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友

　　8月3日早晨，看到一条消息：《诗人邵燕祥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紧接着，朋友圈里，便有了很多悼念邵先生的贴文。

　　在我们杂文作者眼里，一直都是把邵燕祥先生当作杂文家来尊敬和崇拜的。邵燕祥先生不仅诗写得好，杂文写得也好。他的一生，都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邵燕祥开始写杂文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出生呢。他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叫《由口舌说起》，批评了习惯于飞短流长的社会现象。这时候，是1946年4月。而邵燕祥出生于1933年6月。他发表这篇杂文处女作时，还不满13岁，是个小学生。也就是说，邵燕祥写杂文的历史，已越70年。这在我们全国，也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丰富而漫长的创作经历。当之无愧，邵燕祥是当代杂文界的一位泰斗和元老。他对中国杂文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1958年，邵燕祥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头上依然还有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为此，邵先生在2014年7月出版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一书中，形容自己是“在历史指派我的狭小缝隙里”艰难求生。“我梦见我变成一条无名的鱼，连同历史的长河一起冻成冰块。”然而，他并没有让历史永远冻结，而是依靠着自己的著作，让“灰帽子”们在蹒跚而行的历史人流中不被淹没。

　　错案改正以后，邵燕祥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他一边写诗歌，一边写杂文，获得了诗歌和杂文的双丰收。先后出版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等十几部诗集、诗选和诗评。同时又出版了《蜜和刺》《忧乐百篇》《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三卷》等多部杂文集。

　　邵燕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杂文家之一。作为一名诗人杂文家，他在创作中发扬了杂文直面现实人生的优秀传统，为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而呐喊。其杂文作品是情与思、詩与文较完善结合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丰富和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杂文创作。

　　邵燕祥的杂文，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邵燕祥崇尚真理和理性，他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在1980年所写的《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中，他提出，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好皇帝”再世，“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

　　二是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邵燕祥的启蒙理性不是单纯从思想史方面做文章，而是从现实出发，以针砭时弊为目的。他在1987年写的《臣性》一文中，痛心疾首地说：“有愚昧的地方，就有臣性，就有人要过皇帝瘾，也还真有‘臣民匍匐捧场呢。呜呼！”

　　三是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邵燕祥的解剖刀，并非一味向着外界和他人，同样也严格地解剖着自己。他认为，杂文作者如果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写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

　　我没有见过邵燕祥，但读过他很多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有胆有识的杂文家。说他“有胆”，是因为他敢于站在民间立场去披露现实中的假、丑、恶，为老百姓鸣不平伸正义。说他“有识”，是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深刻。他自己也说，写杂文“胆是先导，识是基础”。

　　毋庸置疑，邵燕祥是个有胆有识的杂文家。他的杂文，是时代的一个符号，也是杂文界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