，目的在于保留实力。我军兵力越坚实，则拘束共军越众，可对华东、华中之战局产生有利之影响。”徐永昌毫无结果而回。

　　第二天，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退到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总统。23日，蒋介石才知道傅作义和解放军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消息。他在日记中记载道：“起床闻经儿报告李代总统昨午夜一时曾与经儿电话，称北平传与共匪已成立休战条件，准在城内与共匪成立联合办事处，所有军队除极少数外，皆开出郊外整编。此事殊出意外，万不料宜生怯愚至此，变节如此之速乎？余诚不识其人矣。驻平中央部队尽为其所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