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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合”与“离”

时间:2023/11/9 作者: 名作欣赏·学术版 热度: 15347
摘 要:徐则臣在许多散文和创作谈中建构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作为他写作二十多年总结与突破的尝试之作,回应了他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徐则臣认为文学应该具有世界意识,因此他在《北上》中传递出一种世界视野。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与历史可以通过主体串联起来,因此《北上》糅合了文学与历史,具有一定史诗气质。在文学内部逻辑关系上,他认为作家应该以学者治学的态度,时刻抓住小说的内核,因此在《北上》中,他贯彻了“人类与运河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他的小说创作也有与其文学观念背离之处,由于情节的精心设计和结局的圆满,《北上》缺少了耐人寻味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文学观念 世界意识 运河书写

  作为一位受过高等学校中文系教育的作家,徐则臣对于创作和理论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体会。他认为:“作家只是长于感性和想象,并非不需要逻辑思辨能力,必要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对作家非常重要……它能让你的作品更宽阔更精深,更清醒地抵达世界的本质。”a徐则臣在散文、创作谈等文章中论述了他私人的文学观念,笔者认为可将其与《北上》的文学创作相结合,从而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之间相互印证与背离之处。

  一、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陌生感从来都是文学的重要手段和价值之一。”在《新媒体与文学》一文中,他提到了陌生感的丧失:“新媒体的迅速制造和传播信息的目的,就在于取消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因此,当代作家创作都在试图找回“陌生感”:金宇澄的《繁花》写别样的上海,陈彦的《主角》写秦腔名伶人生的兴衰际遇,徐怀中的《牵风记》写挺进大别山战役背后的悲剧故事。在《北上》中,徐则臣选择了意大利人小波罗北上寻找弟弟的第三人称视角和弟弟马福德在中国娶妻生子逐渐中国化的第一人称视角,两个视角的融合形成多视角的“他者”介入。读者跟随文本内容以异质的视角看待熟悉的中国,从而达到一定的“间离”效果。徐则臣还选取了离当下有近百年历史的晚清至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小说的部分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陌生化的处理,以达到多重“间离”的效果。但不可避免的是,作者仍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和想象外国人在20世纪的中国游历时的遭遇。他刻意削弱了批判的力度,更多地从运河沿线城市的描摹中展现古老中国淳朴的民风民情,从而构成了一个前现代文明的诗意中国。当时中国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被弱化处理,使《北上》缺少了一定的张力。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处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是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徐则臣在中日青年作家论坛上提到:“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要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写作。”b他强调的是作家要积极地与世界沟通和对话,要建立广阔的世界视野,找到自身创作的可能性。因此《去波恩》和《古斯特城堡》是他以中国人的视角介入世界的创作。在《北上》中,徐则臣既书写中国运河沿线的人文风貌,也部分书写小波罗的故乡维罗纳的风土人情。他在这种跨文化比较的视域下,建立起中国运河影响下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书中还借助小波罗临死前赠送给大家的礼物来隐喻整个“现代性”在晚清的生发,囊括了语言、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并且礼物作为多个家族的传家宝,在2014年向上回溯的过程中构建了几个家族的家族史,虽不免过于精巧,但“很大程度上,正是依凭着西方‘现代性’的如此一种流播传沿,也才有了以‘后发被动’为突出特征的中国‘现代性’最后的生成”c。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也是世界“现代性”进程的一环,徐则臣在《北上》中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结。

  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暧昧的,千百年来人类无法给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文学创作中,对于历史素材的运用与否,不同的作家会呈现出不同的取舍。徐则臣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就是历史,历史也就是文学,只要其中穿插一个作为独特个体的‘我’”d。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和主体选择,更看重主体对确定的追問和质疑以及对不确定的发掘和展示。他在《北上》中巧妙地践行了这样的观念:小说的开篇是一份2014年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道的考古报告,从考古报告出发,他运用想象与虚构,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展开了1901年的故事。其叙事方式类似于国内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不仅以民间视角还原考古报告,而且各家族后人对于家族源头的历史真相进行了追溯。此外他还借书中胡念之之口道出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将史学研究运用于文学之中,建构出宏大的叙事框架,使《北上》具有某种史诗气质。徐则臣这种将文学与历史糅合的长篇小说写作,一方面来源于他对历史的喜爱,另一方面来源于他对于人类置身于历史潮流之中的敏锐体察与思考。

  文学所能容纳的外延是可阐释的,一部作品的经典性与否以及是否能获奖,都离不开主体的选择。徐则臣认为文学是被需要和被选择的,21世纪以来,“作品产生的社会机制更多地受制于市场”,选择的权利向市场转移,而人们的阅读取向和审美能力也在向市场靠拢,纯文学作家也面临市场的冲击。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是这一年徐则臣着手创作《北上》。正如徐刚所说,《北上》可能“存在着非遗定向制作的嫌疑”e;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徐则臣“拥抱”市场的一次尝试——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书写必然是一个热点,同时大运河也是具有书写价值的对象。因为市场迫切需求,所以为市场而书写的急功近利却缺乏审美价值的运河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如何书写运河一直是徐则臣思考的问题,从书写运河边的故乡故事到专门以大运河为主角书写运河文学,他的思考也反映了21世纪以来大运河文学书写的分歧:运河书写应更注重历史性还是想象性?徐则臣巧妙地处理了这样的矛盾,他站在当代人文精神的立场上平衡了历史与想象的界限,在《北上》中既重构历史,也以“他者”的视角与故事来虚构,使《北上》兼顾了历史性与文学性。

  三、文学内部逻辑关系

  在回答什么是“中国小说”时,徐则臣说道:“用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形式和语言,写出该时代核心的情感、经验、焦虑和困惑。”f更具体来说,徐则臣给出了他认为在这个陌生感和整体感缺失的时代作家的一条出路——“在某个题材和领域内以做学问的态度坐定冷板凳,更加忠实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悟和思考,在同中辨异,于无声处听惊雷,或为正途”。《北上》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徐则臣在创作准备阶段不仅查阅了与运河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还亲自从南到北对运河沿线都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践行了“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进行文学创作,《北上》中拍摄《大河谭》的谢望和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的折射,他们都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运河的了解和情感羁绊,成为业余的“运河专家”。

  此外,徐则臣的创作大都与北京、运河边的故乡和虚构的旅程这三类母题相关。北京是他求学、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故乡是他童年成长的地方,而虚构的旅程则是他对“到世界去”的思考与精神出走,这三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徐则臣对于世界的个人化的感受和思考。《北上》将这三类母题熔为一炉,在1901年的那条线中写了一群中国人随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沿运河北上的故事。他以学者的姿态进行创作,并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展现了自己对于运河的思考。他认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解决“核”的问题,也就是“意义”的问题。在《北上》中,他抓住的核心是以运河为中心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所有人都因运河而联结在一起。作为“他者”的小波罗在北上的过程中与运河产生了生命的联系,而马福德更是在异乡的运河边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人类与运河共呼吸、共生长的观念正是徐则臣这部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核”。

  对于小说的结构,徐则臣认为“因果严密的故事整一性小说”在“充分地面对世界时”,“将是不及物的,是虚伪的”。可是在《北上》中存在着整一性的虚构成分,1901年的历史线和2014年的现代线形成了严密的联系:谢平遥拿走了小波罗的书籍和沿运河考察的资料,他的后人谢望和筹划拍摄《大河谭》项目,成为“运河专家”;孙过程拿走了柯达相机,孙宴临成为美术学院摄影系的副教授;邵常来拿走了罗盘,他的后人代代以跑船为生;马福德的后代周海阔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但是虚构的时空交叠,并且冠以圆满的结局,由于过于精巧而缺失了深思的余韵。再联系到书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题词“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如果单从字面意思理解,或许其与徐则臣在书中想要表达的“今天可以回溯过去,从而达到时空的联结”相一致。但是吴可在加莱亚诺的原文《破损的记忆》的英译材料中发现,“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讨论的并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历史书写及叙述权力与暴力的问题;‘唤醒’之后的清醒记忆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尽管这种记忆并不一定厌恶怀旧情绪,但它宁愿选择希望的危险”g。由此可以推测题词的引用完全是被“误读”了,并且缺失了原文想要表达的深刻、沉重的内涵。

  一部作品的诞生是从“疑问”开始的,“疑问既是一部作品的起点与核心,也应该是它的终点”。那么结尾如果是开放式的,是有疑问的,是留白的,那更能承载未言的力量。如徐则臣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结尾“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h,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北上》中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虽然符合近年来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的现实,但作为小说文本少了可以回味的意蕴。在科技发达的当下,失去社会功能而只是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如何自处,以及传承运河文化到底是成为当地旅游经济的“幌子”,还是真的能对年轻的一代传递文化内涵,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所谓申遗成功,究竟是对大运河历史文明的重新书写,还是对于这一历史文脉的盲目埋葬,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虑的问题。”i徐则臣在《北上》中并没有表现出这种隐忧。

  四、结语

  徐则臣在诸多散文和创作谈中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北上》作为他写作二十多年的总结与突破的尝试之作,回应了他的文学观念。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徐则臣认为文学应该贴近时代,在全球化市场化的今天与世界并轨,因此他在《北上》中传递出了一种世界视野。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上,徐则臣认为文学与历史可由主体“我”搭建起相通的桥梁,因此他在《北上》中糅合了文学与历史,创作出了具有史诗气质的故事。在文学内部逻辑关系上,他认为作家应该以学者治学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并且要时刻抓住和体现小说的内核,因此在《北上》的创作中,他严谨认真地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在小说中贯彻了“人类与运河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他的小说创作也有与其文学观念背离之处,他认为小说不应该具有因果严密的整一性,并且强调“疑问”的重要性;但在《北上》中可以看到作者精心安排的痕迹,且《北上》的圆满结局抛弃了“疑问”和耐人寻味的深层意蕴,使得《北上》缺乏可思考的空间与深度。不过,徐则臣新的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入围了2020年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初选名单,我们可以期待他在未来能创作出更优秀、更意味深长的长篇著作。

  a 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页。

  c 王春林:《以运河为中心的现实与历史书写——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

  d 徐则臣:《一意孤行:徐则臣散文自选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67页。

  e 徐刚:《当代文学的经典生产与典范示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述评》,《艺术评论》2019年第10期。

  f 弋舟、石一枫、田耳等:《本期话题:70后作家,有无自己的高峰时代?》,《江南》2016年第6期。

  g 吴可:《“翻译”与帝国的“逆写”——从题词进入〈北上〉的可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h 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09页。

  i 冯祉艾:《历史文脉下的自我突围——谈〈北上〉中对于历史现实功能的书写》,《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 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

  [2] 徐则臣.一意孤行:徐则臣散文自选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3] 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4] 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

  [5] 王春林.以运河为中心的现实与历史书写——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J].中国图书评论,2020(8).

  [6] 于一爽,弋舟,石一枫,田耳,东君,乔叶,李浩,任晓雯,阿乙,阿丁,张楚,赵志明,徐则臣,鲁敏,路内,蔡骏.本期话题:70后作家,有无自己的高峰时代?[J].江南,2016(6).

  [7] 吴可.“翻译”与帝国的“逆写”——从题词进入《北上》的可能[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1).

  [8] 徐刚.当代文学的经典生产与典范示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述评[J].艺术评论,2019(10).

  [9] 冯祉艾.历史文脉下的自我突围——谈《北上》中对于历史现实功能的书写[J].中国图书评论,2020(8).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0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项目《结合公众阅读现状研究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价值和评奖标准——以南京高校为例》的研究成果

  作 者: 李瑜琳,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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