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余华 《文城》 象征叙事
余华是新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代文坛上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自1983年发表作品至今，他的创作深受读者的喜爱。余华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不仅一改传统文学的书写风格，而且将“十七年文学”中表达的特定文学意象进行了重新塑造。相比于开始写作的余华，现在的余华多了几分温和与宽容，少了几分血腥与残酷。如今《文城》的出现，再次将带着几分生存悲剧和浪漫色彩的余华独特的书写展现给世人。小说的叙事线条清晰饱满：林祥福为了寻找到自己孩子的母亲——小美，不惜放弃自己北方的家产，只身带着孩子来到了小美口中说的“文城”——溪镇，为了生存与同村的陈永良合伙开了一家木器社。文中运用大量的象征手法，将林祥福寻找妻子的命运悲剧生动地描写出来，不禁让读者赞叹曾经那个“血液里流动着冰碴子”的余华回来了。余华此次的作品讲述了追溯至百年之前的寻妻的故事，这在余华的小说谱系中是前所未有的。余华早期的小说大多将批判社会荒凉以及政治乖离的描述作为文本重点，从政治性社会以及历史性意义两方面的维度上进行书写。而在《文城》中，上述两种维度都暂时搁浅，人性的升华和人格的闪光在小说中得到了释放与解脱。可以说，《文城》撕下了读者对余华所贴的标签，是对其重新命名的颠覆性作品。
本文从整体性象征叙事、细节性象征叙事、氛围性象征叙事的角度剖析，描述在一百年前，清末民初、国民革命军动荡的年代里，作者在他者视域下，如何展开爱恨离愁的生命纠葛。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的方式的象征。”a余华也正是将自我的精神世界寄托于小说世界，将小说世界还原成丰富的意象群，运用“立象而尽意”的表达手法，从而产生激烈的情感化学反应。黑格尔说：“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关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b因此，小说中看似有很多“零余者”的形象存在，但实则成为每部分象征叙事的分支结构。文中的常态化人生如何阐释？小说的主旨如何表现？人性的光辉在何处概观？笔者将从整体性、细节性、氛围性三个角度进行小说的象征角度的剖析，来阐述余华内心世界给予《文城》的“助推力”。
一、整体性象征：背井离乡的哀戚
余华将整部小说放置在“文城”这一地理位置之下，形成了整个故事的主线。“文城”支配了林祥福整个生活乃至生命，支撑了整部小说的脉络。余华这样评价自己的《文城》：“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文城》表现的虽然是常态化的人生，是看似极为平常的寻亲的故事，但其书写的整体性目的却是放在了个人层面上：待人生经历多重磨难之后，依然屹立不倒的奇幻旅程。文城作为小说的整体性象征，从表意上展现的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南方城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但是在深层意义上讲，它是林祥福对最初的梦想执着的追求，是寻找“心灵乌托邦”的旅程终点，是他们那一代人独有的奋斗、善良、不屈的生命烙印，从而真实地展现出余华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与对生命本真性的思考。
当林祥福带着女儿来到这个叫溪镇的地方，并断定就要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时候，其实林祥福的内心是不确定的。但是看到李美莲和陈永良的真挚、顾益民眼神中的坚毅，听到人们口中的乡音与小美和阿强的乡音极为相似的时候，他确定这里就是文城。林祥福从开始“很像一头笨拙的白熊，在冰天雪地里不知所措”的漂泊者形象，慢慢成为一名“开设的木器社遐迩闻名，生产的木器林林总总”的居安者形象。这里是否真的是文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内心的乌托邦，他愿意停留在这里。在居无定所地漂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明白安心是自己给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陈永良合伙开了一间木器社，并用自己从北方带来的银票置了万亩荡的一千多亩良田。从地理的“文城”到心灵的“文城”，林祥福走了十几年。比起真实的故乡，他更愿意生活在自己心灵的故乡之中。
正如文章中所述：“文城在哪里？”“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这个虚无缥缈的文城，已是小美心底之痛，而文城也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寻找。c纪小美同样也知道，这个近乎绝望的答案背后是千里寻亲的苦痛，是众叛亲离的怨怼，但是她依然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执着的父女俩。对于林祥福而言，这种漂泊和寻找是对自己承诺的兑现。《文城》的腰封上写着：“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作者将“文城”注入五味陈杂的“人生”中，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和精神桃花源。余华不断借助于偶然的相遇、绝望的分别、残忍的抛弃等情节，烘托出小说中生离死别的凄惘。
文城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它变成了一个个可变的地点、可变的形象，亦变成了每个人心中的梦想。这种寻找的基调将《文城》置于“传奇小说”的范畴之中，超越了《活着》式的写实主义，成为余华带来的新引力。余华在采访中说：“其实作品最初名为《南方往事》，但他一直不满意，‘南方往事’给人感觉到书名相对比较虚。后来，妻子提出了《文城》的建议。余华听了便觉得十分合适。”d“哪里都是文城”，便是余华自己对这部小说提纲挈领性的总结。
二、细节性象征：对精神依托的向往
正如吴义勤所说：“余华是写死亡的小说好手。”e不得不说，对生命的苦难书写和死亡凝视是余华賦予自己的“使命”。诚然，在小说《文城》中，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是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文城》中不仅充满昏暗的暴力书写，也有类似《活着》的生命追叙和温情脉脉，亦有《兄弟》之中的幽默诙谐。不得不说，余华小说的风格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点。同时，《文城》中对孤独的凝神谛视，将苦难动态和情义离愁演绎到如此极致，也是余华“修身养性”的自我超越。没有回应的温情才更显悲凉至极，善良的因未得到善良的果终究是残酷的，蜷缩在善良的帷幕下的温情最终草草收场。小说中“毛驴”以及“蓝印花头巾”两者的细节性象征，体现了主旨意蕴的复杂。这两处细节性象征叙事使小说的主旨更加饱满，更加富有浓郁的传奇性色彩。
《文城》中的“毛驴”和《活着》中的“牛”如出一辙。在小说《活着》中，从想要要攒钱买牛，到最后真的买到了一头即将要被屠宰的老牛，“牛”的形象贯穿了整部小说。在福贵亲人相继离开之后，这头牛最后陪伴着他、守着他，福贵殷殷地呼唤老牛为自己亲人的名字。余华将福贵的精神内涵都注入这头“老黄牛”之中。它象征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对爱子之死的愧疚，亦是福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历尽种种苦难后的精神寄托。
在《文城》中，小说前十五节多次出现“毛驴”的形象：在父亲走了之后，“母亲骑着这头驴在风和日丽的早晨，将一段彩缎放入包袱，疲惫地坐上毛驴，田大牵着毛驴，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摇摇晃晃远去”;在小美拿走一半家产离去之后，林祥福骑着这头驴去拜师学手艺，去田野间干活，“牵着那头红缨飘飘铃铛声声的毛驴，走上村口的大路”;在小美挺着肚子回来寻找林祥福的时候，“只有你一直跟着我”，他拍拍毛驴如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林祥福都是在熟悉的北方生活。然后，林祥福决定南下寻找妻子，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变卖了祖传的田地，变现了祖传下来的金条，开始了孤苦飘零的生活，只为寻得孩子的母亲。为了将几十年北方生活的痕迹全部抹去，余华在第十五节的时候，故意设置了一个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艄夫告诉林祥福，人可以渡河，毛驴不能过去”，让这头毛驴的“戏份”到此结束。毛驴不能渡河象征着林祥福对过去生活的告别，象征了其北方生活的終结。
林祥福放弃了陪伴自己十几年的伙伴，带着满月的婴儿独自南下，可谓是不小的挑战。陪伴着林祥福学艺、去集市换金条、下田地干活的毛驴是他的精神寄托，即使生活再艰难、未来再渺茫，他都没有放弃对手艺的坚持和未来的追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林祥福再也没有回到北方生活。小说在“他们计算着日子，要在正月初一前把大哥和少爷送回家中”这样的叙述中落下帷幕，读者可以得知，林祥福终究没有过上梦想中的生活。人物被困在命运的枷锁中挣扎，强大的不可抗力让人性逐步屈服于生命的苦难。但林祥福并未因此而感到悲观，即使在飘零的生活中无所依靠，他还是能获得善良温暖的能量，拥有最本真的向往。这种细节性的象征能够巧妙地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余华的小说中的细节却都是传统的，并可以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中加以解读和理解。”f余华是写死亡的好手，也是一位极善于观察生活的作家。作为第二个细节性象征的蓝印花布是南方的代表，它古朴自然、安静祥和。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母亲一般会在衣服上绣龙凤呈祥和凤穿牡丹的图案，象征着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在小说第三节中，小美手中不停地摆弄蓝印花布的头巾，上面的花纹便是凤穿牡丹。蓝印花布的存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作者将蓝印花布这一物象贯穿于小说之中，是具有细节性象征意义的。他在补文中谈到，小美第一次见到蓝印花布是婆家邮寄到她家里的。第一次见到这么美丽的衣裳，小美兴奋得脸色通红。作为童养媳的她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以及婚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皆可以在蓝色印花布中得到体现。作者也通过这一物象传递给读者关于纪小美的身世、家庭以及她的来历。同时，蓝印花布也是林祥福南下寻找小美的一个物证。最后，蓝印花布也成为林百家对自己母亲的念想。这一物象与纪小美的形象息息相关，它不仅是纪小美对美满生活的纯粹追求，也成为亲人思念她的精神寄托。
三、氛围性象征：生命现实的离愁
余华笔下的文城像一幅江南的风景画，小溪潺潺，一片翠绿，一派欣欣向荣的光景。但是在这样的南方城镇里，主人公却陷入了漫长的等待和精神的痛苦之中。余华童年生活在海盐在这样的南方小镇之中，所以余华小说中的故事也大抵都发生在南方小镇，余华将其作为一种规定性的时空。虽然《文城》中的林祥福来自北方，是个北方汉子的形象，但是他也在南方生活了十几年，并最终在南方去世，作者将主要的生活笔墨放在了南方。正如作家在自传中提到，他虽然离开了生活已久的海盐，但是他的创作不会离开那里。在《余华评传》中，洪治纲先生在与作者的对话中谈到了这一问题，并询问作者是否意识到对于江南小镇的书写对小说的内容和主题都做了很重要的补充。余华的回答很明确：“脱离不了，没法脱离。像鲁迅，哪怕他写酒楼的感觉，就是绍兴的酒楼，绝对不是杭州的酒楼。”g
对江南小镇的书写，余华进行了另外一种革新。颓废的社会环境以及肮脏的人性面孔，与江南小镇的氤氲脱俗形成了反讽性的对比，打破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刻板印象。余华小说中使用大量的篇幅对南方进行细节描写，将人物置于“零余者”的地位之上，使人物的性格和身份描写更加饱满和清晰。例如，在先锋小说时期，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将整部小说置于江南的阴雨天之中;《世事如烟》也利用了让人压抑的阴雨连绵的环境背景，暗示了司机终将以人性的窒息作为命运的终结。余华通过这些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小说情节以及夸张的氛围性象征叙事，将原本江南小镇的刻板印象进行重塑，书写更为真实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革，更加凸显出生命的苦难。这种“先锋式”的书写，使读者获得了匪夷所思之感，有了强烈的阅读兴趣，同时也延宕了读者的审美时长。“陌生化”是描述真实感受的重要形式，余华通过荒诞而错位的语言环境，创造出一种反常的古典美学的意蕴，使读者获得阅读的新鲜感。与其将小说事件放在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大城市之中，倒不如将其放在阴雨小镇中，反而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提升了小说的真实感。莫言曾说：“余华是一位‘清醒的说梦者’，他当然知道痴人说梦的潜在危险。”h
《文城》中出现了大量的氛围性描写，沿袭了余华“先锋文学”时期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特点，如流畅的语言文字、清晰的思维方式、冷漠的暴力书写等。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残酷与暴力进行正面和侧面的书写，作者在“陌生化”语境下的江南小镇里，以欺诈、邪恶、丑陋作为背景，将臆想中的诗意与激情化为乌有，在阅读的不可抗力中展现出人间苦难的真实之感。
《文城》的创作核心就是叙事。“车轮的声响远去时，田氏兄弟说话的声音也在远去。”在这部传奇的命运史诗的指引下，一切仿佛尘埃落定，落地無声。本文通过挖掘分析整体性、细节性、氛围性象征叙事来描述文本中的暴力与沉寂、背叛与仁义、精神与肉体的相生相息。文学中的“寻”与“归”久盛不衰，在现代性小说泛滥的如今，余华从一种新的漂泊归乡、精神回归的角度去书写，展现出更完美、更新颖的主题样貌。从象征性叙事的角度来研究余华的《文城》是一个新颖的角度，愿对今后的文本内容剖析以及叙事写作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a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b吴晓东：《象征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c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3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闻雪：《余华自称〈文城〉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文学教育》2021年第6期。
e吴义勤：《切碎了的生命故事——余华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论评》，《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f徐勇：《余华小说：古典气质与乡镇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g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h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9（3）.
[4]徐勇.余华小说：古典气质与乡镇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7）.
[5]闻雪.余华自称《文城》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J].文学教育（上），2021（6）.
[6]吴义勤.切碎了的生命故事——余华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论评[J].小说评论，1994（1）.
[7]吴晓东.象征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8]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9]赖妍彦.余华小说的空间及其隐喻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6.
作者：曹洋，大连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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