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远

　　托尔斯泰的创作作风是很严谨的，对每个字、词，都经过深思熟虑。一次，他针对时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是沙皇，我就颁布一项法令，作家要是用了一个自己不能解释其意义的词，就剥夺他的写作权利，并且打一百棍！”

　　时空转换，到了当下的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呢？不客气说，有些作者的作品，包括文章、会议文件等等，何止字、词有纰漏，许多句、段也缺乏斟酌，空乏无味，与主题毫不相干，如此胡乱一堆，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长则长矣，但道理浅显不精到，没有多少“含金量”。无怪乎人们揶揄说：“他们简直患了‘长风病！”尽管刹“长”风的呼声不断，但此“病”患者，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甚至变本加厉。若是按照托翁的话办，剥夺他们的写作权利，少说也得“打一百棍”吧！

　　诚然，不能以作品的长短论优劣，但长而空的作品，委实不受爱戴。我们讲社会效益，首先得使自己的作品赢得读者。如果你的作品没人读、没人听、没人看，抑或让人望而生厌，大摇其头，还何谈社会效益？据笔者耳闻目睹，对于报刊发表的作品，不少读者先是浏览题目，而后择其短者、要者读之；有的也看看长篇，但往往“半途而废”；也有不分良莠读下去的，但那是借以消磨时光的“个别户”。一篇作品，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成果，如果只供“个别户”来“饱眼福”，岂不可惜可叹！尤其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各路信息本就多如牛毛，让人应接不暇，你再弄来又臭又长的懒婆娘裹脚布，能有几人乐于光顾？

　　平心而论，在“长”风“患者”中，也有愿意写短些的，只是苦于写不短，何也？仔细想想，主要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心情浮躁。荀子曰：“蟹八跪而二鳌，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人也同样，一味急功近利，心不静，神不专，自然就没有耐心琢磨文章的精短了。其二，对生活的提炼亦即艺术概括能力欠缺。熟悉生活，善于思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便可选出典型的东西，进行高度概括。列宁说：“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如果以这种找个别例子的办法去写作，势必一例不足又添一例、再添一例，在数量上打算盘，到头来难免拖沓啰嗦，长而无当。其三，语言表达技巧不到火候。语言洗练，则能一字传神，节省笔墨。《水浒传》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描写漫天大雪，只说：“那雪下得正紧。”一个“紧”字，意境全出，因此被鲁迅称之为“神韵”。当然，达到“神韵”水平，并非易事，只有执着学习欧阳修的“三上”精神和贾岛的“推敲”功夫，方可见效。（欧阳修，一生写了许多好文章，当别人问他是怎样写出来的时，他说：“吾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为文。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自古以来，我国不少文学大师的文章，言简意赅，短小精悍，對很复杂的问题，常常仅用几百字、千把字，就写得生动、透辟，让人读来感到妙不可言。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一文，只有241字，但对知行辩证关系，论述非常透彻，邓拓曾予以很高评价，说此文观点比宋、元、明理学家的学说进步得多。有人说：“要写短，论文好办，小说则难。”难是难，但并非不可为。远的不说，就说郭沫若早年那篇题为《他》的微型小说，全篇仅258字，以“他”上街买柴、招人讪笑为题材，袒露了心境与精神上的追求。谁能说这不是一篇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的好小说呢？孙犁几年前那篇《报纸的故事》，只有2400字，也让读者喜闻乐见、“啧啧”称好。无疑，上述作品，堪称上乘之作，短文楷模，因此生命恒久。我们理当用前人的火种，点燃精品意识，狠刹“长”风，把文章写得短些、再短些。

　　按说，关于刹“长”写“短”的问题，“前人之述备矣”，这里无须赘言。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未见可喜成效，所以，不能偃旗息鼓，还得呼吁、不断呼吁，直至看到“短盛长衰”，才能由衷慨叹“幸甚、幸甚”！百分百相信，经过不懈努力，假以时日，这一天，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