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保卫战：推迟秦国统一六国进程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命大将白起进攻韩国，攻占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切断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通往韩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的道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则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孝成王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龁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3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赵国粮粟短缺难以继续支持战争，赵王听信反间谣言，以擅攻的赵括取代擅守的廉颇，意图速战速决。这年9月，包围圈内的赵军箭尽粮绝，45万人连续断粮46天。战区内所有能吃的包括战马、树皮、飞鸟甚至老鼠都被吃光，甚至出现士兵自相杀食的惨剧。面对危局，走投无路的赵括被迫率全军突围，结果失败，赵括本人被秦军射杀。已经饿殍遍野的赵军在丧失统帅后彻底崩溃，全部投降。白起下令将45万赵军俘虏全体坑杀（即活埋），只留下百余名小兵回赵国报信。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从此由强转弱。
白起的做法虽然起到了对赵国军民的恐吓作用，但更多的是带来赵国上下对秦军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直接导致秦军在后期作战中遇到赵国举国上下顽强的抵抗。而白起事先未争得秦王许可就下令处决45万赵军俘虏的行为令秦王对他产生强烈不满，这也种下了日后他被秦王所杀的祸根。
长平之战后，白起想乘胜进攻赵都邯郸，灭赵国。应侯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整为由，建议韩国割让垣雍（今河南省原阳县）、赵国割让六城请和，秦王同意。赵王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大臣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如此赵将灭亡。虞卿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建，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封给楚相春申君黄歇，结好楚国，并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秦王见赵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抗秦，遂于公元前259年10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兵20万伐赵，直攻邯郸。
廉颇率10万赵军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赵胜亦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秦军以武安关为基地围攻邯郸，战况异常激烈。在一次战役中，秦军弓弩手在不到两个时辰里就向邯郸发射了数十万支箭，随后步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架设云梯强登邯郸城墙，另一部分架冲车直攻城门。城头赵军冒着密集的箭雨进行顽强抵抗，首先是用弓箭还击，同时用长竹竿推倒秦军的云梯，在城头用滚木雷石打击登城秦军，或用大锅将水烧开后泼向敌军。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秦军战死2万人，被迫转入休整，同时派小股部队骚扰赵军。赵军并没有呆板防守，而是不断派出精锐骑兵部队趁夜出城偷袭秦军。这给秦军造成极大恐慌，严重影响了秦军士气。
王陵战至第二年，仍不能取胜。秦国增兵10万支援王陵，秦军5校（每校8000—10000人）阵亡，秦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称病推辞。秦王改令王龁为主将，再增兵10万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不能攻下。范睢于是举荐郑安平为将，率军5万携带大量粮草支援王龁，加强对赵的进攻。由于邯郸城内粮食耗尽，赵王被迫向魏、楚两国求救。
公元前258年，赵胜奉命出使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20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19人。这时一个名叫毛遂的门客自荐随往，赵胜认为他在门下3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正是用人之际，赵胜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胜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胜回国后，楚国出兵10万救赵。
魏王亦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秦王派人威胁魏王说：“诸侯中有敢于救赵者，败赵后首先攻先救赵者。”魏王恐惧，命晋鄙大军暂停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观望。魏信陵君魏无忌通过魏王宠妃如姬盗得虎符，带勇士朱亥杀晋鄙，夺其兵权，并挑选8万精兵進击秦军。这就是“窃符救赵”。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秦军作战失利，秦王又令白起领兵攻赵。白起始终托病不出。秦王罢其官爵，白起被迫在杜邮（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自杀。
魏、楚援军到来之前，赵胜招募3000人敢死队，命李谈率领进击秦军，击退秦军30里，李谈战死，赵王封其父为李侯。
公元前257年12月，魏、楚两军先后进抵邯郸城郊，进击秦军。赵国守军配合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率残部逃回汾城（今山西省侯马市北），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邯郸之围遂解。魏楚联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省西南地区），秦军复败，退回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此时韩国也加入合纵攻秦，赵、魏、楚、韩先后收复魏之河东郡以及安阳，赵之太原郡以及皮牢、武安，韩之上党郡以及汝南。
邯郸之战是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导致秦国对六国执行全面打击政策的破产。秦国被迫改变策略，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外交方针来离间东方各国的关系，为统一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邯郸之战严重地消耗了秦国的实力，造成秦国军队近30万人伤亡，推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让战国争雄的格局延续了近50年。
睢阳保卫战：为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打下基础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是时，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所部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精骑8000余共计15万众，反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安禄山乘坐战车，率领号称20万之众的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数十年，百姓大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叛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所到之处，守将不战而逃，或者望风而降，京师震惊，唐玄宗惊慌失措，仓皇逃往四川。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的实力大为衰竭，全国各地藩镇林立，河北山东列镇相望，“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内地节度使也往往仗势专权，极为骄横。这些藩镇与节度使的专横跋扈严重威胁着唐朝的统治，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中。但是，唐王朝此后又苟延残喘了140余年，其间还出现过如宪宗、文宗的所谓“中兴”时期。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就是说元和时，江南八道人民要负担唐王朝83万军队的全部粮饷，“率以两户资一兵”。由此可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尚能延续和“中兴”，其主要原因是江南地区在安史之乱中免遭叛军的蹂躏，因此战乱过后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除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名将的尽力斗争及江南人民的辛勤劳动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张巡、许远等人在雍丘（今河南杞县）、睢阳（今河南商丘）保卫战以及鲁炅南阳保卫战中取得的胜利，其中尤以张巡的事迹最为突出。
至德二年（757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继任其职，并派大将尹子琦率领13万叛军围攻地处睢阳渠要冲的睢阳城。“睢阳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建于右，形胜联络，是以保障江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素有“江淮之蔽屏，河洛之襟喉”之称。叛军想据睢阳南下江淮和江汉地区，以切断唐王朝的钱粮来源。
睢阳太守许远自度其实力不足以抗敌，就诚邀真源（今河南鹿邑县）县令张巡一同保卫睢阳。张巡（709-758），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史书记载他“博通群书，晓战阵法，气志高迈，略细节”“聪悟有才干，举进士，三以书判拔萃入等”“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时其兄张晓虽任监察御史之职，但张巡不依其兄为进官之靠山，凭自己的才干先为太子舍人，后又去做清河县令，任职期内整治有秩。后来，张巡又调任真源县令，为政严谨清廉，除暴安良，使百姓得到了安宁和休养生息，备受民众称赞。
许远派兵向张巡告急，张巡立即带领2000精兵杀进睢阳，与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令姚阊一起共6800人驻守睢阳。敌众我寡，张巡激励将士们说，逆贼乃乌合之众，不足畏惧，只要上下齐心，必能打退贼逆。
在当时形势下，一旦失掉睢阳这个地处要冲的军事重镇，整个江南一带就会门户洞开，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巡率领军民不但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且发挥了超群的智慧，每每使叛军“服其智，不敢复攻”。
尹子琦多次攻城，张巡均身先士卒，“神气慷慨，每与贼战，眦裂血流，齿牙皆碎”，从容不迫，指挥若定。
由于叛军发动叛乱是在有相当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唐政府各地的抵抗武装则大都是在仓促间组织起来的，因此战争一开始唐政府就处于被动地位。但具有军事才能的张巡根据当时的形势，一方面团结将士，“推诚待人，无所隐疑，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严，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使“（部）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击众，未尝败”，积极有效地打击和消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地区性地扭转了不利的战争局势。另一方面，为了使睢阳能多守一天，像钉子一样钉在敌人要害，使江淮大地免遭叛军蹂躏，张巡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实际和切实可行的战略防御措施：
首先，尽可能地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叛軍。张巡懂得，光靠他的几千人军队是无法抗拒数万乃至十数万叛军的，所以他便借助和利用人民传统的封建道德思想，“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致使“吏民乐从者数千人”，力量得到了加强。他曾“率市民以战，贼之所望而且笑者也”。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如此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竟没有一个人动摇。当时城中食尽，便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人知必死，莫有叛者”。在最后的紧急关头，张巡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爱妾杀了让士兵们吃，其战友许远等人也杀死僮仆，以度饥馑。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未免太残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能起到鼓舞士气、团结人们一致对敌的作用。
其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用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据记载，张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阵，令将各以其意教之”。在作战中，他采取了先迷惑敌人，再出奇制胜的办法。当时，在敌人的包围中，城中唐军矢尽，张巡便派人“缚藁为人千余，披黑衣，夜缒城下，潮（指令狐潮，原唐雍丘县令，降安禄山，时为叛军大将）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张巡利用“草人借箭”的战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补充了武器装备，使叛军懊恼不已。谁知张巡一计连着一计，既而“复缒人”，叛军以为还是草人，便不再理会，哪知张巡“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
此间张巡还使用诈降计，时雍丘“薪水竭”，张巡派人投书令狐潮，诈退走，使其退军二舍（60里），“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收木而还为备”，同时还得了30匹战马，用其抵抗叛军的进攻，使得令狐潮“退还阵留，不复出”。张巡领军“自兴兵，器械、甲杖皆取之于敌，未尝自备”，一打退叛军就派人“收器械车马”。正是因为利用了叛军这个“运输队”的供应，物资取之于敌，对抗于敌，所以才在外援断绝时能够久持孤城。
第三，严肃军纪，瓦解敌军，力争壮大自己。一支军队若没有严明的纪律，在残酷的战斗中必定要遭到失败，因此，在抗击安史叛军的过程中，张巡制定了非常严明的军纪。其部将雷万春奉命在城墙上与令狐潮对话，面中六矢而不动，令狐潮疑其为木头人，待知道实情后，不得不向张巡惊叹：“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严矣！”就在著名的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事件发生的同日，张巡率部在白沙埚（今河南杞县境内）大破叛军7000余骑。
是日，张巡与叛军部将翟伯玉交战，当晚又在桃陵擒叛军援兵400余人，“分别其众，妨、嬗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陈留胁从兵，皆散令归业”。妨、嬗两地原是安禄山的割据地，而安禄山又是胡人，故对他们斩杀无遗;荥阳、陈留是沦陷地，故对其兵放归。这种以民族、籍贯的不同区别对待俘虏的办法在今天看来实不可取，但在当时却使得沦陷地人民“旬日间去贼而来归者万余户”，真正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史载：“贼士攻城者，巡以逆顺说之，往往弃城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三百余人”，可见攻心战术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钓鱼城之战的胜利使南宋王朝暂时摆脱了灭国之祸，但南宋王朝没有抓住这个良机。
1260年，王坚被“置之闲地”，后来又被贬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1264年郁郁而终。忽必烈于1260年即位后，对钓鱼城采取了“筑城围困，以军事争夺为主”的政策。1264年，钓鱼城守将张珏组织军民击退了蒙古都元帅李忽兰和总帅按东等人的多次进攻，但此时渠江沿线的大良城、得汉城已相继失守。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为策应元军进攻襄阳，忽必烈随后对四川境内的南宋山城发动牵制性进攻。除沿江几个山城和川东部分州县外，元军占领了四川三分之二的地域，对钓鱼城形成步步紧逼的攻击态势。
1274年，元军攻陷襄阳。1276年正月，元军会师南宋都城临安城下。尽管如此，张珏为牵制元军南下，仍不断出击。6月，张珏派部下王立等率军一举夺回泸州城，随后又收复了夔州和涪州。12月，张珏改任重庆制置使，钓鱼城由王立继守。
1277年4月，仍在坚持抗元的南宋城池已仅剩钓鱼城一座。此时合州已连续两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
1279年正月，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长达36年的守城战史宣告结束。
钓鱼城之战是冷兵器时代城堡防御的典范。蒙古大军南侵过程中，南宋很多两面临水或者一面临水的城市，都很快被攻陷，钓鱼城是为数不多的蒙军久攻不克的城市。钓鱼城三面环水，有内外三层防御体系。半岛上修建的防御体系，一直延伸到江心，可以有效防御江上进攻，同时，外围防御体系和主城墙之间形成夹角，形成交叉火力点，让防御更加有效。此外，钓鱼城内水位较高，水源丰沛，这也为长久性的防御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
对于南宋来说，钓鱼城之战有效地阻击了蒙古大军，带来了宝贵的喘息机会。钓鱼城的坚守，也拖延了蒙古大军南下的步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使得南宋灭亡的时间往后推延了数年。
襄樊保卫战：加速南宋灭亡
1264年，忽必烈正式成为蒙古大汗后，为了巩固其在蒙古“黄金家族”内的地位，他很想灭掉一个大国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南宋自然是不二之选。恰在这时，南宋将领刘整归降，使忽必烈看到了希望。
刘整原是宋朝悍将，出生在北方，并在南宋名将盂珙手下做过军官。孟珙于1246年去世后，深受其真传的刘整在四川一带为南宋屡立战功，有“铁胡孙”美誉。然而他受到南方将领的嫉妒，其中四川策应大使吕文德奏功时故意贬低刘整的军功。刘整不服，哪知四川最高军事长官俞兴还想整治他。刘整想向朝廷申诉，却无门路，最后害怕遭到陷害、杀戮的刘整只得投降了蒙古。
刘整投降蒙古后，向忽必烈献策：襄阳是南宋最重要的军事屏障，想灭南宋，必须先取襄阳。
于是，蒙古接下来灭宋的军事准备主要就是以夺取襄阳为核心。不久，刘整得知，曾经与其有过节的吕文德成为襄阳守将，便向忽必烈献计。蒙古根据他的计策，用玉带贿赂吕文德，以与南宋做买卖建市场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垒，建立了进攻襄阳的军事据点。可笑的是，吕文德还自以为得了个大便宜。
从1267年起，蒙古一面在襄阳、樊城四周筑城，以切断城中粮食的补给，一面操练水军，向襄阳缓缓逼近。
1269年，采取“慢火煮青蛙”的方式进逼襄樊的蒙军终于完成了对樊城的包围。吕文德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上当，他向朝廷奏报，朝廷派来张世杰、厦贵、范文虎等领兵来救援，却在蒙军早已修好的堡垒下受挫。吕文德意识到自己已筑成大错，悔恨交加，最后疽发于背而死。
蒙军继续稳扎稳打，于1271年包围了襄阳。与此同时，忽必烈下令各路大军一齐向南宋猛扑。在他看来，夺取襄樊，指日可待，蒙军一路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饮马西湖，踏平临安，活捉宋朝皇帝。哪知襄樊前后打了5年才拿下。
守卫襄阳的守将是吕文焕（吕文德的弟弟），守卫樊城的是范天顺。在惨烈的襄樊守卫战中，他们显示出勇猛的英雄气概。
当时蒙军在襄阳、樊城周围的要害处都设置了城寨，汉水上又布满蒙军的战船和铁索，襄阳、樊城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统统切断。吕文焕和范天顺利用城中的余粮，率领军民拼命死守，襄阳、樊城两城间有一条小桥，可以以此互相调动兵力，吕文焕和范天顺利用这些有限的有利条件撑了5年。其间，吕文焕还曾主动出击进攻蒙军，把刘整约到襄阳城下决斗。刘整来后，吕文煥却用弓箭射他。刘整遭到戏弄，还受了箭伤，因此更加用心操练军队，只等城破之日，一雪前耻。
到了1272年，蒙古军队开始对樊城发动总攻，蒙军将领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军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消息传到临安，把持朝政的奸臣贾似道惶恐非常。此时，襄樊被蒙军围困已有3年，可在贾似道的把持下，宋度宗只知享乐，不问朝政，对前线战况一无所知。
但贾似道也知道襄樊若失，南宋必亡，他命令李庭芝前去救援。李庭芝招募民兵3000余人，令手下张顺、张贵两位得力偏将（偏将军，是最低等级的杂号将军）率领，带着大批给养物资杀向襄樊，力求突入重围，将补给交给城内守将。
张顺、张贵是兄弟俩，都是农民出身，作战勇敢，一个绰号“矮张”，另一个绰号“竹园张”。这次救援襄樊，兄弟二人知道凶多吉少，临行前，张顺告诉部下，如有不愿赴死的就赶紧走，3000民兵却士气高涨，虽知必死，仍无一人肯走。
1272年5月，张顺兄弟把战船连成方阵，每只船上都安装了火枪、火炮，准备了强弓劲弩，他们带领士兵们突入蒙古军队重围。蒙古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场血腥惨烈的激战后，蒙军被杀、被溺者不计其数，张贵终于率军杀入襄阳城中。襄阳城中军民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张顺却不见了踪迹。几天后，张顺的尸体浮出江面，浑身插满了弓箭。
张贵带来的给养和士兵毕竟有限，因此张贵与城外的守将范文虎商定，南北夹攻蒙军，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按计划，范文虎率精兵5000人接应，张贵率军突围后，在龙尾洲与他会师。
张贵按约定日期率3000人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时，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大概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重围。
蒙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蒙军，原来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蒙兩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蒙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逼迫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在一起。
至此，南宋救援襄樊的所有努力全部失败，襄樊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1273年，蒙军对樊城展开最后攻势。忽必烈甚至调来从西域俘虏的炮匠来到前线，造炮轰城。经过激战，蒙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樊城彻底孤立。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城下，用炮轰开西南角，蒙军随即拥入城内。在樊城坚守5年的宋朝将领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在自己坚守的阵地自杀身亡。其余樊城重要将领中，偏将王福自焚;牛福直到城破仍不肯放弃，率着残兵与蜂拥而入的蒙军进行惨烈的巷战，一直杀到身边所有人都倒下、自己也无力再战时，才投火自尽。
宋将的拼死反抗激怒了蒙军，在樊城陷落后将樊城内的军民全部屠杀。
樊城陷落后，襄阳更加陷入绝境。吕文焕多次派人向南宋朝廷告急，终无援兵。1273年2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蒙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觉得自己对南宋朝廷已尽到责任，如今再进行抵抗已无意义，只能使襄阳城中百姓遭到如同樊城一样的屠杀，最后只得投降。
吕文焕在襄阳守卫战中与蒙军前后厮杀5年，可称得上英雄。可惜晚节不保，尤其投降蒙古后又成为蒙古灭南宋的先锋。另一大汉奸刘整因与吕文焕有仇，襄樊战役结束后被调离灭南宋的主要战场，最后抑郁而死。
襄阳丢失，南宋败局已定。此后，蒙古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江南，统一南北。
江阴守城战：守城81日，无一人投降
明代江阴隶属南直隶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邻无锡阳湖，南北径距70里、东西相去140里，中峙33座山，有良田130余万亩，年输粮6万余石，出赋10余万两，为江南富乡巨邑。江阴城东关外旧设朝阳驿，为苏淞浙闽赴京冲途;黄山港通达大洋，顺风扬帆，舟船昼夜即至洋，历为江防要区。百姓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编氓贱隶皆知取义成仁，捐躯报国”。
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
五月十五日，史可法、黄得功、刘良佐、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于金陵即位，称年号为宏光元年，建立南明政权。南明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宏图和姜日广等建议由史可法督师江北，并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分别驻守庐州、寿州、淮安、徐州。
次年，清军南下，江北四镇总兵或拥兵自重或互争地盘或纵兵掠民，而不以国事为重，很快失守。五月，清豫亲王多铎挥师围逼扬州，史可法孤守至二十五日城破被俘遇害。在此之前，五月初十镇江失守，十八日多铎入江宁，福王落荒逃往芜湖，多铎遣贝勒尼堪追至芜湖，福王再逃往坂子矶黄得功军营。贝勒尼堪俘明将刘良佐、刘泽清，二刘请求擒福王赎罪。五月二十五日，刘良佐等杀黄得功，俘福王缚而献多铎，南明政权覆灭，江南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为清兵所有。清廷命降臣刘光斗抚常州，檄至江阴，江阴知县福建莆田人林之骥哭庙解印绶而去，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昌、兵备马鸣霆等皆离任。刘光斗令主簿莫士英暂理县事。
六月二十四日，清廷派降臣方亨任江阴县知事。不久，方亨出示公告，严申多铎“限江阴三日内薙发”的法令。北州乡耆何茂、周顺等9人至县公请知县免剃发，遭到方亨辱骂。闰六月初一晨，方亨去文庙进香，江阴诸生百余人及首老百姓随其至文庙，再次请求留发，方亨以清律难违推辞。诸生许用等悬明太祖像于明伦堂率众跪拜，且拜且哭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适值常州府檄文至，文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语，激怒众诸生和百姓。下午，北州乡季世美、王试问、常何泰等人鸣锣持械围逼县衙，从者达万人。时方亨的老师无锡苏提学遣家人来贺方亨擢知县之喜，在堂上辱骂季世美等人，众人闻之奋臂挥拳将其活活打死。方亨欲捕其首事者，众人撕其衣冠。方亨害怕引起众怒被杀，当面允诺众人撰文请免薙发以遣散民众，暗里急忙写信给常州太守并嘱托守备陈瑞之火速送信请求支援。当日晚，县吏密告方亨请兵一事，众人怒入县署拘方亨。次日早上，江阴四乡数十万人集于教场公议守城事，全城罢市，各保赴县署请发火药器械。方享假装同意，再驰书常州称江阴百姓已反，请急派大兵来剿。不料，书信被搜出，送信的人被杀分尸，方亨、莫士英等被捕下狱。
初三，距城30里各保领乡兵入城，分发兵器，安营于夏港、胡桥等处，防常州驻军西来。众人公推典史陈明遇为主，战守从其令，全城戒严。安徽巨商程璧捐银3.5万两为守城兵饷。初五，乡兵捕获清军间谍时隆，审讯供称：常州太守于江阴城内伏兵70余人，每人发火药4斤，约于初八夜举火为号，城外清兵望火杀人。乡兵据供逐处捕杀60余人。
初六，驻常清兵马步千余人骑、水兵500余人进发江阴。此后至二十日清大军围逼前，守城乡兵与驻常清兵数次交战，各有胜负。初七，乡兵出战失利，兵败虞门，清兵移营虞门。次日，驻常清兵水师统兵王良率500水兵逼进江阴。船至双桥，田夫辱骂王良，士卒欲擒杀田夫，众田夫拔青苗掷船上，泥滑难以驻足，王良水兵大半落水死，登岸者毙命于田夫镰锄之下。陈明遇因虞门之败，军行无帅，拜邑人原明游击徐观海、邵娴为将，以夏维新、章经世、王华等人管粮饷，以戚勋、黄毓祺、许用等20余人为参谋，构成城守军事指挥中枢;并造令箭10支，用大明中兴旗号，令执为信，以防塘报讹传。旧都司周瑞隆领舟师百余人驻江口，愿协助守城，借为犄角。方亨、莫士英等被杀。初十，清兵扎营城西，周瑞隆约邵娴兵出东门，自领舟兵从北门夹击，遇战失利，周瑞隆还驻江口。次日乡兵入清营侦察，至胡桥见清兵炮阵，伺机尽投水中，清兵数日不至。
闰六月二十一日，清七王、八王、十王率将弁千员、马步兵10余万，以降将刘良佐为先锋围逼江阴，从东门至西门分16营围城。清兵火烧东城，大肆劫掠城外富户。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从东城射入城内，其书说：“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隶川陕河南山东等地俱已薙发，惟尔江阴一处，故执违国法，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阴，大江一二日即到，尔等速薙发投顺，保全身家……”
次日，陈明遇等与士民公议回书，王华执笔，其书称：“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薙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屡次兵临境上，胜败未决，皆以各乡镇勤王义师，闻风赴斗。若城中大众齐心固守，并未尝轻敌也。今天下大事所争，不在一邑，苏杭一带，俱无定局，何必恋此一方，称兵不解！况既为义举，便当爱养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烧抢劫掠，使天怨人怨，怆目惊心！为今之计，当速收兵。不然，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
刘良佐举徽商程璧“管尔县”，文武官员“仍前题叙，照旧管事”，且不动江阴百姓财富一丝一厘诱降，遭到江阴士民严辞拒绝后，至本月底，指挥清军清扫江阴城外围，追杀江阴乡兵，双方伤亡惨重。
七月初，清军大举攻城。城内开城门放入乡兵20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守城。中旬初，清军连日猛攻北门，城内以箭、滚木、雷石拼死护城，清七王爷及二都督战死。十九日，贝勒尼堪平定淞江后即统兵20余万围攻江阴。二十至二十七日，清军重炮猛轰城墙，炮声闻200余里，昼夜用药5000余斤。此间，清十王爷从镇江调大炮百余座来江阴，令闻号齐发，攻东南角城。城内阎应元在东南角城敌楼指挥乡兵抵抗，见十王爷在将台上指挥，令人对准十王爷放炮，炸死十王爷及随从4将和240余名兵士。至八月十二日，在清军重炮轰击下，江阴城破损严重，清兵数次欲从缺口处入城，乡兵与之肉搏，杀退清军。义民遂拆居所梵城，妇幼耆者亦参与，传递砖瓦。十九日，清军又从江宁调来大炮24座，攻东北城。是时城内已弹尽粮绝，居无完垒，乡兵死伤惨重，许用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歌者登城传唱。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城上敌楼，胡琴和歌，歌声悲壮，引得清兵争前窥听，歌词中有“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城陷，双方展开巷战。阎应元坐东敌楼，索笔题门：“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率千人上马格斗巷战，至西门，对从者说：“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也！”遂拔短刀自杀，血出未毙，投湖中，义民陆正先欲救，适刘良佐至，令士兵擒送县署见贝勒尼堪。阎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大骂贝勒尼堪，一卒挺枪刺其胫，血涌而仆，当晚囚于栖霞庵，庵僧夜闻其大呼“速杀我！”天明已被害。其家屬10余人闻讯集体自杀。陈明遇令闭其家门举火，全家43人死后，陈明遇持刀搏斗，身负重伤握刀僵立倚壁不仆。训导冯厚敦缢于明化堂，其妻及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戚家37人无一出逃。
清军于二十二日始屠城，以拉网式杀戮城民，居民引颈就死，无一顺从，男女老少赴汤蹈火，上吊者不计其数。二十三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江阴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垒尸数重，投四眼井死者400余人，大街小巷堆满尸体。城中所剩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避处僧俗共53人幸免于难。二十四日，清军北上，新任县丞卞化龙命移尸城外焚化，道旁“白骨如山积”。
据史料记载，此役“凡攻守八十，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城外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七万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内外殉节被难者且数十万矣”。清人沈涛评价此役说：“方吾邑之未变也，得一良吏抚谕得理，可以无事，乃一言之激，遂至百万生民涂原膏草，伤矣！由当日阎陈二公慷慨守义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节于下。区区一邑，将举天下抗之，蔽遮钱塘南下之师，捍卫闽广新造之国，不可谓非竭忠于所事也！”
战后，江阴获“义城”之名。江阴人民立“忠邦峰”，怀念保邦死难者。为了安抚江阴百姓，满清统治者采取了怀柔政策，乾隆在131年后，对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赐谥“忠烈”“烈愍”“节愍”。
大同保卫战：满洲贵族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
大同总兵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乘宣大总督（宣大为明朝宣府、大同的合称）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到达大同城下。姜瓖反清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姜瓖一伙人设立伪机构，聚众达28万人之多。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国都附近），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比较困难。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顺治六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顺治十年清廷缉获“叛党”吕肖渠的罪状就是“先投山西姜逆营内抢掳，带有永历伪札前往河南”散发。这些零星材料证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
姜瓖起事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北方蒙古问题，并不是意在汉人，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他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然而，姜瓖反清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多尔衮见劝说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顺治六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尔衮无心恋战，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派人给姜瓖送信，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再次劝说姜瓖投降。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下的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也流离失所，还要遭到满族贵族的欺压，不分青红皂白就屠戮汉人。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绝不束手就擒。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按当时的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当时晋、陕反清义军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没有亲自率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竟然也有反清的举动。滿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对于清廷来说已经十分严峻。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
多尔衮深知局势的险恶，他不敢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纵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汇成一片，只好从京师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除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被调往山西作战的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清代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最高长官）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
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把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病死，肃亲王豪格已经罪废幽禁，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
顺治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然收复了，但是没有收复的还很多，如果这时候退兵，恐怕敌军乘虚而入，所以还应该留守。多尔衮勉强同意了。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瓖、王永强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对山西、陕西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模糊，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却不知道这时也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永历帝朱由榔等人又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
永历朝廷既这样无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由佟养量接任。
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今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担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决定再次亲征大同。
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军民伤亡惨重。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600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
在这之后，各地的反清运动逐渐被清军镇压下去。
（参考资料：《张巡与睢阳保卫战》《沧桑》2008年第4期、《张巡抵抗安史叛军斗争研究》《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历史上真实的襄阳之战》《楚天快报》2018年11月20日、《重访钓鱼城：一段36年的守城传奇》《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0日、《钓鱼城之战：孤军扼守三十六年》《炎黄春秋》2018年第7期、《江阴抗清守城战》《江苏地方志》2000年第6期、《姜瓖与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史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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