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民

　　《灵魂的直白》是南通作家黄雷萍女士的人生行旅体验与记忆书写。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片段式的文本影像，在行动和精神上往返于人生的起点和当下的现实。不断回溯自我成长中的悠悠往事，书写与社会、故乡、亲人、朋友、同事等大千世界一切美好时光的同时，也叙述个人在学习、事业、家庭、行旅等过程所经历的非凡生活际遇。那些漫长而曲折、浪漫与多彩的人生历练，发自灵魂深处的生命体验、直抵心灵的真情告白，以一种超越自我的态度，扎根于作者的精神土壤，在本书中释放出腾腾不息的文字能量。

　　黄雷萍出身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海门县的一个小镇上，父母原来都在上海工作，母亲因为要分娩小雷萍，从上海回到海门小镇的娘家，从此在农村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个极为重视对子女进行知识培养的现代女性。从孩提时代起，黄雷萍就过着与周边小伙伴不同的生活境遇。她不需要像其他小朋友那样跟着大人下田干繁重的农活，母亲让她和妹妹弟弟在家专心学习，每年暑假还可以到上海去过一段城里人的生活，饱览大都市的风光。她行走于一幢幢高楼大廈之间，逛公园、看电影，体验着城市文明的节奏。以一位少年的眼光审视着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让她从小便坚定了好好读书，将来摆脱农村艰苦生活的人生信念。可以说，她母亲是那个时代对子女进行素质教育的先行者。高中毕业走上社会后，黄雷萍因为各方面表现优秀，20岁时便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通过优异的工作实绩，被培养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历任公社党委秘书、团县委书记、镇党委书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她不适应从一个忙碌的乡镇党委书记进入“赋闲务虚”的统战部工作，她开始思考人生新的航向。一本《哈曼顿的中国女人》开启了她的心扉，照亮了她新的人生目标。从此，她涌进了风云激荡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大潮，在创业的征程上启航……

　　本书将作者前六十年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故事情节并无虚饰敷衍，而是个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真实呈现。从这方面来说，《灵魂的直白》也是一部励志教科书。文中写到作者不同情境下的几次落泪，正见其内心的细腻深情。无论是写年少时的艰难困苦、事业上的搏击奋进，企业经营的博弈与协作，还是家庭生活和人生旅途中的缤纷色彩，情感皆力透纸背，赤子之心坦露无余，视野也远远逸出书斋之外。所以，无论哪个层次的读者阅读这部作品，都可以激发起一股奋发向上的动力。

　　黄雷萍有着敏感精细的观察力，她将生活之细节剪裁得当，从容形之于笔下。她以女性看待事物特有的细腻，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行走于笔端，细节生动，催人泪下。在《女儿像我，但比我优秀》一文中，作者以一个梦境，还原现实生活中女儿对待工作的忘我精神：作者夫妻俩“从南通出发，带上了蔬菜和一些熟菜，去上海看望女儿和外孙女（女婿经常出差），已到中午时分。女儿不在家，我们只通了电话，我便将东西放在物管处。在西藏路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刚开始吃，我看见女儿从门前走过，我出门就追，把她叫住了，让她一起用餐，可是她没有停步，形色匆匆地走了，只丢下一句话：‘工作要紧，我经常不吃中饭的。’匆忙间我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叫我一声妈妈！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一股无法言状的痛楚袭上心头。”尽管那天中午作者难过得没有吃下饭，但她也在“反省自己，‘老狮子与小狮子’的故事已经过去十年了。今天已是2017年了，时过境迁，孩子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也老了，应该放心地交班了。”字里行间，爱女之情跃然纸上，舐犊情深，令人动容。

　　在《灵魂的直白》里，“追寻”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概念，它不同于单纯的个人回忆叙述，作者对“过往”的“寻迹”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追寻”，此刻与彼时发生交汇。这其中不乏对旧昔的追忆，也充满对当下境遇的思索。她从农村走出，一路砥砺前行，成长为一名国家机关干部，直至最后经商下海，过程中作者始终都在寻找思想与行动两个空间之间的一种平衡。这种精神之路的探索不是个案，而是这一代曾出走于农村的青年人所共有的精神困顿和目标探索。作者的“追寻”正是中国农村两次转型之后的结果。第一次是伴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的农村“进化”，第二次则是在信息科技的影响下，农村的诗情画意已逐渐被“0”与“1”的代码所遮蔽。当作者在人生的中年之后，踏上创业征程，成为一名时代的弄潮儿，实现了她追寻一种有尊严、有价值的人生。这是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所经历人生哲学的生动一课。我们同时也从黄雷萍的文字中看到了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缩影，正是他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动乱，拨乱反正的洗礼，改革开放的历练，使中国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

　　作者在回望一切的同时，也在和往昔和解，作者以最直白的叙述将自己的内心呈现在读者面前。行政管理、结婚生子、高考就学、主政一方、下海经商、城市生活，人生的步调由急到缓，青年时的慌乱与彷徨已化作今日对人生新的达观。

　　尤其可贵之处，作者在跨入“人生第二春”的当下，以从容的心态，去探索文学的精神世界，并收获颇丰。在她的小说、散文、随笔等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她在以丰富的生活阅历告诉我们，文学应该如何面对现代经验，面对当下生活。这种尝试与探索是值得珍视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代人渐渐老去，黄雷萍的创作有力地证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充满朝气的社会正需要更多这样的人。黄雷萍总是走在人少的高处，但她不会孤独，因为她的目光总能有力地启发着人们去追随，去前行，去超越。

　　人性的救赎

　　——读郭垂桂小说《不了了之》

　　湖南作家郭垂桂的长篇小说历来都以写实见长，但凡读过他作品的人都会从其文笔中领略到时事的风云变幻，人性的善恶美丑，仿佛伴随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的人生旅途，结识各具性格的芸芸众生。

　　《不了了之》是郭垂桂的第三部长篇作品。这部小说讲述了出生在贫穷偏僻山区的宋迎兴，从一个生活仅能“小康”的个体商贩，到依靠具有传奇经历的企业家郭戈的帮助，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在此过程中，他先是以甜言蜜语和投机取巧得到郭戈的支持和合作。后又趁郭戈做脑部开颅手术后认为郭戈难以康复为契机，与郭戈分道扬镳，自己却捡着郭戈的经营模式与原班人马另组企业，几年间成为一个近十亿资产的暴发户。之后的宋迎兴依旧嗜钱如命，不择手段捞钱，做出了许多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令人不齿的勾当。

　　在本书的开头，讲述了宋迎兴在春节前夕瞒着家人，计划带着情人外出游玩，却不料在约见情人后，猝死于自家客厅。公安部门在侦察本案时，发现这是一起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过程相当缜密的谋杀案件。在排除了众多嫌疑对象后，郭戈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安部门侦查的视线，但郭戈认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是个人专利，应属于全社会。宋迎兴能够秉承和实施，是社会对自己经营理念的认可。公安部刑侦人员尤秋丹通过分析郭戈的为人，认可郭戈的这一观点，排除了郭戈是嫌疑人的猜测。案情又陷入了僵局之中。谁与宋迎兴有不共戴天之仇？在郭戈的协助下，回顾宋迎兴的人生轨迹，终使案情初露端倪。然而这只是郭戈的逻辑推理，没有嫌疑人的任何证据。其怀疑对象也是中国法律难以触及的盲区，最后，这个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虽然案件不了了之，但本书留给读者的思考却没有结束。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为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价值导向、人文动力、道德秩序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了了之》通过对企业家郭戈洒脱的个性、敏锐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所展示出的人格魅力的描述，映衬出宋迎兴面对金钱所显现的人性的卑劣与渺小，从而引来杀身之祸。真所谓天理昭彰。

　　作为一部刑侦小说，本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偶然性。小说中的事件大都是偶然发生的。因为郭戈和宋迎兴是整部作品的视点，故事随着宋迎兴被杀案件的发生，刑侦人员通过在侦查过程中所接触的人物，使故事不断推进并演化，比如开始怀疑命案是其情人顾维芬所为，后又怀疑郭戈有作案条件和动机，但一个个嫌疑对象都在调查深入中被排除。作者将逻辑推理与现实生活相互铺成，使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令我们感到突兀。也不会像阅读传统侦探小说那样急于寻求得到答案，而是随着故事的延续为读者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二是传奇性。因为小说以男女私情的发生所引发的命案为线索，以商业竞争为背景，这种传奇性的描写就时常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如宋迎兴生活滥情腐化，在与情人顾维芬私会后突然死亡；郭戈与范亦如的真情相爱使郭戈实现了财富的最初积累，并开始了远离商场从事专业写作的更高精神追求；郭戈在商场中把握机遇，运筹帷幄，使企业实现快速成长；宋迎兴在资金困难时以入股名义集资，当小水电利润暴增后利用合同漏洞向股民退回股金，独享其利等等，无不让读者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三是真实性。小说所描述的故事情感细腻，情节自然感人，让读者感觉真实可信，没有生编乱造的痕迹。小说中众多人物竞相亮相，这些人物个性独具，从言谈举止中就能感受到这些人的性格与气质，仿佛都是我们身边每天遇到的人，碰到的事：肖望东的无知与投机钻营；尤秋丹的睿智与特立独行；宋迎兴的贪婪与见利忘义；顾维芬的任性与我行我素……一些机关人员罔顾官箴，在企业里投资入股；企业管理人员想方设法在经营活动中背着老板捞取灰色收入等等，无一不是我们经常接触或耳闻的人和事。而这些情景在小说中的再现，足可证明作者对生活观察的仔细，对社会关注的真切。

　　当今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良与美好，只是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被丑恶的阴影遮蔽了。作者用他一路走来的独特目光，以及行程中坚持不懈付出的心智与真情所创作的作品。是点燃驱散邪恶，弘扬正义的烛光，更是一味人性救赎的良药。

　　在及物性的写作场景中抒发情怀

　　——读汪皋诗集《春天的首日封》

　　在互联网日益发达和逐利意识乏起的今天，生活的浮躁和碎片化，使得整个社会被网络所笼罩，相当多的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阅读一部完整的著作经典，或执笔记录个人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境遇的思考。互联网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格式化、更加现代化的时候，诗歌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一种“解码器”，促使我们在阅读中能保持清醒的认知，心灵的净化。

　　近读诗人汪皋先生的诗集《春天的首日封》，便不由被诗人“及物性”的诗歌写作所感动。这部诗集收录诗人260首精短诗篇，说是“精短”，就是这些诗作每首只有三行，寥寥数十字，但诗行中所折射的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反思，对人生的感悟，无疑凸显了诗人的承担意识。这些诗句像一扇扇洞开的窗口，以饱满的激情、敏锐的视角和直面的勇气，让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与作者带有哲思的语体进入读者的视线与心扉。可以说，汪皋的诗歌写作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下了最为精当的注释。

　　在当下，作为诗人的“我”，一旦被置入繁复驳杂的大千世界，怎样才能从平庸无奇直达精神的天堂圣殿而不至于沦为琐碎，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智性与良知的写作驱动下，让诗行在“现实尺度”“生活指涉”与“心灵图景”中获得更多读者的呼应。在汪皋的诗篇中，这样的诗行可谓是“比比皆是”。如《许愿桥》中“每天铺平身体静静听着许愿/信男信女当官发财生子/我只许愿两个字：感恩”；还有《十月》：“买下了价值万贯的房子/千万别忘记母亲移动的城堡/那个孕育你的地方”。吟咏这样的诗句，我就想起了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论断。针对社会上一些不文明、非理性的现象，诗人汪皋把为事而激，为时而作的“伦理在场”用来平衡事态，把不寻常的情感寄托、冷酷的现实压缩为诗歌中的“警世通言”，以试图唤醒人们的自觉与良知。诗人在化解诗歌与现实的鸿沟时，不是回避、失语，而是敢于直面，深刻反思，这不能不说是诗人对诗性的真实表达。

　　汪皋诗歌的另一特色，就是依托于生动的场景性，让思绪的涟漪疏密有致地泛起，使现實场景与诗性相互启发，展现出及物与超然性兼得的诗意路径。他在《水乡》中是这样写的：“水作灵魂揽在怀中/天上太阳任其放飞/水中红日深藏心底”。这首诗外有散点式的地理坐标，内有发乎于情的内心发现，透露出诗人炙热的情感世界。

　　汪皋先生喜欢察物，并常常有独特的感受。《向日葵》中他写向日葵“黑夜里保持灿烂月光/雨天也会朝着太阳方向”；《麦收》中写“镰刀成了挂在村口的炊烟”；写到《车票》，“少了一张车票满脸惊讶/儿子原路寻找/却找不回遗失在包里的记忆”。这些都在在“印证了诗歌中的新感受力”（桑塔格语）。

　　纵观当代诗歌创作，一个值得深思的空洞化现象在诗坛上不容忽视，一些诗人在诗歌创作时往往不是从心灵深处借诗抒怀或以诗言志，而是靠什么“器官写作”、“个体写作”吸引眼球；有的诗形式上像是诗歌的格式，但有如语句分行排列，毫无诗意，读了如同嚼蜡。使诗歌失去了意韵美、旋律美的独特魅力。这样所谓的“诗”混迹于诗坛，无异于是对诗歌的亵渎。

　　令人欣喜的是，汪皋的诗不落俗套，他在及物性的生活场景中顿悟生活，借景抒情，以其特别的感受，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让我们在吟咏的过程中，有如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回味悠长。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