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芬

　　文化的救赎

　　□顾建芬

　　

　　房思琪，一个十二三岁的聪慧而早熟的女孩，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波德莱尔，也读过纳博科夫和普鲁斯特，可最终没能走出“深目蛾眉，状如愁胡，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的国文老师设置的“文学迷宫”。国文老师以文学为诱饵蛊惑着思琪，让遭遇强暴的她选择了沉默与顺从，并以爱的名义自欺欺人、苟延残喘直至不堪精神分裂的痛苦而发疯。

　　这是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自传体小说中的情节，她自杀了。社交媒体上除了痛惜哀悼之声，更充满对小说中国文教师的人肉搜索与杀伐之声。林奕含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在奥斯维辛之后诗是野蛮的。”我分明感受到隐藏在这句话后的无言的控诉：如果文化没能制约奥斯维辛，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是否也参与了罪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使一切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与道德使命殊途同归。文化一旦不能积淀为内在的个人素养和道德情操，只是沦为考试的工具或个人满足私欲的利器，那么它对孩子造成的心灵创伤将永远无法愈合。一如高三那年曾经是台南唯一在学测中取得满分，当时被媒体称为“满分级漂亮宝贝”的林奕含，因患重度抑郁症一再休学，无法获得她梦寐以求的大学文凭，只能在小说中极尽雕琢之能事，一一展现其丰厚的文化素养，却将自我放逐于无边的黑暗的深渊。

　　《周易》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里仁之美”“言忠信，行笃敬”，《礼记》中的“君子之爱人以德”，以及《庄子》《墨子》等选文，在台湾历年的高考试卷中俯拾皆是。尽管我们访问过的台湾许多学校均已大量引进外文教育，以期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深造，已成了众多台湾学子的不二选择。但这些丝毫没有改变传统文化在中学教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近十几年的台湾高考，对先秦古籍等传统文化的考查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如今许多的台湾学子仍然忙碌地奔走于各类国文补习班，以期在学科测试中获得高分。

　　教育的巨大误区莫过于以工具性取代生命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如果教育不回归“立心”这一终极目标，如果我们不注重引导孩子在文化的殿堂里构建完善的精神高地，以抵御现实中尚存的丑恶与残暴，那么“有文学痴情然而停留在囫囵吞枣阶段”的少女房思琪们，有可能因不堪忍受文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分裂而再次被粗暴地虐杀。

　　自杀前八天的林奕含面对镜头几度哽咽：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似的强暴……但这绝对不是一本愤怒的书、一本控诉的书……当你在阅读的时候，如果感受到了痛苦，那都是真实的；如果在阅读的时候，你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

　　不流于世俗的控诉与谴责，而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思索与叩问，也许这才是林奕含作为一个作家的大悲悯心。如今，这种“房思琪式的悲剧”，不仅仅在台湾，在其它地方也屡有上演。

　　此刻，我想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

　　文化的终极意义，是救赎。美，不能成为被毁灭的原罪。

　　王传生荐自《教师》2017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