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

　　到处都是围墙。在土地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围墙就先于里面的建筑而立起来。及至工程完工，各式各样的围墙便成为某个一方天地与外界的楚河汉界。

　　围墙里面可以是居民小区，可以是仓库、市场，更多的，是“单位”，比如学校、医院、工厂、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机构等等。围墙的讲究程度与被围在里面的“单位”实力、级别成正比，实力、级别越高，则围墙一定越气势，越新潮，反之就会相形见绌，显出几丝的简陋和寒酸。

　　围墙都设有一个出入之口，这便是进出围墙的大门，也是围墙围着的那块特定地盘的脸面。从造价上看，未施多少粉黛的脸面，三万五万、十万八万便可打发，浓妆艳抹的，几百万上千万，也不足为奇。因着这种差异，这脸面和脸面便有了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常常可以直接从挂在或写在大门某个部位的某个名称上得到解读，某某市某某部门，某某公司，某某学校，某某某某，内涵迥异，脸面也就各有光彩不同了。

　　有了大门，便有了门的开启闭合，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什么人可以进，什么人被阻隔在外，便都是门的应有之责。于是，一个专职把门儿的行当——门卫，便应运而生，俗称站门岗的。于是，便有了“遍地岗哨”。

　　那日，去学校找一个当校长的昔日同学。校门紧闭。把车子在门外的空处停好，一个大盖帽从门卫室里迎出来，问找谁。告诉他找某某人，并说明我们是同学。打电话请示之后，大盖帽拿出一个本子，叫登记姓名、单位、职务，来访事由，来访对象，证件号码，一应俱全。登记完毕，大盖帽遥控器一按，电动门“哧溜”打开，方进得门来。学府圣地，如此“戒备森严”，阻隔闲杂人等进入，是为让老师和学生享有一方安宁、清静的天地，倒也罢了。

　　在校长办公室小坐片刻，我们一起出来，到挨着不远的一个工厂找另一个同学。在厂门口，像在学校一样被门卫挡住。告诉他是找谁的，然后一样打电话请示，可是电话无人接听，就说某总不在办公室。让他打手机，他说只知道领导办公室电话，让我们先坐会儿。我拿出手机，打通了同学的电话，递给门岗，对证确凿，才终于走进了这个篮球场大小的企业。工厂有严格的劳动纪律，严格管控人员进出，事關生产安全，倒也罢了。

　　那天去市里办事，因为公务用车另有所用，便搭乘公交车前往。以前因单位的公务车有“通行证”，都是直接开到大门里面去的。这次可就来了麻烦，先登记，后电话，最关键的是要凭身份证“验明正身”，而我恰又忘了带这玩意儿。大盖帽请示另一个大盖帽，那人看我不像上访闹事的，叫我说出去办事的处室，然后打电话求证。一番折腾，未曾办事，身心已疲。政府机关，领导云集，稍有闪失，必会影响一方稳定，倒也罢了。

　　星期天，去乡下看望叔叔。想起叔叔家屋后有一片梨园，正是梨花开的季节，便想去看看梨花。可是，叔叔说，那里已经被围起来了，被一个外地人买下了，去年就砌上了围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走到那片曾经的梨园。果然，四周是砖砌的围墙，在围墙的一面，有一个类似铁栅栏的大门，虚掩着，门里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正拾掇地上杂物。我提出进去看看梨花，老大爷面有难色，说老板知道了要扣工资。我只得悻悻离去，人家花钱买下的地盘，当然有不予闲人进入的权利，罢了。

　　都有理由，都只好罢了。但被限制进入的地盘越来越多，地盘外的人实际拥有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少。

　　那年去北京，看故宫，我印象最深的竟然也是它的红色的高大围墙，它的一道又一道森严的门，这乃是皇家的威仪与尊严。

　　离故宫一百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其实也是一道围墙。前者防范的是内忧，后者阻隔的是外患。不过，任其森严壁垒，当历史的潮流汹汹涌来，它们的防范阻隔作用，实在微乎其微。

　　故宫和长城，已成为历史的记忆，早已失去了它们原有的阻隔意义。那么，会不会有一天，这些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种种围墙，也会在历史的风雨中连同到处都是的“岗哨”一起悄然消失，把一个开放的世界，还给本来开放的这片土地？实在有必要围上的地方，是否可用类似公路上设置隔离栏一样的方法，只赋予“围墙”一种象征的意义？

　　【范建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