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衣服是无声的语言。自打夏娃偷尝禁果，以一片葡萄叶遮羞后，衣服便将人类与其它丛林野兽彻底分隔开来。历经数千年演变，衣服早就从最初的御寒功能，拓展为审美这一抽象的标签。赤桦在本书中聚焦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国民的服装习惯，依次选取了各个时段有代表性的服饰，配以生动的图片，讲述中国服饰百年来的演变及其与历史潮流的联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服饰不仅仅是服饰，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休戚相关。衣服也不仅仅是为了蔽体，其另一面也是身份、阶级、地位的象征。

　　民国至今已百年有余，但国人的衣服谱系实则极为单调，即旗袍、中山装、绿军装、西服、喇叭裤、牛仔裤、T恤、夹克等。虽然今天已进入时尚的年代，但国人的衣着一方面越来越国际化，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最为传统的特色，比如旗袍非但没有被淘出服装谱系，反而成为彰显东方女性神韵的绝佳载体。

　　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前后穿了23件款式花色各异的旗袍，着实惊艳。不过在近代历史上，没有哪种服装比旗袍的命运更为曲折。辛亥革命后不久，“急切地越过打翻在地的清王朝的封建坛坛罐罐”几成社会共识，然而“汉女”却反其道而行之，纷纷穿起了旗袍，一时引发舆论惊诧，直系军阀孙传芳更是下令禁穿旗袍。对于女性兴起的旗袍时尚，一直钟爱旗袍的张爱玲认为，此乃“是为了男女平等”，因为此前女性是上衣下裳两截式着装，旗袍与男性长袍相近。

　　旗袍之所以从当初的男女“平权”向往，上升为特有的审美，实际得益于那些“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为了更好地招徕“恩客”，过去宽大的旗袍被她们改造得更加贴身，曲线愈发突出，给男性无比想象的侧叉也越开越高。

　　交际女性引领时尚，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美国汉学家叶凯蒂在《上海·爱》一书中就曾指出，明清时代混迹于上海风月交际场所的知名交际花们对时尚极尽追逐之能事，其原动力当然不但是炫耀，而是借此抬高身价，以博取更多回报。虽然她们在道德上饱受社会舆论苛责，但这一群体追求时尚展现出的过人魅力，甚至也激起一些大户人家夫人小姐的兴趣和跟风模仿。

　　相较于旗袍的世俗化，中山装一面世就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色彩。中山装将人体上半部分裹得極为严实，甚至迫使着装者必须挺起高昂的头颅。中山装充满了集体崇拜的寓意，对人性的层层包裹，对外表直板标准化统一，自然也就意味突出曲线和性感的旗袍江河日下。在集体意识面前，任何个性化的尝试不仅徒劳，有时还得付出高昂的代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春风吹拂大地。这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也是对传统僵化集体意识的一次松绑。失去外力约束后，个性审美逐渐斩露头角。从皮尔·卡丹1990年登陆中国起，西服很快普及到社会的许多角落。在西方国家，这种服装只是正式场合的礼服，而在中国，西服的礼仪意义与世俗功能交织，一些人甚至从事粗重劳动时也照穿不误，对他们而言，西服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

　　与西服、T恤和夹克等西式服装一同重返国民服装舞台的，还有曾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旗袍。有别于历史的是，今天的旗袍已经不似过去那样通俗化，反倒愈显高贵，至少寻常时候很难看到，反倒是越是高端场合越能见到旗袍大放光彩。虽然国人对于西服敞开拥抱，但传统服装旗袍却很难走出国门。同样是旗袍，在中外女性身上还是有着天壤之别：旗袍可以更大程度彰显中华女性的优柔之美，而外国女性再漂亮，旗袍就算再合身，但怎么看都会让人顿生文化隔阂之感。

　　赤桦认为，“服装秩序，是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状况的橱窗”。人们衣着的变化，折射的不仅是审美观念的变迁，还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烙印。透过服装这扇社会的“橱窗”，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另一部无声的历史。

　　审视近代中国服装谱系我们还可发现，当服装被强加赋予太多的象征意义时，服装的个性色彩难免会屈服于外力，公众个性审美难免会被压抑乃至被打击。或者说，当服装的集体意识标签意义趋于弱化时，实际意味着社会对个性审美的日益尊重。抑或说，当服装回归个性审美时，服装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美感，还包括心身自由舒适的释放，这大抵是今天的时装秀、选美等美丽经济方兴未艾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