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睿

　　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接连获得雨果奖2015年“最佳科幻长篇小说奖”和2016年“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使得美国的世界科幻大会和雨果奖这两个原本只有科幻迷关注的小众事物，突然间成为媒体、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两位中国科幻小说家得到国外评奖委员会的认可，也和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影响的又一案例。在这一波媒体“狂欢”的影响下，原本只在特定的小众群体中被阅读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转瞬间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不仅《三体》在文学评论界被深入讨论，篇幅较短的《北京折叠》更是在各类移动终端上广泛流传，并被改编为各类不同版本以回应不同人群关切的社会问题。部分科幻小说家的作品还在一些省市成为中考、高考试卷的考题，并进而被指定为中学生们的必读书。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从此前几十年里被认为是从属于儿童文学的边缘文类，一夜之间成了人们再也不能忽视的重要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显然，科幻文学在今天所获得的影响力，与现代科技正全方位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直接相关。以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在最近几十年中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最早的克隆羊技术在伦理学、宗教学领域激起的广泛争论，到转基因技术在人类粮食安全领域所引起的一系列诉讼与争吵，到人工智能AlphaGo接连战胜李世石、柯洁等围棋高手所引發的对人类是否会被机器取代的焦虑，再到最近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教授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了两个天生免疫艾滋病病毒的婴儿在全球所引起的巨大争议，都一再表明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它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挑战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时空感觉、伦理视域，乃至身体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再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的文明形态和生命状态都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重新思考何为人、何为人的本质、何为人与物的边界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显然，这样的视野与问题意识，是习惯于书写乡土世界和都市男女情爱的中国当代文学所不擅长的，于是，原本小众的科幻文学也就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普遍的关注。毕竟，从法国作家凡尔纳等人的早期科幻作品开始，人们就产生了某种执念或期许，即科幻文学可以预言现代科技的发展，能够为人类解决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前做些准备。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科幻文学在“二战”以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甚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外太空探索等重大科技项目中，会聘请科幻小说家作为顾问，参与科研评估工作。①

　　在理论上，科幻文学的写作的确可以最大程度地脱离现实情境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畅想未来，描绘现代科技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形态、伦理道德、生命样态的可能性，为今天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不过，在实际的科幻创作中，文学写作者往往并不能摆脱历史与现实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典型的案例，当属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创作的《基地》系列小说。这7部长篇作品以堪称恢宏的宇宙想象，描写不同星球之间的战争与杀伐，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影视作品对星际战争、宇宙旅行、外星生物的表现方式。不过细细想来，阿西莫夫对不同星球之间的政治体制、战争模式的描绘，其实不断让读者想到的是作家当时所身处的冷战年代，而他对奇特、怪异的外星文明的书写，也处处让我们回忆起东方学式的对伊斯兰文明的偏见。显然，科幻小说家那想象的翅膀其实并不能充分伸展，致使科幻作品往往携带着浓重的现实阴影，无法自由地触碰未来。

　　中国当代的科幻作家对恢宏宇宙的描绘、对现代科技的狂想早已毫不逊色于国外的经典科幻小说家，但他们的写作同样存在着受制于传统与现实因素的弊病。以著名科幻作家韩松为例，这位小说家的写作以想象奇诡、语言晦涩著称，在读者群中褒贬不一，喜欢其风格的人将韩松的小说奉为“神作”，不喜欢的人则纷纷表示无法卒读。在他的短篇名作《冷战与信使》中，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处于冷战状态下的星际社会。为了防止泄密，每个星球都发展出自己的信使组织，重要信息全部依靠信使以光速进行传递。由于宇宙中各个星球距离遥远，使得每位信使都不得不以光速飞行数年乃至数十年来递送消息。韩松借用很多人对狭义相对论的理解，启用当人以光速旅行时，时间对这个人来说是静止的这一设定。因此，当信使在旅行几十年后回到家乡，他的恋人、朋友都已老去，而他本人还是当年的模样。

　　在这里，韩松通过对科技的想象引入全新的视角，重新返观日常的生活与时空，并促使读者思考何为人、何为友谊、何为爱情、时间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础等问题。作家显然认为，爱情与友谊都需要靠时间来浇灌，朝夕相处的陪伴和共同经历的考验才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信任并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行为准则和心理范式。因此，当小说中的女孩看着自己心爱的信使踏上光速之旅后，她不得不考虑这样的情境：她独守空房等待信使，承受着岁月的蹉跎与生命的苍老；然而信使在多年后归来时，时间却没有在其脸上刻下一丝印痕，他仍是一位几百岁的少年。在这种情况下，女孩执著的坚守是否还有意义？他们的爱情又能否维持？这也是小说家提出的问题“没有时空做基础的爱情和婚姻还有什么意义？”②笔者在此处并不是指责《冷战与信使》写得不好（相反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而是要指出，这篇小说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光速旅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新事物，人类社会传统的交往方式才是亘古不变的。也就是说，韩松虽然是一位畅想未来的科幻小说家，但其思想的底色却是坚信人类固有的时空观念是永恒的。于是，他也就放弃这样一种可能，当人类社会已经进步到驾驭光速旅行的时候，人类对于时空的感受、对于友谊与爱情的理解，乃至人对感情的表达方式，都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感或许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与此类似的还有李宏伟的中篇小说《现实顾问》（《十月》2018年第3期）。这部作品的基本设定是超级现实公司发明了一种超级现实眼镜，只要将其植入人体，就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同样植入超级现实眼镜的人只能看到自己希望呈现的样子。这一设定的灵感显然来自当下的都市中产阶级热衷于在朋友圈里炫耀各式各样的美食、旅游图片，以便在朋友面前塑造自己过着美好、幸福生活的形象/幻象。因此《现实顾问》是一篇具有极强现实针对性的科幻小说，不过这部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李宏伟对主要矛盾的设置。主人公唐山因幼年时的无知、疏忽，在家中引发大火，造成父亲去世，母亲被严重烧伤。这份关于往事的记忆，成了唐山内心中不容触碰的部分。由于这份记忆意味着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使得唐山从不愿意主动去触碰它，甚至不愿意与母亲见面。为了让儿子不再内疚，母亲在去世前选择植入超级现实眼镜，以便让自己的形象在儿子眼中变得完美无缺。然而，当唐山在母亲的遗体前，看到那张光洁、漂亮的脸时，他不认可母亲向自己展示的形象，觉得那虽然完美，但并不真实。他无法接受母亲身上的伤痕被完美的形象抹去。这一矛盾构成了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动力和最后情节转折的来源。唐山之所以放弃自己在超级现实公司的职位，就是因为他要摘去超级现实眼镜，执著地守护那个残缺的母亲形象。

　　从唐山对母亲真实身体的“迷恋”可以看出李宏伟的思想底色。从思想史来看，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相信所谓身体与灵魂的二分法，身体不过是一具可以毁弃的皮囊，而最重要的其实是内在的灵魂。不过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对身体的执念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从绘画作品对身体细致的描摹就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唐山这个人物形象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无法直接记住过去那段惨痛的往事，他必须借助母亲的身体才能确证往事的存在。就好像唱片上的纹路记录了音乐会的声音，母亲身体的伤痕、岁月的痕迹也记录了当年的伤心往事。只有再次见到这些伤痕，唐山才能重新“读取”或“解码”出过去的记忆。最终，在李宏伟的笔下，不管科技如何发达，生活中的形象如何被改写，身体都成了确证记忆、往事真实的物证和最后防线。在这里，李宏伟其实坚守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对身体的迷恋与重视。

　　此外，刘慈欣著名的《三体》三部曲同样有着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底色。虽然在刘慈欣的笔下，浩瀚、宏阔的宇宙毫无诗意，是一片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而且作家对人类文明的命运也极为悲观，小说中人类面对宇宙中未知文明的攻击时，准备的三个防卫计划（掩体计划、黑域计划以及光速飞船计划）中的前两个计划全部失效，只有借助光速飞船才能让人类目睹地球与银河系在降维打击下走向毁灭，勉强保存下人类的最后火种。然而，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几乎彻底拒绝‘人类文明的刘慈欣却常常表达出对一些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的认同。”③例如，小说中守护人类文明抵御三体文明的第二代“执剑人”程心，因为自己的善良与脆弱，对生命与自然的留恋，使得她在面对三体人的攻击时，未能及时启动黑暗森林威慑系统，导致人类文明最终沦陷。显然，刘慈欣在尽情书写黑暗、冷酷的宇宙秩序的同时，仍然为对生命、自然与美的追求与珍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即使要因此而引发地球的毁灭也在所不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松的《冷战与信使》、李宏伟的《现实顾问》、刘慈欣的《三体》，要么执著于传统的爱情观和时空感知方式，要么固守着对身体的迷恋，抑或是坚持对生命与自然的珍视，都是在不断重申着以人为中心的传统人文主义式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价值观堪称古典，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人文主义的执念。正像上文所指出的“二战”以来的科技进步，包括机器人、计算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社交软件、克隆技术、转基因、基因编辑等，不断突破或改变着人类社会固有的生命形态和社会规范。在很多时候，比如在面对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时，是人文主义以及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规范在勉强限制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贺建奎在编辑人类基因后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非议、阻力和“封杀”，以一种极为触目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当代科幻文本中反复出现确认的人的身体、生命以及爱情的价值的主题，其实是人类文明将被重新改写之前，艺术家对过去时代的守护和怀旧。类似的现象我们其实在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取代时的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已经看到过了。因此，这类科幻文学的写作虽然在表面上是面向未来的，但其实是对过去的频频反顾，是不断画下最后的防线，以确认人类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创作是否可以更加大胆一些，科幻写作并不是一定要为逝去的时代唱一首挽歌。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开篇提出的著名口号“永远历史化”，④任何事物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必将伴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人类对死亡、友谊、爱情、生命的理解方式其实都可以发生改变，我们今天奉为真理的社会规则、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只是碰巧被确定下来，并不具有永恒性。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学类型，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应该充分发挥虚构的力量，放弃对古典的人文主义观念的迷思，去重新构想一个未来的、全新的社会样态，这个社会甚至可以不必以人、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特性为其前提。正像我们在日本科幻作家山本弘的长篇小说《艾比斯之梦》中看到的那样，未来的文明形态不一定非要以人为中心，甚至生命形态也早已与人毫无瓜葛。只有当想象向着时间的极限处延伸时，中国科幻文学才能真正成为探索未来的斥候，促使我们反思自己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或许，科幻文学真正的价值只有在这样的写作方式中才能浮出地表。（作者單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①这个例子为笔者在聆听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老师于2016年5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讲座“从《三体》设定看作为20世纪‘战略应用文学的科幻小说”时得知，在此向王洪喆老师表示感谢。

　　②韩松：《冷战与信使》，《宇宙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③赵柔柔：《逃离历史的史诗：刘慈欣〈三体〉中的时代症候》，《艺术评论》2015年第10期。

　　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