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红眼睛阿义是鲁迅小说《药》里的一个未出场的小牢头，但通过众茶客之口，人们还是知道了他的“真面目”。

　　夏瑜被清廷杀害后，“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一个死囚的衣服，肯定又脏又臭又烂，但在他眼中，却仍是可捞的“外财”。红眼睛知道夏瑜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元曲云：“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红眼睛阿义正是元曲中的这位“老先生”。不同的是，他更贪婪，更无耻，更猥琐，更卑鄙。在小牢头位上，不知干了多少这样的勾当。

　　红眼睛练得一手好拳棒，想必也很健壮。一次，他狠狠打了夏瑜两个嘴巴。为什么？除下从对方身上榨不出油水而气急败坏外，还因为夏瑜劝他造反。当他听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便“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是人话吗？之后愤怒地打了夏瑜两个嘴巴。在红眼睛看来，这大清的天下是爱新觉罗及其“龙子龙孙”的，我们大家只能做他们的子民和奴才。夏瑜痛感他的愚昧和可怜，他反倒认为愚昧和可怜的是夏瑜。足见红眼睛多么愚不可及，排斥任何常识和启蒙。然而，整个大清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最底层，却充斥着红眼睛阿义、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华老栓（《药》中人物）等等这样的愚昧者。

　　道光皇帝登基的第二年，不无哀叹地说：“一切章程制度，全系无用之举，唯一‘诈字，是臣工之护身符。”（岳麓书社、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如此腐烂的官吏，带给天下百姓的，必然是不尽的灾难。夏瑜为了消灭这些灾难，拯救包括红眼睛在内的众多民众的命运，不惜坐牢和牺牲。然而，换来的却是被拯救者的唾骂和反对。对于清廷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百姓”呀！乾隆之后清朝仍能撑一百多年而不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无数这样的“好百姓”做支撑，构成了清廷最理想的统治基础。

　　清末有位传教士一次来到内地，在当地绅士引领下，为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治好了白内障，乞丐重见光明了。然而，绅士和乞丐却要求传教士赔偿，理由是乞丐再也不能凭眼瞎去乞讨了，从此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还是清末，一次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起火，成群的百姓目击了这次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有幸逃到岸边时，有的人不是伸出援手，而是抢走了落水者的衣服。这两件事虽然有些“极而言之”，但却不是孤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何以会这么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愚昧者众。愚昧是冷漠、自私、狭隘、麻木的“母体”，愚昧带来的绝不仅是道德低下，而是整个社会文明的低下与落后。清朝最后一百多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红眼睛的话题。此人集卑鄙与愚昧于一身，那么，卑鄙与愚昧是个什么关系呢？不能一概而论，应做具体分析。红眼睛是个“集合体”，阿Q是个“多面体”，华老栓夫妇则是个“单面体”，愚昧但不卑鄙，内心还藏着善良。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愚昧的不一定都卑鄙，但卑鄙的大多都愚昧。而像夏瑜那样的志士仁人，通常都高尚和善良，面对打了自己嘴巴的狱卒，他没有愤怒，只有同情和可怜，而且至死也沒有放弃拯救他们的责任。多么崇高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