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

　　一

　　刘岸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子归城》问世以來，備受关注。

　　著名诗人舒婷说：“许多书可以不翻，但这部书值得一读。”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说：“《子归城》追求史诗般的笔触，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野心与自信……多年以后，你我会忘记许多东西，但应该不会忘记这本书。”

　　著名影视评论家许柏林说：“走进《子归城》，您就走进了一部恢弘酷烈的史诗。”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著名评论家韩子勇说：“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奇书，是一次突破小说边界的写作。”

　　……等等，可谓名家云集，好评如潮。

　　不过，本文在此只想谈谈《子归城》的结构、人物及其语言，因为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虽然简单，但却深刻，难以忘怀。

　　二

　　《子归城》共分四部，讲了一城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一百多年。无论是规模还是思想深度，都完全可以称之为“百年史诗”。

　　这样一部史诗，当然需要一个坚实的叙事结构。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子归城》使用了复式结构，主线讲述百年前子归城里的故事，副线讲述2016年发生在厦泉漳地区的故事。在时间逻辑上采用顺叙方式，以1911年辛亥革命和2016年初春为起点，平行叙述，完成整部著作的叙事。

　　这很正常，一部史诗就该这样，要在一个恢弘壮丽的基础上建构。

　　不寻常的是，作家刘岸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小说技巧，从根本上给《子归城》创造了一个新的结构模式。

　　这种结构模式我们可以用板块加嵌套来概括。

　　阅读《子归城》（全卷）会发现，小说中涉及两个时空上完全独立的叙事板块组成的，它们一个在中国西部，一个在中国东部，一个在陆丝核心经济带，一个在海丝核心经济带。整体考察时空就会发现，它们以百年为一个完整的封闭区段，一个开始于百年前，一个开始于百年后，一个是过去时，一个在当下，而且是正在进行时。在两大叙事板块中，作者又打破时间顺序，对故事情节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完成了一系列完美的结构嵌套。

　　就像鲁依斯·萨丰的《风之影》中那个著名的“俄罗斯套娃”式的结构一样，刘岸小说的结构除了保证时间的连续性以外，还借鉴和发展创新了嵌套模式。绝妙的是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让结构的嵌套本身成了“悬疑”和“谜”，“回忆”成了“魅惑”，书稿成了“伏笔”，以致每个叙述单元完毕后，一切都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结构和情节浑然天成，水乳交融，共构了叙事文本，难分彼此。

　　当然，完成这样的结构，对作者的叙事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而这正是刘岸的过人之处。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子归城》采用了典型的“元叙述”，“元叙述”集中表现为对“叙述分层”的自我暴露。著名学者、批评家傅翔、黄文虎曾对《子归城》的叙述进行过详尽的文本分析，认为《子归城》仅次叙述层就包括至少四个维度：第一，叙述者刘壮志通过存留的文献资料复述子归城的历史；第二，叙述者刘壮志在自己所杜撰的“文献”中所考据出的子归城历史；第三，刘壮志复述亲历者与幸存者对于子归城历史的记忆；第四，子归城的后人讲述子归城的历史。而在主叙述层，读者几乎是通过无所不知的“我”来观察和感知子归城中所有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个“我”经常隐藏在幕后，并通过扮演不同角色来制造一种在场的幻觉……

　　显而易见，刘岸创造了一套特殊而复杂的叙述话语，它们使整部小说好读而难懂，就像中国的围棋，十分钟能学会，十年也不能精通。

　　三

　　经典的小说观认为，一部小说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塑造，而人物塑造中最关键的又是性格塑造。也许不能说《子归城》里的所有人物塑造都是出类拔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书中的30多个主要人物都是成功的，具有典型、逼真、立体等特征。总结起来，《子归城》里的人物大多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主要人物都有区域性的共性和精神。

　　子归城是位于丝绸之路交通枢纽上的一座商业城，因此凡在城里立足、事业有成者大多具有诚信、遵守行规、注重产品质量等品行和为人做事的精神原则。这种精神传承千年，作者在《子归城》第一章中就着力予以了表现，书中写到：张骞凿空西域，途经涅槃何时，落了件东西。20年后他东归回返，看到那件东西锈迹斑斑，但原封未动。作家没有写那是件什么东西。实际上作者想表明的意图非常明显：丝绸之路开启之日起就有一种精神和民风诞生了，那件锈迹斑斑但原封未动的东西就是这种精神的象征。

　　而在小说的尾声部，作者又借天亮和云朵的对话，再次强调了这种精神。云朵：“那《酒经》咱用过了，就得给人家还回去，要不就丢了诚信。”天亮更是瞪着眼说：“是哩。我要是没了诚信，下辈子咋在丝路上混？”于是，两人就为了诚信二字，把酒坊和神奇的《如匠酒经》留给了何三。

　　这种精神还体现在对行规、产品的尊重上。山西王砸了刘天亮的酒坊，就有人认为可以理解，因为刘天亮挂着酒坊的牌子，在卖醋，戗了行。甚至盗亦有道，就连土匪小螳螂也会自觉遵守土匪的规矩，讲究个贼不走空，兔子不吃窝边草。还有哥萨克首领契阔夫，他拒绝中亚总督让他抢劫财物的命令，但一听沙皇危机，便激情澎湃地踏上了战场。典型的事例当然出现在典型人物身上，刘天亮是主要人物，自然就有典型的事例。比如他是做烧酒的，形势所迫，做出了确实能治病的药酒。但他固执地认为，药是治病的，他不是郎中，就坚持药酒只在自家使用，对外概不销售。

　　如此等等，构成了子归城人的共性和一种特殊的丝路精神。

　　其次是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个性。

　　别林斯基说过：“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在《子归城》中，人物最基本的个性当然是中国西部或者东部地区人民的个性特征，这在小说中有着普遍而突出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能看到人物普遍具有各自的个性特点。

　　刘天亮爱财惜物，但在关键时刻会挺身而出，敢作敢当，甚至毁家纾难；云朵虽是女流，却深明大义，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拯救大伙；谢尔盖诺夫忧郁而行为荒唐，看上去像个奸商，但最终却担当重任，带领流民走向了紫泉子；钟爷独自承担着家庭和个人的巨大不幸，却终生为涅槃河的存亡而疾呼；琼斯一生被人误解，却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至始至终忍辱负重；还有代书人林拐子，妻离子散却顽强奋斗……他们个性鲜明得甚至有些固执、怪异，但却不管是可憎可爱，全都活灵活现。

　　三是人物真实可信，具有立体感。

　　读者的眼泪和笑容，经常是因为人物性格有缺陷。《子归城》里的人物真实而立体，饱满而生动，充满了生命感，使人在阅读的时候，常常会禁不住地唏嘘感叹，甚至落泪。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不刻意描写人物的缺陷但也不回避人物的缺点。诸葛白为官清廉，却爱听奉承话，被人指出后还满心不悦。金丁是昏官，却是个有操守的好木匠。林拐子贪婪阴毒，但却有封建文人的清高，饿死不食嗟来之食……

　　玛丽·塔农说：“没有缺点的故事人物是没有市场的，因为他或她不能变化或发展。”《子归城》中的人物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可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但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刘天亮本来是个颟顸青年流浪汉，惜财如命，后来成为一代酒王后却能毁家纾难，践行丝路精神。林拐子曾经是个有为青年，但在被洋行陷害后，人格曲扭，成了一个终身以报复他人为能事的阴谋家。“我”爷爷是老红军，忠于革命忠于党，但在北京当了大官后，却遗弃了乡下原配……

　　变化的人物，发展的个性，使得《子归城》里的众多人物已经像摩根·福斯特所说的那样，从扁平人物走向了具有独特性的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

　　四

　　最后我们想说一下《子归城》的语言。

　　刘岸是个在小说的语言上有着独特感悟和创造天赋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充满张力，总是变化无穷，如梦似幻。不过，《子归城》的小说语言与作家多年来形成的语言风格有着很大不同。多年来，刘岸的小说语言总是和“先锋”“实验”有着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联系，但这次《子归城》的写作，却让人想起了契诃夫对小说语言的要求。契可夫在谈小说创作时曾说：“要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

　　是的，简练。简练是《子归城》的基本语言特点。

　　在古称西域的地方，有一条河横穿丝路北道，它后来消失了，这条河叫涅槃河。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这个人很重要。司马迁说他“凿空”西域。空，孔也。就是说他打通了当时东西方的交通孔道。这个亚欧大通道，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这是《子归城》开篇引子的中的话，它简练平实，以致有批评家把《子归城》称之为民间史记。

　　对此，刘岸似乎也早有自觉，以致我们不得不说，《子归城》从本质上讲，语言主体用的是史笔。

　　诸葛白的到来，弥漫着一股孔明伐魏，不计功名的悲凉感……

　　半个世纪后，我一页一页抚平诸葛白的札记《北丝路记考》，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独白：“都督喜走险棋，令张一德以30余人，监护千人之哥萨克，只一锦囊妙计护身。令我孤身赴任，云：边境戡乱，无兵可调。”

　　“古城事急，不如此又将如何？吾死不足惜，只恐有负黎民、都督厚望。”“吾之入城，如瞎马临渊，孤车履冰……城中人事，最须慎之又慎者当为契阔夫部众，若稍有闪失，其必为脱缰之野马，难以收拾，贻害无穷。”

　　“契阔夫部有千人之众，与之周旋，成则古城安宁可保，败则吾将与之同归于尽。届时黎民百姓，或将生灵涂炭，血流漂杵……”

　　甚至在许多时候，作者用了春秋笔法：

　　博望渡曾经就是个绿荫遮天，密不透风的榆树窝子。

　　但后来，大牧川上的人越来越多，榆树就越来越少了。

　　聽子归城的老户儿说：当年他们的老先人建城时，张骞的那棵榆树还在，是棵歪脖子树。但博望渡已经没几棵大榆树了。

　　春秋笔法的魅力在于它点击到的永远是真实的历史，而语言的运动中又时时留给读者浮想联翩的吁求空白：

　　张骞揭了皇榜，奉旨西行，丝绸之路的时间原点开启。他从长安出发，西安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说，张骞很重要。……

　　仔细阅读《子归城》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言说方式是作家所钟爱和擅长的，它看似有点闲笔的味道，实际上意味深长，充满了弹性和张力。

　　《子归城》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大量使用了许多西北方言土语，例如“勺子”“儿子娃娃”等，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元素，在构成语句后，不但透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还有着民间格言警句的品质。尤其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这种经过了作家“翻译”和提炼的语言，往往就使得人物对话既传神韵，又通俗易懂，形成了方言进入现代汉语标准文本的一个成功范例。如：

　　天亮躺在炕上哎吆呻唤，耍赖，不走。

　　“这事儿咱得往远看呀！炕上有一个拉屎的，坟上就有烧纸的！日子还长着呢么！急啥？”云朵边给他擦伤口，边劝……

　　又如：二锅头疼得哎哟呻唤，涕泗横流。但一看见天亮，却又笑了，“嘻，精沟子（光屁股），哥，精沟子……”

　　“贼驴日的，你还笑？咹！”天亮冲过去，照着二锅头肚子就是两脚。

　　刘岸对方言的吸纳不露痕迹但又精准地道，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的同时，也展现了丝路边城多民族聚居的语言风貌。

　　总之，《子归城》是一部结构新颖奇特，语言表达鲜活有张力、有创造，对丝绸之路上的典型人物有着崭新的思考和描写的经典性作品。是新时代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有新的创造和发现的小说，它的问世让我们感到振奋和欣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读刘岸的小说，总有这种感觉：想说的话太多，能说透的话又太少。真正的好小说是不是都这样？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