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承章

　　一

　　19世纪30至40年代，俄罗斯出现诸如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文艺批评家，与当时的作家群相映成辉，可谓群星灿烂。他们多是才华横溢，大多还是作家，如赫氏有长篇小说《谁之罪？》，别氏在大学时代就写剧本，杜氏写过一批讽刺诗，至于车氏其小说《怎么办？》还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他们的评论更是锐利无比。他们是俄罗斯精神界之战士，哺育了整整俄罗斯一代人。

　　评论家施展拳脚得益于有一批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评论家难成无米之炊。综观我国，奇缺真正有社会影响的评论家。现在的不少评论家常与作家穿一条裤子，媚俗，而论有社会影响的作品，实不敢恭维，文艺评论名声欠佳，在民众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文化繁荣先要有一批有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不是生活的映像，也不可能从古代中得到，需要的是鲜活的、有生命骨干的现代作品，否则评论家也只能“望‘品兴叹”，拔高是于事无补、徒劳的。

　　二

　　文化专门用来歌功颂德是苏联时代一大发明，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能免俗，曾不遗余力地歌颂神一样的“革命领袖”。即使在封建专制时代，也没一部因歌颂统治者而留存于世的作品。

　　我国的四大名著，哪一部是歌颂的？《红楼梦》就是为大厦忽喇喇将倾唱挽歌。综观世界文化名著亦然，所多的是批判，或对人性之美的赞美、向往，或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是有史可鉴。后人对先辈歌颂的并非一件也没有，如苏联电影《彼得大帝》等，属个例，不是常态。当文化沦落到政治的附庸物，或完全为政治效力的时候，文化丧失了本义，就不叫文化，而是宣传。

　　三

　　阿Q在挨打后曾自炫“先前阔”，那古国光荣的印记深烙在他心中。不错，中国曾创造灿烂的古代文明，物质上且不说，那精神上也许是一大堆，不过真正于现代社会有价值的并不太多。文化这玩意儿不能老是靠老祖宗吃饭，祖宗帮不了现代人的忙。

　　所谓软实力不是关在屋子里自弹自唱、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也需同世界接轨。生活在现代的人，首先关注的是现代事。文化的现代性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古代的再好必受历史局限。本来思想统一了，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思想问题，该是产生文化巨擘的时候了，惜不少文化大师均成器于解放前，现在我们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文化大师吗？每当社会有什么重大事件（或问题）出现时，文化大师总得出来说话，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物。文化上的阿Q心态阻滞了大师级人物出现，光吃老本是断不会出新文化，再说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老本呢？

　　四

　　中国文化原有多种源头或曰基因，如墨子、庄子、荀子及儒家、法家。哲学的多元化造就了文化多元化，始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各种观点碰撞才有比较、鉴别、发展。“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裨同，尽乃弃矣！”但自从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是“统一”了，其他均属异类，没有争论、比较，靠自我发展，结果是再也没出现诸子百家，几乎只剩一家。没有竞争的文化生不出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不是靠吃现成饭，只囿于一种思想就可了事。故，后来乏见文化大家，即使有也是远逊于诸子百家。至于再后来的儒家大家只不过是修补佬，自我繁衍只有一种基因，万变不离其宗。且孔子以后无孔子，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