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出生于文盲家庭，生活在深山老林，但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梦，将来要当诗人，当作家。
可上高中的时候，不幸赶上了“大跃进”，“10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浮夸风吹得人头晕目眩。学生们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轮流着去“大炼钢铁”。农村的浮夸风刮得也厉害，你说一亩地要打5万斤，他马上就说一亩地能打8万斤……当时时髦的政治术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若是表示怀疑的话，那一顶“右倾”的帽子就会扣在你的头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写检查，挨批斗。对此，我的态度是明哲保身，不说话，装哑巴。人们不是常说“沉默是金”么？
就在这时候，几个月前写的一篇小小说，在《河南青年报》上发表了。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乐极生悲，仅仅高兴了不到两天，灾难便降到了我的头上：班主任发动全班同学，对我进行大批判，指责我斗争老师不发言，批判同学不发言，原来是在写稿赚稿费，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名利思想！这是什么道路？这是白专道路！
于是，在我高中毕业时，毕业证上就堂皇写着“有严重的白专思想”，“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认识模糊”……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纷纷“下海”，经商的、办工厂的“个体户”，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人的腰包迅速地鼓了起来。而我没有什么本事，凭着写写画画，1984年，从工厂调入新乡日报社，做了一名副刊编辑。写了不少诗歌，水平都很一般，只有两首讽刺诗《守株待兔者的一个后裔》和《花圈里飞出了幽灵》，被收入了《1919-1986中国百家讽刺诗选》。
1988年，全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举行了建國以来第一次杂文（风华杯）征文大奖赛。有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Q真的阔了起来》，其观点是，阿Q这些浑身污点的人，阔起来以后，肯定是吃喝嫖赌，败坏社会风气；应该让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先富起来。
可我认为，“下海”的知识分子固然可以先富起来，那许许多多没文化的，也可以先富起来，比如阿Q，他会舂米，他可以凭着这一技之长，开个粮食加工厂，把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如王胡、小D等，安排到厂里当工人，这也是好事啊。于是，我以虚拟的律师身份，替阿Q写了一份《阿Q的诉讼状》，把《阿Q真的阔了起来》的作者“告上了法庭”，要他为阿Q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元。想不到拙作居然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发出，并引起了全国杂文界的争鸣。《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都在显眼位置予以转载，一时好不热闹。征文结束，我“出彩”了，“草根”的我，居然获了大奖。15年后，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把我的《阿Q的诉讼状》收入该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修辞通鉴》，也收有我的《阿Q》一文，把它作为“移今式移时法”的唯一范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杂文创作12讲》一书，更是对《阿Q的诉讼状》好评有加，从它的标题、开头、结尾、素材提炼、构思立意，以及结构和创新，进行了全面阐述，说它是一篇“打破陈规，独出心裁”的佳作。还有很多杂文集，也都收有此文。这是后话。
自《阿Q的诉讼状》问世后，向我约稿的信，雪片似的自四面八方飞来。20年来，在各种评奖中，我的作品获省级以上奖一百多次，比如《新民晚报》的林放杯杂文奖，江苏省报纸副刊一等奖，河南省报纸副刊一等奖、二等奖，《人民日报》的杂文奖前后共计6次。1998年12月11日，河南省杂文学会还举办了“郭振亚杂文研讨会”，我被誉为“杂文获奖专业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有9000多名（《作家通讯》2014年5期），我的名字忝列其中。
上述成就与荣誉，均与我的《阿Q》有莫大关系。如此，我不该感谢阿Q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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