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我于1988年涉笔杂文，迄今已30余载。这些年，我除著书之外，写下文章千余篇，除少量散文与随笔，大多为批判性的杂文。按照世人固有之观念，杂文被人称之为“骂文”，而文章矛头所指，便被称为“骂谁”。于是，时闻劝导之语，告诫之言，抑或质问之声。或曰：“你要多栽花，少栽刺，多写点歌颂的东西啊。”或曰：“莫谈国是，切勿偏激。”“多写点谈人生感悟、旅游见闻的散文随笔，少写点带刺的杂文。”此类言语，等同于建议，说者多怀有善意，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有一种语言，则让我听之大不以为然。那就是“你跟谁谁有仇吗”“某某待你不薄……”之类。

　　 我之所以不以为然，是因为出此言者，不但不知杂文为何物，而且将杂文作者视为心胸狭隘，视野狭窄的人，文章不过是出于个人恩怨。出此言者，小瞧了杂文作者，反之，也很容易被杂文作者小瞧。因为将写作视为出于个人恩怨，岂非得利则歌之颂之，写文章以感恩德，不得利则怨之恨之，借文章以泄私愤？持此见识，与市井势利之徒何异？因恩怨而作文，或许可以发表于报刊，借文章以牟利邀宠，但终成不了什么气候。纵观古今，那些单纯歌颂献媚的文章，每个朝代恐怕都如山似海，但能流传于世，至今还有人读者，又有几何？

　　 我年已七旬，对时代的变迁有大致的了解和深切的体会。有人认为我之所以写批判性文章，乃是出于个人怨恨。甚至有人说我“心理不正常，是家庭原因所造成”。却不知，我之所以写出许多批评性的文章，被人称之为“杂文家”，乃是经过大量的阅读，做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基本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所谓“我手写我心”“文章不写半句空”，所写著作文章，皆因了解历史，观照现实，有所感而发。

　　 我入编《1949-2013中国杂文精华》之杂文集《天大的难题》的卷首引言，这样写道：“崇尚正义，秉承良知，识人不以尊卑而障目，论事不以利害而违心。保持民间立场，拒写献媚文章，为我写作杂文坚守之信条。”这当然不是在说大话，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或杂文家写作的基本原则。柏杨先生“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莫言“歌颂从来不是真正作家的使命。作家的使命就在于以批判的方式促进人类心灵和文明的进步”，则是更高层次、更加明确的写作准则和目标。自古以来，不论风云如何变幻，写作之路多么艰险，总有一些有良知、有胆识的作家在坚守这样的写作准则，不畏艰险，向着既定的目标勇敢迈进。古代的例子且不说，今天仍有一些学者、教授、作家、史学家，乃至一些并非从事写作专业的人士，他们社会地位尊榮，生活富足，完全可以不问世事，过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他们却不负使命，胸中有道义，慨然著文章，坚持为民众说真话、鸣不平。你难道能说他们这种坚持，是出于某种个人恩怨？

　　 谁对其有恩，则感激涕零，跪伏在地，挖空心思，穷尽美词，千歌万颂;他对谁有怨，则耿耿于怀，睚眦必报，利害障目，无视真相，不辨是非。其心不正，其文也往往狭隘偏颇，别说什么高屋建瓴，连茅房的高度都难达到。再看看历史中那些马屁文人，的确多能够讨得赏赐，乃至爬上高位，混得风光滋润，固一世之雄也。但他们那些曾经走红一时，或助其上位的文章，而今安在哉！一言以蔽之，无论大小作家，写作出于个人恩怨，其文便无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