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娇华

　　关键词：历史题材小说 真实性 性别意识 精神性指向

　　真实性一度是衡量历史题材小说创作a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出现，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真实性标准开始松动甚至遭到忽视。新历史小说创作追求书写个人“心中的历史”，以历史真实性原则去衡量不免有“跨元批评”之嫌，那么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到底是否应持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能否抵达这种真实性？叶兆言《很久以来》（2013，以下简称《很》）和王安忆《考工记》（2018，以下简称《考》）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启示。两作均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生活，都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0 世纪50 至70 年代、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史实，属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同时，两作又都是以上述史实为背景，展现人物经历遭遇和命运悲剧，体现新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处理，以及对一种既不落于以往滥情创作窠臼（如伤痕文学和怀旧文学），也不流于颠覆乃至消解历史（如新历史小说）的新的创作趋向的找寻。

　　一、历史的虚化与反讽

　　《很》和《考》都无意再现历史真实，而是致力于虚构故事的演绎与叙述。它们分别以“1941 年3 月30 日是欣慰的12 岁生日”以及“1944 年秋末，阿陈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等明确的标记性时间开启叙述，但并未对抗战、解放战争、20 世纪50 至70 年代、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史实展开正面叙述，而是以概述或暗示使之背景化和虚化。《很》主要叙述欣慰和春兰两位好友从少女到为人妇，再到天人相隔的终生友情及命运遭遇;《考》主要叙述阿陈、大虞等四位男性及老宅的命运遭遇。从题目上看，前者侧重于历史的后续性，即历史对于后来的影响和意义，或者说后来者对于历史的态度，而不像“很久以前”那样强调历史发生本身。正如叙述者所言，很久以来困扰和纠结他的是如何书写历史，“真实性成了这篇小说写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b。后者则强调老宅的结构、渊源及其修缮历史，但因种种原因，不论追溯历史渊源，还是保护修葺等，最终都无不落空，“历史”无工可考。可见，两作都是以虚构故事探讨历史如何书写及真实历史能否触及的问题。

　　《很》揭示史料再多，作品写得再感人，由于历史的丰富多面性、主体的复杂多变性及世事的变幻莫测性等，历史的真实性难以企及。叙述者很久以来就想写一部关于欣慰的小说，欣慰的遭遇曾经成为伤痕文学的热门题材。叙述者也努力想写得煽情和感人，但欣慰女儿小芋却认为“不够真实”c。尽管叙述者模仿伤痕文学套路，以母女血缘亲情被毁反思历史;但真相却是女儿对母親的遭遇相当冷漠和玩世不恭。这是由于母亲陷入婚外恋情感将女儿寄养舅家，导致女儿遭到舅母虐待形成心理创伤所致。女儿与母亲断绝关系，也是由于母亲对自己冷漠和狠心。但这些又无法解释小芋何以在母亲去世后，有关母亲的话题成为一个不能触碰的“雷区”，以及看到母亲遗物没有一字提到自己而“抓狂”。同时，欣慰作为一位母亲，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性，极少母性流露。她认为自己“确实是犯了一些错误，有些错误还是很严重的”d，甚至留给女儿的最后遗物也没有显示母女温情的片言只语，这正是对历史“了解得越详细，材料收集得越多”，越觉得小说写不下去的重要原因。因为“真实和虚构往往纠缠不清，让人无所适从。……想消除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希望她们能够在文学中和解，在艺术中达到沟通，可是事与愿违”e。这是因为真实与虚构、情感记忆与模式化叙事总在较劲，也因为时移世易世界变化太快，导致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这些都构成对伤痕文学历史叙事的质疑与反讽。某种程度上，欣慰母女的故事就是对新时期初“伤痕”故事的重述，只不过伤痕文学试图以文学虚构弥合特定历史带给国族和个体的伤痛，《很》则揭示这种弥合企图与努力的徒劳，以及伤痕文学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建构性及其对丰富芜杂历史真实的某种遮蔽。

　　如果说《很》揭示史料再多，但因真实与虚构缠绕，导致历史真实无法企及，那么《考》则揭示因史料少以及政治、人性及经济等因素掺杂，历史真实更是难以触及。《考》按字面理解，就是书写老宅的建造、结构、历史渊源及保护修缮史。但陈氏后人阿陈对老宅的建筑结构、修造渊源不甚明了，甚至力图修缮、保护老宅的愿望和计划也都落空。为了弄清老宅来历，阿陈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典籍，结果不是众说纷纭，就是与他家毫无瓜葛，最终无功而返。他修缮和保护老宅的计划也多次落空：第一次落空于官僚机构的相互推诿;第二次落空于风云激荡的政治运动，随着汪同志的去世，仅有的一次维修成为绝唱;第三次落空于人情牵缠与利益相争，导致置换、修缮计划无限期延宕;最后一次落空于大虞去世，老宅修缮和保护计划彻底落空。因此《考》不仅对宅子的历史渊源无从考起，想修复重现旧时面貌也无从谈起。随着21 世纪初房产业炙手可热，四周高楼林立，老宅最终沦为一块“墓碑”f。《考》其实是一次“反考工记”写作g，它不同于《长恨歌》“通过立城或立屋来为人物立心。故而，‘考工’就变成了一种隐晦的反讽。这部‘涉物观史’（张怡微的说法）的小说恰恰也隐藏着对此的自我否定”h。或许王安忆本意是要以纸笔来复现和留存老宅，即借历史叙事来存活和传承老宅（历史文化），但作为实物的老宅正趋向颓圮、消散，老宅后人对老宅的历史渊源也不甚明了，历史的留存与复现从何谈起？于是，王安忆纸上建造的只是她心中的老宅，是借对老宅渊源及修缮史的想象虚构来表达对于历史、文化、人性及人心的思考与探究。

　　罗兰·巴特指出：“（叙事性）历史话语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制作，或更准确地说是想象制作。”i历史叙事更是如此，由于离不开对史料的选择、加工，以及修辞运用和情节构建等，必然掺杂主观性和意识形态因素。因此，《很》和《考》不仅揭示了无论史料有无或者多寡，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都难以抵达真实性，也揭示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等因素的掺杂，历史真实性难以企及。真实的历史早已消散于时间的隧道中无从捡拾。历史叙事只是一种记忆，一种保存和拼凑真实历史的努力，体现作者对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抒情和缅怀。

　　二、性别的倒错与固化

　　“性别倒错”是指将传统男强女弱的性别特质规范颠倒为女强男弱，它往往成为女作家反叛父权压制和性别歧视的一个书写策略。女性主义者认为：几千年来，女性一直是人类历史的“盲点”，这是由于父权制通过社会分工、权力分配及伦理规范等将女性贬抑为他者和弱者！0。为了反叛性别歧视和性别压制，女作家往往以性别倒错策略重写两性关系，张爱玲作品中的主体易位和男性去势即是显例。王安忆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也以性别倒错策略呈现鲜明的女性意识。！1《考》的男女形象构设与塑造也有性别倒错倾向。男性温柔绵软，特别是阿陈和朱朱，唇红齿白，懦弱感伤。相较而言，奚子和大虞较有阳刚之气，但他们在妻子面前，也是温和谦恭，不像他们的妻子那样果决强硬。女性则充满英气、侠气和义气。阿陈的欢场红颜采采，身体壮硕，轮廓分明，透出“一股子英气”！2，与阿陈分手时毅然、决绝，“像女烈士”！3。朱朱的妻子冉太太也是豪爽仗义，气宇轩昂。大虞家遭遇变故，要搬到乡下去。阿陈提议辞别大虞，朱朱有忌讳。冉太太则“毅然决然地说：朋友一场，不就为了这时候”！“侠义”情怀鲜明可见。这或许有妇女解放思想影响的某种历史真实存在，更是女作家性别意识潜在作用的结果。王安忆性别倒错的书写策略，一方面具有反叛父权制传统观念对女性生命和潜能的禁锢，反拨以往历史叙事对女性生命的覆盖，以及释放女性个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新的覆盖，即忽视女性的性别差异性，导致女性雄性化。在王安忆的笔下，倒是那些传统的女性形象更能显示出历史女性的复杂生存面相，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及《天香》中的小绸等，她们阴柔中不失刚强，依恋中不失独立。

　　如果说《考》的性别倒错在反观历史女性形象的同时可能遮蔽女性历史生活的差异性和丰富性，那么《很》的性别固化书写更可能导向对女性丰富真实性的删减。传统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观念影响深远，形成一种性别固化现象。《很》的性别固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沿袭传统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秩序。男性角色不论是花花公子卞明德，还是杀猪工人闾逵，抑或是革命干部罗福庠，都不会陷入男女情爱纠葛中迷失自我，他们始终是理性的人，社会的人，在两性关系中高高在上，处于主动地位。如罗福庠虽然喜欢春兰，追求春兰，但始终居高临下，“他跟她谈话，公私基本上是不分的，完全就像领导和群众在说事，就像上级对下级交代问题”！4。浪荡子卞明德虽陷入与苏大姐婚外恋的情感中纠缠不清，但在他眼里，苏大姐“就三个字，贱、悍、淫”！5。杀猪工人闾逵也认为“女人再厉害，再像一朵花，终究会落到男人手里”！6。相反，女性不论是追求进步的欣慰还是甘居边缘的春兰，都是感性的人，家庭的人，在两性关系中显得被动、劣势。她们先是喜欢明德，后又先后与闾逵结合，特别是欣慰陷入迷狂的婚外恋情感中不能自拔，因此赔上性命！7。其二，女性形象塑造的固化。叶兆言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情感动物，一生所思所行不脱情爱婚恋纠葛。《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的雨媛、《状元境》中的三姐、《追月楼》中的婉等，都是在两性情爱中讨生活的女性。《很》中的欣慰和春兰虽是职业女性，经济自立，但依然没有逃脱两性情感纠葛之网。她们不论生活在什么时代，也不论什么年龄，仿佛都为情所困，印证着张爱玲所言：“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8 这显然是对女性形象的固化，是对女性丰富多元历史生活的删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关于妇女解放政策和思路的贯彻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她们踊跃参加生产劳动，生命存在和生活样态呈现丰富多样化。这些显然有别于叶兆言笔下的固化女性。可见，不论是性别倒错还是性别固化，都属于性别偏见，不利于女性历史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呈现。

　　事实上，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存在某种复杂的共谋关系，都反拨以往宏大历史话语对个体生命（女性生命）的覆盖与遮蔽。女性主义“交叉文化蒙太奇”策略便表现出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观点的某种相似性，将“非传统的史料来源，如妇女的书信和日记、妇女手册、妇女小说乃至集会，都与更传统的、更带有社会性的文本，如国会辩论、社会学著作、医学文献、新闻报道以及医学杂志并置在一起”！9。当然，两者也有“重要的差异，表现在它们对性别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对妇女以及妇女的主动性和权力在‘历史’中的地位的不同看法，表现在对这一切与传统上属于男人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深层的或者因果联系的不同看法”@0。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考》与《很》的根本区别，后者对女性的固化书写不自觉流露的男权意识有碍于女性丰富历史生活的真实呈现，而前者则有因反拨男权意识而走向过犹不及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意识的不自觉流露也会造成历史真实性的难以企及。

　　三、个体的生命存在状态与人性温暖

　　文學是人学，应关注世道人心、人性人情和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宏大历史记载的往往是政治运动、英雄人物及其豪言壮语等，极少能够看到个体生命的温情与伤痛。《很》和《考》则撇开宏大历史话语，专注于历史缝隙间个体生命的爱恨歌哭。《很》的写作源于对熟悉的个体生命消失的震惊与哀痛。叶兆言试图以重述历史，还原个体生命的历史真相，让个体生命的温情和哀痛溢出宏大历史尘封，也逸出伤痕文学模式化框套。历史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组成，而非一串串冰冷数据或泛黄纸片。作品力图以一种反讽和虚化历史的叙事方式凸显被固化和模式化的历史中个体生命的欢愉、伤痛与消失。

　　《考》的写作也是为了修复和留存那些鲜活的生命记忆。作者以反讽笔法叙写老宅无可挽回地走向颓圮、消亡，目的是保护和留存与老宅相关的历史记忆和鲜活生命。“王安忆就是要用宅子的死来让它不死……它死了，没有被开发成老上海的符号，却由此幸运地封存住自己的特殊性，那些曾经在里面居留过的人们所留下的所有的痕迹（虽然，宅子里的人，‘好像一代一代地蜕壳，蜕到后来，终于什么都没有’），他们有过的所有歌哭、爱恨，都不会褪色，更不会被抹去，而是幽闭在某一个静谧的角落，一不留神，就会溢出，化作一阵繁响。”

　　个体的生命感受和生存境遇是《很》和《考》的书写重点。《很》充满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痛惜，欢乐与哀痛交相呈现。比如春兰与罗福庠湖边恋爱的温馨情景：“罗福庠先在湖边洗干净了手，然后为春兰买了甘蔗，看着小贩削皮，截成了三段，递了一段给她：‘你慢慢吃，这个我给你拿着。’”?春兰被打的片段：“春兰阿姨的头发很乱，死命地捂着脑袋，嘴角上已经被打出血了。”@人性的温暖与残忍、生命的欢愉与哀痛犹在眼前。《考》在老宅的反考工记中叙写与老宅相关的生命个体的爱恨歌哭。老宅颓圮、破败，老宅里的人逐渐离去，但空寂的老宅并不虚空，八仙雕刻、西洋风窨井盖、地上的茅草及四壁的水渍等，到处都是生命的印记，每个角落都是“人”。与老宅相关的人仿佛活在历史之外，他们踏青，品美食，捉鱼虾，赏美景，访亲友。百日宴上，“全鸡，全鸭，整个的肘子，整条的鱼，斜开片，倒提进热油，皮黄肉白”@4，火辣辣的生活和生命气息扑面而来。那个喝毒蘑菇汤躺在担架上的女生，被砍伐的参天大树压倒的青年，则流露出生命的萎谢与哀痛。人性的温暖是抚慰个体生命伤痛和照亮冷漠历史的永恒光束。《很》中欣慰与春兰的情谊，不仅慰藉着彼此的心灵，也温暖了因缺失母爱而孤僻的小芋的情感。还有秀英与欣慰之间无话不说的母女情感、中学校长和罗福庠对春兰的照顾、闾逵对春兰和欣慰的保护等，无不令人感动。他们是黯淡冷漠历史中的人性亮光，反衬时代历史的冷漠与戾气，温暖和照亮着伤痛中的人们。《考》中的人也都是“纯良的人”。主人公阿陈有颗“仁厚心”，协助大虞一家避乱乡下，陪同冉太太和孩子探望狱中的朱朱，帮助奚子度过特殊时期等。虽历经坎坷依然如故，“只帮人，不让人帮他”。一直暗中救助阿陈的“弟弟”，接纳和指点阿陈的小学校长，以及有着红色背景的副校长和女书记等，都是纯良之人。他们伴着阿陈熬过劫难，迎来曙光。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还是人性温暖，都属于主观范畴，具有不确定性特征，这无疑体现了“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历史题材小说的真实性不可避免地打上作者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等主观因素。《很》和《考》属于新历史叙事类小说，追求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人性真实、心理真实以及对历史感受的真实。历史具有多面性，历史是想象、虚构，是记忆，是官方的、民间的，也是个人的。但是与20 世纪年代中后期某些新历史小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不同，《很》和《考》不以颠覆或消解历史为目的，而是以历史为背景，主要凸显个体生存状态和人性温暖。格非曾指出：“一个作家如果硬要给人类指出什么道路、方向，那是很荒谬的，也很愚蠢。但如果连精神性的指向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那需要这样的作家去干什么呢？”@7 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和《考》昭示了新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展的新趋向，即以历史叙事凸显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和人性温暖的精神性指向。

　　综上所述，《很》和《考》以对历史的反讽与虚化、性别意识的倒错与固化以及对个体生存状态与人性温暖的关注等，揭示历史真实性的难以触及，体现21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精神性指向——对个体生存状态和人性温暖的关注与彰显，这也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呈现的一个普遍趋向。究其原因，其一，两者都是基于对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个体生命和美好人性的关注与重视。《很》是作者不满以往宏大历史话语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及伤痕文学对历史丰富性的遮蔽，更不认同某些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因此，力图以个体生命的爱恨歌哭还原丰富芜杂的历史本相，揭示人性善良和温情是救渡生命和烛照历史的永恒光束。《考》是作者力图以纸笔来修复和保护传统文化，昭示比保护和修复老宅更重要的是对纯良人性的呵护与坚守。正如老宅精魂——八仙戏文揭示的“度人”两字：“吕洞宾度卢生;汉钟离度蓝采和;何仙姑采茶路遇吕洞宾受度;吕洞宾再度铁拐李……吕洞宾度人最多，所以道中推他教主。”作品主要叙述“弟弟”救助阿陈，阿陈帮助大虞、朱朱及奚子，奚子帮助大虞和朱朱的故事，他們都是“纯良的人”。其二，与王安忆创作的红色情结和叶兆言创作的先锋转向有关。王安忆随着革命者父母和解放军大军一起进入上海，特别是革命作家母亲茹志鹃及其创作的影响，使得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具有浓郁的红色情结。《考》的创作取意类似《百合花》，是由商品化现实引发的对渐趋倾圮的老宅（传统文化）及日渐流失的纯良人性（人性美、人情美）的哀悼。那些八仙图案、飞檐、翘角、斗拱等都是传统文化的璀璨精粹，对老宅的感情隐现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眸。叶兆言是先锋文学代表作家，擅长以冷漠、客观叙述极写人性之恶（如暴力、血腥和死亡等），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创作开始转向，情节故事和人性温情重回作品中，对个体生存状态和人性温情的关注成为重要的书写内容。总之，《考》和《很》虽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却无意再现历史，而是以对历史故事的书写，传达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态度以及对个体生存状态和美好人性的关注，并由此昭示新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精神性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